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用房產稅抑制了房價

按：近期，住建部回應房地產稅進展時表示，有關部門正在按照中央要求開展工作。此外還有媒體透露，目前房地產稅法草案已經基本完成，高層會根據對整個經濟發展現狀的判斷及納稅人的共識適時出台。

上海、重慶兩城市2011年起已經開始試點房產稅，試點效果如何？兩會前夕，鳳凰財經專訪國稅總局前副局長、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許善達。

此外，許善達還支招高房價壓力下怎麼解決普通白領的住房壓力，降低個人稅負的最優先選擇等。因許院長曾在國稅總局工作，他還解釋了為何有時候減稅但宏觀稅負並沒有降低的原因。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實踐證明房產稅不能抑制房價

鳳凰財經：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說房產稅能降房價，還有一些學者也這麼認為的。您的觀點與之相反，我們知道上海、重慶其實已經試點過房產稅了，但是它們房價並沒有降。您怎麼看？

許善達：這不是我一個人這樣看。有兩個在海外國際組織里工作很多年的，一個是胡祖六，一個是哈繼銘，他們做過這樣的報告，就是沒有一個國家房價是因為徵收房產稅給抑制了的。這不是哪一個人的信口開河，是做了大量國別的研究。那麼多有房產稅的國家，沒有一個經濟體或者國家是因為征了房產稅房價就能夠抑制住。

所以房產稅在房價抑制上的功能是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計的。能夠抑制的就是在銷售環節加一個稅，比如說香港。香港對於非香港居民買房子，因為它是個自由的購買制度，它沒有限購這一說，但是它加了一個稅，非香港居民買房子就加一個稅，這樣就把房價抑制住了。

還有加拿大。很多非加拿大居民到加拿大買房子，因為它覺得非加拿大居民把房價抬起來了，使得加拿大居民購房的購買力就下降了，所以加拿大也要抑制房價，它也是在銷售環節加了一個稅。名字都是隨便的，叫契稅，叫消費稅，叫什麼稅都不是主要問題，關鍵在哪個環節來加稅。所以這幾個經濟體它們抑制房價成功的經驗都是在銷售環節加稅，才能抑制房價上漲。

胡祖六和哈繼銘這兩個國際組織工作的專家的研究結果表明，沒有一個國家或者經濟體是靠房產稅能夠把住房價格抑制住的。所以我認為在的實踐也不可能。上海、重慶都收了房產稅，上海房價上漲，重慶房價上漲，也沒有比別的地方漲的就小了。

我覺得的經驗和國外的經驗已經證明了房產稅沒有抑制房價的功能。不能期望房產稅在這方面發揮多大作用，你說一點沒有也很難說，但是主要不能靠這個。咱們國內的上海重慶都征了，實踐證明都沒有起到效果。

一二線城市永遠不會供給量過剩

鳳凰財經：上海、重慶都試點了房產稅，上海房價漲的很多很多，重慶房價也漲了，但是漲的不多，很多人說重慶是房價的一股清流。但是重慶跟北上廣一線城市對比非常鮮明。

許善達：我認為像這種差別恰恰說明房產稅沒有這功能，如果有這功能，那上海也應該房價不漲。我覺得房價漲不漲，一線城市，最主要的在於供給。

跟發達國家有一個區別。發達國家不同城市，不同地方政府的收入是比較均等化的。因此這些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相對是比較好的。所以你看像美國、歐洲的城市可以用星羅棋布來反映，特別大的公司比如可口可樂在一個鎮上，大眾汽車公司也是大公司在朗堡，一個鎮上。它為什麼不到首都去？為什麼不到一個大城市？因為它的公共服務水平是比較均等的。的情況跟歐洲和美國發達國家來比有一個特別大的區別，就不同層級的政府的財政資源差別特別大。因此，越上層的政府，它的財政資源越雄厚，因此它能夠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而基層的政府，小的城市甚至是縣城、鎮沒有那麼多公共財政資源，它不能提供那麼好的公共服務。

在這樣一個格局沒有重大改變之前，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的收入就要提高，人們的收入提高以後，人們一定要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務。比如山西小煤礦的煤礦主，挖煤賺了錢他在北京買房子，為什麼呢？老人看病，在北京條件好，在山西那個村、那個鄉、那個縣甚至太原市裡面，都不如北京看病條件好。小孩念書他願意在北京念書。包括一些文化，很多的公共服務，他以前沒有錢沒有辦法，現在實際上在困難的基層，村裡面，鄉裡面，還住著很多人，他們不是不想享受這個好的公共服務，他沒有錢。

但是他一旦有了錢，他就要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務，因為公共服務嘛，醫院，我也可以去看，你也可以去看，但你在那個村裡面，你想看你沒有那個醫院。所以這樣的一種格局就會造成隨著經濟發展，隨著人們收入提高，就整個咱說相對收入高的群體，就有一個從基層向上層政府範圍流動的一個趨勢。所以這個是特色，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在我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沒有重大改進之前，這個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因此，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包括一些二線城市，為什麼2015年底說房地產要去庫存，那時候還沒有提什麼一二三四線城市，就是說房地產行業要去庫存。到了2016年再說去庫存，提法就有變化了，一二線城市沒有去庫存的問題，要增加土地供給量。而去庫存主要是三四線城市。為什麼呢？因為我認為一二線城市永遠不會供給量過剩，不存在庫存多了賣不掉這個問題，除非經濟崩潰，人們錢都沒了，造成那樣一種格局。但那種格局是不會出現的，不管增長速度快慢，一定是一個往上走的趨勢。

所以就有一批企業越搞越大，企業做大盈利也多了，然後有一些人收入越來越多。這些人在鄉裡面干一個小企業，干好了到縣裡面去，縣裡面中學也比鄉里中學好，縣裡的醫院也比鄉里醫院好。再有錢就到市裡去，不光是公共服務包括企業運行的環境，企業越做大了需要的信息就更多。企業在鄉裡面再大，你能有那麼多的信息量嗎？你能有那麼多的中介服務嗎？你能有那麼多人才到你那兒去嗎？所以我覺得這個趨勢還是繼續這麼走的話，那怎麼可能出現一二線城市房價下降呢？

政府要解決兩類人住房

許善達：政府現在最應該做的事是在一線城市也好，二線城市也好，政府要投入資源來解決兩類人的住房。

一類就是所謂保障性住房，城市的貧困人口、低收入群體。你讓他們在市場上買房可能一輩子都買不了。但是他在這兒居住需要一個有基本的居住條件環境。2010年的統計數字，2015年數據現在還沒有出來，全國有5000萬戶城鎮居民屬於低收入群體，一戶平均人口三點幾個人，1.7億人到1.8億人。這麼多人居住條件是什麼呢？是人均居住面積小於8平方米，還是建築面積，使用面積也就5平方米。這太小了。

還有沒有自來水的，沒有暖氣的，沒有廚房的，沒有廁所的。這5000萬戶居住條件應該說不具備基本居住要求。所以後來國務院決定搞保障性住房，要使得最基本的居住條件有自來水供應，有廚房，有廁所，有暖氣，家裡有電，能源供給，達到這個水平才是個最基本條件。當然因為他收入低，他這房子可能裝修的沒有那麼好，另外他的居住環境也不能那麼好，比如容積率高一點，花園也沒有那麼好。但是最基本的應該滿足。

這個現在各地都在推動，現在我還沒有看到總結報告，關於保障性住房，什麼時候各個城市能夠完成。就2010年統計這5000萬戶，到現在解決多少，90%還是多少的數字現在還沒有公布。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政府要做的一件事。做這件事，也就是說高檔房跟它們沒有關係，高檔房一平方米賣一個億跟它們也沒有關係。這是一類。

第二類，從今年來看，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深圳，深圳不是保障性住房出問題。它是一般的白領買不起房子了，這個買不起房子現在看來已經不是生活問題了。因為他們買不了房子，租金上漲，使得他們的工資就必須上漲，因為工資不上漲，他連租房都租不起了，他怎麼生活怎麼工作呢？所以深圳出現什麼情況呢？就是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因為深圳要搞創新，它不是搞勞動密集型，過去說的農民工。它要搞科研為主的，那都是大學畢業、碩士博士來工作的。這些人不屬於剛才我說的保障性住房，他們不屬於特別低收入群體，他們屬於，深圳叫做人才住房，上海的名字叫共有產權房。

我覺得不管怎麼說，由於住房價格的上漲，引起白領這部分人的工資壓力增大，轉移到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東莞跑到深圳去招商引資，而且確實有一些深圳的高科技公司把一部分內容搬到東莞去，東莞便宜，降低勞動力成本。

所以深圳市政府決定，現在除了保障性住房以外，它要搞人才住房。實際跟上海的共有產權房是一個性質。這部分住房，政府要投入資源使得所謂白領階層的人能夠買到或者租到這樣的房子。政府投入資源以後使得這部分價格成本比較低，這樣能減輕高科技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壓力。

第三類是屬於高檔住房。高檔住房我認為完全沒有必要限購，應該放開，放開誰願意買都行，價格上漲，在銷售環節加稅。這樣的話政府可以從中籌集財務收入，比如一個別墅，一平方米賣一個億那才好呢。怕什麼？那種房子跟老百姓沒有關係，誰有錢誰買，買了以後政府可以收5000萬的稅，然後拿這個錢去解決剛才說的需要的財政資源。所以已經有兩三年了，我們一直建議，對高檔房放開限購，讓有錢人去買，那個價格再上漲對普通居民包括對白領沒有影響。白領不能每個人想買一個別墅吧。所以把這個放開，然後放開以後政府多收稅，因為房價上漲，政府肯定多收稅，從多收的稅裡頭你來支持剛才說的前兩類住房。

我覺得這是在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符合國情，又比較健康的住房格局。

高檔房房價越高越好

鳳凰財經：有的地方在交易環節收稅能夠壓制房價，但它有條件，是不是必須土地供給充足。如果土地供給少，交易環節加稅，房價還會上升？

許善達：我覺得不要把高檔房房價的放在一塊統計。保障性住房統計一個房價，政府出資源。白領住房政府定一個價格，核定這個人屬於這個範圍后，買房子政府出30%的錢，要不是這個範圍的人，你要買房子，一平米3萬你就付三萬。屬於政府認為補助的居民，就出兩萬，政府給出一萬，開發商還是收3萬。

這樣的一種格局就解決了像白領可以花2萬買到市場價3萬的房子。可是這個錢不是補給你個人的，房產證寫著你有2萬的產權，政府有1萬的產權，你要住就住，政府也不給你要利息，但是等你什麼時候收入高了，你要換房子了，你出售，那時候政府收回這30%。相當於是一種國有資產的配置，這個配置不是配到企業去。國有資本可以配到企業去合資，混合所有制，它把國有資本配到居民的住宅里去也是國有資本配置。

所以我認為以後不要統計出混合的房價。三類房價，保障性住房一類房價；剛才說的普通住房，上海叫共有產權房，這個一類房價；這個之外的所謂高檔房一個房價，高檔房的房價，愛漲多少漲多少，我認為漲的越高越好。

鳳凰財經：如果要這樣的話，肯定高檔房會漲，因為要從那裡面出錢。

許善達：一點不錯，漲吧。而且你看全世界，紐約的房子貴不貴，紐約的經濟不好嗎？倫敦的經濟貴不貴？倫敦經濟不好嗎？東京的房子貴不貴？東京的經濟不好嗎？實踐證明，房價越高的城市，它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所以我們國家假設出了十個紐約市的城市，房價都那麼高，有什麼不好的？

關鍵政府能不能解決普通居民的住房，我覺得矛盾在這個地方。不要把這房價混在一塊說現在房價高，那些高檔房你管它賣多少錢呢。我就認為賣的越貴越好，政府多收稅，但是把老百姓基本住房需求解決了。那麼多有錢人，他願意出錢買高檔房，你還限制那個房價嗎？難道政府還有責任說，別墅的房價不能太高，有這個責任嗎？沒有。我就認為別墅的高檔房房價高了才好，我覺得地方政府也希望這種房子價格高，誰不知道價格高可以多收稅。

鳳凰財經：現在普通市民隨便買一套80、90平米都很難，北京的房價都8、9萬了很正常。

許善達：我說的意思就是普通居民，比如像白領，像上海、深圳這種，就不會這麼高了。剛才我說上海的，等於政府出30%的價錢，等於你買房子不用這麼多錢，政府給你出錢，政府用各種方法來降低普通居民住房需求。市場房價是高的，但是政府出資讓你普通居民能夠用比較低的價格，能夠享受或者租或者買，這都可以的，解決你的住房需求。

但是你不能說我買的房子要250平米，那不行，250屬於高檔房，普通居民不能有那麼高的要求。一般80、90或者100平米左右，作為三口或者五口，有老人，有孩子，那就可以了。你不能說普通居民，你把250的房子給我壓低價格我要買那個，那個不屬於基本需求。

政府要解決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把政府的責任給它弄清楚了。我覺得這個事就好解決了。

土地供應多，房價就漲的不多

鳳凰財經：一線城市跟重慶的對比很鮮明，重慶漲的很少。這種城市間的對比，你覺得造成重慶漲的不多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許善達：我沒有做過詳細的調研，我覺得市場漲跌就是個供需關係，無非就是願意去重慶的人少。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可能重慶政府這幾年土地供應的比較多。所以土地供應多一點，然後需求又少一點，那可能就漲的不多。

假如有人去調研的話，重慶這麼多年它的高檔房都賣了多少，不要看普通房，關鍵看高檔房，它賣了多少？再看看北京賣了多少，上海賣了多少。

我覺得可以這麼來對比一下，如果說高檔房賣的少，重慶跟成都比比，跟武漢比比，別跟北上廣比，因為重慶還不到了一線城市，跟二線城市比，南京、武漢、成都、長沙、鄭州這些二線城市，我覺得這個情況可能在供需上有一點特點。一個是土地供的多一點，房子蓋的多一點，這樣的話供給多，價格就壓的低一點，還有可能需求比別的二線城市弱一點，我認為沒有什麼。所以哪兒房價漲的高，就是供需關係。鄂爾多斯當時都崩盤了，當時為什麼那麼高，需求，很多人到鄂爾多斯開礦，房價就漲上去了，等著開礦形勢沒有了，所以有的人賣掉，甚至有的企業還破產了，那你供需關係變了，房價自然下來。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個供需關係，政府的政策在其中也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關鍵我覺得政府，一個是總量的供給，還有一個結構性的政府所提供的資源，這兩個是政府影響的因素，土地供應總量大了，房子蓋的多，然後你這個分類裡頭，政府出的資源主要出在哪兒。

房產稅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鳳凰財經：您曾經表示很多地方政府拒絕加入房地產稅的試點，也說過重慶、上海試點失敗了，而且房地產稅也不適合的國情。您解釋一下？

許善達：對，現在認為重慶、上海試點不成功，已經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了。好多專家都有這樣的評論，這個在網上微信上都有。

你說重慶和上海試點目的是什麼？說從收入角度看，沒掙多少錢，沒收多少錢，在整個財政收入里比重很小。從收入角度看，剛才說了，從調節房價上看也沒有什麼作用，從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看，發生多大作用了？

當時試點的幾個目的都沒有實現，所以我認為這個方案本身是有問題的。當時我就認為這個方案有毛病，它不可能實現那種預期的目標。實踐證明，沒有一個城市願意跟進的。現在回顧一下，當年財政部是積極推動擴大試點，當時在財政部很多官方文件和講話都講這個意圖，希望哪兒哪兒要擴大試點。網上傳的也很多。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政府跟進。

反過來說，上海2012年開始試點營改增，各地都積極要求跟進。你想營改增是減稅，房產稅是加稅，一個地方政府為什麼加稅給它帶來收入增加的反而不願意干，減稅反而那麼積極願意干？就說明減稅的方案更符合地方政府的需求，而加稅的方案不符合它的需求。我寫過一篇文章，房產稅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所以上海收，收的越多，蘇州、杭州越高興，很多人不到你這兒買了，到蘇州去買。

所以本身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的很多稅收政策，比如稅收教科書、理論書說什麼政策能發揮什麼政策效果。過去都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前提下來說這個政策的效果，預期的效果。經濟體一開放，效果就完全不同了。試點房產稅，相當於在地方與地方之間開放的狀態下，你要想試點這個，結果就不是孤立的經濟體試點能起到什麼作用，而恰恰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到現在為止，上海、重慶市政府，沒有做出一份報告說這個試點很成功，沒有。上海市也沒有公布一個報告說上海房產稅試點非常成功，重慶市也沒有。試點都五年了，要是如果很成功的話，那一定會寫一個報告。為什麼沒寫呢？就說明他們自己心裡也清楚。

鳳凰財經：不適合房產稅，不符合國情？

許善達：不是。我認為他們試點的這個方案不適合的國情。如果要征房產稅是可以的，但是我的意見就是把土地這部分去掉。如果住房3萬塊錢一平方米，其中比如說1.5萬是土地使用的部分，把這個剔掉。住房是個人私用的，你征財產稅可以。土地是國有的，你不能跟居民徵收國有土地的財產稅，這個在法理上是相悖的。因為財產稅是對財產所有者收，的土地不是私有。很多人老是說美國怎麼地，哪兒哪兒怎麼地，人家是土地私有制的經濟體，它土地加上住房都是私營的，甚至有的國家土地下面多少米的東西都是我的，多少米的高空那個領空也算是我的。

把這種經濟制度的稅收複製到，土地國有的經濟制度是不會改變的。複製這個能適應嗎？

所以我認為不是房產稅不能征，而是現在試點方案的房產稅是在法理上有相悖的地方。要想開徵這個稅，可以，要設計一個符合國情的房產稅。

宏觀稅負沒有因減稅而下降

鳳凰財經：地方各政府之間會有競爭，其實國跟國之間也是有競爭的。2016年底曹德旺去美國建廠，宗慶后也抱怨稅負重。這引起宏觀稅負高不高的爭論，估計今年兩會上也是非常熱的話題。一派人說很高，另外一派說跟其他國家相比的稅負不高。您曾經在國稅總局工作，現在又跟一線的企業家有接觸。您怎麼看？

許善達：應該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宏觀稅負，一個問題是企業稅負。這兩個有關聯，但不是同一個概念。我覺得宏觀稅負要降低，這是政治局的決定。

這個問題說起來，從1994年稅制改革開始，當時提的是提高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那時用的是這個詞，其實就是提高宏觀稅負。這種方針一直執行到2001年，七八年的時間都明確，就是要提高財政收入佔GDP比重，也就是提高宏觀稅負。到了2001年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不同的意見，那個時候我在稅務總局工作，稅務總局的局長是金人慶，當時金人慶的意見在人民日報登了，他在中央黨校做了講話，他的意見是稅制結構要做有增有減的調整，這和提高宏觀稅負就有一點變動了。

實際上從2003年開始，一直在進行著的幾項改革都是減稅的。2003年先在東北開始增值稅，扣除購進機器設備稅款，這是一個減稅的措施。然後2003年提出來企業所得稅內外資企業的合併，這也是個減稅的措施，因為稅率從33降到25。還有稅前增加了很多扣除，這也是一個減稅的措施。從2003年開始到2009年，完成這兩項大的改革都是減稅的。然後到了2012年，上海試點營改增，也是減稅的，這三項改革都是減稅，一直到2016年5月1號全面實行營改增。也就是從1994年開始到2001年是提高宏觀稅負，從2003年開始到2016年，大的改革都是減稅的。

但是宏觀稅負並沒有因為減稅而下降，因為我們征管的力度加大了，就是減少了稅收的流失，通過增加征管的徵收率，增加收入了。法定的稅負下降，但是流失的少了，因為流失了等於說法定稅負很高，你沒征那麼多。現在把徵收率提高了，法定稅負降低了。所以一直到十八大，都是這個格局。

十八大以後，新的領導就明確的提出來要穩定宏觀稅負。我認為這個時候已經出現爭論，是要降低，還是要繼續提高，這就是爭論。我認為這個穩定宏觀稅負意見就是要再觀察一段我們的宏觀稅負到底是偏高還是偏低。

十八大是2012年，那麼經過三年的時間，2013年2014年2015年，到了2016年的7月份，政治局決定，降低宏觀稅負。也就是說政治局認為現在宏觀稅負是偏高的，要不然為什麼要降低呢？所以這個結論是政治局已經做出了的判斷，並且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這樣一個新的戰略了。對宏觀稅負，官方、政府已經做出的判斷和它解決問題的措施已經提出來了。

對於企業來說，曹德旺跟美國的負擔，各種成本的比較，有一個因素需要值得注意。他說他在交的稅比美國交的多，他說的是2015年的情況，2015年還沒有全面推出營改增，全面推出營改增減稅5千億，製造業也屬於減稅的領域。所以營改增以後，曹德旺的國內企業和美國企業稅收比較，我現在沒有看到數據。這是從曹德旺來說的情況。

從我們的分析，我們認為企業總體的稅費負擔和宏觀稅負也是偏高的。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包括費，我們認為最優先的是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還有很多可以研究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個改革的順序，你不可能一口吃個胖子，說一個方案把所有的都解決了。現在最優先的應該是降低社保繳費率，而這個問題我們在兩年以前就寫過報告，現在可以說在專家這個層次基本上形成共識了。已經有好幾個專家通過不同的數據都一致認為我們企業的所謂負擔里，社保繳費的負擔是在各項負擔裡頭最偏重的一項。

去年國務院李克強總理已經做了兩個措施。第一個措施把各地超過中央規定繳費率的統統一律要恢復，把各地自行加的都廢掉，有的地方都46、47，中央定的45，有的地方說不夠，就加，這個國務院決定一律要廢掉。第二個，把中央定的45降到40左右，大概是39點多，降了5個點，這個減了1000億。而且還有一條，雖然不是中央定的減稅，但是中央允許收支結餘的地方可以減。廣東和浙江養老保險企業交20%，它們都降到了14，又減了6個點。

但是從全國總體來看，社保繳費仍然是企業稅費負擔中間最突出的一項。所以我們在兩年以前就寫報告要降低，而且這個降低還必須得有幾個條件，一個現在這個社保繳費全國的地方政府分了四類，一類是收支結餘，收的多支的少；一類是收支基本平衡；一類是收不抵支，但是地方財政給了補貼了，就平衡了；還有一類地方財政給了補貼仍然不行的，中央再給補貼。我們認為再靠一般預算，地方財政中央財政給補貼降低繳費率，這條路走不通，因為一般預算再想拿出一大筆資源來降低是沒有這個資源的。因為現在營改增減稅等等不可能再從一般預算拿出那麼多資源來降低交費率，唯一可以動用的就是國有資本划轉。國有資本划轉就帶來一個問題，央企的國有資本划給誰？央企是全國性的，社保是分省統籌，所以必須在降低繳費率的同時，要把分省統籌變成全國統籌。

這一攬子方案如果實施的話，我們建議一年划四萬億國有資本，降低繳費率4個點，五年之內划20萬億，降低20個點，使得我們社保繳費率從40降到20。這個時間五年還是四年還是六年，取決於很多具體方案的設計。但是我們提出的意見只有這一個路徑能夠實現這個目的。具體你說划4萬億還是5萬億，還是3.8萬億，由人社部、財政部、國資委有關部門研究具體方案。

但是我認為這是唯一的路子，不靠這個路子，要再來降低繳費率是做不到的，沒有資源。可是不降低，我們企業負擔這麼重，那是難以為繼的。而且美國川普已經提出議案要把企業稅從35降到15，企業稅收在美國總收入裡面大概20多一點，從35到15，稅率降了一半多，但是收入不會降一半，因為有低稅高稅。咱們初步算，要能降低一半收入，那就是20的收入減到10%，那這個對企業來說是個很大的減負過程。

這種形式下，對的稅制改革帶來的壓力就更大，因為現在競爭是全世界的競爭，開放了，你封閉不住。這種競爭我覺得就對的企業，包括對的政府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這種情況就不止跟這一個因素有關，這是全面競爭。美元要加息，加了息就會使得很多資金流向美國，這些資金流向美國也包括，不見得都不走，國有資本去的可能性小一點，民營資本現在已經不只是一個曹德旺了，還有幾個企業都在美國投資在生產，資金要過去，這樣對國內的貨幣政策都有影響。因為過去你的外匯屬於雙順差變成單順差了，我們外匯儲備增加的速度就會減少，人民幣放出來就會減少，我們銀行法定準備金率就要調整。所以對我們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都會產生衝擊。

再加上川普現在還要打貿易戰，他已經給生產的洗衣機、不鏽鋼的一些產品加了稅了。這個加稅的幅度，洗衣機加50%多，不鏽鋼加70%多，那這兩個加稅產品，我估計往美國出口就基本上不可能了。你的盈利空間不可能有價格的70%，如果他再擴大商品對美國出口加稅的範圍，增加品種的話，那對我們國內所謂產能過剩的壓力就會加劇，就遇到了困難了，這也是政府和企業都會面臨的問題。再加上製造業要回歸美國。

曹德旺去美國投資有一個特點，他的市場本來就是美國，他本來在生產這個汽車玻璃，然後賣給通用，賣給福特，他現在的市場仍然是通用仍然是福特的，但是把生產企業從搬到美國去了。我估計如果美國再繼續減稅，美國政府提供土地又便宜，因為東部的那些地區是很便宜的，在這種情況下，我估計的商品出口到美國這樣的企業可能還會有一部分把生產企業也搬到美國去。

我覺得這幾項目組合在一起，美元加息、減稅、打貿易戰、吸引製造業、招商引資，這幾條涉華的經濟政策，我認為是大概率事件。就得應對，而應對裡面有一部分也屬於我們國內政策需要調整的。我覺得2017年的經濟發展要供給側改革，經濟要下行，增長速度要減弱，很多產能過剩要去產能，本來壓力就不小。但是川普這幾條政策，事實上使我們的外部環境會有一定的惡化，所以給我們的壓力就更大。我覺得2017年確實對我們國家來講是比較難過的一年，遇到的困難會比原來2016年還要大。所以需要我們有更好的應對。

鳳凰財經：其實企業的負擔除了社保，很大一部分企業家反映企業稅負中除了土地成本，還有一些壟斷的行業，油、電價都很高。你覺得這個方面應該怎麼改？

許善達：實際上現在地方政府對於在當地投資的製造業來說，土地並不要求你支付很多的錢，現在對於住宅是收土地使用費，招牌掛，那個價格是很高的。但是真的是製造業的話，一旦建一個工廠，一般地方政府對這個土地收的稅負不高，在製造業投資裡面土地成本不是最主要的，而且各地方政府都拿這個作為招商引資的一個措施，就你到我這兒投資，我這土地可以很便宜給你，甚至不要錢，他期望什麼呢？投資就有GDP，就有稅收，就有就業，地方政府關心稅收，關心就業，你投資就有這個，而且你投了資，形成了一個產業，將來你還給我交稅。所以他不願意說你給我投資收很高的土地價格，把投資項目給趕跑了，這也是一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跟美國其實一樣，曹德旺說那個地花了1500萬美金，最後政府補了1700萬，也是美國招商引資一個措施。我覺得現在在開放的經濟狀態下，一個經濟體內部的地方政府之間也是要競爭，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是要競爭，就是爭奪投資。只有投資多了你才能發展，你才能有很多別的方面的利益。都不投資了，你的經濟還能發展嗎？

所以地方政府為了在自己地方擴大投資，對於製造業的投資，土地的價格不會是什麼很大壓力。對於寫字類那種倒是壓力了，因為寫字樓地賣的比較貴，一般寫字樓都是在市中心之類的，製造業那個地都是比較遠的地方，相對起來那個地本身也比較便宜。所以地方政府也不會收那麼多錢，你要是為了這個地收錢把這個廠子搬走，那損失大了去了。這個得失地方政府判斷很準確的。

降低社保繳費需要下決心

鳳凰財經：李克強總理最近表示，2017年要繼續加大實施減稅降費的政策，肯定是今年兩會的重要議題。但是有學者也擔心，減稅降費不減少支出，可能要靠將來擴大財政赤字。這可能對市場的資源配置跟以前的需求側沒有什麼改變。您怎麼看？

許善達：現在最優先的是降低社保繳費，而且是用國有資本收益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你減稅靠發債，那這個剛才你說的政策效應會出現。我們現在提的最優先的是降社保，降社保靠國有資本，對你一般預算收入影響很小。

我覺得關鍵是決心問題，營改增原來我們決定在2015年完成，但是2015年沒有完成，所以2016年總理下了決心了，3月份宣布，5月1號出台，最後實踐的挺好的，效果不是不錯嘛。從營改增來看，就是取決於現在的決策。所以李克強總理2016年下決心決策營改增，當時財政部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是李總理給我們立的軍令狀，也就是說這個軍令狀是總理下達的，這個決心是總理下達的。

我認為如果降低社保繳費也能夠下決心，我相信人社部、財政部、國資委、稅務局，這些政府部門的業務幹部，他們一定能夠設計出來行之有效的、可行的、能夠實現預期目的的這樣的方案，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現在需要的是下決心，就像營改增一樣，下決心，這個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鳳凰財經：企業在抱怨稅負高，其實老百姓也深有體會，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2006年、2008年、2011年提高過三次，但是也只有3500塊，各種消息都顯示2017年要啟動個稅改革，您怎麼看個稅改革？

許善達：我是覺得個人所得稅是需要改革的。而且現在對於個人所得稅改革有很多的這種政策建議，比如說有人建議搞成綜合稅制，家庭申報，有的建議是提高起征點，有的建議說增加專項扣除。我覺得現在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建議很多，但是首先我的看法，我認為這個不是當前稅制改革最優先要搞的項目，最優先的還是剛才我說的社保繳費，其實社保繳費本身也是減輕職工負擔的。因為養老保險28，個人交8，企業交20，不說別的保險，如果降一半，等於個人也減了4個百分點，也是降低個人稅負負擔，廣義叫稅收負擔，嚴格說叫稅費負擔。其實對個人來說效果是一樣的。所以我認為這個是最優先的。第二個剛才我說的那個住房政策應該優先。就像深圳、上海、北京那個政策實際上也是減輕個人負擔。

所以減輕居民的負擔有很多個領域要考慮，我覺得個人所得稅是其中一項。但是從全局來看，最優先的應該是剛才我說的這兩項。一個降低社保繳費率，一個是住房的政策。如果這兩項要是能夠解決，能夠出台，比如說把上海的共有產權房變成全國的政策，深圳叫人才住房，名字是次要的，它的實質是政策出資源，解決普通居民住房負擔。我覺得這兩項要比個人所得稅那幾項應該更優先一點。改革得有一個步驟，不可能一次改革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但你總得也個優先的順序，我認為這兩項應該是最優先的。而且它對於改善居民的收入，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這兩項的影響比提高扣除額，比增加專項扣除，比那個作用都大。

所以我是主張，這些問題都要研究。但是最優先的，第一降低社保繳費率，第二解決所謂人才住房，或者叫普通住房，或者叫共有產權房，解決普通居民的住房價格的壓力。我覺得這兩項應該最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