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那些「中國崩潰論」是怎麼崩潰的？

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發表主旨演講。新華網郭建偉 攝

8月11日，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做客「參事講堂」，發表題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的主旨演講。

以下內容根據林毅夫演講內容整理：

改革開放后，經濟的發展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迹，我們取得38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長，這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但是這幾年，有些人對經濟還能否持續發展產生了疑問，最重要的原因是從2010年以後，的經濟增速放緩。到2016年的時候，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6.7%。當然，這個速度在世界上還是很高的速度，但是6.7%的增長速度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以來更是首次出現連續6年經濟增速下滑。因此，國外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學者都預測經濟可能會繼續下滑。

其實，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採取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轉型方式，並非像有些國家採取的「休克療法」，一次性把經濟當中的各種矛盾、各種扭曲取消掉。在漸漸轉軌的過程中，保留了經濟當中的一些扭曲性、結構性的問題。然而在國外看來，這些扭曲性、結構性說明經濟存在不少問題。所以，即使在過去這30多年我們經濟發展的成績在人類社會上史無前例，但是「即將崩潰」的論調在國際上仍未停息。

林毅夫：經濟發展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迹。姚冠華 攝

當前，針對經濟發展的新狀況、新態勢，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並且積極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此強化我們經濟本身的素質，並提出了新動能、新經濟的發展新方向。在正確的引導下，我們的經濟取得了實質性的成績。今年上半年，我們的經濟止跌回升，達到6.9%的增長，這超乎任何人的預想。在這種情況下，國外看好經濟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了。

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像這樣一個發展家，應該如何追求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可以把產業分成五大類型。

「把企業併購過來，技術也就引進來了」

首先，是追趕型產業。2016年的人均GDP，與美國、德國相距較遠。它們的產業也有，為什麼它們的收入水平會比我們高？因為這些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比我們高，而這背後是它們的技術水平、產品附加價值比我們高。

如何讓這些產業的技術提升到發達國家的水平？第一，把企業併購過來，讓它變成我們的企業，那技術就引進來了，可以嫁接到我們的產品上。這樣我們的產品質量就能提高，價格就能提高。

要併購，首先需要那些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願意賣給你。如果沒有人願意把企業賣給你，我們怎麼追趕呢？還有一種方式就是到海外，到擁有這個技術的國家去設立研發中心。從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國外經濟發展狀況不好，就業狀況不好，有大量擁有先進技術的工程技術人員得不到好的就業。這時，如果你到海外設立研發中心，就可以利用當地的高技術人才來研發新技術、引進新技術。

第三種方式，通過招商引資，引進外國的企業和技術。現在有技術的產業和企業也在尋找市場，有很多外國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願意進入到來設廠生產。此時，積極地招商引資可以給這些企業提供良好的經商環境，企業就會帶著技術來到。

第四種方式，如果招商引資也招不來，還有什麼辦法？我們也可以在國內自己組織攻關。

「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不能是無源之水」

第二，是領先型產業。已經在國際上領先的企業如何繼續保持優勢呢？這就需要我們的企業自己研發新產品、新技術。

研發是研究和開發兩個詞的組合。開發出新產品、新技術，企業就有很大的競爭性，所以企業對做開發有很大的積極性。

但是開發是建立在研究基礎上的。研究的對象是基礎學科，通常研究出來的東西不是一個產品，不能申請專利，它只是一份學術論文，會變成公共知識。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做基礎科研的積極性不高。如果沒有任何人做基礎科研，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就會變成無源之水，不能長期持續。因此，就需要政府來支持基礎科研。

另外，有些技術是所謂的平台技術，一家企業研究不合算，這需要鼓勵相關產業成立平台技術研發的機構，政府也可以提供一點支持。

新產品研發出來以後，如何進入國際市場呢？一種是通過貿易，把我們的產品賣到外國市場去。但是產品要進入到國外市場可能會有兩個限制，一是有些產品運輸成本很高；二是有些國家存在關稅壁壘、市場准入壁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處於國際領先地位的企業為了擴張新的市場，也可以到國外設廠生產或者設立研發中心。

在「參事講堂」圓桌對話環節，嘉賓們圍繞當下經濟熱點話題展開精彩討論。姚冠華攝

「讓企業在海外創造第二春」

第三，是轉陣型產業。這是從軍隊裡面學來的一個詞，就是我們應該轉變陣地了。過去的工資水平低，在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中有優勢，但現在優勢正在逐漸喪失。

怎麼來推動這些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呢？基本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少數的有能力的企業去經營附加價值比較高的部分，比如經營品牌、產品設計、產品研發、質量管理、市場渠道管理。另一種，將加工廠轉移到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地方去，比如西部地區或者海外。

如果這些順利轉移，好處主要有兩點：從宏觀來講,可以把國內生產總值（GDP）變成國民生產總值(GMP)。從企業來講，可以利用它在技術、市場管理渠道上的優勢，通過國外廉價勞動力創造第二春。而且我們還給國際上低收入國家創造了一個窗口機遇期。尤其現在建設「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均GDP在我們的50%以下，有的只有我們的10%，如果能夠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也可以實現騰飛。

參事講堂活動現場 新華網記者 董博越 攝

「以技術為主的新業態，有比較優勢」

第四類，彎道超車型產業。彎道超車型產業就是我們與發達國家在一個起點上，可以直接競爭的產業。

為什麼有可能跟發達國家直接競爭呢？因為從80年代以後，由於移動通訊、互聯網等新技術出現，湧現了一些產品跟技術研發周期特別短、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需要相對少的產業。這些產業中，我們跟發達國家相比，雖然在金融資本、物質資本積累上仍有劣勢，但是從人力資本來看，我們沒有劣勢。

這些年的教育發展非常快，跟發達國家教育的差距也越來越小。所以從人力資本上看，我們跟發達國家沒有多少差距。雷軍拉著100多人，不到一年時間就推出小米手機。

以技術為主的新業態，我們跟發達國家相比不但沒有劣勢，還有比較優勢。因為我們人多，所以天才就多，在技術發展上只要有一個突破，全社會都突破了。其次，我們的國內市場大。新產品、新業態，只要研發出來，很快在國內可以形成規模經濟。第三，在硬體上，的產業在世界上部類最齊全、配套能力最強。所以只要有個想法，在國內馬上可以形成產品。像共享腳踏車，這個想法一出，馬上在國內會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這在國外是不太可能的。

利用這些優勢，我們在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研發周期短的產業上，可以直接跟發達國家競爭。而且這種產業特別適合現在強調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我們天才多，大家都可以創新。我們配套能力強、國內市場大，適合人們創業。當然，一個比較寬鬆的創業環境仍然是需要的，政府要減少創業的關卡，給創業者一點扶持。各地就設立了各種夢想小鎮、孵化基地，這是非常好的方式。

「投資這些產業就是投資未來」

最後，是戰略型產業。它的研發周期特別長，需要更高的人力資本，這也意味著金融和物質資本的投入會非常大。雖然在這些產業上，跟發達國家是不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但我們仍然應該做。

第一，戰略型的行業的技術路線、產品路線對我們未來的國計民生、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這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微生命科學、空間海洋技術等，都對我們得未來發展非常重要。如果這些技術被國外掌握、獲取專利，我們再進入的成本會非常高。因此，我們現在就應該做。

第二，跟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如果沒有自己的產品技術，那國防安全就會受到威脅。戰鬥機、航母、大飛機等產品，技術的資本投入非常大，研發周期特別長，如果由民營企業來做的話，通常沒有辦法承擔資本投入和由此產生的長期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政府支持。現在國家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作用。對於這些產業的扶持，就應該跟發達國家學習，由財政上直接撥款來支持研發。

認真記筆記的觀眾。新華網郭建偉攝

我們怎樣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之下，繼續利用技術發展的空間和動能來保持技術提升、產業升級和維持經濟比較高速的發展？

總的來講，發展空間大，迴旋餘地多，並且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化自身素質，同時防止一些可能爆發的危險，尤其是金融領域的風險。我相信，只要抓好機會，我們就可以維持6.5%以上的增長。這是我們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在2010年的基礎上，到2020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我們的經濟規模現在佔全世界的7%，6.5%的增長，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是1.1個百分點以上。這樣，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會超過30%。

伴隨著「一帶一路」的進一步推進，的發展還能帶動其他發展家，讓他們共享我們的發展成果。這有助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跟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夢想，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願景。

附讀:

林毅夫：花了3萬多億美元的扶貧，為什麼不成功

文丨林毅夫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大家」（i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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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為政府幫助企業家建設和完善軟硬基礎設施

主持人：林教授，您一直在做新結構經濟學方面的研究，但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沒有，國內現在有一種氛圍，就是說你只要提政府作為、政府有為，就會有人站出來反對，說這是反對市場，您怎麼看這樣的一個輿論氛圍？

林毅夫：我想這個是大家受的一種不太正確的理論思潮的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來看，第一波的思潮是結構主義。當時是希望幫助發展家去提高收入水平，達到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程度。那些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力水平高，有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當時的結構主義就建議去發展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現代製造業，但是這些製造業在發展家，按照市場的狀況都沒有自發發展起來。所以當時的結構主義認為發展家有很多市場失靈，應該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這些資本密集型產業。

但是到了80年代的時候，發現即使政府干預了很多，發展家的經濟還是沒有發展起來，就認為發展家經濟之所以沒有發展起來，就是太多的政府干預。後來就形成的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經濟，一切應該按照把市場之路建立起來，明確了價格由市場來決定，資源由市場來配置。政府不應該對產業的發展、對經濟的發展，扮演除了維護市場秩序之外的任何作用。

但新自由主義施行的結果怎麼樣呢？新自由主義施行的結果是，大部分發展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經濟發展速度比六七十年代低，而經濟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六七十年代高。所以，有些經濟學家把新自由主義盛興的八九十年代稱為發展家迷失的二十年。

少數幾個能夠把經濟發展好的發展家，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什麼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每年7%或者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了2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除了是市場經濟或者從計劃向市場經濟過渡之外，非常重要的是它們都有積極有為的政府。所以，結構主義認為一切由政府干預是不對的，新自由主義認為一切靠市場、政府不該作為的也是不對。

為什麼說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既要有市場，也要有有為的政府，這就是新結構經濟學在研究的。

經濟要發展好，產業必須有競爭力。產業要有競爭力：第一，這個產業必須符合比較優勢，它的要素成本必須低，這是前提。第二，要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它的交易費用就必須低，而交易費用的高低決定於軟的制度安排和硬的基礎設施。但軟硬基礎設施的改善，企業家是做不了的，必須由有為的政府幫助企業家建設和完善軟硬基礎設施。

結構主義是建議發展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去發展那些先進的製造業。這就違反了比較優勢，要素生產成本太高，即使把製造業建起來，還是沒有競爭力，所以失敗了。

而新自由主義主要有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沒有認識到發展家存在的很多政府干預是為了保護補貼那些在結構主義之下建立起來的先進的製造業，如果政府都不干預，都不提供保護補貼了，那麼這些製造業全部都要垮台，會造成大量的失業。有了大量的失業，就沒有社會穩定，也就沒有政治穩定，經濟當然發展不起來。

第二，如果政府都不干預，都不去幫這些企業解決在產業轉型升級當中必然存在的市場失靈，那麼新的產業就不會出現，經濟就會停滯，就業就不能解決。

最好的例子就是智利，智利被稱為是「華盛頓共識」的模範生——「華盛頓共識」的基本思想就是讓市場自由運作，政府不應該干預。所以，私有化它做的，市場化它做的，自由化它做的。但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三十多年了，智利沒有新的產業出現，只看舊的產業不斷地消亡。因此，就業問題不能解決，而所有貧富差距問題也都不能解決。

而在80年代的時候，英特爾的晶元分裝跟測試都是在韓國、台灣，還有馬來西亞生產。隨著這些地方工資上漲，英特爾想找其他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地方來生產。同時，這些工廠都集中在東亞，有區域性風險，為了分散這些風險，英特爾也想找一個新的生產地。開始想轉移到拉丁美洲去，最早找的是智利，因為那時智利在整個拉丁美洲發展水平比較高、教育水平比較高。

英特爾去找智利政府說，我想來這個地方投資，做電腦晶元的分裝跟測試，這個投資規模非常大，需要相當多的地，也需要技術人才。那時，智利的經濟以礦產資源為主，沒有可以做生產晶元管理跟技術的人才，其實他們就應該設立職業學校培養這方面的人才。然後智利政府就跟英特爾講：「非常歡迎啊，但是你幹嗎來找我呢，你要地你自己到市場去解決啊，你要新的技術人員，只要你有這個的話，市場就會供應的嘛。」但如果沒有政府，英特爾就很難去爭取那麼大的地；如果沒有政府來投資這些新的職業教育的話，企業自己是不太願意這麼做的——因為我投了以後，把工人培訓好了，有了高的技能，可能要跑到其他地方去就業的。

哥斯大黎加是一個以農業和旅遊業為主的、相對比較落後的經濟體。正好哥斯大黎加的總統聽到說英特爾要到拉丁美洲投資，他就帶著整個內閣到英特爾的總部，說：我聽說你要分散風險，要到拉丁美洲投資建廠，你到我這個國家投資吧，你需要什麼都提出來，我都幫你解決。

結果英特爾就到哥斯大黎加去投資了，在政府幫助英特爾解決了它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之後，投資很快就成功了。英特爾投資成功以後也帶來其他的投資項目，醫療器械這些投資者都過來了。對這些投資者來講，要有地，要有工程設計人才，要人力資源，當地政府都陪著做，所以就實現了經濟產業的升級。而哥斯大黎加也從以農業跟旅遊業為主，變成現在以出口製造業產品為主。

在這種狀況下，我想我們不能根據新自由主義講的不需要政府作用，那我們就相信政府不要作用。因為理論像是一張地圖，地圖上面沒有山沒有房子，但並不代表這個世界就沒有山沒有房子。我們應該按照現實世界當中成功跟失敗的道理，去想背後的道理。

▲ 林毅夫教授，圖片提供：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研究中心

2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基礎

主持人：所以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看來，有為政府可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競爭優勢，而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忽視了這點？

林毅夫：結構主義跟新自由主義都有很好的願望，就是希望幫助發展家發展起來，但結果呢，基本上都沒有達到真正幫助發展家發展起來的願望。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適性。這些理論都是發達國家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來，但是發達國家的條件跟發展家不一樣，所以拿發達國家的理論到發展家來應用，經常就會出現所謂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更何況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也不見得適用，所以發達國家的理論也老在變。如果發達國家理論在發達國家都不見得適用，那麼拿到發展家來怎麼能保證適用呢？在這種狀況之下，就非常需要我們發展家的學者根據發展家自己成功跟失敗的經驗，來總結它背後的道理。

一個發展好的國家，必然一方面有有效的市場，二方面有有為的政府。但市場會失靈，怎麼才能讓市場有效？新結構經濟學講，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基礎。

那麼怎麼防止政府有為變成大家擔心的亂為呢？我認為是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政府的作為是幫助市場有效，幫助去解決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必然出現的市場失靈。那樣的作為就是有為，如果超過了克服市場失靈的行為就可能變成亂為。

如果有市場失靈而不去做，就像我剛剛舉的智利的例子，那就是政府不作為。政府不作為，當然對經濟都是不好的。可是如果因為怕有亂為，就叫政府不去作為，同樣也是不好。

什麼是政府有為，需要在理論上搞清楚，這也有是為什麼提出新結構經濟學來替代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原因。

有四位世界銀行的前首席經濟學家，包括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和我，還有來自於發展家的九位非常有成就的經濟學家，13人，共同發布了「斯德哥爾摩共識」，可以總結為：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有情社區。「斯德哥爾摩共識」就想替代「華盛頓共識」，解決市場跟政府之外，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所以社區裡面的事情需要大家相互幫助，這樣的話才能夠真正幫助發展家來發展經濟。

少數幾個比較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能夠擺脫低收入、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它們推行的政策，一般從主流經濟學領域來看是錯誤的，這非常值得我們反思。

我希望從我們總結的跟東亞以及世界上其他發展家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成功跟失敗的經驗提出新的理論，不僅對我們自己有幫助，對其他發展家實現他們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也能夠有幫助。

3

主持人：從新結構經濟學來分析，「一帶一路」對的影響是怎樣的？

林毅夫：「一帶一路」建設能夠比較好的讓我們發揮比較優勢，讓我們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以及國內、國際兩種資源，按新結構經濟學來分析，經濟發展必須按照比較優勢來的。

首先，利用國際資源。我們是一個資源短缺的國家，就必須用資源豐富的國家的資源。我們過去勞動力相對豐富，所以我們發展了很多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但是現在勞動力價格上升了，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在這種狀況之下，就應該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利用國際上勞動力相對多的、相對便宜的，當然都是發展程度比我們低的國家的勞動力，然後把我們國內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變成GMP（國民生產總值）。

其次，利用國際市場。我們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當然就需要進入到廣大的發達國家跟發展家的市場。我們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就希望從其他國家來進口。這裡面有的是資本比較密集的技術比較先進的產品，有的是資源比較豐富的產品，包括一些農產品、農產品加工品。那麼「一帶一路」建設能夠讓我們按照我們比較優勢來發展，也幫助其他國家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但是每個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的發展，首先選擇的產業必須符合自己要素稟賦的特性。

但我前面已經談到了，要進入到國際市場，產品符合比較優勢只要求要素成本會比較低，但要變成進入到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就需要總成本的競爭。總成本的競爭分成兩部分，一個是要素生產成本，一個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跟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有相當大的關係，我們「一帶一路」提供這個條件。

「一帶一路」是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抓手，這樣的話，我們的市場就跟國際上其他發展家以及發達國家的市場能夠比較好的連接起來。這個連接起來以後，就能夠好的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所以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建設可以讓每個國家都比較好的利用它的比較優勢，有利於我們的發展，也有利於其他國家的發展。

4

主持人：「一帶一路」建設對我們國家的產業升級有怎樣的影響？未來產業升級的方向是怎麼樣的？

林毅夫：我想我們產業升級必須從附加價值比較低、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不斷地往附加價值比較高、技術比較密集、資本比較密集的產業來升級。

「一帶一路」對於我們產業轉型升級有什麼好處呢？首先把我們過去有比較優勢、現在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能夠比較好的轉移到海外，創造「第二春」。同時，把我們在過去積累的物質資本跟人力資本，投放到海外去，得到比較好的利用。而且投資到國外以後，生產要件當中資本比較密集的中間部件，還是我們的比較優勢，可以在國內生產，從國內出口過去。

除了我們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比如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還有一部分，其實我們還有比較優勢，比如有大量富餘產能的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這些產能其實都是新的產能，技術都還是很先進的。

「一帶一路」建設中要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就要求有鋼筋、水泥、平板玻璃等來建設，這正好能利用我們國內的富餘產能。如果基礎設施的規模比較小，可以將國內生產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運過去，如果建設規模比較大，當地有短缺，就可以直接投資，把生產能力轉移過去，在當地生產，滿足當地的需求，所以也是給我們開拓市場。

總的來講，「一帶一路」建設就是能夠比較好地把市場跟國際市場聯結在一起，能夠比較好的的優勢資源跟國際優勢資源結合在一起，讓每個地方都能夠比較好的按照它的比較優勢發展。

主持人：林教授，大家認為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的經濟發展是奇迹，被總結為是后發追趕優勢。那麼隨著新常態時期的經濟增速的放緩，這個后發追趕優勢會不會隨著「一帶一路」轉移到那些經濟上比我們落後的地區去？

林毅夫：這個轉移跟新常態沒有太大關係。比如說60年代的時候日本就把它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亞洲四條小龍，當時沒有新常態。80年代的時候，亞洲四條小龍把它們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大陸來，也沒有新常態。實際上這種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的現象。

因為經濟發展的話，生活水平就會不斷提高，生活水平要不斷提高的前提是勞動力生產水平不斷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要不斷提高的話，一方面必須是現有的產業不斷創新，二方面必須不斷湧現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然後呢，就可以把現在在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的勞動力、資本、土地資源轉移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上面去，而原來那些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就可以轉到海外去，去創造「第二春」。所以產業的轉型升級從18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就一直這樣的。

我們知道工業革命是英國開始，先是紡織業，勞動力密集，發展非常好，然後英國的工資水平不斷提高，就不斷進入到附加價值更高、技術水平更高、資本更密集的行業，比如機械行業像火車這樣的。而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就往周邊的國家像荷蘭、比利時、法國轉移，最後到了美國。

所以當時隨著英國經濟的發展，工資水平不斷上升，產業升級以後，就逐漸把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去了。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以後，又把這個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去。所以，一直地轉移著。在經濟發展好的時候，無非就是這個轉移速度快一點，經濟發展不好的時候，收入水平增長得比較慢，失掉比較優勢的速度也會比較慢。

全世界都需要發展，如果其他發展家也發展起來的話，還可以給我們創造市場，還可以給發達國家創造市場。所以很有可能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發展家去，帶來像過去這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長，幫助全世界經濟復甦。

5

主持人：對於「一帶一路」建設，合作的規則和制度怎麼制定和實施呢？比如說貿易規則、金融制度，如何激勵或者懲罰？

林毅夫：我想最好還是按照市場原則。

因為「一帶一路」建設，它不是援助，它是發展合作。比如我們給發展家提供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的投資，並不是贈款，是有償的貸款。這樣的話，相互選擇必須要按照市場原則，相互運行也必須是按照市場原則。

我們做的是利用我們的優勢，因為我們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面，不管是建材行業、施工能力，可以比其他國家以更低的成本來幫助發展家建立基礎設施。但這不是贈款，裡面有的是經過雙邊或多邊安排的，像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一種投資，這種投資要選擇好的項目、有回報的項目。

在這種狀況之下，基本上都是市場經濟的行為，當然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來進行。選擇的項目必須是好的項目，好的項目是什麼？選擇的地理區位必須合適，建立以後沿線的產業發展必須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這樣才能夠保證這些投資的回報，大家都會獲利。

對當地解決經濟發展的瓶頸，對國際發展結構來講，它的目標是幫助這些落後國家發展經濟、解決貧困，然後它的資金又是有一定的回報以後，這個刺激就會越來越大，可以幫助越多的發展家。

對我們來講，這也是一個互利雙贏的行為，幫助我們很多企業創造「第二春」，並且也可以不斷幫助我們開拓國際市場，實現我們人所講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我們希望自己發展好，我們也希望全世界的其他國家都發展好。我想這樣才會能有一個和平的、穩定的、繁榮的全球經濟。

6

主持人：您覺得人民幣會成為國際貨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嗎？

林毅夫：從歷史來看，只要我們經濟繼續保持發展得好，人民幣最終將成為國際貨幣。我們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是第一大經濟體。我們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隨著我們的經濟的發展，到2025年我們進入到高收入國家。到2030年前後，我想應該是之前，即使按照市場規律計算，我們還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

對於周邊大部分國家，我們不是它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就是第二大貿易夥伴。在這種狀況之下，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的計價單位，作為其他國家的外匯儲備的一部分，我想這個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一帶一路」建設有相當多的資金會來自於的貸款，另外它的建設當中的施工或者原材料也許會來自於。如果「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利用人民幣來進行這些金融以及貿易的合作，會減少交易的費用。所以，我想這些會對人民幣變成國際儲備貨幣有加速的作用。

7

主持人：林教授，「一帶一路」建設會對我們普通人的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

林毅夫：我想「一帶一路」建設會給我們普通人帶來兩方面影響，讓國內更好的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市場、兩種資源，讓我們的經濟在轉型、升級、全球化過程中進行得更好。

我們經濟增長速度會更快，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會有一個更好的條件。我們自己發展得快，而且會帶動其他國家的發展，所以會有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一再強調不僅是對我們好，而且對其他發展家也好。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到現在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只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我們台灣，我們大陸這部分很可能到2025年前後變成第三個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過去我總認為的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要貢獻於自己的所學，去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老百姓都很努力想改善自己的生活，讓子女生活得更好，政府領導人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認為這是文化的特性。

我到世界銀行去工作以後，走了很多國家，從最底層的農民到工人到知識精英到政府領導人，大概都接觸過。我發現他們都跟我們有共同的願望，每個老百姓都希望經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生活得更好，讓子女也生活得更好。

比如說我講了一個故事，我自己非常感動的故事：

在非洲，我們的企業到那邊建廠。工廠裡面工作8個小時，上午8點到12點，中午休息一個小時，下午1點開始工作到5點。但是在非洲國家交通基礎設施不好，有些要到工廠來工作的話，必須6點鐘出發才能保證8點鐘到工廠，這意味著什麼呢？5點鐘就必須起床，5點半之前就必須吃好早餐了。到中午12點鐘的時候，工廠一般會給午餐補貼，可以在就近買一些剩湯雜飯吃午飯。

我看到幾個例子，這些工人男女都有，拿著午餐補貼捨不得吃。為什麼捨不得吃呢？把這個錢省下來，回家就可以給子女買食物、書本或者衣服。一個母親或一個父親，每天奔波十幾個小時，卻想著把自己午餐的錢省下來，我想他們確實是希望讓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女能夠生活得更好。這跟的父母一樣的。

不管到哪個國家，我看到的知識精英都覺得自己能夠有這麼好的教育是比較幸運的，也都希望貢獻所學，推動國家的現代化，政府領導人也是這樣，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是大家都這麼努力，為什麼不成功？

另外我在國際機構工作——世界銀行，我當首席經濟學家，直接管著經濟學家300多位，間接管著經濟學家1000多位。他們有的來自於發達國家，有的來自於發展家，都有很好的經濟學的訓練。他們在世界銀行工作，都有意願去幫助發展家發展經濟。但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給發展家的提供的援助，3萬多億美元，數量可不少了，但為什麼發展家沒有發展起來？比如說世界銀行最主要的目標是減少貧困，從改革開放以後使七八億國民脫離了貧困線，這麼多人口脫離貧困線但並沒有使全世界的貧困人口減少，還在增加。每個發展家都有發展經濟、減少貧困、實現現代化的願望，還有那麼多國際化發展機構的幫助，既然給了錢，也推動他們發展，為什麼貧困還是解決不了？

關鍵在於思路節點錯了，最主要就是現在大家在解決發展問題的時候，老是拿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發達國家理論做指導。但是理論跟經驗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適性，發達國家的條件跟發展家當然並不一樣。所以在發達國家適用的理論跟經驗拿到發展家來，用意非常好，但沒有效果。這種情況之下，我覺得發展家真要發展得好，當然必須有理論，必須有思路，而這些理論跟思路必須來自於發展家自己成功跟失敗的經驗。

我這些年做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努力，也就是希望總結髮展家自己成功跟失敗的經驗，提出一套真正能夠幫助發展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跟工業化的理論。這個理論它來自於發展家，發展家的條件比較相似，拿發展家的理論指導發展家的實踐，那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機會就會比較高。

如果真正能夠把事情按照理論來做成功，這樣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認識世界的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只有按照認識世界的理論去改造世界，能夠把世界真的改善好，這樣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

秉著這樣的一個原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它不僅是在升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而且是按照這個理論來結合其他發展家的實踐，也幫助其他發展家來做這種發展的實踐。

讓我比較高興的是，發展家按照這套理論來做，確實也可以做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確實可以在他們國家產生星火燎原的效果。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尤其有基礎設施的建設，加上我們產業的轉移，加上來自於的這些新的發展思路，新的發展理念，新的發展理論，新的發展方案，發展家也可以像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連續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那麼再繼續努力的話，在一代人兩代人之間，將會擺脫貧困逐步成為高收入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