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丨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加快孕育新動能

■主持人 趙姍

經濟時報：進入發展新常態，區域發展呈現出哪些不同於以往的新特徵？

徐東良：一是發展走勢從「高速式增長」轉向「結構性分化」。新常態以前，受益於大規模投資帶動效應，大多數區域經濟增速都處在10%以上的高速增長平台。而新常態之後，區域發展業已呈現出「東部緩慢回落、東北下行明顯、中部和西部勢頭迅猛」的分化圖景。2016年，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率大多不足8%；東北三省經濟增長率全部低於7%；而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率大多保持在8%以上，重慶、貴州和西藏甚至分別達到10.7%、10.5%和10%。

二是發展布局從主攻「板塊發展」轉向主打「軸帶結合」。新常態以前，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一批區域開發戰略共同構築了區域發展的「核心板塊」。新常態以後，「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一系列國家戰略不僅繼續突出重點板塊的龍頭帶動作用，還依託大江大河、歷史要道、交通動脈等戰略軸線逐步實現了更廣泛區域間的緊密經濟聯繫。

三是發展時序從「部分區域優先」轉向「同時同步推進」。新常態以前，東部地區更多聚焦經濟發展，中西部地區更多承擔提供能源、資源、原材料等基礎支撐任務。新常態以後，西部地區正在逐漸擺脫「上游」角色，轉而著力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一大批現代裝備製造、能源深加工、大數據等新業態、新動能在中西部落地生根，貴州以及重慶、成都、西安等一個又一個經濟增長極在中西部競相出現，區域發展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態勢。

經濟時報：對於當前出現的區域經濟增長分化的基本態勢，您認為原因有哪些？您如何看待這種區域分化？

孫東海：可以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找原因。從歷史角度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發展不是站在同一起點上的。對外開放戰略是從沿海向內地梯次推進的，東部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在贏得政策支持、融入全球化進程、集聚各類生產要素等方面早於中西部、優於中西部，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其工業化、城鎮化水平已領先中西部許多，其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也普遍好於中西部地區。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為例，江蘇有4.7萬家、廣東有4.1萬家、浙江和山東各有4萬家，而中西部地區的河南有2.3萬家、安徽有2萬家，其他的省份都在2萬家以下。這種差異既反映了發展水平的分化，也影響著未來的增長潛力。

從現實來看，在面臨增長階段轉換、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挑戰下，東、中、西部地區的增長動力也出現了分化。以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的地區，經濟增長穩健、傳統動能改造提升和新動能發展空間很大。以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為代表的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比較集中的省份，屬於加工製造業密集型的地區，增長動力還比較充足。以東北三省、山西、河北為代表的資源型產業比重較高的地區，面臨著艱巨的轉型壓力，培育新動能需要較長時間。與此同時，也應看到一些積極性的變化，一些資源型省份扭轉了2013年以來的下行趨勢，實現了經濟觸底回升。如今年一季度山西GDP增長6.1%，創近3年來一季度最高增速和最好開局。吉林GDP增長5.9%，實現平穩開局，回到了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開始步入了增長的正常軌道。

由於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產業基礎乃至區域文化的差異，加之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國內經濟轉型，出現區域經濟增長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類似現象。這種現象也反映了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區域比較優勢的構成要素出現了新的變化。如何適應這種新變化，重塑新的比較優勢，培育新的增長動能，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必須破解的難題。

徐東良：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發展階段不同。東部地區大多進入工業化後期，可以更加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中西部地區大多仍處於工業化初、中期，需要也有條件保持一個較高的經濟增速。二是資源稟賦差異性。東部地區具有市場、資本、區位、人力資源、科技等多重優勢，經濟增長根基厚重。而中西部部分地區受區位、歷史等因素制約，經濟結構仍以資源型產業和重化工業為主，需要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培育新興產業兩端同步發力。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調整」效應。新常態下開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賦予各區域不同的改革任務，面對這些任務，各區域實施的改革政策具有差異性，這必然帶來經濟板塊的重新調整，進而導致區域經濟增長分化。

當前出現的區域經濟增長分化態勢，總的來說，對區域間實現均衡發展是有利的。第一，有助於區域間實現均衡發展。東部地區發展起步早，已進入追求質量、追求創新階段，經濟增速已不是其主要考量。而中西部地區要與全國同步小康，必然需要較高的經濟增速。第二，有助於區域間實現互補發展。當前，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中西部地區很多供給還不能滿足需求，而東部地區很多產業已經過剩，這有助於東西部地區互相利用對方優勢實現互補發展。第三，有助於不同區域更好融入全球化。「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重大戰略的逐步落地，分化發展帶來區域間比較優勢重組，不同地區可以利用自身比較優勢「錯位」吸收全球生產要素，實現全球化時代的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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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時報：面對區域創新發展不平衡的局面，推動區域創新，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創新發展尤為重要，對此您有哪些建議？

徐東良：新常態下，要打破區域創新發展不平衡的局面，實現中西部地區的創新發展，重點是實現理念創新、產業創新、模式創新和制度創新。

一是理念創新。在發展中打破傳統的以「行政區」為界線的分割治理思維，強化跨行政區域的聯動創新理念，以國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區域創新中心等建設為重點，建立更多與長三角、珠三角類似，創新要素順暢、合理、高效流動的中西部跨區域創新網路、協同創新共同體。

二是產業創新。后發地區要積極吸納、引進高端生產要素和先進技術，藉助移植、積聚、吸納、創新等手段，實現「無中生有」的產業創新，從而擺脫傳統產業羈絆，搶佔新興產業發展制高點。貴州的大數據產業蓬勃發展就是產業創新的典型案例。

三是模式創新。給予中西部地區更多的創新發展自主權，允許中西部地區將先行先試的政策更大限度地覆蓋到企業和科研機構，探索建立以企業需求為導向，科研機構為支撐，技術和金融創新「雙輪驅動」，創新、創業、創富「三創聯動」的中西部創新發展新模式。

四是制度創新。在構建激勵機制和產權保護機制的基礎上，堅決落實中央「三個區分」，鼓勵中西部地區探索更為彈性化的創新容錯機制，營造容許失敗、鼓勵創新的良好社會氛圍，激發創新者的創業激情，讓創新者更有「安全感」。

孫東海：創新是后發地區實現跨越趕超、奮力崛起的根本途徑。可以說，大創新大發展、小創新小發展、不創新難發展。從安徽的實踐來看，中西部地區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應該把握以下幾點。

一是找准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切入點。要立足各地的比較優勢，突出地區特色，實現差異化發展。比如，安徽立足合肥科教資源豐富、國家大科學工程密集的優勢，提出建設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並獲得國家批准；四川發揮軍工資源集聚優勢，大力推進軍民深度融合發展；貴州利用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和生態優勢，發展大數據、雲計算產業等。這些做法值得借鑒與推廣。

二是抓好各類創新平台建設。遵循創新區域高度集聚的規律，在有條件的地方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開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改革的先行先試，發揮試驗區域的示範帶動作用。積極發揮大中型企業的創新骨幹作用，打造創新中堅力量，重點支持骨幹企業建立省級以上重點（工程）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各類創新平台。發揮好政府的引導和推動作用，構建行業共性技術平台、產業創新聯盟、技術轉移轉化平台、技術中介服務平台，為各類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和科研成果的加速轉化提供全方位的平台支撐。

三是注重體制機制創新。堅持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雙輪驅動」，著力在體制機制上尋求突破。積極推進投融資體制、科技教育體制、人事分配製度改革，對標沿海發達地區，在支持創新人才、創新產業、創新企業發展方面制定更加具有競爭力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的創新要素向中西部集聚。特別重要的是，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除制約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的制度障礙，出台或修訂相關法規，對參與研發活動的高校院所的領導幹部可按實際貢獻依法依規享受成果轉化收益，充分調動科研人員創新創業的積極性。

經濟時報：要實現經濟穩中求進，關鍵在於加快培育新動能，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釋放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以抵消經濟結構調整、傳統產業動能減弱給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而優化資源配置，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有利於在更大範圍內促進要素流動，優化資源配置和產業布局。對於進一步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加快孕育經濟新動能，您有哪些建議？

孫東海：國家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戰略和政策，對於各地來說，關鍵是搞好對接、抓好落實。

一要大力實施「三大戰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謀劃了區域協同發展的大格局，對促進沿海、沿江、沿邊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提供了新的戰略支撐。一直處於對外開放「後方」的中西部地區，有機會變成對外開放的「前沿」。中西部地區要抓住這一戰略機遇，更好地推動「引進來」和「走出去」，加快提升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水平。

二要著力推動城市群發展。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城鎮化水平不高，城市群發育明顯不足。要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的地區，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大力培育發展城市群，實現城市群內部深度合作，努力形成新的增長極，推動人口經濟布局更加合理、區域發展更加協調。

三要積極促進城鄉資源雙向流動。消除城鄉二元體制性障礙，實現城鄉發展空間高度融合，城鄉發展要素雙向流動。儘快出台農村「三權分置」改革實施細則，在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宅基地制度改革、設施農業建設用地上取得實質性突破，為城市資金、技術、人才進入農村拓展渠道。以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為突破口，構建完整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充分發揮集體土地的資源和資產的雙重作用，使土地這一巨大的沉睡資源迸發出活力。

徐東良：面對新常態下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的深刻變化，我們只有走出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深化跨區域協同合作，才能為區域發展添加新優勢、釋放新潛力、孕育新動能。

一是通過要素資源的跨區域配置添加新優勢。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的發展受到要素投入和生態保護的雙重製約，提升經濟運行效率的關鍵就在於要素資源的配置效率。只有通過深化改革，發揮各區域之間資金、技術、勞動力、生態等要素資源優勢，形成跨區域的要素自由流動機制，才能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分工的合理化、生產的專業化，從而帶動經濟效率的整體提升。

二是通過強化區域互補合作釋放新潛力。突出區域優勢的互補，通過區域間產業和市場的互補發展，對區域間產業結構和優勢資源進行再平衡和再利用。將落後區域的優勢資源和發達區域的技術優勢和市場需求相結合，在全國範圍內構建「東部地區研發、中西部地區製造」的產業分工格局，從而增強經濟發展的均衡性和普惠性。

三是通過培育新的區域增長極孕育新動能。在「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中西部地區既要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也要高端起步培育新產業，推動加速打造貴州、重慶、成都、西安等一批新的區域增長極，為中西部地區快速發展孕育新動能、為全國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經濟時報：深圳在培育新動能、發展新經濟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吳思康：一是增長速度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上半年，在外部經濟環境復甦向好、內部新動能持續發力等因素的推動下，深圳經濟延續了近年來遞增的良好態勢。從一季度數據來看，實現本地生產總值4584.27億元，同比增長8.6%，增速高於去年同期0.2個百分點，近四年來呈穩步上升趨勢，也分別高於全國全省1.7個、0.8個百分點，在珠三角及全國一線城市均居首位。

二是新經濟成為增長主引擎。新興產業一季度實現增加值1853.88億元，增長12.8%，增速高於去年同期0.7個百分點，佔GDP比重達到40.4%，比去年同期提高0.4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53%。其中，新一代信息技術、互聯網、新材料、生物等新興產業均保持兩位數增長，其中機器人、互聯網產業增速分別達25.2%、19.3%。新業態、新模式創造增加值150.5億元。

三是產業結構呈現「三個為主」的特徵。近年來，通過大力實施增量優質、存量優化「雙優工程」，深圳產業轉型升級步伐明顯加快，產業加速邁向價值鏈中高端。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的結構進一步強化，二、三產業結構為38.9:61.1，三產佔GDP比重同比提高0.7個百分點。工業以先進位造業為主，占規模以上工業的74.6%，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占工業的65.4%。三產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占服務業的70.5%，其中金融業占服務業比重達26.7%。

四是「三駕馬車」共同發力。固定資產投資較快增長。一季度，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4.3%，創金融危機以來同期新高，其中非房地產投資增長40.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明顯回升。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1%，創2014年以來同期新高，前十大商品銷售類別中有九類實現正增長。全市進出口總額增長7.4%，同比提高13.9個百分點；其中，出口總額增長7.2%，同比提高13個百分點。

五是質量優勢更加突出。財政收入平穩增長。一季度，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915.64億元，規模穩居國內大中城市第三位，按同口徑增長10.9%，高於GDP增速2.3個百分點。創新發展動能強勁。全社會研發投入188.3億元，增長18.7%，佔GDP比重達4.1%；有效發明專利99247件，增長13.5%。綠色發展態勢凸顯。萬元GDP能耗、水耗分別同比下降4.2%、8.4%，空氣質量優良天數為100%，PM2.5平均濃度達33.5微克/立方米，處全國大中城市前列。

六是實體經濟回升向好。深圳堅持把實體經濟作為平穩健康發展的基礎，大力發展先進位造業，推動製造業智能化、高端化、綠色化發展。一季度，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668.28億元，增長7.6%，工業百強企業中，華為、康佳、鴻富錦等實現兩位數增長，有77家實現正增長，較去年同期增加33家。

經濟時報：對各地培育新動能、發展新經濟您有哪些建議？

吳思康：一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培育新動能、發展新經濟，防止產能過剩從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擴散。當前一些地區不顧產業發展規律和地方實際，以低地價甚至零地價等手段盲目引進，一哄而上，新能源、新材料、光電等新興產業「遍地開花」，出現過熱勢頭，導致產能過剩正從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擴散。

二是培育新動能要與改造、提升舊動能並重。既要培育發展前景廣闊、輻射帶動能力強的新興產業，也要運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實現「老樹發新枝」，促進社會生產力整體躍升。以深圳服裝產業為例，傳統的服裝產業通過引入設計、注重品牌質量、創新管理模式，正在向高附加值、高文化含量的時尚創意產業轉變，目前擁有800多個服裝品牌，品牌女裝在全國一線商場的市場佔有率達70%。

三是各地要結合當地實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地方的供給側改革要在確保中央政策權威性、指導性的同時，結合各地實際體現層次性和差異化，使改革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如經濟較發達的東南沿海省份及一、二線城市，去產能、去庫存壓力較小，重點可在降成本、補短板方面下功夫。深圳雖然沒有去鋼鐵煤炭的任務，但去產能實質就是釋放低效部門佔有的資源，用到高效部門，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可圍繞這一邏輯，對產能再梳理、再部署，把舊工業區的改造升級作為去產能的重點。

四是實體經濟仍是提升國家和地區競爭力的基石。美、日、德等世界發達經濟體，並沒有一味追求服務業而忽視實體經濟，而是紛紛把再工業化戰略作為提振經濟的重要手段。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更要重視實體經濟，把發展製造業、振興實體經濟作為建設世界強國的重要抓手。各地也不能盲目追求第三產業比重，而應控制工業佔比下降過快的勢頭，守住35%—40%的紅線，否則,容易導致產業空心化，影響地區和城市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