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為理：我更願意做「入世」的研究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為理。

1998年，從廣東人民出版社調入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的王為理，在學術研究方向上也慢慢發生了轉變。澎湃的改革開放實踐，激發了他對深圳的多視角觀察、思考和研究。於是他漸漸從純粹的哲學思索走向城市文化和文化產業研究。

作為一個學養深厚的學者，王為理對文化產業的研究兼有縱深的學術理論視野外，還特別具有現實的穿透性。在他看來，文化產業研究需要理論探索，更需要產業實踐緊密結合。其代表學術專著有《人之問——思與禪的一種詮釋與對話》《從邊緣走向中心——深圳文化產業發展研究》等。近日，圍繞自身的治學研究過程，現任深圳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王為理接受了本報《文化廣場》記者專訪。

陶醉在形而上學之中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上世紀80年代初，大量西方理論思潮引進國內，在知識分子之中產生極大的影響，像叔本華、尼采、薩特、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學思想尤受歡迎。而您最初是做西方哲學研究，重點研究存在主義，當時也是受這種思想氛圍影響而投身哲學研究的嗎？

王為理：我1985年大學畢業，當時存在主義思潮在國內比較有影響，引起我對西方思潮的關注。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現代西方哲學，真正切入研究是在碩士期間，那時已經有更多西方理論思潮被引進國內，比如科學主義思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等。我當時感興趣的是法蘭克福學派後期的研究，在思想上較多受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思想的影響，重點研究的是法蘭克福學派後期代表人物之一弗洛姆的思想。弗洛姆是德國人，後來去了美國。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急劇變化，戰後的美國，物質極大的豐裕，但整個社會在精神層面面臨的問題很多。弗洛姆切入的正是這個問題，他較多運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受其影響，我也是從這個角度來做研究。但我選擇的主要是從人本主義的角度切入。當代西方的思想體系主要分為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兩大潮流，我的研究偏向於人本主義思潮。

弗洛姆的特點是批判意識比較強烈，同時跟現實問題結合得比較緊密，其《逃避自由》《自為的人》《健全的社會》等代表作比較容易理解。但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比較淺顯，沒有純哲學的那種特點，角度過於現實。我的興趣重新回到存在主義，但我選擇的不是薩特「存在與虛無」，而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當時在國內算比較早進入海德格爾研究領域。研究海德格爾時我選擇的還是從人的角度切入。海德格爾哲學的核心概念是「存在」，但我更關心的是他是怎麼來看待「人」的，也就是他所提出的「此在」問題。海德格爾主張追溯思想的源頭，一是古希臘思想，一是東方思想，而東方思想的其中一個來源是老莊，特別是老子，以及禪宗思想。所以我當時比較集中於研究東西方怎樣看待「人」。這一研究經歷了比較長的時間，前後發表了十來篇論文。博士論文也是做這方面的研究。我的研究是力圖在西方思想歷史變化的大背景中，從西方對人的認識的轉變的過程中來分析人的問題，其中包括對海德格爾後期思想的一些關注，海德格爾後期也走向了對現實問題的關注，比如對人類命運、環境問題的關注，當然都是哲學層面的深刻思考。來深圳之前以及剛來深圳的前幾年，我主要是做這方面的研究，《人之問——思與禪的一種詮釋與對話》是那時的主要成果，海德格爾從人走向存在與禪宗從佛到人的思想理路至今令人驚異。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異常活躍，當時的文學和哲學研究很多都是跟社會現實態勢的認知和反省緊密相連。像您當時研究存在主義，研究「人」的問題，結合歷史現實後會產生比較多的困惑嗎？

王為理：那時我反而是比較純粹地陶醉在形而上學之中。當時之所以選擇海德格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哲學的「純粹」和艱深之美。我做相關研究時，他的晚年手稿還沒有英譯和中譯，但當時國內已經有部分學者關注這個問題了，而且爭議比較大。我真正做海德格爾研究的時候，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整個90年代都在研究海德格爾。儘管身在廣州和上海，但我當時應該說對現實問題還不是特別關注，因為做弗洛姆期間比較關注當時的社會背景，做海德格爾時就是想做一種比較純粹的哲學，所以走的是一種「向內」的東西，包括對禪宗的相關研究，基本上是從比較純粹的理論和精神層面去研究問題，沒有太多跟現實問題相結合。所以對海德格爾後期思想主要還是從哲學層面去思考，雖然針對海德格爾對技術問題的看法等寫過文章，有過思考，但那不是我的研究重點。

關注深圳城市文化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上世紀90年代末，您對海德格爾的研究忽然停止了，或者說您暫停了純粹的哲學研究。這是因為當時在研究上遇到某種思想瓶頸嗎？

王為理：這涉及對整個哲學界的評價，不太好說。當時我感覺哲學在研究路徑上比較困難，雖然我認為自己在哲學上還是下了不少工夫，但即使是按照我原來的計劃，把整個關於海德格爾與禪宗的研究做完，在海德格爾研究方面會有不錯的成績，但也僅此而已。

從全球來說，當時有一種說法叫「哲學的終結」，其有特別的含義，我比較關注語言的限度與哲學的終結問題，做過相關研究，現在看來，我更願意取其字面意義，視「哲學的終結」為整個哲學的一種象徵。「哲學」一詞是從日本、西方引進的，經過百年的發展，的哲學研究主要還是停留在對西方思想的翻譯、介紹和研究的基礎上。做得比較深入的是新儒家，那些人東西方思想功底都特別深厚，在藉助西方哲學思想詮釋和建構儒家思想方面有所突破。但即便如此，也很難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建立自己的哲學。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來深圳后在研究方向上有比較大的轉變，開始做起城市文化和文化產業研究。這是基於對深圳這座城市的特點而作出的選擇嗎？

王為理：剛開始來到深圳，我對深圳確實有一些觀察和體會，也寫了一些文章，是從哲學角度來看深圳。後來之所以轉向城市文化和文化產業研究，確實跟深圳這座城市的特點有關係。對原來所追求的純粹哲學研究，還是保留了一定的興趣，原來積累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博士論文都是來了深圳之後出版的。

我的研究方向真正改變既有大環境的影響，又有個人因素影響。當時之所以選擇文化產業作為一個研究方向，一是因為在研究工作中比較早接觸到文化產業問題，2001年左右，文化產業開始在全國受到關注，我們社科院也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項目，深圳獨特的文化產業發展路徑和波瀾壯闊的，讓我開始從新的角度關注「文化產業」；二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第二個博士學位的機緣。一開始我的興趣主要在城市研究上，對國際城市體系中比較靠前的紐約、倫敦、香港、上海等大城市特別感興趣，並沒有局限在文化問題上。在其後的研究中，香港起步較早的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和研究，紐約、倫敦的文化產業和創意產業的全球影響，以及文化產業在深圳的發展實踐，等等，這些激發了我專門研究文化產業的興趣。這方面代表性成果《從邊緣走向中心——深圳文化產業發展研究》實際上在2005年就已經完成，之後的研究更多體現在對產業發展的規劃、評估及前瞻新思考。

這是一個從「形而上」到「形而下」的過程。以前我很不喜歡黑格爾的東西，但在深圳和香港，我迅速體會到他的一句話的意義：「哲學最敵視抽象，她處處將人引向現實。」在我看來，學者或知識分子的研究總是會分成兩類，一種是學院式甚至是象牙塔式的研究，一種是「入世」的研究，二者對於深圳這座城市都很重要。我更願意做「入世」的研究，關注當下的深圳問題，關注與城市未來相關的戰略，關注產業前沿。（記者魏沛娜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