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作家：今天，我們為什麼寫作

為過去和未來寫作

□玉 珍

恩斯特·榮格說：「為什麼寫作的問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這其實也是我想說的。

對寫作者來說，為什麼寫作是個複雜又單純的問題，任何藝術創作都矛盾，這種矛盾在相生相剋中抵達真相與澄明，我害怕被人問這樣的問題，就像問我「你為什麼要寫那首詩呢？你剛剛為什麼要說那句話？你為什麼要活著？」

今天，在這個無比分裂荒誕、充滿巨變和浮躁的世界，寫作，這種與靜和孤獨相生的容易極端的事情，更變得複雜艱難起來，圍繞它的叩問與討論也更為分裂，充滿懷疑、自省，當然，越複雜的時代越考驗寫作者，在未有的難度的與挑戰中，寫作者更應警醒自身，有思想的銅牆鐵壁，調整自身，尋找真相，如亂世英雄，能突出重圍必顯非凡。而寫作本身正是為什麼寫作的最好回答。說到真理、傳統、正義、生活的真相、人生的真諦，在如今求新求異的年輕人那兒，不免顯得空大，但事實證明，這是任何真正有良知有擔當的寫作者和好作品不可迴避和終要達到的境界。

寫作者想要表達，有感而發率性而為，像餓了要吃飯一樣自然，這是最單純的，諸如「妙手偶得之」，「無招勝有招」。至於它的複雜，則涉及龐大。為一種熱愛的固執的驅動，一種對思索的沉迷，我像發動機運作那樣去寫作，依賴思考時個體的存在感，薩岡說「寫作使我著迷」，正是如此，對我來說，寫作的魅力跟探險一樣，跟隨強烈的願望與內心去表達，為一種未知的藝術魅力、迷狂的想象、神秘的感知、無窮的好奇或上進心、對語言世界的渴望、飢餓的求知與偉大自然的嚮往，渴望在有限時間與渺小生命中用創作擴大那種精神氣場。

我從小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要當個偉大的作家，我時常在腦海里極力發揮想象，渴望在寫作中上帝般創造或掌控一個語言的世界，很小時候我便感覺到了語言無窮的魅力和力量。但時過境遷，我已經記不清寫作開始的具體時間和緣由，寫作一旦真正開始，為了什麼已經不重要，思索，像在一個巨大的謎團與混沌中前行，是不斷擦拭蒸汽、撥開迷霧的過程，因此也算是一個尋找真相與答案的過程，但也許永遠也弄不清—— 一旦弄清會如何呢？

查爾斯·布列斯基說：「一旦我知道了我為什麼寫作，那麼，肯定地講，我就再也無力寫下去了。」這是有道理的。我為這「無法回答」的問題說了那麼多，或許也是一種寫作，一種關於寫作的道德觀念，這種觀念能在寫作中體現出來，讓自己的所為顯得更為清晰，通過這種立場和態度，讓不知情的人知悉寫作在寫作者心中的面目。

我們在寫作中釐清一種個人史，重新歸整回憶與夢想，是對社會、個人以及周遭境遇的反映，為人性或非人的，值得或不值得的，為良心或直覺，美好的或棘手的，在寫作開始之後對象開始變得龐大無比。它沒有止境，它能讓我散亂無章的生活變得有「章」可循，清白充實，這是另一種充盈自由，幾乎是毫無目的的，唯一和充滿力量的單純。是讓我鄭重、真心並心無旁騖去做，且有信心和熱情去做好的事情，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對個體生命的肯定和存在確認，讓人踏實，充滿動力。我需要通過一種途徑解決內心的疑惑、迷惘、擺脫，驅趕虛空，寫作說到底又只是內心的一種選擇，是屬於心靈的東西。這一切抽象的東西匯成一條奔涌的大河，那河流像寫作的緣由，又是寫作本身。

所有人都在時間之河中，我們無法完全講清寫作的意義和方向，那是一個無限大和漫長的空間，只去寫就好了，說到這兒，我突然想粗略地表達為「為過去和未來」，因為我們的寫作有些為已過的回憶，譬如我的童年，人們已逝的愛與苦難，另一些在未知的將來，充滿無限可能。

寫作是永恆的事業，不管基於什麼，朝向什麼，終需面對一些不可避免的事物和現實，不管世界怎麼變化，現在、明天、下一個世紀，或無限的未來，都將如此。

幻痛的射擊者

□路 魆

我犯小視症時，眼前所有事物都在變小、變遠，並且在微微旋轉。多年前，我問醫生這是怎麼回事。醫生很困惑，但笑著說她也不知道。現在我知道了，它不過是出現在我身體上的又一種病性幻覺。它是否需要被納入接受治療的範疇？普遍的治療對策是空泛的、無用的。我知道那不僅僅是身體上的癥結。

漢德克的《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中，布洛赫「離那些事物如此遙遠，連他自己都根本再也沒有出現在那些他所聽到或者看到的場景中。就像航拍！」小視症出現時，跟這樣的描述很接近，包括那種潛在的心理。我對這個時代感到異常緊張、恐懼，小視症是個表象，眼前的世界變成了一個窺孔後面的微縮之景。當我寫作時，我感覺自己離這個時代很遠，彷彿循著微光，回到了先知存在過的年代。我懸浮在時代的上空，腳不能著地，地面也沒有我投下的影子。是否確實如此？也許，我自己本身才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破碎的投影，跟它的命脈相連，而我並不自知。正如我偶然懷疑，人類的文明與命運，被掌控在另一個更高維度的宇宙文明的手中。當然，寫作只是我了解身體內部的黑暗宇宙的小小光柱。

閱讀之初和寫作之初，我都是為了解決自己對死亡的困惑，至少在我祖父母去世后的那幾年裡，我的寫作一直是在內部空間中尋找死亡的哲學意義，以抵消它攜帶的世俗悲痛對自身意志的巨大消耗。死亡存在於每個時代，每個時代的寫作者都在更新對它的定義。我不敢說自己的寫作更新了它的定義，它只是促使我開始寫作的洪流之源。我是面對著死亡威脅來寫作的人，我跟它繞著圈子，彼此都企圖跳到對方的背後來一場突襲。

新時代的空虛和漫長，讓事物變得蒼白，我面對的似乎是一個跟古代截然不同的時代。自我懷疑、迫害妄想、極度敏感，讓我活得如坐針氈，我應該停止手上所有的工作，躲進自己營造的靜止的以太中。然而我不能，我在人流中行走，被刺痛，被迫去感受，一個眼神、一聲呼嘯都是痛苦的暗示。我從來沒有遠離這個時代，我的寫作在還沒有解決內部的死亡焦慮時，又得開始處理我把自己投入時代中產生的巨大虛空。這個新時代里的痛覺、幻覺，依然是來自遠古時代的精神情緒，從猿人面對殘酷自然和種族相殘威脅的古代，一直延續下來。我所看到的一切，不過是它的變體。我在我的第一篇小說《竊聲》里，曾無意識地表達過種種延續至今的狀態。當我重新閱讀它，我才讀出那種早就超越我的自覺而自動噴湧出來的意識。又比如在《林中的利馬》這篇小說里，我創造了利馬，創造了另一個自我形象：利馬面對來自他人和自我記憶中的無端折磨，在尋求佛教關懷不得后，乾脆整個人沐浴在痛苦的大河裡，淹沒天靈蓋，與之融為一體。

藝術是否就出自對時代痛覺與幻覺的摸索？故意尋找身上隱而不現的矛盾繩結，然後就算割破皮肉也要掙脫它？我珍惜這種熱力的涌動，小心地懷揣著審視的眼力，越寫就越痛，是一場自虐的演出。那麼，我在這兩三年裡寫下的小說，是否曾通過一條微光爍爍的幽徑，到達過他人的世界？

今天的空氣中充滿那種痛與幻的變體，如同一個個細菌，卻更加頑強、兇猛。每個寫作者都握著一桿槍，瞄準令他們最有切膚之痛的目標，扣下扳機。但往往由於火力過猛，口徑過大，產生的后坐力把射擊者撞得遍體鱗傷。只是，這種射擊總會持續下去。

熱愛一個時代，並講述它

□修新羽

先前總有執念，總會告訴那些小說人物的原型，他們被我寫到了作品里。有些人毫不在意乃至深感榮幸，有些會把成稿要過去，翻來覆去地讀，對所有細節提出異議，生怕自己被認出來。

這樣固執的坦誠帶來了很多麻煩，每次都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對後者解釋：不，你是原型之一，但這並不是你。我需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讓他們明白虛構與真實、藝術與生活之間的種種關係，並最終得到他們的允許。

得到一兩個人的允許都已經如此困難了。又該向誰來求得允許，去審視和書寫整個時代？該觀察什麼，怎樣平衡虛構和真實之間的關係，讓後世在閱讀我們的作品的時候，看到我們這一時代的精神圖景？

我能夠得到允許嗎？或者說，我能做到嗎？

曾經人們對文學有過高於歷史的期待，認為唯有在小說和詩歌里才真正記載著生老病死、最高尚的愛與最刻骨的悲哀。朋友圈裡被熱情轉發的「如果不考慮現實因素，你最理想的三個職業是什麼」，許多人給出的答案里都有「作家」。這讓人感到欣慰，從另一角度，也讓人失落：似乎但凡考慮到「現實因素」，「作家」就被剔出人們的選擇之外了。

公眾號蓬勃發展，自媒體熱火朝天，對「文學式微」的憂慮卻被人們一年又一年提起。大量資本湧入市場，打造超級IP成為潮流。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標準來衡量一個作家呢，閱讀量？發行量？稿費標準？我們常說，時間證明一切，然而在時間的證明來臨之前，我們如何判斷什麼是值得的？

對我而言，堅持寫作，實際上就是在堅持不合時宜，不被潮流所裹挾，甚至在必要的時候選擇逆流而行，「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正如里爾克所說，「藝術作品始終是冒險的產物，是一種把自己逼到無路可走的極端體驗的結果。」我們必須要讓自己習慣于思索，習慣於旁觀，習慣於走在領先的位置，先於所有人而走入人類共同的困境，先於所有人而無路可走。

這也會帶來某些小小的後果。我自小就喜歡人群，偏偏過於敏感又過於觀察入微，總會被人群之中那過多的情緒和信息所淹沒，不是顯得過於狂熱，就是顯得過於笨拙。我總想忽視掉那些虛偽客套的表面文章，尖叫著，至少在心裡尖叫著說出真話。

蘇格拉底曾經說過「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們一旦深陷在細枝末節中而缺乏冷靜思索，就會很容易忘記自己究竟在做什麼。而小說家就應當承擔「審視者」的角色，他會提醒狂熱的雞蛋以毀滅的命運，也會提醒高牆以雞蛋的狂熱，他的審視和他的記錄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小說家站在自己那邊，他是雞蛋與高牆的敵人，也是雞蛋與高牆的盟友。

英文里有兩個俗語，「房間里的大象」和「柜子里的骷髏」。前者說的是人們對眾目睽睽之下的某些事實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後者說的是受人尊敬的人或家庭背後可能隱藏著的可怕秘密。小說家所描述的，就是這頭「大象」和這具「骷髏」：他要替所有人承認，替所有人懺悔，最終，如果足夠幸運的話，替所有人爭取到救贖。

而從更為私人的角度出發，小說亦是一個儲存東西的罐子。某個情緒，某句話，某個人，他們出現在我的生活里，我想把他們記錄下來，又不能讓他們看起來太突兀，所以就編製出了不同的小說，講了許多句子，花費了很長時間，只希望他們能出現在最恰如其分的位置……如果有人願意讀完我的每篇作品再來注視我的眼睛，就能夠完完全全了解我的一生。

而我不願僅有一生。

高二時，半夜窩在被子里，讀了王小波的《萬壽寺》，多年來清楚記得這句：「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

海德格爾宣稱，人應當詩意地棲居，「只有當我們保持著對詩意的關注，我們方可期待，非詩意棲居的轉折是否以及何時在我們這裡出現」。詩意在這裡是一種超出原本生活之上的審美境界，是渴望，也是信仰。

而我們期待的，正是像所有偉大文學家所做成的那樣，用自己的方式命名萬物，讓終將消亡的所有記憶都變得更有意義。

我想這就是我閱讀小說和創作小說的動機。

遇見了，就停不下來了

□連亭

我曾經想過，如果不寫作會怎樣。後來我發現，這是個不能成為問題的問題。身在其中的我，根本無法不寫。就像帕里斯王子遇見了海倫，一場引發特洛伊戰爭的愛情就停不下來了，身處其中的人根本無法左右。

寫作，註定會成為孤獨的異類，要讓文字獲得生命，就要用自己全部的愛去填補紙頁的空白。而這個過程，會有辛酸與疼痛，有裂變與執拗。

文字是自我的一面鏡子，也是生活的一面鏡子，它告訴我，我為什麼而活著。只有它最能接納我的淚水，我的執著。

我需要愛，需要來自生命深處的東西，需要哭和笑都是真誠而坦蕩的。而俗世中，人用太多的偽裝保護自己。這種偽裝漸漸演變成隱性的傷害。說到底，人和人，都終將歸於塵土。在熔鑄悲欣的生命歷程中，我總是想留住一些東西，揭示一些東西。

小時候，我爬樹，我匍匐在地，我蹲在草叢，臉湊近花葉看小動物發出興奮的嘶嘶聲，我也會變得興奮與緊張。那時，我自由、快樂。長大后，我成了個不諳世故的人，寫作就成了一種寄託和依賴。

現實有一種東西很可怕，那就是任何人永遠都無法彼此了解。而在孤島上彼此為戰的我們，也永遠無法捕捉到真實。自我到真實之間，始終有一片中間區域。不幸的是，所有的誤會和曲解都存在於此，並且沒有確切的解釋。而可喜的也是，所有的藝術和魔法也都存在於此。而我，正為魔法著迷。

在現實中，我羞於承認，我一直是孤獨的。是寫作給我以救贖和力量。在巫風文化濃重的南方，我的父輩都是泛神論者。我是個沒有宗教歸屬的人，卻是個被終極價值追求所俘獲的人。在漫長的精神流浪之後，獨自進行著冗長的戰爭：在寫作中進行自我的不斷撕裂與重新組合，試圖捍衛已經式微的詩意或者已被說成幻想的理想。

我希望我的寫作是有終極追求的，我要求我的寫作是向著終極而去的。我覺得生命有一些很美的東西，需要極致的眼光和極致的精神才能發現，而我若有幸觸及到一點，就是生命最極致的迴響。

我發現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這樣的作品無法在誕生，同樣的故事移植到會變得庸俗，是因為我們的民族沒有那樣的宗教觀念和精神氣質。那麼，一部好的作品，是與其民族氣質、地域屬性相生的。而我的民族、我生長的土地，它深層次的精神、血脈、氣質是什麼呢？我必須得把它找出來，並把它和我、和人、和時代融合在一起。我想寫直抵生命深處的東西，寫生命獨有的氣質和光亮，寫牽動人七情六慾的隱秘，寫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一切。寫，是自我呈現和純粹化的過程，也是一種極致的觀念，是通過個體洞見人類整體的嘗試與努力。

當認真起來的時候，文學有時是清晨美麗的露珠，有時是甜膩的毒酒。它給予歡愉與深邃，也給予痛楚和困頓。

真正的寫作都是從衝動和激情開始，深入進去了，還會遇到技巧、格局等等問題。而一旦開始了，就要付出整個生命去耕耘、呵護，也會磕磕絆絆，而無論路的盡頭是什麼，都得任勞任怨、無怨無悔。

我經常帶著書和稿紙（後來是筆記本電腦）在許多城市走走停停。沒有一座城市可以長久停留，而寫這件事卻是一直在進行。我不是在流浪，也不是在旅行，一半是為了生存，一半是為了尋找自我。生活很多時候是沒有浪漫可言的，寫作也不是輕鬆的事，卻是怎麼都放不下的事，像命中注定的遇見。我全部的責任，已然是在平常中，把生活烙在身上的痛釀成酒，先醉己后醉人，用一點不甘的執念點一盞溫暖的燈，照亮現實的黑暗。

生存的孤獨被流浪和居住過的城市所見證，而精神的孤獨只有失眠過的黑夜和寫下的文字知道。從骨子裡流出的文字，如同黑暗中的燭火，對於整個黑夜它是微弱的，對於在黑夜中醒著的人，它是洞穿黑暗的光亮。那些荒涼的、空曠的夜晚，我把自己變成一支流淚的燭火，在風中凝視無邊的黑夜，在寫作中一遍一遍成為一個死去又重新活過來的人。

我寫作不是因為我活得比別人明白。現實中的我有很多困惑，很多執念，很多追問，正是如此，我才一直在探索在寫作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