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出版機構的發展基因

出版社經過轉企改制后，紛紛顯現出新的風采。但了解出版業的人都知道，每一家出版社背後幾乎都有一棵給它撐腰的「大樹」。面對出版環境的變化，這些出版機構究竟都在依靠什麼發展？他們應怎樣應對新形勢的變化？

國有出版機構雖然最近都已經轉企改制，但習慣上大家還使用「單位」這個計劃經濟時期的稱呼。這就意味著，大多數國有出版機構，絕不是「我的地盤我做主」，而是某部委、某集團、某大學、某更大的單位下屬機構。而且近年來，由於國家對出版機構扶持力度加大等多種因素，「上級單位」是什麼，背後有什麼樣的「爹娘」撐腰，顯得越來越重要。這是出版機構的基因，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出版機構的發展方向，以及能走多遠。

國有出版企業發展，至少有兩方面合力的作用：一方面，所有出版機構都要接受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管理，這是共性；另一方面，國有出版機構又有上級單位的基因，是上級單位的代言者、信息發布源，這是個性。既有娘家又有婆家，兩個方面的合力，導致各社的選題方向，有出版界的共同特徵，也各有差異。

撐腰的「大樹」是怎麼來的？

在計劃經濟為主的時代，所有出版機構本質上都是「一家人」，選題統一規劃，比如，上個世紀50年代，外國古典學術著作全部由商務印書館負責，古籍都給中華書局出版，這樣的分配不是出於市場的考慮，但大家既然都是「大鍋飯」，也就少有怨言。

近年來，國有出版機構有了市場意識，並做了市場化轉型，至今的出版業市場化遠未完成。最大的綜合性出版集團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的年銷售收入僅及英國培生集團年銷售收入的1/10（根據《海外利益藍皮書•2016》，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另有數據顯示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4年年營收相當於培生的40%）。

市場化當然首先要解決稱呼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以前各單位一把手都是書記，跟國際接軌之後，洋人一聽「書記」就搖頭。「Are you kidding？not secretary.」（secretary，在英語里是「秘書」的意思，老外覺得哪個企業也不可能秘書是大領導，秘書籤字他們不放心。）「納尼？書記的不要，社長的幹活！」（日語里「社長」的意思是總經理）所以後來出版企業也都公司制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變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變為「廣東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而且上世紀80年代，出版社日子很好過，門市部里排長隊購買《許國璋英語》，隊伍綿長得像老編輯的回憶。有的人才甚至放棄當大學教授和進外交部的機會（這都是真事），削尖了腦袋鑽到出版社當編輯。很多部委出版社於是主動與上級部門「脫鉤」，成立公司，獨立核算，後來圖書不掙錢了，有的出版社員工後悔不迭。

國有出版社和上級單位的人事關係錯綜複雜，就像老編輯的核紅稿

我們市場化的出版機構，稱呼解決了，從屬關係大多數沒變。西方國家的出版機構很多是創業公司轉變而來，而很多都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出版部門轉變而來。這些大型國有企業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比如，很多大學出版社由大學副校長或本大學的教授擔任社領導，選題主要以本學校選題為主。部委下屬出版社，過去的主要員工大多是該部委的職工，領導則是部委派來的（當然也有社內提拔的情況）。比如世界知識出版社的員工大多是外交部的職工，鐵道出版社的員工大多是鐵道部的職工；也有的出版社本身就在部委大院、大樓里辦公，比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就在上海社科院樓里，新世界出版社和海豚出版社就在外文局大樓里，等等。現在有社聘、企聘的制度，情況更為複雜了，但人事關係上社裡和部里還是關係密切，千絲萬縷，糾纏不清，就像老編輯的核紅稿。

「校辦工廠」：兄弟單位的相似與差異

在北大方正的時候，經常有人問我：「你們單位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我通常回答：「校辦工廠。」這其實是一個最不壞的回答。能問出這樣問題的人，大多數是國有企業的長輩，腦子裡國有、私營兩分法根深蒂固，「校辦工廠」這個詞他們最能理解。現在的大學出版社，本質上都是學校的「三產」（知道這個詞的人都老了）。部委出版社也一樣，是某部委的「三產」。這「三產」的意思是該上級機關將廣義上的服務業，如出版、傳媒、文化等行業分離出去作為一個出版社編製，三產對於企業的作用主要有三個：責任外移、人員分流、利潤調整。

國有出版企業做數字出版是這個調子

雖然北大方正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外人眼中是完全不同的企業，一家是數字出版，一家是傳統圖書出版，但作為「校辦工廠」，員工也有一些共性，比如，都算北大員工，可以憑工作證到北大吃食堂。像這樣的同在一個大型機關下屬的兄弟單位，出版界有很多。比如，說到社會科學院下屬的出版機構，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但這是一家創辦於1985年的出版社；對出版業更熟悉的人知道還有一家社會科學出版社，1978年就已經成立了。其實社會科學院有5家下屬出版機構，另外三家是：當代研究所下屬的當代出版社，出版地方志為主的方誌出版社，以及包括經濟管理出版社和《精品購物指南》《經營報》在內的經營出版傳媒集團。這些兄弟出版社雖然基因相同，地位卻不同，社會科學出版社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是正局級，其他是正處級。出版品種也不相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皮書」作為主打產品，以品牌化的學術書引領學術市場；社會科學出版社以專業化的學術精品，彰顯「哲學社會科學」主力軍與「國家隊」的作用，重積累、講厚重，獨一無二、無可替代。

至於說經濟管理出版社和《精品購物指南》《經營報》為何要合併成經營出版傳媒集團？這是近年來專業出版社的一大傾向，就是專業出版社的集團化。比如國家電網公司旗下的國家電網報社、電力出版社、社會化媒體等整合為英大傳媒投資集團；再比如工業和信息化部下屬的電子工業出版社和人民郵電出版社組成工信出版集團；再比如由航空工業出版社、《國際航空》雜誌社、北京航宇音像出版社重組整合而成的中航傳媒，2017年年初又成立中航文化有限責任公司，整合航空報社、中航傳媒、愛飛客航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原集團公司新聞中心等單位，等等。其實就是將某大型機構下屬的出版機構和傳媒機構等整合成一家，有位專業社社長說：「如果地方出版集團算航空母艦，那麼我們就是巡洋艦。」他這話是謙虛，有些大型專業社（專業出版集團）規模已經超過地方出版集團了。

這些下級出版機構能從上級單位獲得的，當然不僅是共享食堂和人才管理，還有大量的獨家選題資源、資金支持等。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部委出版機構的圖書幾乎全部由該部委下屬出版機構出版，統一分配，當然也就給出版社帶來了基本口糧。這些部委出版社的老編輯不喜歡看圖書排行榜，他們的王牌產品，比如大型專業辭書、列車時刻表、職業資格考試培訓教材等，碼洋高，盈利穩定，遠遠超過策劃市場圖書的利潤，所以他們也沒有必要到市場上冒風險。此外，依賴上級單位還有發行優勢，比如電力社遍布全國各地的四十餘家電力發行站、店，80%的產品都是電力出版社自己出版的書，這是其他出版社難以染指的禁臠。

說句題外話，有個小竅門可以分辨一家國有出版社的市場化程度：如果你發現，這家出版社的員工每天還在堅持作廣播體操，那他們的體制基本上就還是計劃經濟的體制。

有很多國有出版社的員工還堅持做廣播體操

但是現在隨著市場競爭激烈，有時候上級機關不將自己的選題給下屬出版社。比如某部委下屬只有一家出版社，過去有圖書選題都會交給這個「獨生子」，現在「獨生子」出書質量下降了，該部委就會將選題交給其他出版社，甚至文化公司操作。再比如，某些重點大學的知名教授，作品在各出版機構都是「香餑餑」，就不一定給本校的出版社出版。這樣「親爹娘」不向著自己孩子，讓專業社著了慌，這也促使他們改革轉型，積極吸取其他優秀出版機構的經驗。

基因不同，「趨同進化」

上面講了國有出版機構選題受到上級機關鼓勵和制約的情況。但事在人為，選題也是各出版社自己爭取的。不同機關下屬的出版機構，可以選擇類似的發展方向。這在生物學上叫「趨同進化」，就是不同科屬的生物因為生態地位類似，發展出了相似的形態。

就拿「三農」這個比較專門的選題來說：農業部下屬的農業出版社，歷史最悠久，可以獲得相關培訓教材、辭書、科普讀物，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根紅苗正。農業教育聲像出版社是中央農業廣播電視學校主辦的，所以天生有出版農業音像製品的資質和優勢，中央農業廣播電視學校有省級、地（市）級、縣級學校數千所，教學班上萬，這都成為該社選題來源和產品推廣的重要渠道。金盾出版社是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下屬的出版社，但他們也致力於「三農」圖書的出版發行，他們的策略是開展二三線城市和基層書店的銷售，到2012年，竟然也佔領了「三農」圖書市場的40%。（這是2012年的情況，「軍改」以後的情況就不得而知了。金盾社最近最大的動作是成為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的出品方。）

從這三家出版機構的發展路徑看出來，只要出版人肯動腦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自己「基因」上的劣勢。類似金盾社這樣篳路藍縷拓展新型渠道的情況，在追求市場化的出版社很常見。

再以大學出版社為例，京滬等地的重點大學，學術優勢明顯，比如北京大學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這些出版社「根紅苗正」，出版圖書有本校的雄厚的教學實力作為後盾。但一些地方大學下屬出版社，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雖然本校不在學術中心的城市，也憑藉自身的努力，佔據了市場優勢份額，贏得了口碑。這都是「不靠爹媽靠自己」的典範。

要克服「基因缺陷」，開拓市場，聽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首先，專業社的渠道和選題優勢，只要一天存在，專業社編輯就享一天清福。惰性導致轉變很難。其次，就算專業社裡有一兩個「先知先覺」者，搶先運作了市場化選題，但是該社的發行沒有市場化，也很難取得良好的銷售業績。第三，就算專業社領導有眼光，引入了有市場化水準的發行人員，但是空降而來的發行人員也很難和專業編輯磨合成一體，最後難免背著背包走人。（這都有慘痛的教訓和真實的故事，這裡就不講了，因為太慘了。）

最後的結論是：改變一個人的基因，目前科技水平和醫療水平做不到。改變一家出版社的基因，基本上也很難在一代人手裡完成。我們能做的只能是「愚公移山」，如果領導有魄力、上級單位又支持，政策又穩定，可能會發生奇迹。對於國有出版機構的普通員工和中層幹部，我們的建議是：多走半步是優勢，多走一步就是死亡，多看看別人怎麼走的，先別怨天尤人。

最近各種文化扶持政策、基金逐漸增多，有上級機關撐腰，很多情況下也是好事，「有媽的孩子有人疼。」十多年來，出版社作死的多，真死的少，青山依舊，綠水長流。我們相信隨著文化事業發展，上級單位會越來越重視出版傳媒，未來也會有更多的政策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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