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是中國推進全新發展格局的突破口

原標題:雄安新區是推進全新發展格局的突破口

中央最近發布的建設雄安新區的國家戰略決定，明確將雄安新區與對經濟發展和開放改革格局具有決定意義的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並列稱為具有「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定位的國家重大新戰略。

一石激起千層浪，如何理解中央制定雄安新區的國家戰略意圖？如何就中央部署的雄安新區戰略，來切實有效地制定各個具體的實施環節和操作步驟？如何防止和克服在落實雄安新區國家戰略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認知誤區以及操作「跑偏」現象？

首先，雄安新區的全面推出，是現階段深入推進中央部署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核心支點以及重要的突破口。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作為21世紀的三大核心發展戰略之一，短期來看，其是要瞄準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問題，治理首都的「大城市病」，長期來看，其是要將京津冀區域以及周邊地區打造成為的主要經濟增長動力極之一。

當前，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統籌安排和強力推動下，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已經取得了顯著的初步成效，然而在戰略推進和實際落實過程中，暴露出諸多突出的制約和阻礙因素。這既突出表現在當前針對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方面所遇到的重重障礙，也表現在針對北京首都的「大城市病」治理方面所遇到的種種困局；既表現在推進京津冀的產業轉移以及產業協同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能力性和制度性落差帶來的阻礙，也表現在河北省乃至京津冀整個區域內經濟新舊動能轉換以及經濟新動能發展壯大進程中，所遇到的諸多方面的制約，更為突出地表現在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間短期內難以調和的尖銳矛盾。

針對這些阻礙因素，特別是由機制體制性障礙因素所帶來的發展困局以及改革滯后局面，必須要以全新的大改革思維，來謀划和布局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關鍵破局口。正是基於如此的大突破大戰略思路，中央部署的雄安新區以及針對雄安新區所提出的七點重點發展任務，恰恰就是找准了當前困擾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全面推進的「卡脖子」問題點，有針對性地抓住牽引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深入推進的「牛鼻子」關鍵點，以此來加快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長遠和多層次目標的實現。

其次，雄安新區的全面推出，是在京津冀區域內全面落實中央部署的創新驅動發展國家戰略的最新體現。作為中央賦予北京首都四大定位中的關鍵定位，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中心，是能否將京津冀區域打造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經濟增長動力極的基礎所在。

北京已經是眾多高端創新要素資源、高端高新產業、基礎創新研究機構、各層次創新研發人才以及支持創新的金融機構等最為集中的區域。迫切需要將首都北京的高端創新資源與周邊地區的中下游創新環節對接、轉化、輻射和衍生，尤其需要將北京的高端創新研究成果與周邊地區的製造業體系實現密切配合和融合發展。

因此，雄安新區的定位，不僅僅是要將其作為承擔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優先承載地，更為重要的是，其要首當其中地成為與北京和天津創新成果和創新產業化的彙集地，成為京津冀區域內的應用創新產業創新中心、高端高新製造中心、現代高端服務中心，成為加快京津冀區域內培育和加快經濟新動能和打造經濟內生動力源的核心支撐力量，成為綠色製造、先進位造、智能製造和高端高新製造全面融合發展的綜合創新示範區和發展引領區，成為建設創新型現代化國家的心臟地帶之一。

再次，雄安新區的全面推出，是所堅持的深入推進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最新舉措。一方面，與深圳特區所處的從零開始階段以及利用香港的加工貿易轉移的開放背景所不同，與浦東新區所處的以金融國際化階段以及依附江浙地區強大的製造業體系的開放背景也有所不同，雄安新區是在經濟全面進入新常態的特定發展階段，是在經濟由外需主導逐步過渡到內需主導的重要轉折時期，是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苗頭初現以及全球化面臨重大挑戰時期，是在需要以更為堅強的信念和舉措維持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關鍵機遇期，是在由低端開放逐步向高端開放的特殊過度期，所推出的一次重大國家發展戰略。

需要高度關注的是，如果將首都北京作為推動新一輪對外開放示範區的完全承擔者，由此可能造成的全球、全國、全京津冀地區的高端創新要素資源以及高端高新產業向北京的再次過度集聚集中，首都的「大城市病」由此會進一步惡化，北京與周邊地區的發展落差會進一步擴大，而京津冀區域內部的發展動力，也就更不可能得到科學的均衡配置與合理分佈。因此，從這層意義來看，雄安新區是在新的發展階段所要推進的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新嘗試新突破，既成為北京首都實施新一輪高端對外開放的部分功能分擔者和協作者，也成為京津冀區域內執行國家新一輪對外開放政策的試驗區和示範區。

另一方面，長期困擾、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以及環北京貧困帶難以消除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對外開放的程度不夠，由此帶來的思想解放的激勵機制不足以及造成的市場一體化機制的相對滯后。因此，雄安新區不僅僅是促進北京和京津冀區域，在新的對外開放格局下利用全球創新資源來打造經濟新動能的排頭兵，更是希望通過雄安新區對既有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成功經驗對接以及「接地氣」式的借鑒升華，從而為京津冀區域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打造擴大開放新高地和對外合作新平台，率先實現和融入的新一輪對外開放，探索新經驗新模式。

當前，最容易引發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究竟是以政府行政命令手段，還是以市場機制手段，來全面推動和落實雄安新區的各項規劃和建設目標？

與深圳特區當初與最具有市場機制活力的香港毗鄰和輻射影響的條件不同，也與浦東新區所處的最具有市場經濟思維和活力的長三角地區特點也不同，雄安新區是處於最具有行政權力色彩的首都北京鄰近區域，這就很容易激發依靠政府行政命令手段來推進雄安新區建設的聯想。

客觀來看，當前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所面臨的突出障礙因素之一，就是對制度一體化和市場一體化這兩個根本性、決定性改革任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不足。制度一體化和市場一體化等軟環境制度方面的建設以及相應的一系列機制體制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最具有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地位的關鍵因素，在相當程度上優先於交通體系一體化等硬體方面的建設任務。

但是，更需要理性看待的是，如果僅僅依靠市場機制，而完全忽略政府在推進這個「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中的重要指導性、規劃制定以及風險監管作用。事實上，也容易造成在推進雄安新區建設中的種種秩序混亂和發展風險問題。

雄安新區建設的頂層設計中已經充分注意到這個關鍵短板問題，決議中特別指出「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市場活力」，就是強調同時發揮好政府「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各自合理功能的重要性，也就是一貫所堅持的政府和市場有機結合的國家治理價值觀的直接體現和發展邏輯的延續。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雄安新區作為的「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挑戰或風險，甚至在發展過程中也有可能走一些彎路。

當前，特別要防止針對雄安新區建設的一些代表性的誤讀，雄安新區應該不是副首都中心的定位，雖然在她的誕生就「天然」承擔了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部分疏解任務。最終的發展事實將證明，雄安新區必將是落實中央提出的新發展理念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新樣板，是實現綠色發展和創新發展全面融合的試驗區，是將京津冀區域以及的大北方區域推到新一輪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助力器，是加快經濟新動能培育和打造經濟內生動力機制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