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越來越信奉「巫術」？——王林現象剖析

江西萍鄉人王林，一個此前名不見經傳的江湖方士，自稱「氣功大師」——據說的確曾被當地有關部門授予過「大師」稱號，其宅居名曰「王府」，其財產首冠郡縣，其技其術幼稚可笑，其言其行飛揚跋扈，因涉嫌非法行醫、重婚、詐騙、賭博、偷稅、行賄、非法持有槍支等罪名，一躍成為吾國近段時間以來持續發酵、爭議不斷的新聞人物。

本文無意探討王林是否真的會氣功，以及是否真的犯有開列的上述罪行，而是旨在通過回顧方士這一行當的歷史及其與國運的複雜關係，來分析王林這位炙手可熱以至於只有權貴和富豪才有資格進入其「王府」並對之頂禮膜拜的事件背後，所折射出的信仰危機和國運亂象——據悉，一本標明由香港海洋國際出版社公開出版、長達367頁的題為《人》的寫真集，收入的幾乎全是王林與一些政府官員、商界名流、文娛明星的合影。

方士，即「有方之士」，亦稱術士，其由來也久矣。蓋吾國先民由蒙昧進入文明之初，「民神糅雜」、「家為巫史」，每個人都可通過特定的儀式與自己所信奉的「天地鬼神」直接交流與感通，從而出現「諸神之爭」和「褻瀆神靈」的現象。約在4000多年前，堯帝推行「絕地天通」之策，禁止普通人與「天地鬼神」直接交流與感通，同時指定專門神職人員負責祭祀「天地鬼神」等事務，由此開始出現了統一的宗教信仰，並為此後吾國文化、社會、政治邁向統一奠定了基礎。然而，民間的巫師並沒有就此銷聲匿跡，相反仍以自己的一技之長延續下來，並獲得「方士」的稱謂，其知名者甚至寫入《史記·日者列傳》、《漢書·五行志》、《後漢書·方術列傳》等歷代史書，成為千百年來吾國民間風俗、文化、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即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所說的「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

方士之術，巫術也，如卜筮、算命、相面、望氣、扶乩、祭祀、祈禳、通靈、風水、堪輿、遁甲、煉丹、氣功，等等不一而足。直到今天，吾國各地民間仍有不少方士，其活動散見於百姓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等各領域。比如，僅台灣一地，方士就有乩童、尫姨、司公、符法師、驅邪師、扶鸞師等十數種之多。凡是存在的，即使不是合理的，也是有其因由的。各種方術儘管都帶有不同程度的迷信成分，但卻是民眾在主流信仰之外，調適自己生命、生存、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的一個重要補充，且因其偶與天文、醫術、強身術等重疊，特別是煉丹術又發展成今之化學學科，故向來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此即孔子所說的「雖小道必有可觀也」。

不過，孔子緊接著又補充說：「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所謂「君子不為」，是指社會精英或有德之人不從事、不參與方士的「小道」之術，所以孔子又說：「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因為，儒家向來強調「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主張「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要求士君子「不語怪力亂神」，尤其是要遵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一脈相傳的道統，推行王道、實行仁政，以禮樂善美風俗、風化天下，對於任何危害主流信仰(絕大程度上是儒家信仰)和政治秩序的乖戾之術，都予以嚴肅的批判，即「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雖然如此，在吾國歷史上，方士方術還是經常主動或被動地參與政事，從而與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所說的「大傳統」(Big Tradition)，即精英文化或主流信仰，發生了複雜而又緊張的聯繫，並因此而影響了國運。

方士流行並有確切記載的最早當屬秦朝。秦始皇橫掃六國、一統天下，然嚴刑酷法、暴虐天下，又「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未能建立深得人心的政治秩序和主流信仰，加之始皇既冀望國祚「傳之無窮」，又希望自己長生不老，永為皇帝，故廣為徵辟天下術士，煉丹藥，求神仙，致身邊僅「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然《史記》稱「(方士)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葯」，《漢書》載「秦始皇初並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同時，方士亦因尋仙藥不得而漸恐，故譏諷始皇，遂致有「坑儒」(實際上是將方士與儒生一起坑殺)之事，始皇也因此多了一重惡名。由此可見，方士泛濫既虛耗國庫，又引發民怨，更徒增紛爭，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西漢王朝初期一方面通過「休養生息」、「開疆拓土」積累了強大的國力，一方面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構建了頗得人心的政治秩序和主流信仰。不過，西漢王朝也並非完全崇孔尊儒，而是「漢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同時歷代皇帝鍾情長生、崇奉方士。如漢文帝召賈誼，不談社稷國家大事，卻問鬼神方術之由，故李商隱在《賈生》一詩中感嘆說：「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史記·武帝本紀》則有近半篇幅講述漢武帝如何寵信方士，如何勞師動眾尋找仙藥，甚至將其女兒嫁給方士欒大，又封其多重官職，使欒大貴震天下，致「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同時，漢武帝還放任方士介入宮廷朝政紛爭，甚至出現誣陷太子至死並牽連十數萬人的「巫蠱案」，導致後任皇儲選用不當，成為強大的西漢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漢武帝本人晚年對此也頗為後悔，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以上只是舉了秦、漢兩朝方士方術的例子。事實上，在吾國曆朝歷代，方士對國運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故錢穆先生的高足楊啟樵先生在《明清皇室與方術》一書中說：「帝王冀望祛病永壽，其影響第止於一身，顧其實流弊不勝言，如方士輩往往因受寵信而干涉政治，擾亂國事。」同時，方士不隻影響中央政治，更對地方文化、社會、政治產生深刻影響，如《風俗通義》在描述東漢末期會稽風俗時說：「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另據韓愈《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安史之亂」后的中唐時期，僅今河南清豐一代，就有八名縉紳因信方士之言，服用丹藥中毒身亡。更有甚者，方士一旦做大，往往會聚集門徒，形成類似宗教性質的組織，並在國家危難之際揭竿而起，如黃巾軍、白蓮教、太平軍起義之類是也。

歷覽前史還會發現，作為「小傳統」的方士方術，儘管帶有一定程度的迷信色彩，但只要其不干預作為「大傳統」的精英文化和主流信仰，不對政治和國運造成負面影響，一般都在社會各界容忍之內。而且，方士橫行、方術泛濫，常發生在社會出現腐爛、政治出現紊亂，特別是主流信仰出現混亂的環境中。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往往會很茫然甚至飢不擇食地尋找另外一種安身立命的精神依託，來調適自己生命、生存、生活之中越來越強烈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而方士方術因為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容易在眾多精神依託之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重要的選項。同時，作為「小道」、「異端」甚至是「旁門左道」的方士方術一旦成為民眾尤其是社會精英的選項，又會大大加速國運的衰微，使整個國家呈現末世之兆或崩潰之勢。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王林事件。前面已提到，只有權貴和富豪，如包括去年一審被判處死緩的原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宋晨光在內的政府官員，包括馬雲在內的商界名流，包括趙薇在內的文娛明星等，才有資格出入「王府」、膜拜王林。很清楚的是，這三類人至少在身份上恰恰代表了吾國社會精英中最為重要的三個群體，即政治精英、經濟精英以及文化精英，從而表明了精英群體的方術嗜好和集體墮落，有力地敲響了吾國信仰危急和國運衰微的警鐘。

民眾特別是社會精英為何會出入「王府」、膜拜王林?大背景主要有兩個：其一，在尋求「國家富強」以及通過粗放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維持政治合法性的強大壓力下，吾國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商業化進程等在內的現代社會轉型，呈現出明顯的擠壓特徵，即將西方國家用幾百年實現社會現代轉型的歷程，壓縮在短短的近幾十年之內來完成。這也意味著吾國需要將西方國家幾百年內所遇到或不曾遇到的各類社會矛盾，如資本的原始積累、市場的殘酷競爭、嚴重的貧富不均，以及因強制計劃生育、城鎮強拆民居、鄉村強征土地、二甲苯化工(PX)項目強行上馬等而引發的惡性群體事件，用短短的幾十年內來消除。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結果卻每每不如人意，導致整個社會因戾氣充斥而急遽且惡性膨脹為一個潛在的「火藥桶」，包括各類社會精英在內的民眾，其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與日俱增，為祈福消災、掐指算命的方士方術，提供了潛滋暗長的土壤。

其二，隨著社會的急遽轉型和現代性的深入展開，個性的自覺和張揚如同江河決提不可阻遏，社會階層和精神需求同步出現多樣化，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潮和主義，以及包括方術在內的各種民間「小傳統」，紛紛粉墨登場且都找到了自己數量可觀的擁泵，主流信仰一統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復返，甚至幾乎成為官方的「獨角戲」。就方術而言，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氣功為代表的民間方術就曾盛行一時;九十年代，在方士的蠱惑下甚至出現了類宗教組織;新世紀以來，夾雜著方術的西洋宗教更是大規模泛濫，特別是留守鄉村的婦女、兒童、老人——俗稱「三八六一六零部隊」，幾乎是整鄉成村地匍匐在洋教的腳下。坦率地說，時至今日，吾國只有官方的意識形態，但全社會並沒有共同的或主流的精神信仰，故整個國家處於一種迷失信仰的狀態。

馬雲就自己為何去拜訪王林的解釋，為吾國信仰的迷失狀態做了一個很好的註腳：「常有朋友指責我去探視『非科學』的東西。對未知的探索，欣賞和好奇是我的愛好，即便是魔幻術，挑戰背後的奧秘也快樂無窮。好奇心讓人受益。人類很容易以自己有限的科學知識去自以為是的判斷世界。科學不是真理，科學是用來證明真理的。過度的沉溺信仰和迷失信仰都是迷信，今天我們是後者。永保好奇!」這段話中，絕大部分都是借用科學之名進行的狡辯，但「過度的沉溺信仰和迷失信仰都是迷信，今天我們是後者」一句，卻是個不爭的事實。

儘管馬雲點出了吾國信仰迷失和迷茫的狀態，但他借用科學之名進行的狡辯，卻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社會精英嗜好方術的真實動因。事實上，官員通常被認為是最言行不一的人，正如其「白天搞反腐，晚上搞貪腐」一樣，其白天信誓旦旦地講信仰，晚上卻拜見方士，其目的就在於占卜自己的官運。商人通常被認為是最貪婪和狡詐的人，其拜訪方士的目的則在於占卜自己的「財運」。至於文娛明星——貌似文化精英，實則最沒有文化和信仰，也最淫靡和腐爛的群體，若其不到處拜神求仙倒是怪事了。事實上，戲子和優伶成為備受吹捧的大明星，本身就是信仰迷失的有力例證。更主要的是，大量報道表明，王林曾成為當地官員和商人多宗幕後交易的中介人，這說明當官員和商人同到一處拜神求仙，方士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成為權力和金錢的掮客，從而大大固化了「官借財升、財借官長」的官商勾結模式。

總之，此前名不見經傳的江湖術士王林，其人其事經媒體深入發掘和報道后，以一種既意想不到又在情理之中的結局，凸顯了吾國社會信仰的巨大荒蕪和深刻危機，表明包括精英在內的國人以及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正無可奈何地處於一個極其荒誕的時代。同時，這種精神層面的深刻危機與當下種種複雜的社會矛盾糾纏在一起，互相誘發，彼此助長，使吾國國運在貌似繁榮昌盛的背後，呈現出著衰微與末世的徵兆。對於關心國家命運且了解歷史的人來說，金觀濤、劉青峰在《興盛與危機——論社會超穩定解構》一書所揭示的吾國「歷史周期性」並不陌生：「每個大一統王朝從建立、發展趨於鼎盛，直到顯露出社會危機、爆發動亂、崩潰，差不多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一次激烈的大動蕩，然後是舊王朝覆滅，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現出一種社會結構周期性的瓦解和重建。」當下，國家長治久安、民眾幸福安康當然是每個人或所有人的共同期盼，但是，吾國能否避免步漢唐王朝再度陷入極盛而突衰，甚至是步秦、隋王朝極強而突亡的後塵，從而打破這個無解的「歷史周期性」，不僅需要治國者絕大的政治智慧，也需要每個人或所有人都進行共同的思考和努力。

無論如何，個人尤其是普通民眾個人的命運，如向方士方術等民間「小傳統」尋找安身立命，仍是無礙大局、無需反對的事情。不過，林則徐曾就方術等問題所作的警示，或許對那些熱衷於方術的個人有些不同的啟迪和借鑒：「存心不善，風水無益;不孝父母，奉神無益;兄弟不和，交友無益;行止不端，讀書無益;心高氣傲，博學無益;做事乖張，聰明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時運不通，妄求無益;妄取人財，布施無益;淫惡肆欲，陰騭無益。」

無論如何，若是國運關乎術士，甚至是決於術士，都是人類文明的一個莫大悲哀。筆者的建議是，要以大捭大闔的決心和勇氣，以改革和包容的心態，積極回應當下民間重建儒教的主張，同時扶植釋道兩家本土宗教，回歸中華民族固有精神家園，同時通過推行憲政、整治吏治、維護民權、保障民生來破解政治和社會難題，此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果如此，則庶幾能避免方士方術之害，且保國運長久而不衰!（慕朵生）

作者簡介：

慕朵生，男，獨立學者。儒教網主編，儒教復興論壇總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