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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對於當代文學而言，1985年是重要的一年，文學忽然集中「爆炸」，各種觀念、技巧和變革，都在這一年洶湧而來。對文藝懷有鄉愁的人，會不斷地回望這一年。但是，這一年的一位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說最重要的人物，後來逐漸被淡忘，如今幾乎消失在時代的潮流之外。他就是扎西達娃，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代表人物，西藏當代小說奠基人。
2017年7月，張楊電影《岡仁波齊》意外獲得近一億人民幣票房，對於一部藝術電影來說，可謂奇迹。人們再次把目光集中到藏地和藏人，討論他們的現實和精神世界。與《岡仁波齊》套拍的電影《皮繩上的魂》根據扎西達娃小說《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和《去拉薩的路上》改編，扎西達娃本人擔綱編劇。
扎西達娃安靜地生活在遠離塵囂的地方。他已經很多年沒跟媒體打過交道，這次在西藏接受本刊獨家專訪，是他接受過的時間最長的採訪。我們希望在無數眼睛凝望西藏的此刻，以他作為嚮導，將藏地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打通，在一個既魔幻又現實的高地，看見有著獨特世界觀、不以物慾為最高原則的藏族民眾，也看見我們自己。
」
《皮繩上的魂》劇照
青稞
◇◆◇
餐桌上的人在談話的時候，彷彿有風吹過青稞地的聲音，此起彼伏。這是拉薩一家飯店的餐廳。作家扎西達娃坐在正對餐廳入口的位置，他的旁邊是導演張楊。周圍的人大多穿著外套，扎西達娃穿短袖T恤，像是夏天來西藏度假的不知溫差的遊客。張楊戴寬檐帽，留長發，倒像是藏族人。扎西達娃面前放著的是紅酒，張楊的是啤酒。張楊抽著煙，扎西達娃聽他說話。他們在說一部構想中的電影，電影里會有大片的青稞，風從撒了抹茶粉一樣的山上吹過來，青稞在風裡搖擺……風忽然停下來，青稞停止了搖擺，因為有人拿著酒杯過來敬酒了。酒席上，扎西達娃和張揚，或者和別的人，很難有完整的談話，他們被裝著各種酒的酒杯打斷。
兩個小時前，電影《皮繩上的魂》在拉薩點映。參與其中的人士在拉薩這間寬敞的餐廳里吃晚飯。作為電影的原作者和編劇，扎西達娃並不喜歡拋頭露面，許多演員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包括在電影里演作家的藏族演員扎西敦珠。電影里的作家可視為扎西達娃的化身。扎西頓珠上來和扎西達娃合影，讓人感覺有些魔幻——一個虛構的形象從作品里走出來，找到了現實中的真身。喝了點酒，這種感覺尤其強烈。演員們坐在周圍，你彷彿坐在電影中。到底哪個是虛構的呢？我們以為的現實世界，是不是出自我們的虛構？這是扎西達娃所探討的文學和現實的關係——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世界。
西藏也許和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接近。拉美是熱帶叢林，一種炎熱、潮濕的氣息，西藏給人的感覺是乾燥、寒冷、空曠、寂靜，好像空氣中遍布著各種生靈。西藏還有難得的條件——缺氧。一個人在缺氧的狀態下，更容易產生超現實的想象。
扎西達娃坐在那裡，話不多，臉上的表情細微地起伏，但對前來說話的人都不乏恰當的熱情。喉嚨里的淋巴有小問題，正在治療，這倒讓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是三十多歲，而他已經58歲。
一個星期之前，扎西達娃從外地回到拉薩。如今，扎西達娃的許多時間在開會。小時候，他看到自己的父親經常去開會，有時他跟著父親一起去，他不知道為什麼總有那麼多開不完的會。現在他大概明白了。他35歲的時候就當上西藏自治區作家協會主席，現在是西藏自治區文聯主席。席間，許多人叫他主席。
主席留著長頭髮——他十幾歲時就是這樣的造型。直到現在，他去政府部門開會的時候，還會被攔住檢查證件，因為他看上去不像是來開會的人。
張楊和扎西達娃去餐廳的每張桌子敬酒，轉了一圈，又回到原來的桌子上。他們又說起青稞，青稞剛開始搖擺，一會兒又停下來。一位做直升機業務的老闆過來敬酒，這次，彷彿響起了螺旋槳的轟鳴聲。
未來佛
◇◆◇
「雖然還是寧靜的山區，但這裡的人們正悄悄享受著現代化的生活。這裡有座小型民航站，每星期有五班直升機定期開往城裡……」在位於西藏文聯4樓的主席辦公室里，扎西達娃打開書，指著自己小說里的這一段問我，「你讀這一段有什麼感受？」我一時語塞。扎西達娃繼續說，「這一段寫的其實是未來的事情。你再看看這句就更明白了。」我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桑傑達普活佛快要死了，他是扎妥寺的第二十三位轉世活佛。」扎西達娃提醒我，藏地到現在也才十幾世活佛。
扎西達娃所指的文字來自他1985年發表的小說——《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他在小說里虛構了一個叫帕布乃岡山區的地方。那裡有直升機作為交通工具，地面衛星接收站可以播放5個頻道的節目。這是1985年想象的未來。「現在電視頻道幾百個，比那時想象的多多了。」在小說里，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同時出現的，過去也是現在，現在也是未來。
酒席上，當那位做直升機生意的老闆拿著酒杯過來，話語像螺旋槳颳起的風聲掠過青稞地的時候，你更覺得，未來真的就在眼前了。
在藏地，未來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此前幾天，我去了一趟日喀則，那是扎西達娃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在扎什倫布寺，我看到了空蕩蕩的展佛台。一個多月前，這裡有連續三天的展佛節，展出了現在佛、過去佛和未來佛。
藏傳佛教里，當一千零八尊佛降臨人間，這個世界上的人才能真正擺脫苦難。一千零八尊佛都是有名字的。釋迦牟尼是第四尊佛。第四尊佛兩千多年前圓寂，一億幾千萬年後，第五尊佛強巴佛將會降臨。第四尊到第五尊之間就是一億幾千萬年，但藏族人每天都在樂觀地祈禱未來佛的到來。「這就是藏族人的時空觀。」扎西達娃說。
幾乎等同於無限。藏族人在無限里享受他們的快樂，每過一個節，他們都覺得離佛又近了一步。藏族人的時空觀對扎西達娃的寫作有影響，他很自然地在寫作中跨越時空。
在扎什倫布寺，我跟著那些拿著一大桶酥油去一個個殿堂拜佛的人，走了一圈。走出扎什倫布寺，我有點累，坐在寺廟前的廣場上休息。
天邊飄來大片烏雲，扎什倫布寺前的廣場下起雨來。外地遊客到一旁躲雨，藏族人大多沒動。他們帶著保溫壺裝的甜茶，盤腿坐在地上，笑著聊天，彷彿雨滴跟空氣一樣無礙。
扎西達娃跟我說過一個有趣的例子——假如你身處的屋子漏雨了，西方人會爬上去，用智慧和力量修房頂，漢族人會躲在沒雨的地方，藏族人呢，對下雨沒感覺，無所謂。「這就是文化的區別。」扎西達娃說，「藏族人覺得這是自然的，來了也不躲，很從容，對生命和死亡也這樣，就像下了一場雨，來了就來了。」
這讓我想起《西藏生死書》里所說，「死亡既不會令人沮喪，也不會令人興奮，它只是生命的現實。」
日喀則
◇◆◇
在許多外來者眼裡，西藏看上去像是封閉的，亘古不變的，但好像又不是這樣。走出扎什倫布寺廣場，我在附近的一家藏餐館吃晚飯。飯館里掛著幾位班禪的頭像，旁邊的電視里播放著各種流行歌曲。
我旁邊一桌的兩個年輕人吃著糌粑，用高腳杯喝百威啤酒和可口可樂。再遠處的一桌，一位喇嘛在喝百事可樂。
我要了一磅甜茶。對，是一磅。這是英國人的計量單位。因為甜茶其實是經由印度傳來的英式奶茶。我想，藏族人在喝這方面似乎很容易接受外來的東西。
「在某些事情上，藏民族心態是比較開放的。」扎西達娃說，「對我來說，我不抗拒什麼東西，沒什麼不能接受的。」年輕的時候，扎西達娃說他喜歡聽爵士樂，現在喜歡聽《二泉映月》。
扎西達娃童年和妹妹在西藏日喀則
扎西達娃去拉薩八廓街附近的餐館見張楊的時候，路過一家「漢堡王」。他很驚訝拉薩開了這麼一家店，「我非常喜歡吃漢堡王，他們的漢堡太好吃了。」
晚上，我和扎西達娃，還有他的朋友，一起坐車回去的時候，經過布達拉宮。夜幕下的布達拉宮，顯得更加不真實，彷彿一座發光的宮殿懸浮在天空中。
當年，后藏人聽說拉薩擴建了布達拉宮，規模非凡，便決心要仿造一座規模不相上下的城堡。身負重任的工匠，苦於無法得到設計圖紙，整日遙望布達拉宮，忽然心生一計，到集市上買了個蘿蔔，照著眼前的布達拉宮，雕刻出一個模型，然後揣著蘿蔔回到日喀則，交了差。建築工匠們按照這個蘿蔔模型，在宗山上建起了桑珠孜宗堡。可是，看來看去，跟布達拉宮比，氣派還是不夠。追究下來才發現，蘿蔔經過路途奔波，失掉水分，縮小變形，根據這麼一個乾癟蘿蔔建大寺，很難相符。西藏人都稱日喀則的桑珠孜宗城堡為「小布達拉宮」。
還有另一種說法。五世達賴重修布達拉宮時，反而拿這個小布達拉宮作樣板。到了2004年，上海同濟大學的工程師為完成重修小布達拉宮的計劃，參考的也是布達拉宮。小布達拉宮打算建成日喀則博物館，至今仍未竣工。我問門口的看門人，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放。
小布達拉宮大門緊閉，只有幾個遊人在旁邊的山上拍照。山上差不多能看到整個日喀則。
扎西達娃童年的許多時光是在日喀則度過的。他父親曾是日喀則專署專員。扎西達娃和妹妹坐在父親的華沙牌小轎車裡，去扎什倫布寺附近的班禪新宮官邸參觀。在扎西達娃的記憶里，父親經常去那裡開會，直到深夜才回家。
班禪新宮官邸最讓扎西達娃歡喜的是，「這裡面的花園，無論什麼時候，都受到專職園藝工精心的照料。花園裡有葡萄架，形狀各異的花壇，和一盆盆的花卉。周圍是松柏和古老的柳樹。這裡超凡脫俗，是一個世外桃源。除了當地的黨政軍要員來這裡開會和休息，從不對外人開放。」
「文革」來到日喀則。人們扛著工具，爬上小布達拉宮，開始拆城堡。
扎西達娃在大人的談論中聽見——又有誰在拆城堡的時候被砸死了或摔死了，又有誰家的房子被石塊砸塌了。「大概過了三天，宗山上再沒聽見石塊的轟響聲，一切重歸寂靜。我站在家門口朝前方望去，城堡已面目全非，牆體上的宮殿已經不存在了，只剩廢墟。」
日喀則是個土黃色的城鎮——這是扎西達娃童年時的印象，直到現在。
在日喀則度過的時光里，一個小圖書室是他喜歡的。他和家裡人會從圖書室帶回來很多書。他母親喜歡看小說，他就跟著看，那時候的書還是繁體豎排本，他是連蒙帶猜地閱讀。
扎西達娃第一次到北京
那時能看到的文字，除了報紙，差不多就是《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了。小孩子的求知慾又是最強的，然而到處都沒有少兒讀物。讓扎西達娃意外的是，他在這個小圖書室里發現了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他們的父親在一個島上遇險，兩個孩子想找父親，被野人抓了，各種各樣神奇的東西，特別有吸引力。」他在閱讀中發現，這跟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完全是兩回事。這為他打開了一扇世界的大門。
日喀則是西藏第二大城市，當時沒那麼現代化，但是它有一個特色——歷史上，此地是通往印度的必經之路。有很多印度、尼泊爾商人在日喀則開店，商店裡有一些頗有異國情調的東西。「我當時看著店裡的尼泊爾人、印度人，會產生神秘的感覺。」
隨著父親在「文革」中被打倒和下放，扎西達娃在日喀則的平靜生活結束了。
大院
◇◆◇
扎西達娃打開他的蘋果手機，給我看了他父親的一個委任狀。內容很簡單，上面寫著「任命扎西為西藏自治區林芝專員公署專員」，署名是「總理周恩來」，日期是「1962年10月20日」。這一職務相當於現在的林芝市長。
林芝是扎西達娃更小的時候待過的地方。他對小時候的林芝存有一些印象，但已不多。「藏族人很奇怪，林芝海拔那麼低，氣候那麼好，以前卻沒有人居住。住在那裡的是一些更小的刀耕火種的叢林民族，比如門巴族、珞巴族，他們獲取食物的方式比較原始，生活像獵人一樣。那裡人口很少。」扎西達娃說。
現在的林芝市中心，基本上是一個新城，和許多小城市的外觀並無多少區別。扎西達娃還記得，在山坡上，有一個機關幼稚園，他曾在那裡就讀。
荒蕪——這是林芝給扎西達娃留下的印象。那時，可能就那麼幾座建在山上的地委專署的房子。辦公樓是石頭砌的，上面蓋著鐵皮。有禮堂——扎西達娃的印象中，他去看過電影，禮堂也是石頭砌起來的，有能坐幾百人的長條椅。再就是一些幹部宿舍，都是土坯房。
幾個地方的黨政機關大院是扎西達娃回憶中的重要場所。父親後來成為拉薩市委書記，他在市委大院住了很多年。
幾天前，扎西達娃的車載著我們，想進入他當年生活過很多年的拉薩市委大院，讓我們看看他生活過的地方。車上的通行證過期了，警衛沒讓進。車子掉頭離開。扎西指著前方說，以前這裡有藏族貴族的別墅，現在沒了。眼前是熱鬧的街市。更遠處是空蕩蕩的剛建好的商鋪，幾乎沒人。如同全國各地的大城市，拉薩也在不斷地向城市周邊擴展。
小時候，扎西達娃覺得自己和幾個弟妹像父母手中的幾隻皮箱，當他們「因革命工作需要」調往一個地區上任時，小孩就會被輪流寄放於母親在重慶的親戚家。等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安定下來，再把孩子接回西藏。
60年代初，扎西達娃第一次跟著母親坐飛機進藏——他坐在蘇制伊爾-18型客機里，5個年輕的空中女服務員（那時還沒有「空姐」這個詞）握著紅寶書，在狹窄的機艙過道里跳起舞來。女服務員穿著空軍制服，黃上衣，藍褲子，黃軍帽。每個乘客會獲得一盒五支裝的中華牌香煙。「那時在飛機上是可以抽煙的。」
在林芝，扎西達娃印象最深的是家裡的一個保姆。保姆當過尼姑，後來還俗了。「她對著我當時還是嬰兒的最小的弟弟磕頭，說他是活佛。」天黑后，年幼的扎西達娃在半山腰的專署大院，看著遠處汽車燈光晃來晃去，保姆跟他說，你爸還在遠方。
「年幼時的記憶一定會對自己將來的文學創作有影響的，」扎西達娃說，「很多文學的靈感都是從這些記憶里變異而來。」
電影
◇◆◇
在八廓街旁的一個露天平台上，扎西達娃和大家聊起了電影《皮繩上的魂》。張楊那天晚上來到拉薩，將許多朋友聚集於此。
第二天是電影在拉薩的點映。只有拉薩是兩天，接下來，張楊和他的團隊一天換一個地方，很多場路演。
「很多活佛要來看電影，問我要票。」嘉措說。嘉措是本地有名的文化人，非常熱心，負責組織第二天的觀影。他邊說電影票的事情，邊拿起酒杯，「扎西德勒。」
八廓街是拉薩著名的轉經道和商業中心 圖 / 本刊記者 大食
路偉和成功分別是出品人和製片人，他們說起《岡仁波齊》快一個億的票房，分析其中的原因。《皮繩上的魂》上映前，兩部電影的投資已經收回，他們顯得輕鬆而愉快。
「明天電影結束后，11個人上去講話，你們四個人加七個演員。」嘉措說。
扎西達娃表示不太想上台說話。「這是你的小說，你必須得上啊。」張楊說。
張楊說起和扎西達娃合作的緣由。二毛是張楊的藏族朋友，張楊說想拍關於西藏的片子，二毛說你應該看看扎西達娃的小說。張楊回北京后，趕緊買了兩本扎西達娃的小說，然後與扎西達娃見面。張楊覺得《皮繩上的魂》結構獨特，但要拍成電影還缺點東西。他看到《去拉薩的路上》是一個復仇故事，有戲劇性，就想把二者合在一起。兩人就在這兩篇小說的基礎上聊。這是2006年的事情了。
大昭寺外朝拜的小孩 圖 / 本刊記者 大食
就在我和扎西達娃聊天的時候，我們的副主編楊子給我發來一條簡訊，說他和新疆畫家張永和90年代初曾經把《去拉薩的路上》改編成連環畫。可見扎西達娃當時的影響力。他的小說吸引了許多讀者。
電影里，「去拉薩的路上」變成「去掌紋地的路上」，在這條路上，張楊和扎西達娃商量，加了一場藏戲。
新加的那場藏戲討論了很長時間，這其中包括一個孩子的出生和一個長者的死亡。有點像《岡仁波齊》，生死一直是如影隨形的問題。
對扎西達娃來說，寫一場藏戲不在話下，可以說輕車熟路——他曾經是藏劇團的員工，那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新世界
◇◆◇
十幾歲到藏劇團的時候，扎西達娃做的是美工。美術曾經是他的理想，但不是第一理想，他的第一理想是音樂。
《嚮往神鷹》是旅遊手冊《孤獨星球》推薦的一首了解西藏的歌。飛機將要降落貢嘎機場時，我的腦袋裡冒出了這首歌的歌詞。小時候，即使是南方小鎮的街頭，這首歌都在循環播放。你如果在網上找到那個著名的MV，就能看到扎西達娃的名字，他是這首歌的詞作者。
音樂曾經是扎西達娃的第一理想。他小時候就知道自己有音樂天賦。在林芝看國產電影，《鐵道游擊隊》里的那些歌，他聽一遍就能用簡譜記下來。「幾乎是一種天生的本能。」扎西達娃很自信。
「文革」時候的八個樣板戲，所有的曲譜，都是聽著就能背下來。他從國小小提琴，已經練到帕格尼尼，屬於專業初級。
畫畫的興趣來自父親，父親也喜歡畫畫。
扎西達娃第一次在昆明參加文學筆會
扎西達娃的父親是藏族最早的幹部。40年代，國民黨在南京辦了一個邊疆學院，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民族學院，專門用來培養少數民族幹部，他的父親在那裡上學。
就在這時，父親參加了進步組織，隨後去了燕京大學，學設計。因為會兩種語言，又是大學生，跟著解放軍18軍進了西藏。
父親一直喜歡畫畫，扎西達娃受到熏染，畫畫的成績在學校一直很突出。當時，他所在的學校想培養幾個美術教師，請了一些美術老師來做培訓。
扎西達娃學了不到一年，趕上藏劇團招生，他被錄用為美工。在劇團，美工主要負責舞台背景設計和美術設計，畫一些藍天、雲彩之類的背景。
但沒過多久，扎西開始用文字描述西藏。他被藏劇團送到北京去學編劇，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北京的活力像當年吸引他父親一樣吸引了他。
那是1979年，「文革」結束后，北京許多新的社團湧現出來，各種詩刊、畫展，都非常前衛。「除了上課，我還經常跑到外面跟各種民間刊物接觸。那時候有很多油印刊物，可能是解放后第一次有這樣的繁榮。沒電話，只能親自上門去找，喜歡哪個刊物，就去找他們主編，哪個衚衕多少號，照著去找。」
歲月
◇◆◇
扎西達娃從北京回到拉薩，很快，又多次去了北京和全國其他地方。他開始寫小說，而且，非常順利，通過小說，很多人認識了他。
1981年，扎西達娃在《萌芽》上發表了《歸途小夜曲》。此前，這篇小說被別的雜誌退過稿，差點被當「毒草」批判。「裡面的主人公又戴墨鏡，又穿喇叭褲，又跟小姑娘親熱，像個二流子，有人看不慣。但後來在《萌芽》獲了獎。其實那個『撥亂反正』的年代就是這樣，不只文學是這樣，其他領域也差不多。」扎西達娃提起往事，記憶猶新。
去《萌芽》領獎的時候，他認識了從廣西去領獎的梅帥元。很多年後，梅帥元到拉薩製作大型實景演齣劇《文成公主》時，找扎西達娃參與編劇。
夜色已深，在八廓街旁的這個露天平台上，能遠遠地看到《文成公主》的演出場景，燈光將作為背景的山體照得很亮。
大家在喝紅酒，張楊說，「我跟老扎（扎西達娃）說，我們還得接著弄，他有一個小說我特別喜歡。」張楊說的是《西藏，隱秘歲月》。這部小說寫了西藏108年間的歷史，製作這樣一部電影肯定不容易。
張楊說到這兒，一位西藏攝影師剛剛來到這個場子，看到張楊，大聲說，「張楊，那時候你拍《洗澡》差點死掉啊。」
張楊90年代電影《洗澡》裡邊，有藏族人步行到湖裡洗澡的畫面。在西藏拍這個畫面的時候，張楊出現嚴重的高原反應，幸好被路過的車子送到海拔低的地方，才緩過來。
張楊有西藏情結，他一步步把與西藏有關的電影做了出來。大家喝著酒，又聊起《皮繩上的魂》，說這是「十年磨一片」。
旁邊就是八廓街，能看到圍著大昭寺轉經的人，扎西達娃說，「到冬天，大家農忙都結束了，才會有更多的人出來磕長頭，轉經。」
《皮繩上的魂》導演張楊給演員講戲
扎西達娃熟悉西藏農民的生活。
《西藏，隱秘歲月》通過一個小山村，把一個民族一百多年的歷史展現出來。「畢竟是一百多年的時代背景，一般會放在最風口浪尖的境地，通過某一個家族或成員來表現。」
這部小說里虛構的村莊大致有現實的原型。西藏山南隆子縣列麥公社，是當年扎西達娃70年代下鄉勞動的地方。那時他在劇團，經常下鄉演出、深入生活，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
列麥公社是西藏農業學大寨的一面旗幟，當時的書記是自治區常委，省級幹部。「因為是一面旗幟，所以你就能知道他有多拚命，戰天鬥地，改變山川面貌，在四千八百多米高的地方種出青稞。」扎西達娃每天和他們一起幹活，「作品里有那個公社的影子，但很難說具體是哪一個人的原型，很多是綜合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在列麥公社，扎西達娃正在田間割青稞，公社書記來了。「公社書記是農奴的孩子，做了一輩子書記，一直與時俱進，政治覺悟非常高。」
那天，公社書記站在田間地頭，給扎西達娃印象特別深。書記大叫一聲：「毛主席去世了。」大家一聽，全懵了，然後，哭成一片。
接下來，大家排著隊站在公社廣場上，戴著白花，掛著毛主席像。因為太熱，有人中暑倒下了。沒過多久，打倒「四人幫」，大家打著火把，敲鑼打鼓，在山裡遊行。
往昔
◇◆◇
拉薩點映結束的晚餐上，扎西達娃因為有事，沒等晚餐結束，先回去了。
我跟著他的朋友們，還有導演張楊，來到一個酒吧。這家酒吧出過兩個名人，大冰和趙雷。鄭義在酒吧里等張楊。鄭義以騎機車環遊美國和到藏北拍紀錄片聞名。他們坐在那裡，喝一種美國進口的烈性啤酒，聊起許多往事。彬子是酒吧歌手，唱了許多歌，包括何勇的《鐘鼓樓》。張楊說，「那首MV就是我拍的。」
這些歌彷彿過去很久了，扎西達娃的那些作品，也彷彿過去很久了。他在80年代成名。特別是1985年，被認為是當代文學「爆炸」的一年。北師大教授張清華認為那一年最重要的小說家是扎西達娃，「扎西達娃出現在歷史的拐彎處，一些重要的變革顯見得是從他開始的，他是1985年最優秀的作家。因而也就是當代小說藝術轉折時期最重要和最富貢獻的作家。儘管他差不多『封筆』多年，但我們在回溯當代小說及其美學演變的歷史時，還是要為他公正地記上這重要的一筆。」
酒吧里，大家大聲唱了許多80年代的歌，夜晚變得有力量。整個80年代，好像就是在這樣充滿力量的激情中度過的。
嘉措說，「那時候大家都沒什麼錢，但喜歡聚在一起吃飯、聊文學，有人主講，有人做飯，有人洗碗。那是文藝青年的美好時代。」
那也是西藏文學閃耀的時刻。
扎西達娃在八廓街
80年代，扎西達娃一天到晚泡在八廓街，他工作的劇團就在八廓街旁。有時他就住在八廓街。「我有個朋友是八廓街警察，晚上我會跟著他巡邏，什麼都玩。」扎西達娃的許多小說里都有八廓街。
1967年，男孩扎西達娃第一次到拉薩。到現在，正好過去50年。
扎西達娃現在的生活差不多是苦行僧式的。在辦公室坐坐班，然後待在家裡上網、看電影、讀書。他養了兩隻貓，有時出去散散步。不喜歡應酬。有幾個朋友，偶爾打打電話，喝喝茶。
我們提出到八廓街拍幾張照片，他沒答應。「那是我80年代的生活場景，現在已經離我很遠了。」
《皮繩上的魂》上映的頭一天晚上，在八廓街口，張楊在打車，扎西達娃揮手向他告別。後邊就是八廓街廣場，他彷彿也是在向過去的年月告別。
我想起扎西達娃《逛新城》中的幾段文字——
你情不自禁地回首那個遙遠的拉薩，彷彿看見一個鄉村的老人，喝著微酸的青稞酒，眼圈發紅，捧著滿是皺紋的乾枯的臉，向他的兒孫講述著他心目中的昔日聖地拉薩。繁華的市場、香煙繚繞的大昭寺、夏日林卡的逍遙在他心中已成為永遠無法抹去的遙遠的回憶。他在半醉中情不自禁用蒼老沙啞的嗓子唱起他最喜愛的一首歌：
「拉薩八廓街上，窗戶比門還多。窗戶里的姑娘，骨頭比肉還軟。」
這魔法一般變幻的富有感染力的聲調，夢一樣深深攫住坐在他身邊的兒孫們，他們昂起沉重的頭顱，半張著嘴，身體失重似地被帶進飄渺悠遠的年代里……
圖 / 本刊記者 大食
朝聖者是不創造世俗價值的
——對話扎西達娃
藏地密碼
◇◆◇
人物周刊：在藏地生活和在別的地方生活，有什麼不同？
扎西達娃：西藏的確有很多神跡的東西，不僅僅是傳說，很多都讓人不可思議。除了傳說、宗教，還有高原嚴酷的大自然和奇異的事情。在西藏，很多事情都被當作是自然的事情。這裡的人相信世界有多個，不只是一個現實世界。我們看一棵樹，可以摘它，可以折它，但藏族相信萬物都是有生命的，要小心對待它。
我愛人是漢族人，有一次，她跟我說了同一天里發生的兩件事。在成都，她住在武侯祠公園附近，經常去那裡散步。有一天，她在公園裡看到一個藏族小伙，蹲在那裡念經，拿個小棍在地上挑。她很好奇，走過去看。發現地上有一條蚯蚓，藏族小伙一邊念經一邊把它挑到草叢裡，他怕別人踩到它。同樣是那一天，我愛人在公園裡還看到一隻青蛙跳到路上，幾個漢族婦女看到了，大喊，趕緊把它抓住，拿回去吃了。我太太聽到了，趕緊把青蛙趕到草叢裡。這是很鮮明的對比，藏族對待生命的態度是不太一樣的。
人物周刊：你認為藏族某些對待世界的態度，是怎麼形成的？
扎西達娃：前些年，有個機構列出了幾十個值得一去的地方，提到西藏，他們的理由不是宗教的，也不是文化的，而是說，這裡是會讓人的生理產生痛苦的地方。
因為這裡會產生高原反應，即使你住最好的酒店，該頭疼還是會頭疼。這個地理位置讓人的生理產生了變化。在我看來，藏族人一切的創造，很大程度上都和高原反應有相當大的關係。
我們經常會說這裡條件艱苦、高寒、物質匱乏，但很少有人談到缺氧給人的頭腦、視覺、思維方式帶來了什麼。一個人在缺氧狀態下，思維是和正常狀態下不一樣的，缺氧缺到一定程度，是會出現幻覺的。
很多從外地到西藏的人說「西藏有毒」「靈魂的震撼」，其實就是他們在缺氧狀態下的一種「嗨」。藏民族的很多文化藝術，都是在這種很「嗨」的狀態下創作出來的，我們叫神明鬼怪的藝術。
漢族的史書，規矩又嚴謹，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雖然很概括，但是都力求準確。藏族寫歷史，天上會掉下來一個國王，蓮花生大師一路降魔，藏族的歷史就是神明鬼怪的歷史，但對他們來說，這不是神明鬼怪，而是真實的。
我一半受漢族文化和西方文學的影響，同時我是個藏族人，生活在西藏，我能理解藏族人的思維方式。比如，我們開著車去草原，到了草原上是沒有路的，都是車轍。我們要去一個村莊，找一個嚮導帶路，沒有路標和方向，地圖上不顯示。你問牧民，牧民就跟你說，這個山是格薩爾王的衛士一條大腿砍下來立在這裡的，那裡又是和哪個神話人物有關的，都是神話中的東西。對他來說，就靠這些在草原上荒無人煙的地方放牧生存，幾十公里沒有一個人，沒有音樂、沒有收音機、沒有文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陽光下看著羊，如果這些東西不是有生命的東西，他肯定會瘋掉的。他會把它們看成是活靈活現的，他就與它們對話。只有這樣，這個民族才能生存下來。藏族在這麼高這麼荒無人煙的地方，如果自然在他們眼裡是沒有神性的，這個民族根本就待不下去。
扎西達娃和妻子
人物周刊：電影《岡仁波齊》公映后，引發大家對於藏地和藏人的討論。有人覺得磕長頭、轉山愚昧，有人覺得這裡的人保持了很好的精神世界。你是怎麼看的？
扎西達娃：在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國家裡，是不會出現這些現象的。人們為什麼對這個感興趣，你讓他們自己走一遍，一天都走不下來。人們從這裡面發現了信仰的力量，一方面看起來愚昧，一方面又具有強大的精神力量。
其實每個人都有信仰，不過現代人很多的信仰是現實的世俗的——功名、成就、金錢、物質。藏族人的追求和這些是沒關係的，它不實用，但它又很強大，可以超越世俗的慾望。這種信仰里有一種其他地方少有的力量，讓人不由自主對它另眼相看。
我們再去探討這種信仰的方式，只能說，我們是能遠觀但是做不到的，不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學到什麼。如果說，讓我拋棄一切世俗的功名，讓我去磕長頭，我是做不到的。這並不創造價值，不能提供文明和高科技。但如果沒有了這些，西藏就什麼也不是了。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信仰和朝聖在心中，而不在身體。
作為一個公民，我們起碼應該有公民價值，自己除了能謀生，還要能為他人服務。朝聖的人是不創造世俗價值的，如果都有信仰，卻不創造世俗價值，那也很可悲。
我們其實是可以成為聖潔者的，但是不一定要使用這種方式。我們活著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個聖潔者。不證明就好了，證明的話就很痛苦。如果費盡心思表明自己是聖潔者，就很尷尬、麻煩又痛苦。那樣的話，你本身就不是個聖潔者了。
《岡仁波齊》是在用一種極致的方式，讓世界上的人看到還有這樣的人。告訴我們，他們強大的內心信仰不會被世俗的東西動搖。
人物周刊：你有宗教信仰嗎，還是一個理性主義者？
扎西達娃：我給自己的定義是有神論者，一個神秘主義者或者不可知論者，但不是皈依於哪一個宗教。我相信有超越人類意志的力量，說他是神也好，上帝也好，都可以。人一旦皈依哪個教派，就要開始在禮節、儀軌上限制自己。這其實是對自己力量的不能完全倚仗，需要藉助集體的力量，感受到彼此鼓勵。
人物周刊：你的藏族名字「扎西達娃」是什麼意思？
扎西達娃：我的名字比較中性。藏族的名字分三種：一種是非常男性的，比如頓珠、多吉；一種是比較女性的，比如卓瑪、央金；還有就是比較中性的，男女都可以用的。「達娃」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星期二」的意思，可能我是藏曆星期二出生的，還有就是「月亮」的意思。「扎西」是吉祥的意思，「扎西達娃」就是「吉祥的月亮」的意思。我剛開始發表作品的時候，被人以為是個藏族女作家。
80年代的西藏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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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接觸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比較早，上世紀80年代初就已經寫出這種風格的作品了，比許多作家都領先。
扎西達娃：「文革」結束之後，文學開放是全方位的。有18、19世紀文學的再版，有的作家50年代看過這些作品，但我們這代人沒有。美國二戰後的黑色幽默、後現代主義，法國的新小說，這都是60年代后出現的，是新來的。全世界的文學都來了，日本文學、拉美文學、東歐文學等等，就看自己喜歡什麼了。西藏的這批作家，眼界更寬一些。
每個省份都能找出昔日的文學大師，比如湖南有沈從文，浙江有魯迅，北京有老舍，但西藏沒有大師，西藏除了幾百年前出了兩部詩體古典小說外，不算有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在西藏，現代小說是空白。我給自己的定位是西藏現代主義文學奠基人，既不是豐碑，也不是其他什麼。
人物周刊：在你們這批西藏作家之後，大家好像也想不起後來的作家了。
扎西達娃：其實全都這樣，哪有超過80年代的呢？雖然現在獎金幾十萬上百萬，但最好的作家還是當年那一批，最好的作品也是那個時候的。
拉薩文人合影，扎西達娃 (前排左一) 的背後是馬原
人物周刊：看你的小說，有時候很難感覺到其中的主題。
扎西達娃：我有幾篇小說屬於寫完后自己沒看懂的，當時不明白為什麼沒看懂，是不是出問題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卡夫卡傳記，他說寫完《鄉村醫生》后，他自己都沒看懂在寫什麼東西。其實，當作者把作品寫完后，自己也就變成了一個讀者，並不比讀者更了解自己的作品。好像人格分裂一樣，寫作時是一個人，寫完后看的時候，是另一個人，作者寫完之後就消失了，再讀的時候和別人一樣，也許一些評論家比我看得還懂。我的《自由人契米》是我自己很喜歡的小說，其實也是因為我自己也有些看不懂。沒看懂不代表沒樂趣，看懂了反而有時候會很枯燥，最重要的是一個愉悅的過程，而不是結果。
人物周刊：很多人表示你的作品中有類似蒙太奇的東西，都是一個個片段，有大量空白，你也不會去解釋其中的邏輯。
扎西達娃：其實作家是自由的，與編劇是有區分的。編劇需要一些規則，讓它層層推進。但小說不用，按照天賦來就好。
人物周刊：之前你說過，「怎麼寫」比「寫什麼」重要，一直是這樣看嗎？
扎西達娃：我現在還是認為「怎麼寫」比「寫什麼」更重要。其實什麼都可以寫，媒體發現的信息比你更多，寫什麼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話題，誰都可以去寫，但怎麼寫就不是人人都會寫的了。比如電影《皮繩上的魂》，我寫的時候很自信，至少在的電影史上沒有這樣的電影敘事。
人物周刊：1985年，除了《皮繩》，《西藏，隱秘歲月》同樣廣受好評，後面一部，更像一部長篇小說的格局。
扎西達娃：兩篇都是同一年在《西藏文學》發表的，只隔幾個月，一篇在第一期，一篇在第六期。其實當時想寫的是三部曲，都是「西藏」開頭的，都有「一百零八」這個數字在裡面。《西藏，隱秘歲月》里其實寫了一百零八年，這也是一個密碼，其實我標註了時間，但別人看不出來是一百零八年。先寫了一九一零年，然後斷了，到一九二七年，然後是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一九一零年到一九八五年，是沒有一百零八年的，但寫作是一種文字遊戲，藏了一些密碼在其中，真正的密碼在一八七七年，這樣到了一九八五年，就寫了一百零八年了，如果只看書的大標題，是發現不了的。
人物周刊：為什麼會以中篇的形式呈現，而不是長篇？
扎西達娃：因為當時沒有寫長篇的經驗。當時寫得很快，手寫其實也就不到一個月。我覺得這一篇比《皮繩》要好。我不知道為什麼《皮繩》有那麼大影響，我自己也有些納悶。作家認為最好的作品，可能會與社會認可衝突。
人物周刊：你喜歡自己的哪些小說？
扎西達娃：短篇是《風馬之耀》和《自由人契米》。中篇比較喜歡《地脂》。
人物周刊：有評論者覺得，你的作品在80年代受到的重視不夠，應該有更高的歷史地位。
扎西達娃：坦率來說，文學地位，我其實是沒爭過的。我從小接受的是平民主義教育，人人生而平等。但這幾年，我會覺得這個觀點有些幼稚。說出來可能有點裝，但骨子裡是很隨意的。有人說，你該得到的都得到了才說這話。但怎麼說呢，一開始我就是有了就坦然接受，除了有些受之有愧外，不會覺得得到的太少，我已經被上帝很眷顧了。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我就很滿足，無論寫不寫東西都很快樂。我作為在文壇上快要消失的人，你這次來採訪我，我還有些忐忑不安。
人物周刊：現在和影視圈接觸比較多？
扎西達娃：其實我也沒在圈裡工作過，就是導演來找我，我和導演合作劇本就好了，和其他人都沒什麼關係。所以，現在誰是一線導演和演員我也不清楚，不關心。我喜歡的是電影本身。
皮繩上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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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被認為是你最重要的小說，我都不知道自己現在念的這個名字對不對，有時候是「結」，有時候是「扣」，有時候「結」和「扣」都沒有，有時候有「西藏」，有時候又沒「西藏」，哪個是最標準的？
扎西達娃：很少有人把這篇小說的名字說全過的。最早的原小說名字叫《西藏，歲月系在皮繩結上的魂》，發表在《西藏文學》1985年第一期頭條。等到《民族文學》轉載的時候，「結」就變成了「扣」。再後來，有的就沒了「西藏」。有些亂，很有意思，很少有小說連名字都可以有很多版本。張楊拍這個電影，為名字和我商量了好久，最後叫作《皮繩上的魂》，這個名字最簡單了。
人物周刊：《西藏，歲月系在皮繩結上的魂》成了你文學創作的一個高峰，還記得當時構思、出爐的全過程嗎？
扎西達娃：我自己覺得，在我所看過的小說里，沒有這樣寫過的，是比較具有創新性的。我和我筆下的主人公成為一個故事，時間也出現倒流，出現幾個時空。寫的是未來、現在和過去。
由扎西達娃編劇、謝飛導演的電影《 益西卓瑪》 獲2000年第二十屆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特別獎」
人物周刊：大家可能會想到《百年孤獨》的開頭，那個包含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句子。
扎西達娃：我記得不是很清楚是在創作之前還是創作之後看的《百年孤獨》，沒有太多的印象。有一個印象比較深的是一部美國電影《回到未來》，片名就很吸引人，未來怎麼可以回到，為什麼是回，太神奇了，而到底是回到過去還是未來說不清楚。另外一個受到的影響是現代畫家埃舍爾，他的畫把二維變成三維，一隻手看不出來是左手還是右手，水的循環看不出哪裡是頭，哪裡是尾。還有一本書——《熵：一種新的世界觀》，大家談論熵對世界的影響，還有羅馬俱樂部的調查報告，對我產生影響的，不只是文學本身。
人物周刊：《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的結尾，時間開始倒流，為何有這樣的設計？
扎西達娃：佛珠是一百零八顆，轉到一百零八顆之後，再數，又是第一顆。西藏的整個世界觀就是個圓，不斷在循環。一百零八顆珠子，代表走了一百零八天，這意味著，第一百零九天，又是從第一天開始。
人物周刊：在小說里，活佛念的是你還沒發表的文字，這是想表現什麼呢？
扎西達娃：想表達不知道這個故事是活佛講給我的，還是活佛看了我的文字後知道的。後來有幾篇小說也是這樣的，不知道是作家自己寫的，還是書中人物講給作家聽的。就像埃舍爾的畫，看不出來是右手畫左手，還是左手畫右手。這也是我在文學探索中的一個樂趣。
人物周刊：《皮繩上的魂》是怎麼從小說變成電影的？
扎西達娃：有一年，張楊通過朋友介紹找到我，那時候他還沒看過小說。一開始，他就說他想拍一部電影，關於轉山的電影，就是最近的《岡仁波齊》。當時他在雲南大理，想拍雪山朝聖。我不知道作為電影劇本該怎麼寫。跟他聊了一次，發現方方面面不好推進。後來，他看中了我的小說《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他知道這小說在文學界有影響。那是2006年的事情。
其實，在1986年，某電影廠文學部主任和一個導演專程到西藏來找我。我當時不是很懂電影，他們把小說改成劇本后，我不是很滿意。張楊找我之前，小馬奔騰有人來找過我，他們當時剛創業，給的價錢很低，我本來也興趣不大，也沒談成。
張楊找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改。後來聊著聊著，覺得《皮繩上的魂》和《去拉薩的路上》有一些共同點——人物都是在行走，一個女孩找不到方向，一個人被很多種元素追殺。可是，《皮繩》相當於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按理來說是不可改編的，如果要改，就只能改變元素，但去了元素，它就是一個十分普通的行走片。
我還是想在時空上做一個嫁接，有一天晚上，突然就通了，找到了一個點。在結構上，這個故事應該是唯一一部魔幻現實主義電影。它是比較特殊複雜的。在電影上，最簡單和最複雜都是最難的。複雜的電影就很考驗智商了。近些年的許多電影太弱智了，看五分鐘就可以知道結局，看的就是中間的表演和細節。
畫家余小冬離開西藏前畫的 《乾杯西藏》
人物周刊：《皮繩》的改編，特殊在哪裡？
扎西達娃：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小說的詮釋，我為什麼會寫這本小說，電影里會講出來。電影里的這個作家，童年有過一個經歷，他害怕，逃避了。多少年以後，他寫了這個小說。這是什麼經歷呢？一個女孩從山上掉了下來，她戴著天珠，因為走不了了，就要把它交給那個小孩，小孩卻逃避了。小孩長大之後，變成了作家。後來，當他見到自己筆下人物的時候，天珠又到了他手中。這是一種宿命論，天命不可違背，該是你的任務是逃不掉的。在電影里，我解決了我對小說的詮釋，而不是把一部小說變成一部商業片。你看完之後就會知道為什麼叫大揭秘，不是故事的大揭秘而是人物關係的大揭秘。
人物周刊：包括《去拉薩的路上》，你的作品中有過幾次對復仇主題的描寫，如何在文化意義上去認識「復仇」？
扎西達娃：我個人是和平主義者。但康巴人是比較血性、單純、愛憎分明的，一直到現在為止，康巴人這種愛恨情仇都是世代相傳的。這是他們的價值觀，不會覺得有什麼不道德。這樣的觀念，代代相傳，對人的生命和一家人的傷害是很大的。一輩子的使命就是拼盡一切為父報仇，很悲壯也很慘烈。很多民族的這種血性，慢慢地被法律或者文明淡化，但康巴人沒有。你可以在甘孜看到，那裡的人長得的確很高大，但是有的受教育程度不足，很多問題用武力解決，他們的魅力在於這裡，悲哀也在這裡。
文學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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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說過，文學不是源於生活高於生活，而是另一種生活。
扎西達娃：在我看來，這另一種生活就是幻覺中的東西。
人物周刊：你好像有一部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
扎西達娃：對，當時隨便起了一個名字叫《桅杆頂上的墜落者》，在《西藏文學》發了一個章節，看了有點意思。那個就是你以為是今天的拉薩，寫著寫著會變成30年前或者解放前的拉薩。兩個時空不知不覺漸變，把過去、現在和未來放在一起。不知道從哪裡變過來。我的很多小說都用了這種方式，比如說，前面寫30年代的拉薩，出現貴族之類的人物，突然會發現到了今天拉薩的一個圖書館內，中間沒有一個明確的停頓。可能是我受畫家埃舍爾作品中漸變的過程的影響，在一個連續的敘述過程中，時空發生了轉變。這是1994年寫的篇章，後來一直沒有完成。
林芝尼洋河 圖 / 本刊記者 大食
人物周刊：你是覺得沒意思，所以不寫了？
扎西達娃：這裡面的原因很多。其實你們應該叫我原作家扎西達娃，因為我現在不寫小說了。
我覺得自己不可能寫出80年代的那種作品，不是說沒有那種能力或者天賦，而是環境不同了。我也很難做到像很多作家那樣，白天上班，晚上用業餘時間寫作，我真的做不到。我的寫作是一個完全放鬆、不受任何打擾的狀態。如果說我知道明天下午有別的事情，哪怕給我24小時，我一個小時都沒辦法寫，就像有一個枷鎖。可能將來退休以後，我會繼續寫。
如今互聯網上碎片化的東西太多，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別說別的作家，連我自己的東西，我都不會去讀。或者說，這麼多年來，我喪失了閱讀的興趣。這些年，我對電影產生了興趣，就去淘片子，網上片子不多，我就去淘碟.我有兩萬多張碟，放了一屋子，現在很多都變成了白盤。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樂趣，從閱讀文字到觀賞影視作品，只要它能讓你產生愉悅。不能說文學就一定是高的，影視就是低的，人的生命應該以自己的愉悅感受為主。
人物周刊：你曾經對來訪的人說，不要問我讀了什麼書，應該說我閱讀了什麼，這裡的閱讀包括多媒體。
扎西達娃：現在閱讀的門類很多，比如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都是很有意思的。為什麼一定要是文學呢？而且我現在對文學對小說持悲觀態度。文學現在成了少數人自娛自樂的東西了，不能對大眾有什麼影響了。過去的小說家是一個心靈的醫生，起著類似牧師的作用，他還會提供現實中沒有的生活場景，比如異鄉的世界。當年只有作家才做得到。他鄉、異國情調和命運能夠引起共鳴，現在電視、旅遊都可以提供。
但文字自身的魅力是文學的一種特權，它沒有意義但是能打動心靈。就像美學，真正美好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一朵花有什麼價值？它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用，它就是用來觀賞的。比如音樂，它能幹什麼？又不能帶來財富，不聽歌也不會死，但是它很美好。美好的東西就是無用的。但我們現在都強調實用的，有價值的。而最高層次的唯美的東西，它是沒有的。
現在社會問題交給社會學家，經濟問題交給經濟學家，政治問題讓政治家去解決。人的靈魂在萎靡，跟高科技有關。我女兒寫幻想小說，寫我們的科技很發達，但是文明成就很低。我們經常說我們過去的一些美好的傳統沒有了，過去的禮儀也好文化也好，今天我們經常看到的是貪婪、訛詐、碰瓷，我們彼此之間不信任了。當我們都變成這樣，文學這種最高端的東西我們就不配享受了，也就沒有人享受了。我們每天看看心靈雞湯就好了，拿那些東西出來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只有作家自己看，那不如作家自己在家裡想想就好了。
扎西達娃（ 中） 和北島（ 左）、馬原在桂林
人物周刊：作家該怎麼辦呢？
扎西達娃：我覺得這是一個多元化社會，誰也不能代替誰，每個人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自得其樂就好。不要覺得自己很小眾，或者說，小眾了還希望票房高，票房高的也不要期望自己的內容有多深刻，有票房就夠了。
人物周刊：有些人的痛苦源於想兩者兼顧，既想有票房又想有深刻的內容。
扎西達娃：是，想獲得純文學獎，還想有很多讀者，有很高稿酬，還想有個作協主席什麼的噹噹。
2004年，扎西達娃在作家馬原自編自導的作家電影 《死亡詩意》 中出演男主角
人物周刊：以後有什麼打算，還會再寫么？
扎西達娃：我打算退休以後，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不用上班了，每天生活自己安排。也可能開始回歸閱讀，讀小說，主要是西方文學。可能會重讀一些過去的經典小說。讀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現一些新的小說家。這些年我真的已經很少讀小說了，但會關注一些旁門類的，比如文明的走向、互聯網、人類簡史、生命極限，還有一些黨史之類的書吧。其實我對政治的興趣，是想知道它究竟怎麼回事，但不介入。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總第523期
本刊記者 衛毅 發自西藏 實習記者 劉芮
編輯 楊子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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