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浦東到雄安：莫讓新區淪為「炒房經濟」

所以，當時深圳的企業成本優勢明顯，經濟突飛猛進，短短三十年就一躍而成國際大都市。而上海浦東是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深圳成功后，上海浦東成為中央選定的下一個目標，因為浦東依託長三角，浦東對於當時的上海中心位置來說，地理位置相對偏遠。而且當時在上海本地人眼裡浦東是荒涼不毛經濟落後的農村，上海流行一句話是：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正是浦東土地價格的低廉，才使特區的各種成本相對降低，使浦東也擁有價格優勢，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深圳與浦東的共同特點就是當時土地資源價格不高，它們相繼出現並獲得成功也是政府在經濟低迷時所採用的一種促增長手段、以保障經濟合理增長。

新誕生的雄安新區，其地理優勢是與北京、天津二個大型都市圈相接近，劣勢是遠離海運，運輸成本優勢不如深圳和浦東，中央也意識到這個缺陷，所以對它的功能定位主要是承接北京不堪負重的部分結構。

比如，中央提出要把雄安打造成綠色智慧、生態環境、高端產業的創新城市，這個定位的意思是緩解北京人口的密集、交通的擁擠、空氣的污濁和資源過分在北京的集中，所以雄安的城市樣本應該與深圳和浦東是有差別的，雄安作為京津翼協同發展的定位考量，被稱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規劃好再開工建設，不留歷史遺憾。

這就要求土地價格必須控制好，不能使新區剛一上馬就淪為炒房樂土，前車之鑒，高房價的壓力會拖累城市發展活力。歷史上，創新大多在低成本住宅里產生，像比爾·蓋茨的微軟建立在小旅館，喬布斯的蘋果誕生於車庫。

由於房地產的衝擊，實體經濟成本居高不下，人們的基本生存的住宅成本加大，既阻止了創新人才的聚集，又會影響消費，最終傳導到企業就發生了產品的滯銷，如此循環往複，對經濟正常化沒有一點好處。

當然，人性的貪婪和趨利本質在於有漏洞可鑽，炒房者的令利智昏是因為房地產沒有持有成本。雖然有關方面已未雨綢繆，嚴格禁止當地房地產交易，但雄安新區的建設不可能長期「叫停」，無論怎樣也離不開房地產開發的持續推進。「叫停」之後總有開放的一天，市場經濟環境下，紮緊制度的籬笆還需要對房地產市場用價格來調控，既是新區就可能成為試驗區。

比如，用有別於上海重慶的低稅率模式，對炒房進行高稅率來抑制；又或者採用房產稅等方式，從價格端為房產持有者追加成本，告別當下部分城市從限制需求端的強制措施，為雄安新區功能體現「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開闢一條創新實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