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監會監管類金融機構可更凈化金融環境

據媒體披露，融資租賃、保理、典當等類金融牌照或將划給銀監會監管，地方由各地金融辦監管（9月6日《21世紀經濟報導》）。

所謂類金融機構，在一般指小貸公司、融資擔保公司、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典當公司等具有金融屬性的公司，而這些公司沒有從「一行三會」等國家監管機構取得金融機構經營許可證。

眾所周知，金融業是強監管行業，境內機構從事金融業務需取得執業資格，也即金融牌照。這些牌照一般由「一行三會」審批。其中，由銀監會審批的包括銀行、信託、金融租賃等，由央行審批的為第三方支付牌照，由證監會審批的包括券商、公募基金、期貨、基金子公司、基金銷售等，由保監會審批的包括保險、保險代理、保險經紀等。而如果沒有取得正規金融牌照，則意味著其不會受國家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出現經營風險的概率往往較高；一旦出現風險金融監管當局也不會出手相助。

而且，要看到的是，正是因為類金融機構長期沒有納入國家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並領取正規金融牌照；僅僅是政府部委審批的，也沒有由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監管，導致了系列問題的出現：

一是各地政府審批標準不一，導致類金融機構良莠不齊和魚龍混雜，讓民眾難以真實識辨；

二是重數量輕質量，致使類金融機構飛速擴張。如截止2016年末，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典當公司數量分別為6158家、5584家、8280家，總計超過2萬家，而總資產則不及2.5萬億元；

三是重批輕管或監管力量、監管水平跟不上，使不少類金融機構成了名副其實的高利貸組織，高利放貸催生了大量社會討債、催債等暴力涉黑案件，嚴重影響了當地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

四是由於不少類金融機構與正規銀行金融機構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極有可能將風險傳導給正規銀行金融機構，在更大範圍、更深層次上惡化了地方金融生態；

五是由於類金融機構缺乏嚴厲金融監管，其風險內控機制極不健全，存在違法違規經營行為，有些甚至成了洗錢、逃匯等金融犯罪的「避風港」。

很顯然，如果將類金融機構劃歸銀監會監管，由銀監會制訂完善的監管規則，由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具體實施經營業務及風險監管，可形成中央政府監管職能機構宏觀監管與地方政府監管部門微觀監管相結合的「齊抓共管」監管模式，對抑制類金融機構中的一些違規違法行為、將其引向健康發展軌道都會起到重要作用。

從當前及今後相當長時期看，改變類金融機構監管主體將發揮四方面作用：

首先，有利於將類金融機構納入國家宏觀金融監管安全網路，在全國實現「統一劃齊」的監管標準和准入門檻，從根本上結束各地政府各自為政的監管舊格局，將使類金融機構監管有明確法律依據，可消除當前類金融機構良莠不齊、混亂無序局面，將類金融機構引向健康發展軌道，確保其規範有序發展，徹底凈化地方金融生態環境。

其次，可增加當地政府的監管力度，改變過去監管權力過度集中中央政府而又管不好、地方政府缺乏監管權力而又不想管的局面，激活當地政府監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提高當地政府在監管類金融機構上的靈敏性，調動當地政府監管的積極性、有效性和針對性，使類金融機構組織始終處於高壓社會態勢。

再次，銀監會制訂統一監管規則，必然會對類金融機構進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頓，將會淘汰一批質量不高、風險較大的類金融機構，加速類金融機構行業的重新洗牌，推動行業的重組和強強聯合；同時，剩下來之後的類金融機構會加速規範自身經營行為、加大內控機制建設力度，不斷提高防範經營風險的能力，推動類金融機構向高標準化、高盈利能力、高抗風險能力等經營方向轉化，推動整個類金融機構的生態化、可持續發展。

最後，銀監會統一監管政策公諸於眾之後，有利於社會公眾對類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知，對參與類金融機構投資做出客觀理性判斷，更加有利消除公眾參與的盲目性和投機性，增強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從而推動全社會金融秩序的穩定。

可見，將類金融機構劃歸銀監會監管，是順應金融改革與發展規律、凈化金融生態環境的現實需要，也更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時代呼喚，因而是符合民意、順乎民心的務實之舉，期待越快越好，宜早不宜遲，再也不能像對待P2P網貸監管那樣讓民眾「望眼欲穿」，更不能使類金融機構問題到了非常嚴重的時候再「臨時抱佛腳」，將類金融機構所有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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