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校園欺凌，成年人能做什麼？|社論前沿

摘要

本期推送來自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的Tori A. Gutt & Ryan Randa教授（2016）發表在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上題為The influence of an empathetic adul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fear at school一文。本研究考察了具有移情作用的成年人在學校對欺凌受害後果的影響。具體來說，本文探討了移情的成年人對欺凌受害、校園恐懼和迴避行為之間關係的影響。這些問題是通過2011年「國家犯罪受害調查——學校犯罪補編」提供的數據來解決的。已有的文獻表明，欺凌受害者的行為會受到傷害的型塑;受害者如果以前是受害者，往往更可怕，更有可能產生迴避他人、某一地點和某些活動的行為。其他研究表明，學校中存在支持性的成人對學生的生活有益;成年教師也有潛力幫助學生取得學業成功，並作出積極的生活決策。本研究結合這兩個主題，檢驗了具有移情作用的成年人的存在，會否可能對恐懼和與欺凌受害適應行為潛在緩解作用的考察。結果表明，在學校接觸到移情的成年人的學生在欺凌受害后可能會發生較低的恐懼和迴避率。

這是社論前沿S502期推送

簡 介

學校無疑是青年教育和學習的地方，但不幸的是作為較大社區的縮影，學校也是犯罪和受害的場所。襲擊、盜竊和毒品交易發生在全國各地的學校校園內，但影響更多學生的一種受害形式的是校園欺凌。根據Olweus（1993）的修改，欺凌的定義如下：欺凌是基於學校的一個人或一群人在一段時間內對青少年受害者在身體，心理和/或口頭上進行的非受害者意願的攻擊。

過去的研究表明，成人的支持可以以許多積極的方式影響學生，包括增加學業成績，降低暴力傾向，減少參與酒精和濫用毒品等犯罪活動。如果教師和其他有影響力的成年學生能夠加強學生的學業成績，鼓勵他們不要吸毒，增加親社會技能，也許他們的存在也會對欺凌產生影響。

借鑒教育/心理學文獻，本研究強調了移情成年人潛在的重要性，以確定這些成年人是否可能對刑事司法欺凌研究產生積極的影響。在概念上，移情有多種定義，這裡使用的移情概念的定義是「感知，理解，體驗和回應另一個人的情感狀態和觀念的行為」（Barker，2003）。因此，目前的重點是確定學校中的具有移情的成人/老師的存在是否可以對欺凌受害者產生積極的影響。更具體地說，學生對移情成年人的看法是否減輕與欺凌受害有關的校園恐懼和迴避行為？基於以前的文獻，這裡的總體假設是，移情的成人/老師的存在通常對應與欺凌受害相關的恐懼和迴避的減少。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析的數據來自2011年國家犯罪受害調查，特別是「學校犯罪補編」（NCVS-SCS）。司法部統計局資助的NCVS是收集有關美國犯罪類型和流行率的信息。「學校犯罪補編」是每兩年為NCVS提供的附加調查，旨在獲取有關學校犯罪和受害情況的更多具體信息。SCS是一個國家級調查，訪問年齡在12至18歲之間的，旨在升入高中的NCVS參與者。參與調查的學生必須在數據收集時間段前6個月的某個時候上學。2011年1月至6月期間收集了2011年SCS的數據，該過程從NCVS開始，其研究人員根據分層多階段聚類抽樣技術隨機選擇家庭進行調查。符合學生資格的家庭成員則向SCS提供答覆。種類繁多的主題和相關問題產生大量的變數，但這裡用於分析的關鍵字在描述性統計表中提供（表1）。在2011年的這一期中，在可能的10,341名合格人員的中，共有6547名受訪者完成了調查，達到了63.3％的回答率。以下部分中描述的變數有5666個受訪者的可觀察樣本。

1.恐懼（Fear）

通過使用一個SCS調查問題，對本次研究中的恐懼犯罪和/或對未來受害的恐懼。調查數據顯示，993名學生表示處於校園恐懼。

2.迴避（Avoidance）

自變數

1.具有移情的成年人（Empathetic adult）

有趣的是，在5666個有效回應者中，超過85％的人同意並強烈同意成年人和老師在學校中，他們提出了大量積極的觀點。

2.欺凌受害狀況（Bullying victimization）

控制變數：年齡、種族、私立學校

研究設計

為了測量成人的移情對欺凌有減輕的影響，本文分三個階段使用了線性和序次回歸分析。第一階段涉及在不受移情的教師/成人影響的情況下，檢驗欺凌與校園恐懼之間的關係。首先，在加入成年人的影響之前，先建立校園恐懼與欺凌變數之間的聯繫。其次，將成人模型添加到模型中，以檢查第一步所建立的聯繫的變化。最後，將移情的教師添加到模型中以評估任何相對變化。

第二階段評估移情成人的存在對欺凌受害、校園恐懼和迴避的影響。校園恐懼是第一階段的因變數，現在是階段二中的自變數。首先解決了迴避、校園恐懼和欺凌受害之間的關係。其次涉及移情的教師/成人對現有的恐懼、欺凌受害和迴避的模型的影響。

分析的最後階段仍然在討論上述複雜關係的方式。這個最終的模型探討了移情的教師/成人關於受害、恐懼和迴避之間的關鍵關係的潛在互動效應。更簡單地說，這個階段評估了移情教師/成人可能會對欺凌和校園恐懼和/或校園恐懼和迴避之間的積極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分析結果

在分析每個階段的統計模型之前，結果部分從表2中提供的雙變數相關矩陣的概述開始。變數之間的一些關係在預期方向上是顯著的。

階段一

第一階段使用了序次回歸，分析了欺凌與校園恐懼之間的關係。第一步，欺凌這一自變數，與校園恐懼產生重大和積極的關係。欺凌受害的優勢比率表明，在所有步驟中，遭受欺凌受害的學生比非欺負對手報告的恐懼規律性增加了203％。同樣有趣的是，我們發現，私立學校的學生報告的恐懼程度超過平均百分比是49.7％，這種關係在整個步驟中保持相當一致。沒有證據表明，增加成人會調解欺凌受害與恐懼之間的關係，但該變數確實表達了重大的負面關係。報告校園恐懼的人不太可能表示一個移情的成年人的存在。具體來說，對於學生來說，移情成人的標準偏差每增加一個單位，在學校恐慌的可能性就減16％。最後，在模範階段的第三步，我們加入了移情教師的角色。一旦這個變數被添加到模型中，如果假設的緩解作用正在發生，我們會看到受害的相對強度在校園恐懼上下降。在模型的最後一步中，增加移情的教師變數表明，每一個單位的標準偏差都會使報告恐慌的可能性降低23.9％，超過了學校的平均恐懼（表3）。

階段二

第二階段採用逐步線性回歸，探究欺凌受害者和校園恐懼對於迴避的影響，其中「步驟」是將有移情心的成年人納入目標變數。在第一步，欺凌受害和校園恐懼與迴避產生顯著和積極的關係。那些在學校里經常感到恐懼的學生以及遭受欺凌的受害者的報告更有可能在學校報告增加的迴避行為。有趣的是，與第一階段的校園恐懼結果相比，參加私立學校並不是參與迴避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

第二步增加了對移情心的老師和移情成人的測量，有趣的是沒有產生與迴避重要的關係。該模型的目的是通過在學校的移情人物的存在來解決恐懼受害的恐懼和對迴避行為的恐懼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將這些變數納入模型
，雖然並不重要，確實導致了欺凌與迴避、恐懼與迴避之間關係強度的相對下降。

欺凌受害預測了迴避行為，校園恐懼變數也預測迴避行為，而且這三者在欺凌受害導致恐懼的情況下是相互交織的，這種恐懼導致了迴避。一方面，這些變數之間的各種重要關係有可能太強大，不能讓一個移情的成年人產生可衡量的影響。另一方面，移情的成年人和迴避之間的任何可觀察的直接關係，可能只有在沒有校園恐懼和欺凌受害的情況下才是真實的。（表4）。

階段三

第三階段的首個交互結果顯示在表5中。這部分分析研究了欺凌與移情的教師與校園恐懼之間的相互作用。表5中，欺凌和移情教師獨立地與校園恐懼有顯著的相關性。實質上，欺凌性受害與校園恐懼之間的線性關係並不一定要由一位移情的老師的存在來緩和或屈曲。換句話說，沒有特殊的關係能夠超出每個變數所獨立地解釋的。

第二個相互關係是學生恐懼與移情教師二者其一與迴避的關係（見表6）。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顯著的。如預期，校園恐懼獨立地產生與迴避的積極和重要的關係。然而，這種模型中重要的問題是，校園恐懼和移情成人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重要的和消極的，這表明移情的成年人的影響阻礙了恐懼與迴避之間的關係。校園恐懼與移情教師的互動術語在預期的負面方向上產生了一種關係，表明兩者的結合在理解迴避方面很重要。一個成年人的影響力可以減輕那些更為畏懼的人的迴避行為。

第三階段的最終模型顯示在表7中，並且還使用相互作用來預測迴避，其中感興趣的變數是移情的教師和欺凌。移情的成人和欺凌的相互作用在預測迴避變數的0.001水平上是顯著的。係數是標準誤差的2.5倍，關係為負。這再次表明，具有移情的成人其影響可以最大限度地減輕或減輕欺凌和迴避行為之間的關係。

階段三的模型表明，一個移情的成年人，特別是老師，對欺凌受害的後果產生了抑制作用。移情心的教師與校園恐懼和欺凌受害相互作用，對迴避行為有最強的緩解作用。

結論與討論

研究結果支持一般假設：學校的移情成年人可以通過減輕對校園恐懼和迴避行為的影響來減少欺凌受害所遭受的傷害。

第一階段的結果表明，移情的存在減輕了學校對欺凌受害者的恐懼。第一階段的有趣發現是私立學校在校園恐懼模型中的意義。私立學校的環境可能與公立學校環境不同，以致校園恐懼的表現在兩者之間有顯著差異。欺凌和移情成人在預測校園恐懼的互動模型中，第三階段的第一部分也是重要的。這些結果表明，一個學生去私立或公立學校，只能作為校園恐懼的預測因素，而不是作為迴避的預測因素。也許這是因為上學的學生比上學的學生（Nolin，Davies，Chandler，1996）更少害怕;因此，如果私立學校的學生不太可怕，他們可能不需要迴避任何地方或活動。

第二階段提出了一些有趣和暗示的結果。在最後一步回歸模型中，一旦所有的變數被包括在內，移情成人就沒有對迴避有顯著影響。欺凌和校園恐懼在這個模型中都是重要的，但是對於移情教師/成人來說，缺乏意義可能意味著與迴避行為的間接關係。在雙變數分析中，迴避與移情的教師/成人顯著相關;相反，隨著學生對移情的成人的看法增加，他們的迴避行為減少。然而，多變數模型並沒有顯示移情的成人對迴避的顯著預測效果。相反，迴避的最強大的預測因素是校園恐懼。移情的成年人的影響只有當校園恐懼是因變數時才有意義——這種證據與對這些關係的直觀理解結合表明了通過校園恐懼和欺凌受害進行操作的移情成年人和迴避之間的真正間接關係。Rader（2004）的受害假設威脅可能是恐懼、迴避（約束行為）之間的糾纏關係，與風險感知共存的最佳解釋。

相互作用項分析階段三的結果表明了移情的成年人減輕了學生的恐懼和迴避行為。一些學生的受害仍然存在，但受害的影響卻減弱了。從社會支持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這一結果提倡移情的成人的支持性最大限度地減少傷害。然而，從日常活動理論的角度來看，成年人可以擔當監護人，保護受害者免受欺凌行為的恐懼和迴避行為。最初的受害可能是由於移情的成年人是無效的監護人，或因為學生尚未與成年人發展這種關係;由於數據的橫截面性質，無法確定哪些情況是準確的。即使受害發生，受害人也不會受到影響，因為他/她認為一個移情的成人在學校成為一名監護人，以防止將來的受害。監護人為學生提供安全感，因此，他/她不感到害怕，或覺得有必要迴避某些人、地方或活動。

文獻整理：張炎漢

文獻來源：

Tori A. Gutt & Ryan Randa(2016).The influence of an empathetic adul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fear at school.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2016 Vol.39,No. 2,282-302.

文獻整理：張炎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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