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賀桂梅：全球視野中的70-80年代轉折與中國

編者按

對於70-80年代的轉型與「新時期」的發生，從內部的諸種政治、社會與經濟因素來加以描述和分析，已經成為人們的思維定勢。關於「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關於經濟發展的遲緩或停滯，關於社會由於頻繁的政治運動與國家暴力機器的強控制而處在沉悶、緊張與醞釀反抗的狀態中，這些基本上都屬於文革後期的社會現實。可以說，也正是這種社會狀況，使得「人心思變」，也使得「思想解放運動」以破竹之勢迅速得到全社會的呼應。但這種描述本身，應當說是一種歷史的「后見之明」，它使人們忽略當時複雜的多方位的歷史因素，而將以「改革、開放」作為指導原則的政治改革視為「歷史的必然」。

本文作者賀桂梅老師用福柯稱之為「譜系學」的歷史考察方法，「要將一切已經過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們特有的散布狀態上；它將標識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離」，撇開那種按照我們「已經是的東西」去在歷史中尋找起源，並將歷史解釋為一個有目的的、連續性的過程的觀照歷史的方法，而應當去探討特定歷史情境中不同社會因素與社會力量之間的衝突與耦合關係。賀桂梅老師認為，對「新時期」的考察，如果我們始終在單一的民族-國家內部來討論問題，把70-80年代的歷史轉折僅僅解釋為對「文革」暴虐歷史的合理反抗的話，那麼顯然不能呈現出歷史的全部複雜性與豐富性。應該注意到，70年代末期社會的變遷，是與全球性的歷史轉折同時發生的。從1973-1974年開始，二戰以來在全球形成的穩定的冷戰結構和地緣政治空間格局，從資本主義體系、社會主義陣營到第三世界國家，此時都發生了劇烈的變遷。如果說在70年代後期，社會遭遇到深刻的危機而步入轉折年代的話，那麼這也正是因共同的危機而導致的全球性轉折的時期。

感謝賀桂梅教授授權文藝批評發表本文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賀桂梅

正是在傳統/現代、/西方這一同構的意識形態框架，被一種由民族-國家視野所劃定的內部/外部空間的區分中，包含著我們應當去深入理解的80年代文化空間的政治經濟學。

汪暉認為/西方這一二元框架乃是「五四以降」知識界的普遍思考模式，進而將傳統/現代框架與/西方框架的重疊視為整個現代知識界的思想特徵，在某種程度上不能不說模糊了80年代文化與五四新文化之間的差異。這使得人們可能局限於一種思想史的觀念演繹與思維模式的批判，而不去在更大的歷史視野中深究決定80年代文化採用與五四同一觀念與思維模式的歷史特殊性因素。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應當是，與其說傳統/現代與/西方的重疊是80年代知識界對五四以降新文化思維模式的延續，不如說是基於70-80年代轉型過程中，對在世界體系尤其是與「西方」所代表的全球資本市場的地緣政治關係的有效誤讀，使得一種五四式的/西方、傳統/現代的關係模式被挪用於對50-70年代歷史實踐的判斷與反省。

汪暉

也就是說，以傳統/現代框架批判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思維模式，恰是由對在70-80年代世界體系中的地緣政治位置的判斷衍生出來的。對這個主體位置的關注，也正是從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角度會特別著力地加以考察的地方。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將「」/「西方」這一意識形態框架，置於某種全球視野當中加以考察；而考察的關鍵切入點，則在70-80年代的歷史轉折，以及這一轉折過程中，「」這一主體位置的變遷。

1

對「新時期」的譜系學考察

對於70-80年代的轉型與「新時期」的發生，從內部的諸種政治、社會與經濟因素來加以描述和分析，已經成為人們的思維定勢。關於「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關於經濟發展的遲緩或停滯，關於社會由於頻繁的政治運動與國家暴力機器的強控制而處在沉悶、緊張與醞釀反抗的狀態中，這些基本上都屬於文革後期的社會現實。可以說，也正是這種社會狀況，使得「人心思變」，也使得「思想解放運動」以破竹之勢迅速得到全社會的呼應。但這種描述本身，應當說是一種歷史的「后見之明」，它使人們忽略當時複雜的多方位的歷史因素，而將以「改革、開放」作為指導原則的政治改革視為「歷史的必然」。而如若我們嘗試去考察歷史「現場」的不同側面的話，應當說這個「歷史的必然」卻是多種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力量博弈的結果。或許正是在這裡，用得著福柯稱之為「譜系學」的歷史考察方法。福柯批判那種關於歷史「起源」的神話，認為「尋求這樣一種起源，就是要找到『已經是的東西』」。而他所謂的「譜系學」，則是「要將一切已經過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們特有的散布狀態上；它將標識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離，或者，完全顛倒過來，標識那些錯誤，拙劣的評價，以及糟糕的計算，而這一切曾導致那些繼續存在並對我們有價值的事物的誕生；它要發現，真理或存在並不位於我們所知和我們所是的根源，而是位於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1】。

福柯

按照這種方法去考察某一歷史時期的出現，也就要撇開那種按照我們「已經是的東西」去在歷史中尋找起源，並將歷史解釋為一個有目的的、連續性的過程的觀照歷史的方法，而應當去探討特定歷史情境中不同社會因素與社會力量之間的衝突與耦合關係。

具體到對「新時期」的考察，如果我們始終在單一的民族-國家內部來討論問題，把70-80年代的歷史轉折僅僅解釋為對「文革」暴虐歷史的合理反抗的話，那麼顯然不能呈現出歷史的全部複雜性與豐富性。儘管本書並不打算對70-80年代的轉折作一番歷史學的深入描述與考察，但進行批判性歷史考察的一個關鍵緯度，卻必須在這裡提出。也就是應該注意到，70年代末期社會的變遷，是與全球性的歷史轉折同時發生的。從1973-1974年開始，二戰以來在全球形成的穩定的冷戰結構和地緣政治空間格局，從資本主義體系、社會主義陣營到第三世界國家，此時都發生了劇烈的變遷。對於資本主義陣營而言，在經濟方面，這是20餘年以福特主義-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徵的「黃金時代」轉入衰退的時期，具體表現為能源危機與金融動蕩，以及一種以資本全球流動為主要特徵的後福特主義的生產-消費方式開始形成。這也是政治上的新自由主義開始登台，與文化上的後現代主義浮現的時期。而就社會主義陣營來說，按照霍布斯鮑姆（E.J.Hobsbawn）的說法，「除了而外，當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時，凡世上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制度，顯然都出了極大的毛病」 【2】。經濟停滯、官僚機構臃腫、與東歐關係的緊張，以及與美國在中東地區展開的「第二次冷戰」，這些因素都迫使蘇聯發起了改造蘇維埃社會主義的運動，而且原則看似與相同，「一是『重建』，政治經濟并行；一是『開放』」【3】。而曾經在60年代作為世界革命希望的「第三世界」，在70-80年代的轉折中，不僅陷入債台高築的境地，而且在50-60年代獨立建國浪潮中湧現的民族-國家形態本身，也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的衝擊與擠壓，從而與社會動蕩以及不斷擴大的全球兩極分化聯繫在一起。總之，如果說在70年代後期，社會遭遇到深刻的危機而步入轉折年代的話，那麼這也正是因共同的危機而導致的全球性轉折的時期。

霍布斯鮑姆

對於這一發生於70-80年代之交的全球轉折，不同領域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與文化理論家，諸如霍布斯鮑姆、傑奧尼瓦·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戴維·哈維（David Harvey）、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與德里克（Arif Dirlik）等，都展開過深入闡釋。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他的重要史學著作《極端的年代：短暫的20世紀（1914-1991）》中稱，從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乃是「天崩地裂」的「危機20年」。他認為80-90年代之交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巨變中的一切因素，都已經在70年代初期的危機中初露端倪。並且，這並非只是社會主義與第三世界的危機，而是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全球危機，它同時也意味著以社會革命為主要特徵的「短促（暫）的20世紀」的終結【4】。美國經濟史學家阿瑞吉則並不認為70年代的經濟危機代表著往往以「全球化」理論來標識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也並不認同霍布斯鮑姆關於「短促的20世紀」的提法，即不認同「當前的危機被用來標示一種結束，不僅是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發起的特殊政治-文化時代的結束，而且是自從『漫長的』16世紀以來就存在的現代世界體系的結束」【5】。在那本自稱是「對20世紀70年代那次世界危機的一項研究」的著作中【6】，阿瑞吉從作為世界制度的資本主義體系的積累周期的角度，認為 70年代的危機所標示的乃是自19世紀後期以來的美國霸權周期從物質擴張向金融擴張的轉移。由於這個周期長於百年，他因此有「漫長的20世紀」的提法。

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

霍布斯鮑姆與阿瑞吉由70年代世界危機而展開的對於20世紀的整體判斷，並非與80年代無關，這事實上意味著對80年代的兩種不同評價尺度。從「短促的20世紀」來看，80年代不過是以社會革命為主導範式的20世紀的「尾聲」和「結束階段」；而從「漫長的20世紀」來看，80年代則構成了資本主義新的擴張階段（金融擴張）。類似的歷史判斷，事實上也隱含於知識界關於80年代的評判當中。例如汪暉在他有關90年代研究的著作中這樣寫道：「我的一個基本的看法是：『80年代』是以社會主義自我改造的形式展開的革命世紀的尾聲，它的靈感源泉主要來自它所批判的時代」，而「『90年代』卻是以革命世紀的終結為前提展開的新的戲劇，經濟、政治、文化以至軍事的含義在這個時代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7】。把80年代納入整個20世紀的尾聲階段，事實上也是90年代諸多文化思潮，如反思「激進主義」的文化保守主義，「學術史」與「學術規範」的倡導，以及后新時期與後現代主義的提出等，它們都將80年代與五四重疊，進而將其納入同一歷史範式當中。也就是說，儘管90年代前期出現的這些思潮，其歷史反思與批判的立場各不相同，卻都將80年代視為「短（促）20世紀」的革命範式的最後階段。而一種在80年代更為主流、至今仍為許多人認同的看法，則將80年代視為「告別革命」的現代化時期，並且它構成了新世紀崛起的歷史前提。這事實上也是「新時期」意識與「新啟蒙」思潮關於80年代的基本判斷，它意味著革命的20世紀甚至比霍布斯鮑姆所謂的「短促的20世紀」更早地結束了。——類似的分歧顯示出，如何理解80年代，事實上直接地關聯到如何理解整個20世紀的歷史，而這種分歧的關鍵，便在如何看待70-80年代之交的歷史轉折的性質。

美國文化理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對於70-80年代轉折的理論概括，與阿瑞吉大致相同，稱其為「晚期資本主義時期」。不過，與阿瑞吉主要在政治經濟學史的層面展開討論不同，詹明信更為注重的是關於一個歷史時期的「主導或統識（hegemonic）」的基本判斷，並通過不同領域與側面的描述，「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層次在其間按各自內在的規律而發展）的節奏和推動力提出一個假設」【8】。他稱70-80年代的歷史轉折乃是60年代在全球終結的結果。詹明信所界定的60年代，其開端是50年代後期開始的「發生在英屬和法屬非洲土地上的偉大的非殖民化運動」，而「在1972-1974年這一大致時間內的其他一系列似無關聯的事件已表明這一階段不僅在相對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進政治層面上具有決定意義，更標誌著60年代在全球意義上的正式終結」。尤其是1973-1974年侵襲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其衝擊力一直影響到今天，並且給整個戰後階段尤其是60年代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劃上一個決定性的句號」。由此，詹明信將80年代視為60年代全球範圍的體制重構的結果，即「晚期資本主義」形成的時期。他如此定義「晚期資本主義」：「其中前資本主義最後所殘存的內、外地帶——即先進世界的內部、外部那些沒有商品化或傳統空間的最後遺迹——現在最終也被侵佔和殖民化了」，因此它是「一個在古典資本主義中仍倖存的那些自然痕迹，即第三世界和無意識領域最終被消滅的階段」【9】。如果說霍布斯鮑姆對70-80年代轉折過程中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第三世界這三個地緣政治空間所作出的描述，阿瑞吉從作為世界制度的資本主義體系積累周期角度所展開的分析，都更多地傾向於經濟與政治層面的討論的話，那麼詹明信從哲學史、革命政治理論與實踐、文化生產以及經濟周期等四個層面對60年代的整體描述，則為理解70-80年代的歷史轉型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視野。在詹明信的描述中，70年代成了一個「沒有外部」的世界，即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流動的資本不僅覆蓋了那些曾經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外部的「外部」即「第三世界」，也滲透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的「外部」即由文化生產與美學領域所代表的無意識領域。

詹明信

顯然，無論是關於「短促20世紀」還是「漫長20世紀」的討論，或是60年代的終結，這些在全球語境中展開的理論探討並非與無關。從一種全球關係的角度來看，60年代的不僅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部」而遭到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陣營的排斥與封鎖，同時也在很長時間被視為「革命的20世紀」繼蘇聯之後在東方取得的最大成功。尤值得提出的是，在60年代，還因其與資本主義世界「脫鉤」、並對抗蘇聯式正統社會主義，而被視為第三世界「另類」發展道路的典範【10】。這也就是說，儘管50-70年代在國際關係體系當中一直處在緊張狀態，先是美國的層層封鎖，接著是蘇聯的威懾，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時代的真如80年代新啟蒙文化思潮所描述的那樣，是處在「閉關鎖國」狀態中的夜郎之國。相反，恰恰是當時的全球關係體系，從不同層面決定了50-70年代的政治決策和社會運作方式。即使是那些看似與國際關係並無關聯的歷史事件，事實上也必須被置於當時在全球關係的格局中的位置來加以考察。

如何看待在全球體系中的位置，是問題的一個層面；而或許更重要的問題是，70-80年代的全球轉折對意味著什麼？

3

兩個「文化革命」或

「開放先於改革」

這首先意味著所面對的「西方」與資本世界，不再是所謂「古典資本主義」，也不是在二戰後為對抗社會主義而自我調整的帶有國家資本主義（或稱國家社會主義）特徵的那個資本主義，而是一個「靈活累積」的「新」的資本主義。在美國學者德里克看來，正是這場發生在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終結並戰勝了的「文化大革命」。

德里克在他那篇富於理論創見的文章《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中首先提出，應當把的「文化大革命」視為「世界性歷史事件」。當然，這並不是意味著「無視它在造成的許多慘劇，原宥它的荒唐暴行，或者全盤（或部分）接受它的經濟、政治或文化政策」，而意味著「必須把文革視為其歷史環境中一些根深蒂固問題的表現，這個歷史環境不獨關乎當年的歷史環境，還涉及與國內問題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國際環境。我們不要忘記，在那個歷史環境中，世界各地人民迫切為這些問題尋找解決方法，他們對於文革燃起的希望深感共鳴」。這些問題包括如何在社會主義革命制度化的情形下使革命再度「激進化」、如何抗衡蘇聯式社會主義而為「民主社會主義」提供新的答案，尤其是對於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如何在美國資本主義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之外尋求一種有效的另類發展範式。正是在這些層面上，的文革所提出的一套關於發展的新激進理論，「不但解決了新興后殖民社會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兼顧凝聚社會的窘境，它似乎還解決了經濟進步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在發展中遇到的異化問題」，因而吸引了不同社會群體，尤其是歐美左翼和全球第三世界力量的廣泛關注。

值得說明的是，德里克對於「文化大革命」有他獨特的理解。他不將文革的時間劃定在1966-1969或1966-1976年間，而認為「以1956至1976這二十年為期來觀照文革才算恰當」，因為「1966-1969或1966-1976年間發生的種種事情，早在1956年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後浮現的問題中已有跡可尋」，文革期間不過是「最淋漓盡致地闡明了這些問題，並在全球凸現它們」。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德里克所討論的範圍就不只限於文革，而關乎對整個50-70年代社會主義道路獨特性的理解。在此基礎上，德里克提出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二十年之前（即從作者寫作這篇文章的1990年代推算的70年代——筆者注）曾被激進派、保守派都視為革命（和發展）成就範式、為之喝彩的文革，現在竟受到如此指責和貶斥，無法為當代提供啟示？」他提供的最具理論洞見的答案在於：這是70-80年代之交國際關係轉變的結果。與的文革同時發生的另一場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導致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出現了。這個被稱為「世界資本主義」、「晚近（期）資本主義」、「後福特主義」或「彈性生產或積累」的新資本主義形態，「使得早期世界關係的概念和由此得出的剝削和壓迫關係變得與現實脫節」。轉變之一在於，資本的全球流動使得第三世界與殖民帝國對峙的空間完全改變，因而基於地緣政治衝突關係、詹明信稱之為「他性政治」【11】的政治運作方式也不再有效；轉變之二在於，以往以民族-國家為單位、著眼於國內市場的建設和民族-國家「自力更生」的發展範式，已經被重視出口、發展跨國資本的範式所取代。於是，德里克得出的最後結論是：「文革是對抗帝國主義或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產物，它針對的是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但當資本主義的第一世界已在創造新的國際關係以及相應的社會和文化關係時，這些問題也就顯得無關緊要了」。

德里克

概括來說，在德里克看來，終結文革和式60年代的關鍵原因，不僅在於文革作為一種革命思想自身及其實踐的危機，也不完全在於這種實踐在國內引發的深刻社會矛盾，更關鍵的原因是全球關係結構在70-80年代之交所發生的劇烈變化。這種變化的根本在於，資本主義自我創造與自我更新為一種靈活累積的全球形態，它不僅越過了冷戰界限，而且也使得第三世界國家都被捲入其中。更糟糕的是，這種「全球化」首先就使得已被「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並處於邊緣-半邊緣位置的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為資本主義中心國70年代初期的能源危機與金融危機「買單」。霍布斯鮑姆這樣寫道：「歐洲『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筆者注）最頭疼的問題，在於此時的社會主義世界，已經不象兩戰之間的蘇聯，可以置身於世界性的經濟之外，因此也免疫於當年的『大蕭條』。如今它與外界的牽連日重，自然無法逃遁於70年代的經濟衝擊。歐洲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以及蘇聯，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區，竟成為黃金時期之後大危機下的真正犧牲者；而『發達市場經濟』雖然也受震蕩卻終能歷經艱難脫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擊（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12】。或許同樣的情形未曾直接衝擊的原因在於，此時的仍在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外部」。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始終處在這個資本市場的「外部」。一種經濟學的解釋是，「由於已經有了前30年中央政府集中全國資源完成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央政府控制的國家工業為主的國民經濟，已經初步具備『社會化大生產』的產業門類齊全、專業分工社會化的特徵，有了進入市場開展交件的基礎條件」【13】。這也就是說，從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經濟單位的發展前景而言，它必須進入更大的交換市場才能進一步發展，並且它已經具備了進入更大市場的條件。這也為的「開放」政策提供了內驅力。而從國際關係角度來看，60年代處在美蘇兩大霸權國的封鎖和威懾之下的，處在一種類似於30-40年代延安的窘境當中。儘管文革的諸多激進政策是以繼承「延安精神」和「延安道路」的方式而提出的，不過在完全喪失任何外援的情形下，文革中的並沒有在全球範圍內完成「農村包圍城市」的壯舉，反而使自身陷入發展的難以為繼的困境中。這才有了70年代初期調整與美國的關係，加入聯合國，並在70年代後期正式與美、日等國建交，主動納入「太平洋經濟體系」等一系列變化。

1972年尼克松訪華

顯然，身處70年代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與社會轉折的時期，的問題不是在「開放」與「閉關鎖國」之間自主選擇，而是以怎樣的方式加入以資本大潮覆蓋全球的資本市場擴張體系當中。這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和能源危機，曾被1975年第1期的《摘譯》（外國哲學社會科學）雜誌做了專刊報道。在當時的激進派看來，這不過是經典馬克思主義預言的資本主義世界「病入膏肓，回天無術」、「昏慘慘似燈將盡」的末路表現【14】。而事實上，在70年代初期，在與美國及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同時，就「通過大規模引進歐、美、日設備，開始了對重偏斜的工業結構的大調整，努力形成產業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化肥產量翻番、農產品產量提高、「的確良」、洗衣粉，以及電視、洗衣機和冰箱「三大件」都是伴隨著這次「開放」而在出現的「新事物」。至1976-1977年，華國峰時期曾提出更大規模地引進外資，並預期藉助世界性的「油元」猛漲而通過「上它幾十個大慶」來償還債務。這也就是被後來所稱的「洋躍進」【15】。經濟學家溫鐵軍認為正是上述現象導致了80年代的改革，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個大膽的判斷：「50年來都是先開放，后改革。改革是開放派生的，其內容方面的不同一般都取決於政府向哪裡開放」【16】。如果這個敘述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我們考察「新時期」形成的那一套定型化的關於80年代社會變革的意識形態論述，便可獲得一個有效的批判性支點。

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

「先開放，后改革」的敘述，與「新啟蒙」論述的最大不同在於，它完全打破了單一民族-國家之「內」與「外」的界限，而從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空間位置和處境，來解釋改革的動力與方向。如果說「新啟蒙」論述把作為一個發展家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模仿和開放的現代化進程，解釋為從「傳統」向「現代」線性進化的必然且抽象的「歷史規律」，進而將西方視為理想現代化方式的「規範」的話，那麼，溫鐵軍在顛倒「改革」與「開放」關係的歷史分析中，卻突出的是（以及所有發展家）在對先進工業化國家的「複製翻版」中，只能引進「以蘇聯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兩大資本帝國集團不斷淘汰的傳統製造業的落後結構」，因而只能處在一個結構性的「滯后」狀態當中。而只有對以西方（也包括50年代的蘇聯）所代表的現代性規範，以及自身的歷史條件和特殊性，有充分的了解，才可能摸索出更有效的模式的發展道路。

儘管類似的論述基本上都是以經濟問題為基點，不過它卻始終是建立在某種文化想像的前提之上的。如果說德里克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中探討了「西方資本主義」與文革的關係的話，那麼溫鐵軍或許應當說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中探討了「現代化」對意味著什麼。這裡的關鍵或許正在於對「現代化」所展開的具體歷史辨析，而非意識形態的抽象評判。正因為質疑了那種關於「現代化」從西方向東方位移的進化論式的線性歷史想像，才可能在一種更為切合歷史實際的地緣政治關係的論述當中，來討論「開放」與「改革」、「西方」與「」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而探討發展的獨特道路。也就是說，它使得我們去追問的是我們想像、敘述和實踐「現代化」的知識與意識形態：我們所要的到底是怎樣的現代化？顯然，這並非僅僅是一個「經濟」方面的問題，而關涉文化、理論與意識形態。

（本文原載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由此下拉

註釋：

【1】[法]米歇爾·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學》，蘇力譯，收入《尼採的幽靈——西方後現代語境中的尼采》，汪民安、陳永國編，第121頁。

【2】[英]霍布斯鮑姆（E.J.Hobsbawn）：《極端的年代：短暫的20世紀（1914-1991）》，第699頁，鄭明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3】[英]霍布斯鮑姆（E.J.Hobsbawn）：《極端的年代：短暫的20世紀（1914-1991）》，第712頁，鄭明萱譯。

【4】參見：[英]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短暫的20世紀（1914-1991）》，第三部「天崩地裂」，鄭明萱譯。

【5】 [美]喬萬尼·阿瑞吉、貝弗里·J·西爾弗（Beverly J.Silver）等：《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第2頁，王宇潔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6】 [意]傑奧尼瓦·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姚乃強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7】汪暉：《去政治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第1頁，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六十年代斷代》，張振成譯，收入《六十年代》，王逢振等編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

【9】[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六十年代斷代》，張振成譯，收入《六十年代》，王逢振等編譯。

【10】參見[美]德里克（Arif Dirlik）：《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林立偉譯，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37期，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1996年。收入《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1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六十年代斷代》，張振成譯，收入《六十年代》，王逢振等編譯。

【12】[英]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短暫的20世紀（1914-1991）》，第702頁，鄭明萱譯。

【13】溫鐵軍：《新三次對外開放的「收益和成本」》，收入《我們到底要什麼？》，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14】上海外國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編譯組編：《摘譯》（外國哲學社會科學），1975年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5】 參見：溫鐵軍：《新三次對外開放的「收益和成本」》，收入《我們到底要什麼？》；[美]莫里斯·梅斯納：《毛澤東的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杜蒲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青年出版社，2003年。

【16】溫鐵軍：《新三次對外開放的「收益和成本」》，收入《我們到底要什麼？》。

下期推送

姜濤：失陷的想象——歐陽江河《時裝店》解讀

也許你還想看

文藝批評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iPhone用戶由此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