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人生 | 童世駿：「業餘哲學家」的回憶和思考

2011年7月，剛上任為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的童世駿寫信給尤根·哈貝馬斯，在為他主編的《哲學分析》約稿的同時，他順便向這位德國哲學家通報說：「我的職務最近變了，更靠近改變世界而不是解釋世界了。」此言之後，已過六年，童世駿在「改變世界」的實踐家崗位上，一直在「業餘地」做一點「解釋世界」的哲學家工作。

童世駿說他的為學並無宏大規劃，更多是憑著興趣和機緣。從認識論到科學哲學，從政治文化到精神世界；在挪威訪學邂逅了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學說，因為與興趣高度吻合進而深入研究，那種巧合彷彿不是他追著哲學，而是哲學趕著他。30多年過去了，一回頭，卻是由「問題」和「規則」、「理性」和「記憶」等概念完成的「連點成線」，或喬布斯所說的「connecting the dots」。

童世駿的入世秉承師風。從導師馮契先生對現實問題的投入到挪威導師希爾貝克的跨學科融合，到研究對象法蘭福克學派第二代掌門人哈貝馬斯對社會問題的自覺關懷，他領銜的當代人的精神文化的系列調查，既有導師和研究對象的為學影子，更有他自己對后形而上學時代哲學實踐的理解。

童世駿的學習能力很強。自小就有的強烈好奇心讓他1989年就有了Toshiba筆記本電腦，這種IT的弄潮者優勢始終伴隨著他，常常在幾小時內，回復郵件就會從他的iPad發出；而大學畢業就能對答如流的英語能力更讓他「身在上海溝通全球」；自覺向其他學科取經的積累使他視野開闊，這些也道出了他邊做邊出書的秘密。

於是，記者試圖走近這位「業餘哲學家」的視野和內心世界。

17歲的兩次光榮

1975年春天中學畢業，他只有16足歲。童世駿被分配到擁有1萬職工的崇明國營躍進農場，雖然是讓人羨慕的拿工資、有醫保的「農場工人」，不過所有高難度的農活一件也沒拉下，包括被稱為「水匠」的水稻管理員工作，每回雷電風暴驟雨交加時，他就要衝出宿舍，抓緊開渠放水。

在電視台做哲學直播演講

那年夏天，他被抽調20天去程家橋參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學習，許是有了這個基礎，下半年，市委寫作班組織第8期「工人理論寫作班」，請來自全市各系統的工人骨幹分子閉門4個半月學習哲學，童世駿又被推薦了。「學習的地點就在現在的社科院所在的淮海中路622弄。」童世駿2004年去社科院擔任黨委副書記時，時常會和國外學者談起這段歷史——學習期間，學員們的最重要任務是到位於七重天的電視台和位於北京東路2號的電台主講哲學講座。「我是第三講，演講題目是『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剛過17歲的他便在電視台做直播演講，無論如何是件驕傲的事情。至於演講的題目，也被他在國際交流中用來解釋社會的巨大變化，那時宣揚「鬥爭哲學」，現在則建設「和諧社會」。

在毛澤東做主席時入了黨

1976年的8月28日，他入黨了。十多天後的9月9日，毛澤東去世。「要是農場黨委堅持我必須在9月中旬滿18歲時才能宣誓的話，我就無法在毛澤東擔任主席時入黨了」，童世駿說，口氣里有些驕傲。很快，他被任命為連隊副指導員，這意味著，他已向組織作出了承諾：從此紮根農場，放棄上調進城的機會。

儘管成了全連300多人的領導，童世駿那時嚴格地說來還只是一個teenager。一次連夜搶救被颱風吹塌的豬棚，實在太困了的他，不小心讓老虎鉗柄刺破了右眼的角膜。後來說起這事，他總不忘記提到第二天在崇明縣醫院為他縫針的那位中年女醫生，「那醫生很冷靜，手術做得很清爽。」

紮根躍進農場的契約因為聯考的恢復而自動中斷了，童世駿參加了1977年年底的全國聯考，1978年春天進入了當時還叫「上海師大」的華東師大。

馮契的認識論弟子

進華東師範大學前，童世駿並不知道馮契的大名，這座有條麗娃河的大學總是給他一些「驚喜」，師從馮契這樣的哲學豐碑前，進入政教系老四班是驚喜的預演。

政教系老四班的擴招生們

準確地說，老四班的學生都是擴招進來的，他們入校時，其他三個班級都上了一個月的課程。童世駿在農場已經準備重新複習改考理科時，喜訊傳來，自己被錄取了。但令他沮喪的是，他的前四個志願：復旦國政系、復旦哲學系、華師大中文系、華師大歷史系都沒有垂青他，他被錄取在華師大政教系。然而，命運女神時常是一位戲劇高手。在華師大校園毛主席像背後的地理館333教室，愛坐在階梯教室倒數第二排的他，在那裡認識了如今在華師大的幾位最優秀學者，俄蘇研究專家馮紹雷、哲學專家楊國榮，還有思想史專家許紀霖。

那時的政教系幾乎包含了全校「哲學社會科學」的所有專業，經濟系、哲學系、社會學系、政治系等等都是後來從中分化出來的。在大三分班時，他與同學們組建起了外國哲學興趣小組，組員有7人。「如今只剩下1.5個人在從事哲學研究了。黃勇從美國轉到香港中文大學，內地剩下的就是我這半個人了。」

那時，他們在老師的帶領下編書《哲學原理髮展概述》，「已有科研的雛形」。但更難忘的是，同學們相約去美琪大劇院觀看薩特的話劇《骯髒的手》后一路討論的興奮，分享第五宿舍走廊里和333教室牆壁上的壁報上有關弗洛伊德、中美關係和自私是否可能合理的各種各樣討論。而在最應該全神貫注的某門主課上，童世駿持續的樂趣是將一本厚厚的英文版哲學文選中每章的長篇導論翻成中文，似乎是為他後來在全國較早開設《哲學概論》課做著準備。

「問題意識」的思維方式

考研時，他的目標自然認準了馮契先生。馮契只招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和哲學專業，而馬哲專業中是第一次招收認識論方向，事實上，這個專業由馮契先生挂名招生的也就這麼一次。所以，某種程度上，童世駿和馬建模（很早就去了企業工作）是馮契先生的認識論方向研究所的開門弟子和關門弟子。具體指導的多是張天飛教授，但是，馮門弟子們常有機會一起聆聽馮先生的講座，感受他的思想和治學風範。

談到馮先生，童世駿心懷敬意。承蒙金岳霖、馮友蘭、湯用彤三位哲學大家的庭訓，馮契對中哲、馬哲、西哲無所不精，童世駿對此一直有「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感覺。在治學特點上，童世駿尤其受馮先生的「問題意識」的影響。1957年，馮契先生出版了小冊子《怎樣認識世界》，毛澤東在1960年時向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推薦此書，童世駿說這說明毛的哲學眼光畢竟不俗。在那本書中，有一節將「疑問」作為認識論問題之一加以討論，童世駿的碩士論文就是《問題在認識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同時代學子中，這樣的意識算是有點新意的。

回憶這點時，童世駿坦陳，不少西方哲學家如波普爾、杜威，以及伽達默爾都曾對「問題」做過深刻的研究，但那時他讀的其實相當不夠，儘管他還特意去上海圖書館借德語書了解東德哲學家對此的評述。直面問題這種思維方式一直伴隨著日後的為學。1994年，他與趙修義教授一起撰寫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同時代的西方哲學》出版，並沒有按照傳統哲學家或哲學派別為中心來撰寫，而是列出五大重要的哲學問題，文末的小結中對各派的觀點與馬恩做了比較。此書日後多次獲獎，與它的「問題史」寫法有不少關聯。

與公眾交流中扮演「詮釋者」

然而，最讓童世駿折服的是馮契先生把抽象玄思與社會關懷密切結合的努力和能力。他曾撰文「像馮契那樣創造價值、追求理想、履行責任」，高度讚揚馮契在文革后，從63歲到80歲，寫下獨立思考的200萬著作。「先生很擅長把當代政治文化所習慣的素材運用到哲學研究的問題中去，無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他們的問題和命題，會被先生融會貫通地創造性理解，而且，先生願意寫一些小冊子，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談談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

這樣的特點，都能在童世駿身上看到。「解釋世界從來就是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徑。」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餘，他會被動地接到一些約稿任務，包括為全國和上海黨報撰文，以及像《文化軟實力》（2008年）、《論規則》（2016年）和《當代的精神挑戰》（2017年）這樣的書冊。即便是命題作文，他也會修改到編輯截稿的最後一刻。在這種被童世駿自嘲為強迫症的認真背後，不僅有他從馮契那裡學到的哲學家的入世精神，而且有他從哈貝馬斯得來的這個認識：在當今社會，哲學工作者與其說是頒布人生意義的精神導師，不如說是在科學和常識之間充當中介的「翻譯者」或「詮釋者」。

與哈貝馬斯的神交

不情願地進了華師大政教系，卻幸運地成了馮契的弟子。麗娃河繼續給童世駿帶來人生種種小驚喜。挪威卑爾根大學之緣是第二幕。

因緣際會拜希爾貝克為師

1988年，剛剛獨立成華師大哲學系兩年的系領導們非常注重青年教師的培養。系裡爭取到了一個去英國一個去挪威的交流學者名額。童世駿得到的機會是去挪威。他心中的目標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阿恩·奈斯，當他拿著北大洪謙教授的推薦信去聯繫時，得到的回復是，「我已經從奧斯陸大學退休，但可以推薦你去找任何挪威哲學家」。於是他自己選擇了曾與維特根斯坦有較多來往的特倫諾伊教授，這位教授的一篇題為《作為規範體系的科學方法論》的論文曾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但童世駿到了特倫諾伊所在的卑爾根大學以後才得知，他已經去了奧斯陸大學。於是，他的學生，以研究海德格爾為博士論文、曾經擔任過法蘭福克學派重員馬爾庫塞助手的希爾貝克，就成了童世駿的訪問學者指導教師。

於是，童世駿又承接了另一場學術接力。他清楚地記得，1988年9月的一天，希爾貝克興沖沖地跑來遞給他一本書：「世駿，這本書你估計會有興趣。」童世駿翻開一看，是哈貝馬斯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動理論》的英譯本上冊。讀著讀著，這位他本來相當陌生的當代德國哲學家把他深深吸引住了，十天里，他腦海里都是書中那些非常費解但似乎又顯露著重要秩序的概念，牽引出之前下過功夫的批判理性主義和美國實用主義的種種關聯。一年訪學結束前，童世駿憑著題為《波普爾與哈貝馬斯的合理性觀比較》的論文和講演，獲得讀博資格。

與哈貝馬斯的理論一見鍾情

經過在和挪威之間的幾年跨國學術穿梭以後，1994年上半年，他重返卑爾根大學作博士論文答辯，同時也是為了和在卑爾根大學停留一周的哈貝馬斯作深度交流。童世駿從他比較熟悉的英美哲學角度去理解哈貝馬斯的思想，還在論文中讓哈貝馬斯與李大釗、梁漱溟、馮契等思想家進行對話，估計是出乎這位德國哲學家的意料之外的。但童世駿感興趣的不僅是學習哈貝馬斯的思想整合能力和概念分析能力，不僅是用儘可能平白的現代漢語表達這位德國哲學家的晦澀觀點，而且是要更好地理解現代化過程中的「體用之爭」、「科玄之爭」、「德賽之爭」及其各種當代翻版。這是童世駿第一次和自己的研究對象、當代最有聲望的西方哲學家的面對面交流。因為哈貝馬斯對規則問題、現代性問題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研究與自己的研究興趣高度吻合，從此，繼北師大的曹衛東之後，他也成了因「研究哈貝馬斯」而小有名氣的學者。

2001年4月，72歲的哈貝馬斯終於實踐了之行。不巧的是，哈貝馬斯訪問、甚至在華東師大做報告的時候，童世駿卻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富布萊特學者。但巧合的是，哈貝馬斯赴之前和之後都到北美參加學術會議，而這兩次會議童世駿也都參加了。因此，在哈貝馬斯去前，童世駿有機會在美國肯塔基州的列剋星敦城向他介紹的學界情況；在哈貝馬斯去之後，童世駿有機會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城向他了解他對學界的親身印象。這位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掌門人告訴童世駿，之行，印證了童世駿所說的後現代主義在的熱潮。

給哈貝馬斯八十歲的禮物

而那一年在美國，童世駿說他自己只做了一件事--用他的東道主托馬斯·博格教授的話說，是「一個學者在一個英語國家翻譯一本德文書」，這本德文書就是哈貝馬斯的《在事實與規範之間》。

2003年童世駿把這本書的中譯本寄給哈貝馬斯，沒有得到回復。但2009年11月18日，哈貝馬斯80歲生日的時候，作為特殊的生日禮物，童世駿把他應曹衛東之約寫的一篇討論哈貝馬斯學術生涯的論文的英文摘要發給哈貝馬斯，「幾乎是5分鐘后，我就收到了哈貝馬斯的郵件回復……」。

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學習」與「批判」》；童世駿試圖通過分析「學習」概念在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的重要作用，來表明他自己的這個心愿：「從我們各自的學習過程當中 , 尤其是從我們大家共同參與的融建設性與批判性於一體的學習過程當中 , 從這些過程的成就和失誤當中, 學到更多的東西。」

對話羅蒂、桑德爾、福山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就是童世駿感興趣的這種「共同參與的融建設性與批判性於一體的學習過程」的重要形式。童世駿認為，在全球化時代，西方學者和學者所討論的諸多問題和所提的諸多觀點，存在著「同時代性」，這種「同時代性」使得面對面的交流變得格外重要。

主辦羅蒂參與的國際研討會

2004年1月，在他的發起下，《羅蒂、美國實用主義和哲學》國際研討會在華東師大舉辦，晚年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的理查德·羅蒂應邀出席做主旨演講。為了讓討論更有效率，童世駿自稱「發明」了主講者一邊用英文做演講、中文譯文同步以PPT方式呈現的「同步翻譯」方式，並且請羅蒂講完以後就在酒店房間里仔細閱讀厚厚的會議論文，儘可能做出他的回應。羅蒂果然在會議的最後一個單元對每位與會者所提出的問題一一作答，美國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後來還出版了該次會議的論文集。

對桑德爾觀點的質疑

與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邁克爾·桑德爾的交流也是頗有意味的。「2007年，華師大哲學系曾邀請過桑德爾前來演講，但是當時大家並沒有感覺到桑德爾的分量。」童世駿回憶。2010年3月19日晚上， 桑德爾受邀來到復旦大學主講「什麼是正義（What』s Justice?）？」時，已是全球炙手可熱的哈佛《正義》公開課的超級明星了。時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哲學研究所所長童世駿應邀擔任點評之一。童世駿做了5點評論，「我特意拉開觀點的差異」，從優酷上長達20分鐘的視頻上回看，此時的童教授絕對「high」，肢體語言是少有的豐富，語調少有的抑揚頓挫，讓記者彷彿進入選舉的演講場。

童世駿後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桑德爾熱是一種文化現象而非學術現象，撇去追星熱的現狀，童世駿依然欣賞桑德爾，他覺得桑德爾與一些非常成功的老師一樣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讓抽象理論與生活實際相結合，課堂就會充滿生機。

與福山、泰勒、貝克、博格切磋

與斯坦福大學教授、歷史終結論提出者弗朗斯西·福山、與加拿大社群主義代表查爾斯·泰勒、與德國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烏爾里希·貝克，童世駿都有過一些交流，做過精彩的點評。作為哲學教師的童世駿最讚賞的是比他稍長几歲的托馬斯·博格，他說這位羅爾斯的高足「是我見過的最好的老師，思路異常清晰，論證極為專業，與社會現實結合相當完美，講課時對聽眾可以說是到了體貼入微的程度。」

童世駿也受邀在各類國際研討會上發表學者的觀點，包括漢城舉辦的第20屆世界哲學大會上做全體會議發言。由於其學術成績，他在2011年入選為挪威科學院外籍院士。

「同時代性」中的「重疊共識」

在與這些當代同行對「同時代性」問題的思考和交流中，童世駿深刻地體會到，在我們這個時代，哲學已經不再居於高高的精神導師之位，期待通過先驗前提引出結果是無效的，憑藉經驗功夫做出歸納論證也是無果的，全世界的哲學家其實都面臨相同的困境，唯有不同思想體系和文化傳統之間達成的「重疊共識」還能給我們以支撐。而從1980年代的文化類型之爭、1990年代的發展模式之爭、到21世紀的國家治理、協商民主等新概念，如何從哲學層面找到更好的詮釋，在這些對話中都能得到啟發。

雖然自嘲為「業餘哲學家」，在校黨委書記任上，童世駿認為從事大學管理要協調不同學科，要溝通不同主體，要處理杜威所說的「諸善的衝突」，每一項都需要思辨能力和實踐智慧，而規則、意義、Memory、認同等哲學概念，甚至能從中獲得更豐富的資源；在將華東師大辦成國際影響力的綜合性研究型高校的事業中，哲學專業應該讓他略有優勢。儘管他自己說不知道這種優勢是否真的有所發揮，但在最近出版的童世駿講演錄《當代的精神挑戰》當中，最後一篇題為「Why ECNU?——談談我對大學精神的理解」的文章，卻讓我們看到，童世駿是在力求把他的「業餘哲學家」的工作不僅僅做成一種同事們開玩笑時所說的「私活」。

但或許，他其實從來沒有放棄從「業餘哲學家」轉回「專業哲學家」的念頭？或許，重返哲學工作這個他曾稱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業，重返這個不得不用暫時體系回答永恆問題的工作，就是他常說的「成事在天，成人在己」的一個含義？

學術人生 第二十五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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