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漁：商鞅變法揭示中國一條暗黑的執政邏輯

王曉漁，知名學者、文化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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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商鞅，有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新政前，為了避免民眾懷疑，商鞅在國都集市南門立一根三丈長木頭，宣布只要有人能將木頭搬到北門，就獎勵十金。公眾覺得奇怪，不敢有所行動，於是商鞅懸賞五十金。終於有一愣頭青將木頭搬至北門，商鞅兌現承諾，「以明不欺」，隨後頒布法令。

針對這段「佳話」，1912年，就讀於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的M同學，曾寫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這是他現存的最早文稿。M開篇由「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感慨「國民之愚」和「執政者之煞費苦心」。隨後，指出善法將會得到民眾支持，不善之法將會得到民眾抵制，「商鞅之法，良法也」，竟然民眾「憚而不信」，再次感慨「執政者之具費苦心」和「國民之愚」。

60多年後，已經成為「偉大領袖」的M，再次盛讚法家。他的一生有很多跌宕起伏，但對法家的推崇一以貫之。M在作文里指出，商鞅是四千餘年首屈一指的「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的政策是「從來未有之大政策」，這個觀點至死不渝。

但是，商鞅徙木這段「佳話」，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商君書》云：「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重賞的根本目的，是讓民眾爭先恐後的「獻身」，這樣國家才能「說不」，才能「不高興」，達到「大國崛起」目標。重賞之下，法令本身是否合法，不再重要。法令制定是秘密進行的，民眾沒有權利參與討論，更不存在「權為民所賦」的可能。法令頒布經過精密安排，先確立對商鞅的個人崇拜，再頒布法令。商鞅所立之信，與其說是公信，不如說是威信，甚至是迷信。

「變法之令」，在《商鞅徙木立信論》里得到高度評價，被稱為「懲姦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但在《史記·商君列傳》里，「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連坐、告密、抑商，文化中的黑暗傳統，從商鞅變法開始，被「發揚光大」。

商鞅的法令是否「利國福民」呢？「利國」有案可循，「福民」無從說起。《商君書》有「弱民」一章，反覆強調「民弱國強；民強國弱」，將之視為基本國策。故所有不利於「國強」的行為，都被視為「姦宄」，被嚴打。「人民之權利」等同為人民獻身國家之權利。

而「務耕織」是重農的特徵，常與「抑商」並列，「商」屬於「姦宄」的一部分。通過市場謀生的商人階層，往往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如果「富可敵國」，會對國家權威形成挑戰，非但不予鼓勵，還要嚴厲打擊。「男耕女織」，使民眾溫飽得到解決，同時僅限於此，這樣比較穩定。

因此，「國民之富力」，主要是指「國富」或者「國強」。「尚軍功」是軍事帝國的風格。更重要的是，這使得民眾爭相「獻身」，以此改變出身，而貴族階層地位因此下降，無法挑戰國家權威。「孥貧怠以絕消耗」，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進行勞教，不僅節省社保支出，還創造大量利潤。

正因如此，重賞僅是序曲，一旦法令頒布，進入實施階段，嚴打就取而代之。在《史記·商君列傳》里，法令頒布之後，有一小撮人對「變法」心懷不滿，商鞅決定嚴打。太子犯法，不便處以刑罰，就嚴打太子的老師，於是，這一小撮人，洗心革面，紛紛盛讚「變法」。商鞅把他們發配到邊疆，從此再也沒有人對「變法」指手畫腳。

按照《商君書》理論，「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君主親民，是為了民眾為君主獻身。等到對君主的迷信確立，就無需重賞，而是重在嚴打。如果再次「徙木立信」，可以不去重賞徙木者，而是嚴打拒絕徙木者。嚴打程度越狠，效果越好。如果把拒絕徙木者斬首示眾，徙木者不僅不會要求獎賞，還會為自己有機會徙木倍感慶幸，油然而生一種幸福感。至於這是否符合法治原則，不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提出這個問題，也會面臨嚴打。

可以看出，商鞅徙木立信不是佳話，而是與迷信有關的神話。商鞅的「變法」，根本目標不是「國富民強」，而是「君強國富」。在這種改革中，付出最多、獲利最少的民眾，卻為「君強國富」的盛世感到自豪。當然，也有一小部分民眾，不願加入這個合唱，在嚴打之下「被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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