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人性鏈條上的紛繁世界

——評楊曉升中篇小說《病房》

■左馬右各

記得早年讀鐵凝的一本散文集，該是很早的事情了，她在一篇文章里說過這樣一句話「散文河裡沒規矩」，當時讀到就眼前一亮。這麼多年過去，這句話也一直銘記在心。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作家不應該被某種事物既有的窠臼拖累和限囿。他要勇於打破和建立。其實這句話，還可推而廣之，在所有關涉文學寫作的領域內佔據某個高點，張揚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所具有的某種野肆品質和孤世雄心。它的真正內核是張目作家的創生力，讓作家的寫作實踐不斷在自否與突破中，實現踏入某種寫作臻境的自我涅槃。

近日讀著名作家楊曉升的中篇小說新作《病房》（小說原載雲南「大益文學」書系第二輯《城》，灕江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就深刻感到這樣一種內生於作家靈魂深處並不斷騰升的創生原力，激蕩在小說文本之內。小說以京城某家三甲醫院的4號病房為文本切口，經由退休教師李建文中風入院這一引線，接續推出王美麗（護工，曾是李建文的學生）、唐慧娟（護士長，曾是李建文的學生）、2號病床劉平民一家、3號病床某縣組織部長雷政富等一干人物，把一個反映醫患生態、具有批判意味的故事，通過精彩的敘事架構和人物浮雕式的凸顯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讓人在閱讀後，對作家拆解在一根人性鏈條上的紛繁世界的能力心生感佩。而這根人性鏈條，隱身在小說的敘事鏈條之後，就像鏡子的反面，折射出沿著生活的某個剖面斷崖式切開的人生場景。不過小說文本採取的敘述方式是從一個更為廣闊的敘事空間回退、收縮，以一間病室為基點，完成其向現實世界的逐漸擴張、輻射。

人是有原欲的生物，而這種原欲又恰是人性的根源所在。引用在本文的原欲是個廣義概念，但我在使用它時，又只把它限定在兩個域界內——善與惡。而這善與惡又是受限於一個狹義的解釋義，也就是它只涉及人在日常和普泛意義上的小善、小惡行為之內。我不想讓這樣一對概念在披瀝它既有的本空歧義后又失陷於故為造作之空的二次淪陷中。而人世的蕪雜早已把這樣一對互生概念折弄得面目全非。也就是如此古老、幾乎是乏味的一個命題，在對人間世界進行著不斷的撕碎和顛覆，又讓其在幾近絕望之際勉力給出人性微光一般的修正和救贖。它對應到《病房》這個小說文本的人物身上，就是李建文古板、嚴苛的教學風格，為人師表的精神自省，以及深受傳統影響潛存於內的仁心善舉。他為當年由於嚴責王美麗而導致其失學一事，一直耿介在心，不能釋懷；遇到劉平民一家受困醫藥費的負擔而陷入掙扎的絕境時，拿出自己的治病錢給予解危。這樣一個人物，看著像似具有了某種善愛化身的影跡，但他又是一個迂腐的教書匠，在人生遭際中也向權力、分數、升學率、榮譽這種無形的既存桎梏妥協，甚至避讓。即便是在病床上，他能置病軀於不顧，敢於替劉平民一家伸張正義；但當他的學生護士長唐慧娟做出媚官私己的舉動時，他亦採取了和稀泥和明哲保身的曖昧態度。在這個人物身上，既有人性光芒的磊落，也不乏人性失色的黯然時分。我覺得作家在面對這個人物時，內心也是矛盾的。因為他深知人性的複雜與乖舛。這一矛盾性在李建文因尿急而失態——不只是失態，簡直是尊嚴喪失殆盡，這一生理窘困的描述上發揮到了極致。小說閱讀進行到此，我不禁感到脊背一陣寒涼。作家要忍住多麼礪心的內痛，才能下此「毒手」，讓一個曾是教師、現為病人的老人落魄如此，又如此不堪。也正是這一細節的橫出，讓李建文這個人物在小說文本中獲得了他最具人性姿態的豐滿，而這個姿勢——它是一個能站住的人的姿勢，也是作家探微人性的精敏把握。

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王美麗，讓人感知起來，要遠比文本呈現的既有形象困難得多。初讀這篇小說，一遍下來，恍惚覺得作為一個主要人物，王美麗的形象塑造似是單薄了些。但經過細讀，特別是個別章節的反覆重讀，便推翻了之前的判斷。她更像是一個數值的複數。在她貌似平淡的人生經歷中，卻隱含個體生命的諸多複雜性。

李建文和王美麗作為20年前的一對師生，在醫院意外相遇——按照常理推之，那將是一個親切場景，「敘舊的話恐怕得一籮筐」。但王美麗卻在內心恨著李建文，恨這個當年葬送自己在花季年華求學前程的班導老師。在王美麗偏執的認知中，就是他毀了她的人生。作家對這個人物的人性挖掘頗費心機：讓她以一個負責任、深得病患家屬信任的形象出場，但當師生巧遇發生，又迅速急轉，讓她變身成為一個自私的復仇者，並在開始履行護理職責的當天，就一再折磨已是病體纏身的李建文，讓他窘迫，出糗事，喪盡尊嚴。但作為普通人，她內收的善心、一個護工的基本職責又在時刻喚醒著她，讓她那獲得報復快感的內心重向人性本位回歸。畢竟，她也是一個身份卑微、正在經歷家庭變故的人，是在生活中受盡苦難的人。從這個層面上講，王美麗也是一個病人，只不過她的病灶隱藏在不曾裸露的內心世界里，但她又是一個人性自愈機制尚未完全失控的病人。她雖無宗教信仰，但內心有著像生養她的故土那般醇厚的不泯善願，這已足夠讓她在滑向罪的淵藪時實現自我救贖。在這一點上，3號病床的患者、某縣組織部長雷政富以及他那飛揚跋扈的老婆，狗眼看人低的隨行護工，卻處在永遠不得救贖的深淵裡。

楊曉升的寫作一貫保持著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洞察和犀利尖銳的批判姿態。

應該說王美麗這個人物真正豐滿起來，是在她發現2號床的病人劉平民的女兒劉彩霞為了使父親得到更好的醫治，不惜賣血籌款準備給主治醫師送紅包這一秘密之後。從她勸阻、制止劉彩霞繼續賣血到勇敢地挺身而出，攔住高院長及市糾風辦檢查組一行人員，由起初的詰問到陳述劉平民一家的苦堪境遇，在根本上使這個身陷醫貧陷阱的家庭再次獲得掙扎出來的希望。可以說，至此王美麗這個人物已經獲得擢升，似已具有某種人性光芒的意味。但更為可貴的是，她只是認為自己做了一件應該做也做成了的事。當醫院藉此大肆宣傳某種表象正義並忽略掉她這個事發者的時候，她並沒感到失落，反而生出一種莫名的心安，仍「踏踏實實地做自己的護工工作」，也不失美好地為劉平民一家的境遇改變祈願。這才是她人性深處最為光輝的地方，卻藏在靈魂深處。作家挖掘到了它——並使之佔到一個隱存的人性高點上。

這時，再回觀這個人物，就會發現她起初用馬桶水為老師涮水杯、一而再地把雷政富的牙刷戳到馬桶內解恨，就具有某種典型的象徵意味。她的這些看似是純粹出於個人原因的泄憤行為，卻有著為一個在人生底層掙扎的生存群體尋求某種宣洩通道的「代言人」意味，但這無疑又是一個社會人夾雜著愚昧的行為。這種雙面人格，也使得王美麗這個人物形象變得真實可信。

在我的閱讀經驗中，楊曉升是一個願意在寫作中不斷製造痛點的作家。如在這篇小說中他對「醫院開恩」和「遇到貴人」等句式的使用，以及劉平民一家那種小人物的感恩方式——一再對施恩者下跪、不斷恩謝，都讓我在閱讀過程中感到內心充滿針芒銳刺的痛感。

在這篇小說中，還有一個人物引起我的多重思考。我一直試圖僭越內心某種看似合理又適恰的觀念、定位，來近距離打量這個人物。她就是唐慧娟。我的閱知是，在這篇小說中她是一個不無悲情的邊緣人物。當唐慧娟這個人物遭遇到小說結尾的命運時，我只能對她報以深切的同情，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對她說點什麼。她無疑是對這個社會和她所經由的人生有過清醒認知的人，但我想說，或許正是這份過度清醒，讓她失去了本應讓內心葆有的某種珍貴品質。

在這篇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小說中，卻有著一個類似輕喜劇般的滑稽人物出場，他就是3號病床的患者雷政富。我是說這個人物名字。作家雖把這個人物置於人性撻伐的彼端，但又讓其不失人的醜惡形跡。初見這個名字時，我霎時一愣，以為自己搞錯了，它怎麼這般熟悉，又在瞬間忽地想了起來，便不由得會心一笑。作家為一個小說人物起這樣的名字，是出於戲謔，還是想隱含某種機鋒，或是有所喻指？這不得而知，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他所具有的符號意義是明顯的。

著名評論家謝有順在一篇小說講稿中這樣說道：「小說的寫作，有時不應是擴張性的，反而應是一種退守，退到一個自己有興趣的地方，慢慢經營、研究、深入，從小處開出一個豐富的世界來。」

在楊曉升的小說寫作中我看到了這樣的異變景象。從他近年發表的小說《介入》《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天盡頭》《風過無痕》《疤》等一系列作品中，我們已看到完成轉身的作家影像。他看似是在回退，但卻以新的寫作實踐經營著一個「從小處開出一個豐富的世界來」的創作願景。在一次和讀者的見面會上，楊曉升說：「如何在作品中擺放現實是對成熟作家的一種艱難考驗，這既考驗作家處理現實的能力，又考驗作家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對生活的認知。」

《病房》這篇小說為作家的言說做了最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