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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名人上海足跡地圖

1924年,泰戈爾第一次來滬時,年已63歲。當時報載,「其演講習慣系將論文放在台上宣讀,故翻譯者尤不容易。」當時,泰戈爾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地演講,皆由徐志摩翻譯,二人由此結下深厚友情。

泰戈爾在徐志摩家中(坐著左為泰戈爾,右為吳稚暉,站立者左二為徐志摩)

1929年3月下旬,泰戈爾應徐志摩邀請第二次來滬。當時徐志摩和陸小曼已經生活在一起,由於兩人是婚外戀結合,非議頗多,而泰戈爾是極少數支持者中的一位。

短短3天私人訪問,泰戈爾只在徐宅與徐志摩談詩,還專門為陸小曼誦了幾首新詩。泰戈爾留給徐氏夫婦兩件墨寶:一是在徐志摩的一本紀念冊上用毛筆畫了一幅筆調粗獷的大半身自畫像;另一件是用孟加拉語寫了一首小詩:「路上耽擱櫻花謝了/好景白白過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櫻花)在這裡出現。」泰戈爾流著淚用孟加拉語讀完全詩。

1929年6月11日,泰戈爾在美國、日本講完學,回印度途中路過上海,在徐志摩家中逗留兩天。臨別之際,老人取出一件用金絲精繡的印度絲織長袍,聲音顫抖地說:「我老了,恐怕不會再來了,也許再也見不到你們了。這點小禮物,做個永久紀念吧!」

蕭伯納:在上海逗留8個半小時

雖然1933年只是與夫人漫遊世界路過上海,但英國大文豪蕭伯納的到來,仍在申城引起轟動。各大報刊競相刊登蕭翁來滬消息和其作品,《申報》連續兩天出版「蕭伯納專號」。

據《申報》報道,時年已有77歲的蕭伯納乘英國皇后號輪於1933年2月17日清晨6時抵達吳淞口。宋慶齡、楊杏佛等上船迎接,可「童顏鶴髮,精神矍鑠」的蕭伯納卻因夫人身體不適,心緒煩亂,不願登岸。后在宋慶齡「堅請之下,遊興復濃」。

1933年,魯迅與蕭伯納、蔡元培在上海宋慶齡住宅院內合影

但這位「老頑童」還是同守候在新關碼頭的上海各團體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悄悄在楊樹浦碼頭登岸后,直奔莫利埃路29號(今香山路孫中山故居)宋慶齡寓所。「歡迎人員直至得水警電話報告,始各悵然而返。」

蕭伯納在世界學社座談時,梅蘭芳等贈送了泥制戲裝鬼臉和古繡衣一件;后參觀「一·二八」淞滬戰役遺迹時,抗日名將翁照垣託人送上英文版《淞滬血戰回憶錄》一冊。

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時,愛因斯坦偕夫人艾爾莎乘日本郵船來滬,在匯山碼頭登岸。在船上,愛因斯坦收到瑞典科學院電報,得知自己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甚為高興。在碼頭面對歡迎人群,這位「科學巨匠」寫下相對論中的β因子,這是他留在的唯一手跡。

中午,愛因斯坦夫婦驅車來到「一品香」餐廳用餐,后在小世界遊樂場聽了崑曲。

從城隍廟出來,愛因斯坦夫婦見石子路旁有許多工役在敲打石塊,其中還有婦女和兒童。他們面容憔悴、衣衫襤褸。愛因斯坦感慨萬分,覺得「這是世界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在南京路,愛因斯坦看見一個佝僂的老人拉著一輛黃包車,一個年輕魁梧的歐洲人心安理得地坐在車上,為此震驚不已,這個黃包車夫看起來比歐洲人的父親還老,竟有如此不合理的事!

愛因斯坦訪滬留影

當晚6時,書畫家王震在喬家浜梓園家中設宴招待愛因斯坦夫婦。宴會上,大家請愛翁講講相對論被婉言謝絕。1922年12月31日,愛因斯坦再次來滬,1923年1月1日在工部局禮堂講演相對論。

1922年、1923年訪滬之行,讓愛因斯坦與上海各屆結下了不解之緣。1936年,「七君子」在上海被捕。愛因斯坦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杜威、耶魯大學教授保羅姆·大衛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國際院主任保羅·門羅等一道,聯名聲援「七君子」。

馬可尼:歡送宴會無線電直播

1933年,「無線電之父」馬可尼在上海時,不僅引發了「無線電熱」,還帶來了「將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新思想。

1933年12月8日馬可尼訪滬期間在交大為「馬可尼銅柱」奠基。銅柱左側者為交大校長黎照寰

當時,馬可尼因偶染風寒,從南京到達上海后,這位「體材魁梧,身御玄色厚呢大衣,年屆花甲」的老人就在住處(今和平飯店)閉門不出。但馬可尼沒有忘記「推廣無線電設備」的任務,第二天即前往在最早開設無線電課程的交通大學演講,並為交大即將興建的無線電台樹台基,如今這根金屬棒仍矗立在交大內。

12月11日,馬可尼赴真如參觀國際無線電台。當時《申報》載,「該處現正裝置無線電機,其機件全系馬可尼公司出品,故馬氏對之極為欣喜。」

馬可尼的到來,讓上海許多無線電公司高興不已。12月11日舉辦歡送晚宴,他們在會場內拉了根線做了上海較早的一次無線電現場直播。

卓別林:與梅蘭芳二度相逢

談到卓別林在上海的足跡,就要說說他與梅蘭芳的深情厚誼。1930年,梅蘭芳游洛杉磯時,應當地劇場經理之邀到一家夜總會參加酒會,邂逅卓別林。1936年3月9日,卓別林攜新婚妻子寶蓮·高黛(在《摩登時代》里扮演女主角)蜜月旅行到達上海。

卓別林與梅蘭芳

當晚,在國際飯店胡蝶做東的招待會上,卓別林又遇梅蘭芳。他摟住梅蘭芳的雙肩,感慨道:「記得六年前我們在洛杉磯見面時,大家的頭髮都是黑色的,你看,現在我的頭髮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卻還找不出一根白頭髮,這不是太不公道了嗎?」他的話語雖幽默調侃,但梅蘭芳還是感受到卓別林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編、自導、自演、自己親手製作,太費腦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體。」當晚,梅蘭芳陪同卓別林夫婦到新光大戲院觀看了馬連良的《法門寺》。

羅素:誤會引發「婦女解放」思潮

1920年羅素來上海,雖然發表了《宜保存固有之國粹》《社會改造原理》《教育的效能》等重要演說,但他帶來的最大影響——「婚姻自由」「婦女解放」,居然是由幾家報社的誤會引起的。當時,羅素偕女弟子勃拉克(1921年與羅素結婚)一同來滬,而上海不少報社都誤稱其為「羅素夫人」。在接受《申報》記者道歉時,羅素卻絲毫不以為意。他稱,自己的婚姻已經走向破滅,與勃拉克之間有著真正的愛情。羅素說,英國婚姻法律十分腐朽,的婚姻制度則更為腐朽,我們要擺脫一切沒有愛情的婚姻。

伯特蘭·羅素

1920年10月13日,上海7個社團為羅素舉行歡迎會,圖中坐在中間的即是羅素與勃拉克小姐

身為劍橋大學高材生,勃拉克在滬期間為羅素編寫演講稿,同時還在公眾場合多次展示自己的真才實學。時值「五四」運動剛剛過後,勃拉克立刻成為「婦女追求知識、追求解放」的楷模。

杜威:推動「平民教育」和「義務教育」

因胡適在美國曾師從杜威專攻實用主義哲學,故這位當時被譽為「實驗主義領袖」的美國哲學家、教育家的到來,在社會上引發了不小反響。而胡適全程陪同,更增加了杜威此次訪滬的吸引力,當時曾有報紙稱,許多人不是為聽杜威演講,而是慕胡(胡適)。

1919年杜威訪華時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1919年5月3日、4日下午,杜威在江蘇省教育會連續發表兩場演說,其精闢理論和獨到思路,為上海學術界欽佩,《申報》連續兩天刊載演講全文。

杜威提出發展「平民教育」和積極推動「義務教育」,他還提到了「素質教育」和「學能致用」的理念,他認為,「教育之新精神第一要件當注重個性主義養成,兒童有自動之能力,獨立之思想,自己判斷不使隨波逐流。」、「學生習科學當用以解決社會問題,不宜為抽象的教授,致學生所受之教育與社會無關係。」

門羅:宣傳「教育與實業應當互助」

1921年,美國教育學家門羅的到來,被當時上海各大學校、教育界人士視為一件「值得歡呼雀躍」之事。這位「被推為當今教育實行家第一人」還未到前,江蘇教育會、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19個團體「歡迎門羅博士之預備」的消息已見諸報端。

竺可楨(左一),鄭曉滄與門羅合影

門羅與教育人士合影

在上海期間,門羅提出「教育與實業應當互助」,他說:「實業界應力助教育事業。」同時表示,學校應竭力推廣職業教育,培養人才推動實業發展。他說:「實業大有益於教育,教育大有益於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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