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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
讀書其實是一個閱讀與反思、輸入與輸出相輔相成的過程。豆瓣網友Dylen認真讀完了厚達654頁的《王國與權力》全書，並分享了他的摘抄與評語。這是一篇乾貨分享。
#第78—79頁
……那些特殊利益集團從30年代到60年代不停地指責《紐約時報》是華爾街的工具，是親英國的，親德國的，反勞工的，親共產黨人的，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是美國國務院的衛道士，不一而足。
事實上，有一個例子能用來對《紐約時報》進行這樣的指責，但這是一個脆弱的例子，因為也能很容易地——但不是永遠地——用相反的證據來抵消它。《紐約時報》在新聞報道方面原則上力圖客觀，但現實中它不可能永遠是客觀的。它是由人，是由有缺陷的人來管理的，這些人以他們能夠看到的或者有時是願意看到的那樣來看待事物。他們根據當時受到的壓力來詮釋原則，希望能夠平衡這兩者。這就是所有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在理想情況下，《紐約時報》在它的新聞欄目里不打算表達任何意見，把意見限制在社論版上。現實地看，這是不可能的。編輯的意見和口味每一天都在新聞里表現出來——是他們決定某篇報道的篇幅，給某篇報道安排位置或者準備標題，甚至不發表這種報道，或者只印一次，或者加重口氣，或者壓制幾天，然後在厚厚的星期天版的後面印出來，放在燒烤架廣告和巴克拉克剛剛登場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之間。記者的自我也是新聞報道的一個因素——他寫他擅長寫的東西，他寫他理解的東西，來反映他一生的經驗，及其自豪和偏見的影子。他寫作有時是為了取悅於編輯，有時是讓人注意他自己的風格，還有時是希望他能在《紐約時報》上署名，證明他這一天還活著，這一天活在《紐約時報》，以及其所有以後的縮微膠捲上。
《紐約時報》是人的組織，龐大而脆弱。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它也是龐大而脆弱的。每一個工作日在時報大樓里都要做出幾百個決定。每一個決定，如果挑出來的話，都能導致誤解——誤解也是新聞報道本身內在的問題。但同樣真實的是，《紐約時報》永遠力圖做到公正，有時沒有理由或設計，事情就在《紐約時報》上發生了。在這些行動背後沒有什麼惡棍似的編輯，沒有任何虛誇的行為。事情恰恰就發生了。
評語：
恰巧最近紐約時報 NYT 的公眾編輯發表了一篇《〈紐約時報〉是一份民主黨報紙嗎？》的文章，解讀了 NYT 近期特別是大選年報道偏向的問題。
「想像一下，如果記者不覺得有透過他人視角看待這個世界的迫切需要，那麼他們會漏掉什麼……想像一下自由世界里最偉大、最有力的新聞編輯部不被看做是一個面向所有人的聲音，而被看作是一個持有立場的聲音。
「還是這些已經發生了？」
蓋伊·特立斯在書中對報紙偏向性的解釋，在對 NYT 的偏向性越來越反感的人看來，顯然是一種富有技巧的詭辯和對 NYT 被賦予的那種社會責任的開脫。
#第99—100頁
……廣告費儘管是由熱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時也為《紐約時報》的讀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僅告訴人們買什麼和在哪裡買，而且每天還描述了國家的經濟，對當代品味的見解。廣告對日常生活展現了第二種願景，證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滿了貧窮、威脅、爆炸和灰燼。在廣告上穿著名牌服裝的漂亮姑娘、吸著一支溫和昂貴的香煙的男士，都為《紐約時報》讀者在閱讀灰色的莊重欄目之餘提供一種輕鬆的休閑。從現在開始到50年後，那時歷史學家想知道20世紀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夢想時，他們就像閱讀新聞一樣也從閱讀廣告中得到許多啟示。當然，廣告強調的是積極的方面，而新聞強調的是消極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間的某個地方。
評語：
相比經常重複昨日往事的新聞報道，廣告甚至還附加了人類正在不斷演進的美學取向。一個是行將就木的傳統領域，一個是活力充沛的創新領域。真理也在這二者之間的某個地方。
#第152頁
……比起現在，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更是為《紐約時報》培養人的學校，已經和《紐約時報》建立了一種機構性合作。蘇茲貝格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理事會成員，家族的許多成員都到過那裡，哥倫比亞校園裡的新聞在《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受到特殊的關照。
評語：
這個情況讓人想起上海媒體在對待復旦大學相關消息特別是負面消息上的一貫偏向。如何處理母校相關的消息，的確經常是媒體人不能克服人情上的缺陷的典型。NYT 也是不能免俗。
#第155—156頁
……在《紐約時報》里權力幾乎一直是有種有點模糊不清的東西，在它達到高潮時便失去了它大膽的線索和形狀。《紐約時報》的一個高層管理者果斷而明確地顯示權力，不是什麼好形式，是和奧克斯關於謙虛的公理相衝突的，是被視為不明智的。所以，這些年《紐約時報》高層人的行為同接近底層人的行為並無顯著的不同。
那些地位僅次於最高層之下的《紐約時報》人，偶爾顯示出自己的權威，其中一些人艱難曲折地推進，其他一些人爬到了高層，但後來被同化進這個等級制度中，他們失去了一度使他們顯得傑出的大部分個性和動力。不管怎樣，《紐約時報》的下層人，記者和文字編輯，很少知道誰在上面操縱著哪條線。他們只能猜測。有時他們懷疑走在《紐約時報》的前列是否真值得努力。看起來向上的每一步都使個人以犧牲他自身的一部分為代價—有更大的權力就要承擔更大的責任，有更多的謹慎，更多的謙遜，更少的自由。那些最終得到大權的人似乎並不用它，也許不能用它。如果他們不能用它，有權還有什麼意思呢？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證實權力的存在呢？一個政治家必須贏得選舉，一個明星演員必須在票房上掙錢，一個電視評論家必須保持收視率，但《紐約時報》一個有頭銜的人也許幾十年都不斷隨著機構的勢頭走，不會面對任何單個的考驗，對個人的成就不會增添任何信心。然而，他個人得到了美國的國務活動家、獨裁者、銀行家、總統的寵愛，這些人認為他擁有這個機構里的說服力量。
《紐約時報》的高層權力是一種飄渺的因素——約束了能力，形成了壓力，約定來自公司集體，但很難看出哪個人做了什麼，經常像是實際上沒有人做任何事情。決定像是從一大群擠在一起的管理實體滲出來的，它們互相依靠，轉換，偏斜，聳聳肩膀，後仰，走邊道，最終奔向某個試驗性的方向。但誰躍躍欲試呢？誰的力量是大家都能感覺到的呢？新聞編輯部里的記者們不知道。他們對市政府、華爾街、聯合國的秘密事務知道得很多，但他們不知道《紐約時報》的高層在進行什麼。
評語：
大公司病嘛就是。人類社會終極的產品可能就是官僚體系。
#第244—246頁
……克羅克也不想讓他的記者每天或每周的任務變來變去；相反，他想讓他們每一個
人都集中注意政府的一個具體領域，在這個領域發展消息源並進行報道——一個記者集中注意五角大樓，另一個記者注意白宮，第三個記者注意國務院，第四個記者注意勞動部，依此類推，直到政府的每一個機構都有《紐約時報》的人在監視。
在理論上，這種體制有明顯的優勢。記者會更淵博，可以寫得更深刻，可能會少犯錯誤，少造成誤解，少被政府發言人愚弄。但這種體制也有內在的劣勢——記者會太熟悉他們的題材，最終無意識地假定一種讀者並不具備的熟悉度；記者還會成為沃爾特·李普曼所謂的報紙事業的禍根，即任人唯親，新聞界和政府消息源之間的朋友情誼。這是由他們密切的日常關係、他們彼此間個人的信任和在職業合作上的相互依賴造成的，這最終——的確經常——意味著記者在精神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或者即使不是精神上的一部分，記者至少也會對他負責的政府部門有一種專屬的興趣。他每日的發稿取決於他從這個部門的消息源獲得情報的能力。如果他以前寫了不利的報道，他們的合作便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對大多數記者最有利的就是從正面報道政府新聞，只有最優秀的記者，最獨立和雄心勃勃的記者，才會不受這種任人唯親的影響。
……當賴斯頓接過（華盛頓）分社的指揮權時，可能存在的任人唯親現象還不會引起紐約總部過多的關注和注意，因為美國政府仍然是一個受人歡迎、值得信任的機構。「信任鴻溝」的出現，是多年以後的事情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勝之後的鼓舞精神，在戰後繁榮時期的順從，對國家智慧和正義的信仰深深注入了美國人的思想里，這種哲學並沒有被朝鮮戰爭或杜魯門政府的醜聞所破壞。直到艾森豪威爾執政的最後幾年，許多關於美國的幻想才開始減退。
加速這種幻滅的是這樣一些因素，如蘇聯在空間領域的成就所引起的震驚，當局在U-2飛機遭蘇聯擊墜事件期間散步的謊言，這是「信任鴻溝」的開端。到20世紀60年代，全國性的懷疑已經加劇為全國性的不滿，這首先是由不被舊的幻想所觸及的新一代美國人激發的。這一代人不願意在道義上支持政府在越南的軍事行動，或者在國內的民權姿態。這種不滿也是由幾百個個人的理由和畏懼所激發起來的，人們想從反政府的更大呼聲中尋找安慰——國旗和兵役應徵卡被燒掉了，愛國主義成了傻瓜的品格，舊態度和術語的含義被扭曲——「法律與秩序」實際上意味著種族主義，「母親」和「和平」成了有爭議的詞，媒體從許多小事件和小人物中製造出了巨大的事件和龐大的人物。
評語：
從歐巴馬政府對白宮媒體的操控，到媒體對川普的無休止追捧，都顯示了我們陷入了一個毫無獨立自由媒體可言的局面。
美國作為自由價值觀的形象從60年代國內的崩塌擴大到目前其全球範圍的崩塌。這也意味著現存國際秩序的終結跡象，但帶來的不是什麼希望，而是歷史上出現過的那種大變革前的恐慌。在這個時刻，媒體的失職實在是太過危險了。
#第347頁
……聯合國的成員先在布朗克斯校園，後來在長島的成功湖，似乎比後來更團結。聯合國後來於1951年遷到了它現在的總部，曼哈頓東河邊上的玻璃摩天大樓和光亮的綜合樓。這座摩天大樓把垂直狀態帶給了聯合國，把它分成了上千個小房間，把世界各地的為求團結而來到紐約的人分割開來。但在曼哈頓的這些建築起用之前，在布朗克斯和長島，聯合國是水平狀地分散在幾個小的建築里。代表們、他們的助手們和記者們都不得不走很多路才能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在道路上、大街上和台階上，都會有更多的交際和碰面。
評語：
建築導致的政治結果。
#第567—568頁
1967年冬天，赫爾伯特·L. 馬修斯一個人孤凄地坐在十層上走廊邊的社論作家的1048房間。還有什麼比孤凄更使他難受的呢？因為幾年前在古巴他曾使《紐約時報》碰到麻煩，所以現在一個人在象牙塔里贖罪。馬修斯既自負又衝動。他已67歲，長得高大、瘦削，只是略顯精力不足，但其機敏絲毫不減1922年他剛加入《紐約時報》的時候。這個職業讓他1929年在北京觀察大獲全勝的蔣介石，1936年在亞的斯亞貝巴騎著馬與入侵的意軍并行；1939年在佩皮尼昂寫下了來自西班牙內戰的最後一份電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去過義大利、印度和北非，戰後去了倫敦；1957年在古巴山區採訪了一個當時被大多數人認為已經死掉了的大鬍子革命領袖。
由於這些有關卡斯特羅的文章及以後有關古巴的文章，《紐約時報》最終被指責為赤化了這個海島，新聞編輯部里很多編輯都對馬修斯存有戒心。1963年，作為約翰·奧凱斯負責的社論部的成員，馬修斯再次訪問了古巴並拜訪了卡斯特羅，但當他回到紐約提出為新聞編輯部撰稿時，卻遭到了拒絕。1966年，他再次代表編輯部重訪古巴和卡斯特羅。在那一年，《紐約時報》的其他人是進不去古巴的。馬修斯積累了2.5萬字的資料，但他撰稿的要求，再次被新聞部拒絕。結果，整整一年，《紐約時報》沒發表一篇由本社人員提供的有關古巴的消息。
#第569—570頁
……但現在，1967年，他準備離開《紐約時報》，打算寫自己的書，並堅信歷史會最終寬恕他。即使是現在，他還相信卡斯特羅在革命開始時並不是個共產主義者，而在馬修斯社論版最後一篇文章當中——四篇回憶他曾揮灑汗水的四個大陸的署名文章的最後一篇——他寫道：
對美國來說，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古巴革命為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冷漠和忽視的拉丁美洲燃起了生命。當古巴的領袖和他的政府變身共產主義者，並且後來幾乎發起一場核戰，有些人必須受到譴責。其中就包括我。
新聞對於歷史的影響是一個令人痴迷而具有爭議的話題，這個話題造成了相當多無意義的討論。我不會否認，1957年2月17日寒冷的清晨，當我與菲德爾·卡斯特羅、他的兄弟勞爾、切·格瓦拉等人一同坐在馬埃斯特拉山間時，歷史女神克利俄用她的魔杖觸了我一下——不管她用的到底是什麼。由此而來的在《紐約時報》上的宣傳賦予卡斯特羅、他的游擊隊一個全國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名聲，以至於從年代上來看，這個時間點是整個拉丁美洲獨立史過程中所有領袖光輝事業的開端。
然而，古巴「已經為革命做好了準備」，正如小亞瑟·施萊辛格為國務院白皮書所寫的那樣。菲德爾·卡斯特羅是應時代而生的人，從長遠來看，任何事都阻擋不了他的腳步……
回顧這過去的45年間世界發生的千變萬化，回想那些造就了我們時代歷史的男人和女人，是一個能讓我們感到一絲自豪、一絲謙遜——以及某種無助的過程。至少，當我們想到有人並不會人云亦云的時候，還是會得到一絲殘餘的滿足。
一位新聞從業者與很多片土地上的偉人走在一起，但是他必須走自己的路——直到盡頭。
評語：
在2016年11月25日晚間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后，《紐約時報》於27日頭版刊發了 Anthony DePalma 撰寫的文章 Fidel Castro, Cuban Revolutionary Who Defied U.S., Dies at 90，好奇心日報編譯了此文《再見，卡斯特羅》。
文中詳細回顧了1957年馬修斯對卡斯特羅的採訪導致的局勢變化：
「世界各地的報紙都報道說，他在 1956 年 12 月的登陸戰中被殺了，但三個月之後，卡斯特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接受了採訪，並重新開始行動，最終改變了歷史。
「這次冒險行動的開端，是卡斯特羅擁護者聯繫到了《紐約時報》記者兼社論作者赫伯特·L·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逝於 1977 年 7 月 30 日）並為他安排了對卡斯特羅的採訪。幾名支持者把馬修斯裝扮成了一位富有的美國種植園主，帶進了群山之中。
「從報道文章來看，馬修斯帶著很大的好感寫出了卡斯特羅的為人和舉止，描寫了時年 30 歲的卡斯特羅如何分開叢林的樹葉、大步走進專門為採訪清空的場地里。
「馬修斯寫道：『這是一個相當醒目的男人：孔武有力的六英尺（1.83 米）身高、橄欖色肌膚、豐滿的臉頰上有著凌亂的鬍鬚。』
「這三篇文章從 1957 年 2 月 24 日星期天開始刊登在《紐約時報》上，呈現了一個可以讓美國人支持的卡斯特羅。馬修斯寫道：『這個男人的人格讓人無法抵抗，他是一個有教養、有奉獻精神的狂熱分子，也是一個有理想、有勇氣，並且有著卓越領導才能的男人。』
這幾篇文章再三重申了卡斯特羅的斷言：古巴未來絕對不會是社會主義國家。馬修斯寫道：『他有著強烈的自由、民主、社會公正以及需要恢復憲法並進行選舉的思想。』當被問到對美國的看法時，卡斯特羅回答道：『你可以確信，我們對美國和美國人民是沒有敵意的。』
當時的古巴政府公開譴責馬修斯，稱他的文章都是捏造的。然而卡斯特羅從登陸戰中活下來的消息還是給他的行動注入了生命力。他帶領著一小幫非正規軍與政府軍隊進行小規模戰鬥，而且每次遭遇之後都會提高他們在古巴以及全世界的支持——儘管城市裡的其它反叛力量也在為推翻巴蒂斯塔政府而戰鬥。
「而真正壓垮政府的並不是卡斯特羅所控制的軍備力量，而是他那些行動所帶有的象徵性力量。就在 1959 年新年這天的午夜剛過、巴蒂斯塔逃離哈瓦那一座漆黑的機場時，卡斯特羅已經成為了一個傳奇。與其競爭的反對派根本無法奪取政權。」
12月1日，《紐約時報》又在「時報內情」(Times Insider)專欄刊發了一篇回憶1995年卡斯特羅造訪《紐約時報》1995 | Castro Visits a Word Factory (Ours) 總部的文章，在其中記錄了卡斯特羅對馬修斯的那次採訪的回憶：
「卡斯特羅還給聽眾留下了一種他可以狡猾操縱新聞的印象，即便是在他30歲出頭的時候。
「他回憶起1957年時，時報記者赫伯特·L·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前往他在馬埃斯特拉山的藏身處，對他所做的一次著名的採訪。當時他是一個法外之徒，全世界都以為他已經死了。卡斯特羅說，他下令讓人數不多的同一群叛軍在馬修斯面前反覆走來走去。
「『我們想給馬修斯留下一種我們有很多人的印象，』卡斯特羅說。」
甚至在1961年的豬灣事件中，《紐約時報》也扮演了一個尷尬的角色：
「《紐約時報》記者舒爾茨事先聽說了這次入侵的消息，於是撰寫了一篇相關文章。但在肯尼迪政府的要求下，《紐約時報》沒有發表舒爾茨發現的全部信息，包括即將發起一次進攻的消息。特別提到中情局的幾處內容也被刪去。」
也就是說，在古巴革命的兩個關鍵節點上，《紐約時報》的新聞產品都對歷史起到了令人震驚的影響。馬修斯並沒有對這種影響感到懊悔，而是把多數對這種影響的討論判定為「無意義的」，用歷史開啟的神話故事包裝掩蓋了自己所作所為帶來的嚴重後果——一個無害的革命明星形象的樹立最終讓人類文明逼近過滅亡。
而《紐約時報》在面對左翼運動虛情假意上的誤判像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
《紐約時報》對俄國革命的報道，先是忽略，然後又低估列寧的影響。《紐約時報》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按《紐約時報》編輯們的看法，已經成了斯大林的衛道士了。從1941年到1943年《紐約時報》駐蘇聯的記者，後來轉向為共產黨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的倫敦版和紐約版寫作。（《王國與權力》，第538頁）
最終，作者特立斯還是為老東家挽回了一點顏面，也總結了馬修斯這類人容易被蠱惑的弱點：
赫伯特·馬修斯這種人，這種充滿了理想主義和自我專註的個人主義者，與1967年的《紐約時報》的風格是格格不入的。（《王國與權力》，第570頁）
#第579—580頁
……紐約的編輯們感到，《紐約時報》不需要短評家或更多的專欄作家，但它的確需要那些不玩世不恭，但會更深刻、更清晰地調查政府行為的記者。這些記者不應侵犯國家安全，但他們應知道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差異。西奧多·伯恩斯坦過去經常說，在戰爭或臨戰條件下，國家安全問題便產生，此時出版界應該遵循什麼路線是不容質疑的。編輯們掌握的信息或專業知識不允許他們指責一個會危及國家安全的官方決定。但伯恩斯坦認為，國家利益問題就不同了：它們可以是政治問題，而且一個人對什麼是國家利益的理解可能像另一個人的理解一樣。伯恩斯坦說，新聞界應該記住，總統本人在不同的場合起不同的作用；有時他是憲法規定的最高統帥，有時他是國家的政治領袖。伯恩斯坦還說，新聞界必須區分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然後才能妥當行動。它不應被外界的看法所左右，包括總統本人的看法。
原則上講，賴斯頓同意這種觀點。不過，正是在這些原則的應用上出現了差異，情感和自我開始起作用，每個編輯一生的體驗造就了多種多樣的版面。雖然紐約總部發生了很多變化，但賴斯頓仍把它視為受傳統限制的。它龐大而拙笨，它對新聞的態度是陳舊的。牛欄反映了伯恩斯坦原教旨主義的價值觀，他們是一班靠第二次大戰期間形成的編輯部混亂和價值判斷起家的或受其影響的編輯人員。這些人習慣於對發生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對發生的過程做出反應，尤其是戲劇性的事件。編輯們經常把原因視為推測性的，因此沒有足夠的硬新聞放在頭版或者在報社受到最優先待遇。
……賴斯頓在一次講演中說……記者們追蹤報道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像消防隊員一樣，火滅了就走了。越戰爆發后，各報派出數百名記者赴越報道，每天的頭版都充斥著他們的報道，還擠掉來自世界其他各地的新聞報道，但在這場大災難之前卻沒有派出足夠的記者前往這些正在煽動動亂的地區，那時的報道才會喚醒防範性的政治行為。賴斯頓認為，有關古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的報道登上了頭版頭條，但是前政權下的社會不公平和不穩定卻在新聞當中沒有得到充分展示。不過，對這些新聞界弱點的確切的解決辦法，即使對賴斯頓來說，也不是完全清楚的。
……在有些情形下好像不會有任何答案，肯定沒有一個使賴斯頓完全接受並與他對美國政府的國內外最高利益的責任感保持一致的答案。這就是詹姆斯·賴斯頓的進退兩難之處。他承認理想主義，但最終受到華盛頓現實的影響，如他認真去評論的政治家一樣。他可以堅持認為，並且在一次講演中也的確說過，讓美國公眾知情甚至比以前更有必要，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益增強，總統也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力，這樣就需要一個不是更順從的新聞界，而是更具批評性的和更少民族主義色彩的新聞界。但是，賴斯頓本人在華盛頓的長期工作並沒有體現出這種精神，因為他經常覺得有必要向公眾隱瞞某些有爭議的真相，這些真相會損及60年代在華盛頓尚存的有關新聞誠實的幻想。他不僅僅鼓勵《紐約時報》限制報道豬灣事件，而且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不讓公眾知道美國在巴其斯坦軍事基地的U-2偵察機多次飛至蘇聯上空，直到有一架飛機被擊落後，《紐約時報》才不得不報道了這一消息。
評語：
顯然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割裂看待在一些人的觀念里是十分奇怪的。這個辦法拓展了新聞自由的邊界，但也結結實實觸到了新的邊界，這個邊界更模糊不清更難以捉摸。
在古巴問題上，《紐約時報》在新聞自由上的實踐是失敗的。作為主編的進退兩難，有時候可能同總統決策的進退兩難有的一拼。這意味著新聞界對事件緣起需要更敏銳的覺察力，而不僅僅作為事件的記錄者，但這看起來真是一種終極的權力呀。
✦
END
王國與權力
撼動世界的《紐約時報》
看完了這本書，作為一個前記者，我滿心惆悵。怎麼概括《紐約時報》的事業呢？只能說，它記錄歷史進程，參與歷史進程，糾正歷史進程。這才叫「報紙是一個國家與自己的對話」。
——李海鵬
我自小每天都閱讀《紐約時報》。後來我讀到特立斯的著作《王國與權力》，它帶我進入了這個帝國，一窺其中的秘密。這本書讓我激動萬分，一心只想為時報工作。
——大衛•雷姆尼克（《紐約客》主編）
美國著名作家、記者蓋伊•特立斯，新新聞主義之父，從1953年開始在《紐約時報》工作了十餘年。曾任職《紐約時報》十年，長期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時尚先生》（Esquire）等雜誌撰稿。
當他離開時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採訪自己曾經的同事，嘗試與之前不同的寫作方式來描繪這個龐大的機構。特立斯眼光犀利，筆觸細膩。在他筆下，沒有失敗者、小人物、零餘人，所有人都是主角般的待遇、一切都鮮活無比。特稿記者視其為新聞書寫的典範。《王國與權力》位列「關於新聞業，五本最好的書」。書中不僅回溯了《紐約時報》的歷史，還再現了近百名時報人，以及他們伸出時報中的龐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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