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批黨員印象記

中共第一批黨員，是指1921年7月中共召開一大時的黨員。胡喬木在《共產黨七十年》一書中披露，中共第一批黨員為53人。筆者有幸與他們中的4位：李達、董必武、羅章龍、劉仁靜有過近距離接觸。在紀念共產黨成立95周年之際，我覺得把我與他們接觸的細節記錄下來，應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對校長李達的回憶

我於1952年9月考入武漢大學法律系，1953年時任湖南大學校長的李達調到武漢大學任校長。1953年春夏之交，學校舉行全體黨員大會，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李凡夫、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潘梓年傳達中央的上述決定。在全校黨員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李達。

李達非常謙恭，他向全校黨員表態，要與大家一起把武漢大學辦好，貫徹好黨的方針政策。從此，武漢大學走上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我在武漢大學期間，曾連續三年擔任武大學生會秘書長兼文體部部長，主持學生會的日常工作。李達很支持學生會工作。為活躍學校文化生活，我於1954年春到解放軍中南軍區文工團聯繫，希望他們到武大演出。文工團領導認為這是加強軍民團結的一件好事，決定到武大演出兩場。李達很關心此事，不僅出席觀看，而且要我陪同他到文工團的駐地法學院樓上親自慰問演出人員。李達還特別指示後勤部門要搞好文工團的伙食。在李達的支持與關懷下，文工團在武大的演出很成功，還與武大師生舉行了聯歡會。

還有一件事令我難忘。當時，許多學生向學生會反映，希望利用暑假到廬山一游，但當時學生的經濟都很困難，最多只能支付往返漢廬之間的路費，無力承擔住宿費，如不能解決住宿問題，赴廬山就不能成行。我想到國家為李達在廬山分有一棟別墅，供他避暑之用，但因李達工作很忙，經常不能去廬山休養，就向李達請示，本暑期他是否去廬山，他說今年不去廬山，可以把別墅給去廬山旅遊的學生提供住宿之用。雖然因種種原因游廬山最後未能成行，但李達對學生工作的支持與關懷可見一斑。

對師生員工的培養與教育，李達也非常重視。1954年，李達作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於大會後返校，專門向全校師生員工傳達會議精神，並對新第一部憲法的內涵作了透徹通俗的解釋。我作為法律系二年級的學生，對此感受非常深刻。李達還講到了周總理在大會期間向與會代表介紹他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情況。日內瓦會議期間放映了《梁山伯與祝英台》這部電影，各國外交官員被影片深深打動，許多人還流了淚。報告會的當晚，在露天電影場也放映了這部電影，附近上萬名學生來觀看此片。李達的這次報告會引起的轟動效應，一時傳為佳話。

此外，他還特別關心職工的學習。當時武大成立了職工夜校，因為武大黨委要執行中央關於肅反的決定，就從全校各系的學生黨員中抽調20多人成立了「肅反辦公室」，我就於1955年9月提前畢業進入「肅反辦公室」當秘書，成為武大的職工，也參加了夜校的學習。李達親自在夜校授課，主講哲學，當他講到新陳代謝時說：一個人的細胞也要新陳代謝，如果只生細胞，不死細胞，一個人豈不成為巨人而一個大房間也裝不下了嗎？引起大家一陣歡笑。李達深入淺出的授課風格，使大家學到了許多哲學知識。

李達有胃病，常常帶病給師生作報告，顯示出勇於擔當的良好師德。

總之，我對李達懷有深深的敬意，因而文革中，所在單位組織人聲討李達時，我拒絕參加。我的武大留校同班同學參加了反李達的那一派，並標榜自己這一派是正確的，我義正詞嚴地說：你那一派把黨的創始人之一李達斗死了，還說自己是正確的，豈有此理！

兩次見到董必武

我先後兩次接觸過董必武。

一次是聆聽董必武的報告。1956年9月我被分配到中南政法學院工作， 1957年元旦前後，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董必武到武漢視察工作，並應邀在炮校（今船舶總公司701所）禮堂作報告。武漢政法界千餘人到會，我們政法學院的法學方面教師都參加了，我坐在靠前排的位置，對董必武所作的報告聽得很清楚。董老主要是講中共八大有關政法工作的精神，就是走法制國家的道路，今天我們所常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都包含在內。當天下著鵝毛大雪，禮堂內又沒有供暖設備，董老在寒氣逼人的講堂上站著作報告兩個多小時，與會者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動，會場千餘人鴉雀無聲，認真聆聽董老的報告。至今回想那一幕，仍然記憶猶新，感人肺腑。

另一次則是與他共同歡迎非洲外賓。1960年我在湖北大學（現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辦公室工作，分管外事。那年五、六月份，非洲的一位國家元首塞古杜爾到武漢訪問，我帶領幾十位同學到武昌南湖機場歡迎這位元首。因為我是大學生歡迎貴賓的領隊，可以進入貴賓室，我看到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也在貴賓室，他很隨意地在那裡來回走動，我就走向前問候他。他很平易近人，就與我搭起話來，我說：「幾年前聽您的報告很受鼓舞，但我校中南政法學院卻與武大法律系合併到湖北大學成為一個系，原來每年招生四五百人，現在只招四五十人，很可惜。」他很從容地說：「事情總有變化，慢慢來吧，會好起來的！」

此時，專機已到達，董必武邁著穩健的步伐走向專機。雖然與董老的對話只有幾分鐘，但卻永遠銘記在我心中。

與羅章龍多次暢談

羅章龍於1953年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作，我於1956年到校工作，雖然同事多年，但並沒有來往。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黨內有十次路線鬥爭，羅章龍分裂黨是其中的一次，這才引起我們的重視。

當時的黨史教研室負責人為馬定中、丁煥春，他們倆與羅章龍約定每周三、六上午9至11時談黨史問題，我作為記錄者參加談話，前後共進行十次左右的談話，可惜記錄已遺失，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1917年冬寒假期間，毛澤東與羅章龍到衡山旅遊。羅章龍爬到半山腰，不想再上山，就住在一個小旅館內等候毛澤東，毛澤東冒雪登頂返回與羅章龍會合后返長沙，對此羅章龍很是感嘆！他說：「我革命半途而廢，毛主席堅持到勝利，衡山之行就是一個預兆，自己只在黨內工作十年就離開了黨，半截子革命，無限遺憾！」

二是張國燾作為北京代表參加中共一大的情況。羅章龍認為北京應選李大釗參加一大，但李大釗忙於在暑假創辦工人夜校及其他工作，沒有時間到上海參加中共成立大會，而張國燾很想出風頭，就推舉他作為北京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代表參加中共一大。羅章龍很感慨地說：如果李大釗能出席中共一大，中共的歷史就可能是另一種情況了。

三是黨組織的一些賬目資料遺失很可惜。羅章龍於中共三大上被選為中央的會計，此前也在北方黨組織經手一些賬目，這些黨內經費的賬冊由他保管，本來交給北京大學圖書館保存。但由於戰亂，裝這些賬冊的幾口箱子卻無法找到了。他向我們三人提供了一些線索以便去尋找這幾口箱子，但在文革的那些混亂日子裡，沒有人理會這件事，最後不了了之。我為這些寶貴黨史資料未能妥善保存而深感惋惜。

四是黨中央對羅章龍的晚年生活十分關心。粉碎「四人幫」后，把羅章龍從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調到北京「革命博物館」擔任館員，並在前門新建的公寓里分給他兩套房子。一套他居住，另一套供他的兒子從新疆調到北京照顧他的生活用。1980年暑假，我與劉繼增、袁繼成到他的新居去拜訪。此時，他已近90歲的高齡，卻鶴髮童顏，熱情接待了我們三人，暢談中共是實事求是的政黨，使他晚年有了這樣幸福的生活。

從1971年到1980年間，在我與羅章龍的多次接觸中，他沒有表現出對黨的不滿，而是很謙虛地說自己與黨內其他第一批黨員相比，沒有能為黨做更多的工作，深感遺憾。

拜見劉仁靜

1980年暑假，我與劉繼增、袁繼成合作撰寫《武漢國民政府史》，於是到北京收集史料，訪問有關歷史人物。8月上旬的一天，我們三人到劉仁靜的家中去拜訪。

劉仁靜當時住的是一個單間，廚房在外邊，用公共廁所，非常簡陋。我們向他說明是來自湖北財經學院（現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劉仁靜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們說：你們來自我的老家湖北，老鄉見老鄉，真是太好了！我們三人擠坐在他的床邊，他當時正看英文版的《日報》，我們問：劉老看什麼內容，這樣專註？他說：湖北發生洪災，我很關心抗洪的工作。我們為劉老關心家鄉父老的冷暖而感動，便告訴他：荊江大堤很牢固，請劉老放心。

寒暄過後，我們問劉仁靜在文革中的情況。他侃侃而談，說起他在文革中的種種遭遇。他被送到少年犯管教所，但他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把他送到那裡，推測可能是有關領導鑒於李達在文革開始時被斗死的教訓，為保護黨的一大代表，就把他送去勞改，可又沒有理由，因而把他送到少管所保護起來。劉仁靜說：我在少管所給犯錯誤的孩子們講革命故事，教育他們改邪歸正，孩子們也很喜歡我。這樣，劉仁靜平安地度過了那段艱難歲月，而且身體也好起來了。說到這些，他說要感謝黨對他的關照。離開少管所后，北京市的住房雖然很緊張，仍分配給他現在這樣的住房，已經很滿足了！

接著，劉仁靜又談了關於一大代表選舉的情況。他說，他是北京地區的代表之一，也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年紀最小的，當年是19歲，血氣方剛，在大會上發言就比較激進。談到一大上的其他內容，所述與現在的黨史記載基本相同。此次拜訪近兩個小時，我們戀戀不捨地向劉老告別，他也歡迎我們再來。可惜的是，幾年後，我們看到一條不幸的消息，劉仁靜在晨練時，穿過一條馬路到公園時被一輛汽車撞倒，不治身亡。黨中央沒有忘記劉仁靜的貢獻，把他安葬到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責任編輯 宋偉華

郵箱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