FIRST的台灣影人：新力量的兩種可能

新浪娛樂訊 「我見證了台灣電影的沒落。」 在第六屆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禮上，台灣畫家陳界仁說了一句重話。

在如此情境中說出這句話，顯然是有些任性的。畢竟，在今年競賽單元入圍名單里，有五部為台灣電影，其中劇情長片有兩部，分別是已在金鐘獎、台北電影節有所斬獲的《川流之島》，以及侯孝賢監製、狂掃台北電影節四項大獎的《強尼·凱克》，兩者都是種子選手。

最終，陳界仁和他的搭檔曹久平，把最佳動畫實驗片獎頒給了來自台灣的《異域》。而在他們頒獎之前，最佳短片獎被台灣的呂柏勛拿走，在他們之後，台灣演員鄭人碩憑藉《強尼·凱克》摘得了最佳演員獎。

「但我在FIRST看到了新的力量。」陳界仁後來補充道。顯然，台灣電影人是這股力量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從中，我們也可對台灣新生代電影人的發展現狀窺探一二。

台灣電影人眼中的FIRST

《川流之島》導演詹京霖與演員鄭人碩住在西寧市中心的酒店裡，剛入住，就遇到了好幾個台灣人，他們都是來參加西寧FIRST青年影展的。

幾年前，詹京霖在換台的時候，意外看到了《心迷宮》，深深為影片中的生命力著迷，「以前在學習過程中，我看了很多內地按代際劃分的導演的作品，應該說全部都看過了，但這部電影不是想象那樣的電影，是這樣子的。」

台北電影節策展人郭敏容說，《心迷宮》、《黑處有什麼》等影片都曾在電影圈引起小範圍的關注，而《八月》斬獲金馬獎最佳影片，則成為了更大範圍的台灣電影人認識FIRST的契機，「當時競賽放映后，大家就看好這個片子會拿獎，頒獎的時候，張大磊沒有拿到最佳新導演，我就知道，金馬要頒個更大的給它了。」

而對於《強尼·凱克》的主創而言，他們對FIRST最初的印象，其實是來自去年的FIRST評審廖慶松。廖慶松回台灣之後，對FIRST讚不絕口，身為侯孝賢的大師級剪輯搭檔，這種讚譽也影響到了侯導及其團隊。

張築悌是侯孝賢的媒體聯絡人，同時也擔任了《強尼·凱克》的製片人，她對FIRST最初的印象是《中邪》，因為「傳得很厲害」，後來她開始更深入地了解這個電影節，「北京的電影節我們就不提了，也很有別於上海，我覺得上海還是需要一點星光熠熠的感覺，但這裡是針對新的導演嘛，所以其實就很電影，我其實很喜歡這樣的影展，得不得獎不是重點，重點是跟觀眾之間的交流。」

為了與觀眾交流，他們把《強尼·凱克》送到了FIRST。此前，FIRST曾邀請侯孝賢出任評委會主席，但為了避嫌，侯孝賢拒絕了。後來，《強尼·凱克》入選后，侯孝賢本打算來FIRST走走看看，但因為擔心高原反應而作罷。張築悌說，內部討論時，大家也曾擔心《強尼·凱克》不是FIRST的藝術取向，但大家抱著一種「來玩」的心情過來了。

對於台灣人而言，西寧的高海拔也並不是在每個人身上都作用明顯。59歲的李烈跟著大隊去了青海湖露營，三十多歲的青年導演詹京霖卻狠狠地感冒了好幾天，張築悌和導演黃熙經過一天的調整，也適應了這邊的水土。

除了「玩兒」，他們對FIRST也有自己的好奇。郭敏容最想知道的是，這個電影節的觀眾構成是怎樣的，是西寧本地的民眾，還是全國各地趕來的影迷？

而詹京霖提問的是「這邊的人為什麼比較有勇氣，有衝動」，他得出的結論是「雖然可能被壓制，但是反而力量更大」。一位台灣片商說，台灣電影新浪潮時期，人們之所以有很強烈的表達慾望，是因為時弊太多，而現在，大家反而失去了可以抵抗、反思、批評的基石，所以作品多為「小確幸」。

電影節的最後，詹京霖的《川流之島》為鄭人碩拿下了最佳演員獎，填補了男主角還未拿獎的空缺，而黃熙在最佳劇情長片的爭奪中，輸給了《小寡婦成仙記》，最終沒有摘得獎項。

台灣新力量的兩種可能

詹京霖和黃熙，代表了台灣新導演的兩種上升途徑。

詹京霖之前是專跑民進黨的時政記者，「二十齣頭，心中有一些抱負，我那時覺得身為記者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後來我感覺整個世界是一個局。台灣政治新聞跟娛樂新聞差不多，政客們塑造自己就像塑造明星一樣，都是一樣的事情。」詹京霖說，在他跑這條線的時間裡，見證了政黨的輪替，「你經歷了一個美好的幻象，覺得社會好像要轉變了，那種感染力撼動了你的心，但幾年以後，它並沒有變得更好，我會覺得自己真蠢。」

於是，在《卧虎藏龍》熱映的那年，詹京霖選擇了攻讀電影碩士。剛進研究所時，他甚至連攝影機要怎麼開也不知道，選擇全新地開始一種學習，因為「我心裡是想把影像作為工具，表達自己的訴求。」

《川流之島》是電視台對詹京霖的邀約，但預算只有40萬人民幣，時間是3周寫完劇本、12天拍攝、3周剪輯，這還不算最難，詹京霖還要以高速公路停止運營為背景創作，這意味著，這個新導演拍第一部長片，就要試著跟台灣的官方組織以及被迫下崗的國道收費員打交道。「高速公路管理局以為我們是去歌功頌德的，結果我找了收費員組織做顧問。」

詹京霖對於時間和成本的限制並不介懷，當過記者，知道這個世界上有截稿日，所以他看清楚了一件事：「我拍的時候就知道，肯定不會很滿意的，但是話說回來，我覺得這世界上也沒有很滿意的事情。」

對於「上升」這件事，詹京霖沒有顯示出野心，從短片一路走到今天，他自認沒有刻意去尋求機會。

而黃熙看起來，有侯孝賢班底的保駕護航，但這也似乎成為了一個爭議點。進入FIRST的複審環節時，評審曾指出：「我們沒有理由因為他獲得的資源，來去否定他，導演有能力去實現。」

黃熙與侯孝賢的女兒是同學，從小便認識了這位大導演。他在加拿大溫哥華讀書，這座城市的電影教育很發達，年輕人很早就可以接觸短片拍攝，一路到高中，再到紐約大學，黃熙都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畢業后，侯孝賢當時拍在《南國再見·南國》，黃熙加入了團隊。

2006年，黃熙決定離開電影圈，去過朝九晚五的生活。但因為不甘心，2015年，在侯孝賢拍攝《刺客聶隱娘》時，他又回到了團隊。

張築悌說，侯孝賢未曾刻意培養新人，只是覺得黃熙的劇本不錯，便決定監製，身為侯導的團隊成員，張築悌也就全心全意地為片子而奔走。在找錢時，相比內地片商搶新導演的好項目，張築悌坦言並沒有感受到這樣的氛圍，反而是回收的壓力很大，即使是預算只有約500萬人民幣，「我覺得大陸的錢，大家也還是在觀望的，市場很大，但不一定是你的市場。」

寫劇本和拍攝的過程中，侯孝賢對黃熙也並無太多細節上的指導。張築悌透露，在看完《強尼·凱克》之後，侯孝賢曾說「片子很楊德昌」：「繼楊德昌之後，沒有人這樣去展現台北中產階級家庭的環境。」

「侯導說，楊德昌是城市的，他是local的，他是那種廟口前的小混混。」

這樣的評價讓新導演黃熙很是惶恐，但張築悌會安慰黃熙「有什麼壓力，你又不是故意的，是人家說的」。張築悌有點誇張地說：「就像張嘉佳拍《擺渡人》一樣，出來大家都說王家衛拍的。他拍完以後，我也不希望大家會說這是侯導拍的、這是楊德昌拍的。」

詹京霖坦言：「有大師加持，有好的資源，當然是好事，但接受一些事情就會犧牲一些事情，不過，只要做得好，就是好事。相對而言，它延伸出了可能性。」

不過，張築悌透露，影片目前在談海外發行，「但海外公司說新導演沒有人氣，演員也沒有人氣，聽完之後我也很感傷：誰不是第一次出來的，這樣好累，人家好沒有生存的空間。」（阿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