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嫌疑人X的獻身》看中國電影與東亞文化共享

《嫌疑人X的獻身》在普通觀眾看來是一部完成度比較高的商業類型電影，如果是演員王凱的冬粉，可能還會對偶像參與了如此靠譜的電影製作而深感欣喜。

然而，正如《嫌疑人》那種表面波瀾不驚、內里卻暗流涌動的推理故事和影像風格一樣，這部電影所處的語境，正是整個電影轉型期的縮影：

當城市中產階層日益擴大，以往小眾精英口味的推理、偵探等「燒腦」類型，正逐漸成為大眾化的整體趨向。

「講個好故事」成為電影最迫切的訴求，而怎樣整合東亞三國的文化資源，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共享圈，怎樣學習香港、日韓與歐美成熟的類型電影製作技巧，並在學習的過程中化為己用，正是《嫌疑人》在激起小浪花的背後，所帶來的值得思考的大問題。

如何讓「版」成為「特色版」

第五代導演與傳統文學作家相互成就，經典作品常常來源於功底紮實的純文學作品。第六代導演則喜歡親自操刀編劇，將從生活中觀察到的怪誕現實融於筆端。而未能凝聚成「代際」式共同體，但實質上已經和前幾代導演的電影理念、藝術風格完全不同的當代影人，則一直在通過各種渠道尋求自己的「一劇之本」。

在國內，是以網路文化為中心的網路文學、電子遊戲、熱門現象及事件。這類IP資源，往往在未經影像化之前就已經擁有為數眾多的擁躉，而「有誰來詮釋萬千冬粉心目中的男女主角」，則成為一個屢試不爽的營銷話題。因此原作與演員，常是這一類電影的關鍵詞。

而在國際範圍，則是以東亞三國形成的大中華儒家文化圈為基礎，因相似的文化背景、審美趣味和價值觀，進行廣泛的資源交流。

早年間，的電視綜藝節目就經常「模仿借鑒」日韓綜藝。近些年，隨著版權意識的提高，以及此前「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尷尬，綜藝節目製作公司主動向日韓購買版權，得到了豐富詳實的指導材料，也打造出了《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我是歌手》等成熟而具有本土特色的綜藝節目。

而在電影方面，同一劇本的翻拍、同拍也成為新的實踐方式，《重返20歲》、《我是證人》、《外公芳齡38》，以及正在製作中《麻煩家族》，都是如此。翻拍電影中，是選擇中方導演還是外方導演，劇本如何進行本土化調整，成為受到關注的關鍵。

日本近兩年的電影乏善可陳，劇作倒是頗為出眾，在洞察種種社會問題的犀利目光下，既知一己之力無法改變，於是與之進行策略性、世俗式對抗，刻畫出了值得玩味的當代日本人精神世界。

而韓國則是在影界與政府的多次談判中，為電影產業爭取到了越來越大的書寫空間，揭露社會黑暗、批判統治階層的現實主義電影屢出佳片。

的情況又有不同，新世紀初，在《卧虎藏龍》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刺激下，《英雄》引領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片沖奧」運動，一度化的視覺奇觀蔚為成風。然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經濟地位不斷提升，電影市場也不斷擴大，國人終於在好萊塢電影的東方面孔和軟廣中發現，現在不再是「走向世界」，而成了「世界走向」。在這種「后大片時代」，很多體量較小的類型片，也開始能夠與觀眾見面，逐漸豐富著的電影市場。

對於《嫌疑人X的獻身》來說，雖然是改編自日本同名推理小說，但日韓兩國兩種版本的改編電影在前，特別是日本版中，福山雅治搭檔柴崎幸，在日劇《神探伽利略》中已磨合完畢、深入人心的二人組在影版中延續默契，成為書迷提及《嫌疑人X的獻身》時腦海中最先浮現出的影像。而導演蘇有朋帶來的版，也面臨著和翻拍電影同樣的挑戰。

他希望每一次的改編，都能夠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加入符合國情的原創情節，而此前其他版本用過的原創橋段，不可以再次使用。圍繞這一要求，除了提交詳細的改編方案、將改編劇本譯為日文，蘇有朋更是帶領創作團隊和東野圭吾反覆磨合了35版，最終才敲定電影呈現方案。

儘管對於原創性改編的要求，最初是為了規避影版之間的版權糾紛，但是東野圭吾身為金牌小說家所具有的話語權，讓《嫌疑人X的獻身》顯現出了煥然一新的創作生態。要對一個已經深入人心的推理小說進行全新闡釋，關鍵不是迴避先前版本，而是重新進入小說、開拓可能，將其視為一個圓融自足的故事、充滿無限可能的元敘事，然後從中摘取一頁，形成與小說既相同又不同的電影。

也正是在這樣的改編要求下，版《嫌疑人X的獻身》里，陳婧為答謝石泓買的男裝外套，其品牌名Erdos正是石泓最欣賞的那位匈牙利數學家的名字；而唐川與石泓登山時，石泓剖白內心道，「對我來說，最好的不是走出去，而是走下去」，電影最後一幕，石泓既是被法警押送「走下」電梯，也是面對罪行與愛意，將殺人那刻就已確定的命運之路「走下去」，唐川則是帶著石泓留給他的數學問題和人生問題，打開沉鬱的樓門/心門，面對陽光走了「出去」。這樣含蓄雋永的小小細節與點睛畫面，也算是在東野圭吾給出的這場「高壓劇本訓練課」中，版《嫌疑人X的獻身》給出的獨具巧思的答卷。

2009年上映的《阿凡達》，以領先的IMAX-3D制式，給國人進行了一輪電影放映技術的普及，極大推動了國內影院的翻新改建。同時，《阿凡達》取景地張家界當時竟無一家影院，人們在震驚之餘，也意識到二三線城鎮電影市場的藍海。這兩個關鍵因素，如同按鈕般開啟了電影銀幕數量的爆炸性增長，從2007年的3000塊直衝向2013年的15400塊，繼而在2016年達到四萬多塊，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而這些新的銀幕，絕大多數設立在此前未曾開發過的二三線城鎮。



面對忽如其來的電影狂潮，這些城鎮一度貢獻了非常可觀的票房，促使電影在百億之後屢次刷新紀錄。與之相伴，則是城鎮青年的審美口味成為電影製作的新關注點。一些豆瓣評分跌破5分，但依舊收穫高額票房的電影，顯示出了電影在「叫好」與「叫座」之間的割裂——貢獻票房的是普通青年，掌握話語權則是文藝青年，他們之間的割裂是階層的差異，而非想象的老中青少年齡差異。

但是隨著影院從開張到常態，團購網站「分久必合」，票補降低讓二三線城鎮的觀影衝動逐漸冷卻。此時，一線城市的力量再次顯現，引入新設備的高端院線，可以憑藉良好的視聽效果，把一張票賣出二三線城鎮影院四倍甚至五倍的價格。一線城市的精英文藝青年，也具有更大的二刷、三刷可能。他們兜揣鈔票，手拿鍵盤，既擁有經濟權，也擁有文化權，重新佔領了話語的高峰。

其實弔詭之處在於，這批生活在一線城市的青年男女，大多數是經過十載寒窗苦讀，通過大學脫胎換骨，畢業后成為大城市裡的小白領的一群人。作為從家鄉中走出的一代，作為經濟獨立、可以算是城市中產或者中產預備軍的一批，他們對於形成具有區分度的「文化自我」有著強烈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就體現為在諸種類型影視中，受美劇、好萊塢電影、日本推理作品影響，犯罪、懸疑、推理、偵探等「燒腦片」，成為他們的心頭所愛——這類影視作品，一方面對他者來說夠精英，必須通過現代教育體制培養的文本解讀能力，才能夠看懂並欣賞；另一方面對自我來說又夠通俗，犯罪所具有的刺激元素、智力對抗帶來的爽感，都能滿足他們消遣娛樂的基本需求。

我們無法確認蘇有朋選擇《嫌疑人X的獻身》是市場調研還是興趣使然，但毫無疑問，這一類型的選擇，是踏准了電影市場的脈搏，和三年前收穫5億、叫座不叫好的青春片《左耳》，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燒腦」類型要求紮實的劇本和自洽的邏輯，只要完成這點，成片效果就不會太差。電影方面，有《全民目擊》、《催眠大師》和《心迷宮》的良好反響，電視劇方面，則有《法醫秦明》、《心理罪》等可以獲得更大尺度的網劇。《嫌疑人X的獻身》，連同同期上映的警匪片《非凡任務》和《綁架者》，將這一趨勢勾勒得更加明顯。

《嫌疑人X的獻身》讓「東野圭吾」這枚大IP一時間舉世矚目，可以預料的是，日本推理界的伊坂幸太郎、宮部美雪、島田莊司等作家，也會陸續以各種形式和觀眾見面，而韓國近年來比較成熟的犯罪電影，也有可能成為另一撥潛在翻拍對象。

師承各方：將全球資源化為己用

當目光重新回到清明檔期，三部類型相似的國產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非凡任務》和《綁架者》，其實背靠著不同的文化脈絡。

《嫌疑人X的獻身》是日本推理小說為基礎、日韓影視翻拍經驗運作下的產物；《非凡任務》的編劇與導演是香港影壇赫赫有名的麥兆輝、庄文強「麥庄組合」，故事架構和敘事手法都帶有鮮明的港式警匪片特色，但公安部金盾影視文化中心的官方資助背景，以及本應是話題點的麥庄二人並未參與影片宣傳，又讓這部電影顯現出一份港人北上的含混。《綁架者》同樣來自明星轉型導演的徐靜蕾，「犯罪者失憶」這一關鍵元素顯然受惠於各種「經典燒腦電影清單」中均會提及的美國電影《記憶碎片》，而在一稿劇本無女主的情況下，設立一個戲份頗重的女性角色來引導故事發展、調節節奏張弛，顯然屬於女導演團隊的有益嘗試，所幸白百何也演技過關。

這三部電影充滿了大家熟悉的演員面孔、取景於我們曾經走過的城市街巷，但是其背後卻是大陸影業在資本撐腰下，不斷吸納來自港台、日韓、歐美等不同脈絡的文化資源，試圖熔煉出一種現代的電影風格。

但是，與香港台灣的影視交流，時常面臨著港台人士的政治立場問題，也關涉到他們面對大陸娛樂業的強勢發展，如何調整心態與姿態的問題。與產業成熟的日本韓國交流，我們具有天然的地緣優勢、文化趨同，但是東亞三國的歷史遺留問題、風雲變幻的外交局勢，又讓這種合作充滿了不穩定的因素。歐美與影視的交流，背後是資本和市場的涌動，但缺乏文化和情感的理解，因而，如何讓一筆筆學費不要白交、取回真經，從談錢一步步走向談情，也是電影面臨的挑戰。

合作從不簡單，電影依舊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