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晰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救火兵」

◎徐忠友

他是位著名的史前史學專家,但非常謙虛謹慎,身上有一種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他曾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兼省文物局局長,但平時為人低調,認真傾聽民意,只有在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時,他才顯露出「救火兵」一樣勇往直前的衝勁;他就是民進浙江省委會名譽主委、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毛昭晰。

縱觀毛昭晰從大學畢業后所走過的人生歷程,幾乎都與研究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有關,經常發揮「救火兵」的突出作用。雖已是米壽之年,但他老當益壯,仍為保護的歷史文化遺產奔走呼號,貢獻力量。

盡心教學和史前史研究

1929年5月7日,毛昭晰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外祖父家,世居杭州。他的祖籍是奉化市溪口鎮石門村,其先祖則為江山市石門鎮清漾村的毛氏始祖毛元瓊。

毛昭晰兒時在杭州橫河國小讀書,有一天看到杭州廣濟醫院(現浙二醫院)病房著火時救火兵們勇敢地從烈火中搶救病人,十分感動。於是心中產生了一個願望:就是要做一名赴湯蹈火、為民搶險的「救火兵」,只是由於他年少時體質較弱沒能實現。

毛昭晰的父親毛路真是當時浙江大學數學教師(后擔任浙大數理系主任),兒時的毛昭晰與家人住在大學路浙大教工宿舍「求是里」,成了著名文學家郁達夫和夫人王映霞的小鄰居,他與郁達夫的兒子郁飛是國小同學和好朋友,經常到郁達夫家玩,也受到了他們的一些影響。1945年,他考上了浙大中文系,第二年轉入史地系。1949年大學部畢業后,他到杭州宗文中學高中部任歷史教授,並考進浙大人類學研究所讀研究所。1951年在浙江師範專科學校校當助教。此後成為杭州大學和浙江大學的歷史系講師、副教授、教授,主要從事人類學、史前史及古代史、世界近代史、日本史、印度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並於1981年至1983年兼任了兩年杭州大學圖書館館長。

毛昭晰師承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開拓者——林志純先生,與劉家和、劉文鵬、崔連仲等同為新第一代世界古代史專家。他於1951年開始在杭州大學、浙江大學,長期從事史前史和人類學的教學與研究。在研究史前史中,他對涉及東方文明起源的一些重大問題,常有獨到的見解。稻作起源在中、日、印等水稻農業國家是重大課題,由於考古成果的不斷刷新,這一領域的研究也不斷取得進展,而他幾乎是在「追蹤式研究」,不管在哪裡,一旦有稻作遺址發掘或文物出土,他都會想方設法到現場看實物,力爭掌握第一手資料。他在考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人頭像時,發現額頭有一排若干個小孔,由此聯想到良渚文化玉器玉琮中的羽人紋飾,聯想到春秋戰國時代東南地區古越人的「披髮文身」、「鳥崇拜」,聯想到寧波鄞縣出土的「羽人競渡」青銅鉞,聯想到東南亞、南太平洋許多古老部族的「羽冠」習俗。經過他認真的研究,學術界一些長期眾說紛紜的有關羽人的考古懸案和文化現象有了答案。1986年,他在日本作了一次關於稻作農業傳播到日本路線的學術報告,在日本引起了轟動,《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等主流媒體突出報道了他的新學說。

為了深入考察東亞沿海地區支石墓,毛昭晰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東南沿海、日本九州西海岸、韓國京畿道及西南沿海,對學術界原來的「石棚墓」名稱的科學性提出了修正,並對支石墓的兩種形制即「南方式」和「北方式」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總結,大大推進了該領域的研究。

在多年的專業研究中,毛昭晰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他著譯了《世界上古史綱》(合著)、《世界上古史》(合著)、《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合著)、《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特約編輯)等書。此外,還發表了《羽人和海上之路》《浙江支石墓的形制和朝鮮半島支石墓的比較》《關於史前遺址博物館的幾個問題》《江南文化和古代日本》《遣唐使時代五島列島和明州的關係》《臘瑪古猿的發現及其重要意義》《蒙昧時代低級階段是從猿到人的過渡時期》《論古典奴隸制是否奴隸制的典型形態》等數十篇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其中他參加翻譯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被學術界列為30種中文史學名著之一。大家所熟悉的杭州六和塔的《六和鍾銘》,也出自他的手筆。

走上領導崗位積極開展文物保護工作

198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毛昭晰為省文化廳副廳長兼省文物局局長。因為他喜歡教書,堅持把人事關係留在學校里,不拿省文化廳和省文物局的一分錢工資和獎金,卻堅持在這個崗位上當了整整10年的歷史文化「救火兵」,經他搶救保護下來的歷史文化古迹很多。

1983年,寧波鎮海有關部門決定在鎮海口招寶山旁的梓蔭山上建電視差轉檯,還準備在這裡造電視台的辦公用房。可這座小山卻遍地是寶:山上有宋代的摩崖石刻和清代愛國將領吳傑的紀念碑,山下是鴉片戰爭時期反侵略鬥爭的練兵場,附近孔廟的闐池是民族英雄裕謙殉國處。不遠處是唐代海塘,林則徐被貶后曾到此處考察過海防。眼看這極具文物價值和愛國主義教育價值的梓蔭山即將遭到破壞,毛昭晰心急如焚,專程趕赴鎮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終於使得差轉檯改建到甬江南面的金雞山,梓蔭山的文物得以保護下來。如今鎮海海防遺址,已被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還建起了鎮海口海防歷史紀念館,每年都有不少遊客和參觀者光臨該處,接受愛國主義教育。

1984年,杭州胡慶余堂中藥廠為擴大再生產,決定拆除胡慶余堂古建築。毛昭晰獲悉后,幾次三番去找杭州市委和市府的有關領導,力陳保護這座「江南葯府」的重要意義。他說:「最著名的中藥號原先只有兩個半,所謂北有同仁堂,南有胡慶余堂,廣東的陳李濟算半個。如今同仁堂和陳李濟原有的建築已蕩然無存,而胡慶余堂的建築基本完好,裡邊的賬房、客廳、店堂、櫃檯、匾額、對聯、製藥工具、賣中藥的瓶瓶罐罐都保存得很好。它是現存惟一的既生產又賣葯的古老藥鋪,怎麼能隨意拆除呢?」他覺得應該將胡慶余堂中藥鋪很好地保護起來,並建立中藥博物館。他的意見得到杭州市有關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如今,胡慶余堂中藥廠已另覓新址,建立了現代化的生產大樓。原有的古建築群和設施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且開闢了中藥博物館,每天都吸引著國內外眾多的參觀者。

此外,杭州的北山街、求是書院、郭庄、沙孟海故居、劉大白墓,寧波的月湖庵、張蒼水故居,海寧鹽官的王國維故居,桐鄉烏鎮的修真觀戲台,湖州的錢業會館,慈溪的上林湖越窯青瓷窯址群,溫州甌海的永昌堡等,也都是在他與有關方面三番五次地做工作后,才得以修繕和保護。

毛昭晰還十分重視博物館的建設,1978年在杭州大學任教時,他就提出開設博物館學專業的設想,三年後得以實現。1983年在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博物館工作之後不久,他就提出應在浙江省建立絲綢博物館、茶葉博物館等一系列專題博物館和市縣博物館;之後,他又大力促成了河姆渡遺址博物館、良渚文化博物館、龍泉青瓷博物館的建立;他還通過把博物館建設與文物保護結合的方式建成了胡慶余堂中藥博物館等。

越劇是的地方戲中是影響最大的劇種之一,發源於浙江嵊縣(現為嵊州市)。1984年,嵊縣某單位要拆除城隍廟的老戲台,以作它用。毛昭晰聽到消息后,立即趕去與當地領導談了兩個晚上,情真意切地向他們解釋為什麼要保護這座戲台及「溪山第一樓」。他提出不僅要保這座戲台,而且應該在這裡建一個越劇博物館,反映越劇發展歷史,通過越劇發展的歷程展示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用它來教育廣大群眾和年輕的越劇演員。在他的奔走呼號下,國家文物局下撥了28萬元,嵊縣也撥了專款,修繕了古戲台和「溪山第一樓」,並且建起了越劇博物館。

1993年,毛昭晰當選為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98年,他又當選為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雖然職務變了,但他為文物保護呼籲奔走之心未改。在屆內的五年間,他提過許多議案、建議,有些還引起全國人大、國務院負責人的高度重視,使有關問題得到解決。

為了讓1982年制訂的《文物保護法》適應文保工作的新情況、新需要,從1996年起,國家文物局就組織專家和工作人員對原來的《文物保護法》進行修訂,於2000年將修訂草案上報國務院並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根據相關規定,法律案要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三次審議才能付表決,但是《文物保護法》的修訂,由於在全國人大常委中存在一些不同意見,直到2002年4月進行三審之後都沒能付諸表決。同年6月、8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也都沒有被再次提出進行第四次審議,眼看距離九屆全國人大結束的時間越來越近了,《文物保護法》修訂草案的四審卻遲遲沒有動靜。當時身為九屆全國人大150位常委之一的毛昭晰心裡焦急了,就在2002年8月29日上午,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的最後一天,他找到同樣關心文化遺產保護的全國人大常委常沙娜商量后,便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何椿霖寫了一封信,表示急切希望《文物保護法》的修訂草案列入第三十次常委會的四審議程,以便促使在本屆的常委會出台通過並及時實施。他和常沙娜簽名后又請其他50位常委簽了名。當天下午,他當面把這封52位常委簽名的信送到何椿霖秘書長手上。同年10月28日,《文物保護法》修訂草案經過表決,結果以137人參加表決,131人贊成、1人反對、5人棄權獲得通過。

最早提出大運河申遺概念的文保專家

2014年6月22日,從卡達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傳來一個喜人的消息:經過北京、浙江杭州、江蘇揚州等大運河沿岸省市申遺部門長達8年的共同努力,聞名中外的京杭大運河(簡稱大運河)終於被正式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成為第32項世界文化遺產。加上隨後入選的「絲綢之路」(與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聯合申報),的世界遺產總數達47項,僅次於義大利,穩居世界第二。大運河也是浙江省境內繼江山江郎山、杭州西湖申遺成功后的第三處世界文化遺產。京杭大運河的申遺成功,讓大運河最南端的杭州市民歡欣鼓舞,擊鼓慶祝。在這熱鬧的背後,為此做出貢獻的毛昭晰考慮的是如何在大運河的申遺成功后,把大運河保護得更好。

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至浙江杭州,流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等8個省市所屬的35個沿河城市,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2700公里。它是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建築,為世界上最長的運河,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為發展南北交通,溝通南北之間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繫發揮了重要作用。

說到大運河申遺,許多人只知道在2005年12月15日,新華社率先摘發了一封《關於加快京杭大運河遺產保護和「申遺」工作的信》。這封公開信的3位作者是鄭孝燮、羅哲文、朱炳仁,他們也因這封公開信被稱為「運河三老」。在京杭大運河的申遺當中,大運河的綜合保護工作得到了世遺專家的好評。而杭州作為大運河沿線的重要節點城市,大運河的綜合保護工程開展了十多年,毛昭晰作為核心專家全程參與了這項工作,為大運河的申遺提出了重要建議。

在大運河申遺成功后,公開信執筆者、《人民日報》記者齊欣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道:其實在公開信發表之前,北京有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現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杭州有著名文物專家毛昭晰,都已經準確判定大運河申遺勢在必行,並用多種方法在多個場合大聲呼籲,這些值得尊敬的前輩是我們的鋪路人。

齊欣記者寫這段話是有原由的,因為早在2001年,毛昭晰在寫給杭州市委主要領導的一封信中,就率先提出了大運河申遺的概念,比「運河三老」那封公開信提出申遺早了4年時間。毛昭晰患嚴重的眼疾,左眼幾近失明,曾有人稱他為「拚命睜眼的人大常委」。在2001年8月13日,為了給全省市、縣旅遊局局長作《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的演講,宣傳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他備課到凌晨三點,第二天演講時提到幾起為了經濟效益而破壞文化遺產的案例時,毛先生氣憤難捺,情緒越來越激動,聲音越來越響,當時未覺什麼,隔天感覺眼睛異樣,去醫院檢查,結論是「在眼底疲勞的情況下情緒激動,導致眼底出血」。但這並沒使他的性格有所改變。「上天讓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做人,我卻拚命要睜開雙眼」。果然在同年11月,他出席了「杭州運河文化研討會」,在開幕式的演講中,他整整用了40分鐘時間,講述了大運河沿岸的橋樑、碼頭、倉儲建築和歷史街區的重要意義。特別是講到拱墅區內最後一個河埠碼頭正在被拆除,說到那裡最後一個糧倉——富義倉——被寫上「全拆」兩個大字,說到運河沿岸的一片仍保存著明清至民國時期風貌的歷史街區小河直街也將依規劃拆遷,他感到非常痛心,竭力呼籲要保護好這些運河文化的重要遺存。

一個多月後,毛昭晰在《今日早報》上看到一篇報道:小河直街居民因為拆遷找不到過渡房而擔憂。「小河直街仍在動遷?!」還在醫院裡看眼病的他不顧眼睛未好,就在病房裡揮筆給杭州市委主要領導寫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重申了在研討會上的意見:「運河文化離不開歷史,離不開運河兩岸的歷史文化遺存,包括歷代建造的橋樑、碼頭、河埠、倉儲建築,以及沿運河兩岸的歷史街區等等。如果拱墅區最後的河埠頭拆掉了、最後的倉庫拆掉了、小河直街和拱宸橋西的歷史街區被改造成新區,剩下的只是運河兩邊的鋼筋水泥建築。那麼,即使運河的這一段,水再清,草皮再綠,也無法替代古老的運河文化遺存……」

毛昭晰及時託人把信送給杭州市委主要領導后,與杭州市委、市政府正在籌劃實施的大運河綜合保護工程不謀而合。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黨代會將大運河綜合保護工程列入了新世紀城市建設的「十大工程」,並提出「還河於民、申報世遺、打造世界級旅遊產品」三大目標。2007年,被譽為「最後的天下糧倉」的富義倉在原有的佔地範圍、用原有的材料、按原有的歷史風貌、原汁原味地進行了修復,共有13幢建築修繕完成。與此同時,小河直街經保護、修繕、整治后也迎回了60%的老街坊,那一片現已成為大運河畔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的典範,成為一道獨特的運河文化風景,並為大運河申遺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表彰毛昭晰對發展文博事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1998年在四川省井研縣黃石坎發現的一具長17.2米的帶有頭骨的相當完整的蜥腳類馬門溪龍科峨眉龍屬的恐龍化石新種,被命名為「毛氏峨眉龍」。

2009年,國家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第四個文化遺產日前夕,授予毛昭晰等21位(其中北京16位)終生致力於文博事業、成績卓著、德高望重的同志「文物、博物館事業傑出人物」榮譽稱號。2010年,他又被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授予終身榮譽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