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三：國家將走向何方？

日本電視劇 《新選組》第三篇流水賬。

日本的大河系列電視劇，其實基本上相當於紀錄片，都有真人真事，當然也是藝術化了。比如我們介紹的這些，其中的人物不僅百度上都能找到他們的歷史事迹，甚至多數都有真人照片，我真是幾乎驚呆了。所以，這些電視有相當嚴肅的學術價值，尤其是民俗文化的立體表現，非常好！

（近藤勇 真實照 1834-1868）

一，困惑的大時代

面臨一個大時代的來臨，既有皇室與幕府的驚慌失措，也有諸藩的加劇爭權，更有近藤勇這樣的鄉下底層貧民試圖在革命中一搏，獲得出人頭地的機會。但無論如何，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個新時代來臨了。「新選組」幾乎每一集里都會從不同人的嘴裡說一遍：大變當前，日本將走向哪裡？ 甚至好幾個臨死的日本浪人都會在咽下最後一口氣前悲憤地喊道：日本國家將走向何處？！可以說這是該片的一個主題，當時日本社會普遍籠罩在面對新時代的困惑與焦慮之中。偶爾我會想，外星人降臨地球也不過如此了吧。當然，今天的人部分是可以理解當時的日本人的吧。

在明治維新前夕的日本人，從上到下大家基本都如無頭蒼蠅，不知道日本國家向哪裡去。激烈戰鬥的雙方，死到臨頭竟然會大喊：「蒼天啊，我是為了國家好啊！肯定是哪裡出了問題嘛！」一顆紅心，為何還最終成了國家和人民的敵人？這種聲音在過去100多年的也一直久久回蕩，應該說直到今天，人對於這樣的疑問一點都不陌生。

對於人類社會的困惑，應該說到今天全人類都沒有終結。類似的問題與困惑，永遠不會消失，國家往哪裡去問完了之後，你還會問「文明往何處去？」。片中的日本武士甚至接著問：」我們的生命到底有何意義？「我認為有類似焦慮實在無法排解的人，最好退出來你的堅持，散發扁舟玩兒去！這屬於哲學和信仰問題，暫時無解。政治信仰、文明信仰，說到底就是終極問題：人類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是什麼 回答了這些問題之後才能回答其他的問題，否則都是無根之木，胡亂假設。

近藤勇所領導的集團實際上就是日本的義和團，而且在日本的歷史界一直是不受正面主流認同的一個歷史真實存在。他們是愛國攘夷派，幕府鷹犬，同時也對抗維新變法人士。

在27集當近藤勇與長洲藩武士戰鬥到最後時，那位對手臨死說：「近藤勇，你是個糊塗蛋啊，一個新時代就要來臨了！我身後還有千千萬萬的人，你殺得完嗎？！」之後，另外一個長洲藩武士在戰敗后臨死前也向獲勝的近藤用怒吼：」到底是你們正確還是我們正確，讓以後的歷史來做評判！「多麼熟悉的話語啊。

不過作為人都知道，這樣的困惑與問題意識要比日本晚大約半個世紀。

假如以往我們說看看西方走過了什麼，跟著西方就可以了。但今天或許我們說跟著日本最方便，日本距離更近。

近藤隨著局勢的變化，也開始不那麼堅決，在逐漸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他也開始困惑。隨著官階的升高，權利的增大，需要他做出許多重大抉擇，也就是直接參与上層政治，而非悶頭殺人，他卻開始困惑於前方的路怎麼走了。 有關日本國怎麼往前走的大問題，甚至當時的日本上層精英也不清楚，這些都屬於複雜的學術理論問題，直到今天都不能說有標準答案。但是最初他們有一種對外的天然恐懼，所以先拒絕外來者再說，只有少數人說不應該攘夷。從這個角度，日本人今天可以說原諒了最初的這些義和團們。人也會原諒義和團嗎？那在肯定要炸窩了，懷疑這是不是要倒退啊。不過上世紀我記得還是有頌揚「三元里抗英」啊什麼的藝術作品。

二，思想家與知識分子

人熟悉的福澤諭吉實際上是與近藤勇基本同齡的人，此時剛剛進入中年，此時福澤諭吉尚未出版他的決定性大作。之前倒是有另外一位著名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比他們大一輩，這位真實的思想家在電視劇里還經常出現。日本真小，國家間打仗基本上都是幾百幾千人，首都出點事吧真人都必須出來，因為你繞不過去，另外只要出來幹事左右都似乎是熟人，這在我大真是難以想象。通過這個片子的細節，人才能理解日本之小，以及之大。

（福澤諭吉 1835-1901）

所有日本早期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儒學高手，同時熟悉蘭學，佐久間象山也是類似的學者。作為這樣背景的學者，他相當地具有克己復禮精神：「佐久間象山重「禮」，重視「秩序」，這種思想不僅限於國內政治，而且延伸到國際政治的領域。實際上，在他觀察世界形勢時，也同樣是按照秩序這一原則加以觀察。他認為國際上各國之間的關係本無秩序可言，只是一種利益關係，尤其是就歐洲各國而言，「彼國惟求一利，成此習俗」。但他同時又認為，國際既成一局，那麼就必然要構成秩序，如同國內的「禮」一樣，存在尊卑上下的關係，而確定秩序的因素，則惟有軍事力量。他明確主張，「吾惟欲述者，則國力之義」，直言不諱地提出「國力第一」的命題，表明這是他思考國際秩序的根本理念。可以說，這正是他主張爭取軍事霸權的原因所在。」

(佐久間象山 1811-1864

象山自號為當時日本的第一大思想家。他沒有拘泥於儒學，很早就學洋式炮術，熱心蘭學，著名的「和魂洋才」說（日本思想、西洋技術）就是他提出的（時間大概是1933年前後？）。

蘭學也是日本與思想界的一個不同之處，可以說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對歐洲就不陌生，考慮到國土之大等綜合因素，對於歐洲的認識稍遜日本。在1860年代西醫已經正式進入日本社會，甚至近藤勇的隊伍還接受了西醫體檢。的西醫引進估計要到清末了。大致在1866年武士也開始有使用短槍情況。

荷蘭是當時的世界最發達國家，有海上馬車夫之謂，蘭學影響了相當一部分日本人，佐久間象山因此也同時具有一種開放的氣質。他非常佩服俄羅斯彼得大帝學習西方的勁頭，主張日本要學習彼得大帝，所以他是主張開放的人士，因此遭到許多攘夷派的敵視，曾經入獄，最後死於非命。不過一如一般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家一樣，他不拘小節，狂放不羈，對待生命則非常達觀，即便有人告訴他非常危險需要保衛，他也無所謂，最後被極端攘夷派暗殺。

我們的主角近藤勇與象山相識，他們倆偶然之間數次見面，不算特別熟悉，所以只有寥寥數語交談，沒有系統的論述。其實嚴格地講，佐久間象山不一定有嚴密的思想可以說服任何人，當時根本不具備這種學術環境。處於當時的社會，人們對於人類社會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但無疑佐久間象山今天更被人們贊同，這是運氣。普通人，即便是那些正直的有德人都有可能在思想方面是錯誤的，甚至是阻止社會前進的（往哪兒進？今天真的絕對搞清楚了？），所以近藤勇與周圍的日本人終生處於困惑之中是正常的。

象山老師倒是教導過近藤君：「只要你有一顆愛國的心，就奮勇前進吧。」儘管一直困惑著，但起碼所有日本人在當時都有一個主流認識，那就是愛國忠君，這就和不太一樣，「驅除韃虜」橫亘在漢滿之間。同時近藤君與其他躍躍欲試的浪人們也都明確地知道：「時代就在我們手中！」「我們將站在歷史的舞台」。他們都知道，1860年代的日本正在發生巨變，數個列強的戰船環列海上，火炮的聲音驚醒了他們。

他們感覺到，日本是個即將覆滅的小國，他們的目標不僅是保衛日本，而且是「振興日本」，實際上這些老百姓的心聲就給日後的日本指出了發展方向。這一短期目標的達成就日本是20世紀70年代，就是21世紀初期。很肯定比如本晚大約半個世紀。

在近藤勇那個困惑的時代，無論如何行動，實際上沒有正義或邪惡之分，一切都不過是偶然與幸運，大多數人依靠本能在行為，大家都在混亂中打作一團。最後，勝者書寫歷史，敗者受到審判，正義邪惡就如此被即使那份思念判斷。這就是人類的所謂文明的常規發展。所以，日本人今天不去簡單地譴責這些日本義和團，讓人十分感佩。當然，這也是右翼行為，核心是宣揚愛國。不過，日本與，就價值判斷不僅今天不同，在「舊社會」也是不一樣的。

日本人一般人對於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敬的，似乎哪個國家都如此。但是日本的讀書人與的酸腐書生似乎不太一樣，這可能是因為讀書人極少而且有科舉制有關。可能與的儒學所處不同地位也有關。另外一個最大原因是，日本人普遍識字率要比高，因為日本幾百年前已經開始字母化，儘管人們也認識漢字，所以文盲率比低。漢字的象形是一種很落後的文字形式，對於生活文化的發展有很大阻滯影響作用。現代社會從某個方面而言就是平等或平民化時代，一切保護精英特權的制度或行為都將被推翻。文字制度也體現著類似規律，繁複的漢字學習只有富貴人家才供得起。

三，其他

堅決保護天皇與幕府的攘夷派近藤勇同學還在繼續發展變化。人都是會變的，尤其在劇烈震蕩的大時代，你甚至可以變成自己的敵人，20世紀100年裡許多堅決的革命戰士就變來變去，都一樣的道理，未必是利益驅動。社會的巨變，個人的際遇，都會使人的世界觀發生逆轉。就在32集處，近藤同學覺悟到，還是山象老師說的對：日本應該開放，然後強大了才能真正攘夷。以夷制夷的思想可能就是如此的邏輯。 不過，近藤勇的人生已經如同射出的箭，很難再改變方向。也就是說，他的人生正在走向一個明顯的矛盾，因而他的人生不用今天的尺度去評價也已屬悲劇。

在這部歷史劇中，主要圍繞三大藩的激烈鬥爭展開，而近藤勇屬於其中的會津藩，他們最初與薩摩藩聯盟捍衛幕府與天皇，反叛的則是長洲藩。與西方列強的關係是攘外，那麼與長洲之間的關係就屬於安內。所以，的「攘外」「安內」也就有了出處。

日本由於天皇、幕府的雙重結構，又加諸藩實力，日本社會與的鐵板一塊的政治結構完全不同，所以，中間會寄存著許多類似歐洲的小自由縫隙。這些縫隙實際上就是日本社會與社會的一個大不同，表面上看起來日本比天然地民主自由一些。因為自古是鐵板一塊，沒有中間縫隙，是一種絕對的專制社會。

但日本從近藤勇這個時代開始變化，因為加入了列強，英法美戰船與諸藩開始從軍事方式增援內鬥，最後轉化為政治力量介入，從而使日本打開了開放的國門。就在這個期間，福澤諭吉的思想騰空出世。其實任何思想理論都是社會的共同心聲，而非一種絕對的獨創。

許多人疑問為何日本很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為何卻沒實現社會主義？這是因為兩個主要原因：

一是天皇地位不可動搖，一直到二戰結束天皇在日本都是如神一般的地位，那是他們的國本。所以他們的鄰國搞個人崇拜也太正常了。假如不是五四推翻了孔家店一樣不會接受。

二是日本的國勢發展到20世紀初葉時已與大相徑庭，只有那些急於追趕西方的國家才會理想化地去建設社會主義，禍根可能在五四時期提出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把德先生（民主或社會制度）的位置提得過高。而日本當時在東亞已穩居第一強國，其他的社會制度都沒有使他們已經成功的社會制度更有吸引力，所以他們當然要在他們有效的君主立憲制下繼續前進。而那些積貧積弱的國家卻想要以一種新制度來改換國運，結果發現，拔苗助長的制度革命其實不能改變國家的命運。從某種意義上講，凡是希望從制度改變或實現飛躍的行為都包含著與共產主義同樣的拔苗助長意願。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在制度背後有著更為複雜的運轉，西方發達國家與日本都不是從制度著手的，而是順應時代的整體性開放改變的結果，當然制度也是其中的一個考慮，但不是主要考慮。人為何一次次把制度放在首位，是因為整體落後急於上進的心理，這可以理解，但它造成的問題也是明顯的。

近代以來，在外部世界的推動下，被動地從接納「器物」到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追求，我認為不過是眼界不斷擴大的一個認識過程，依然存在著視野上的局限，直到今天才擴展到「文明」這個整體概念，是大歷史與科技帶來的突破與必然。進入21世紀，人們一定會在「文明」的層次上去整體思考與解決問題。 依然困惑的人，借鑒日本的歷史，有太多的經驗教訓。但我認為把日本作為一個東亞國家來觀察其發展節律，與日本之間的差距大約有半個世紀。所以我覺得的前方是光明的。

（電視尚未看完，半路胡思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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