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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經濟重視比較優勢 值得發展中國家借鑒

林毅夫:中國經濟重視比較優勢 值得發展中國家借鑒

8月19日,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在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舉辦的「2017IPP國際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林毅夫認為,重視比較優勢取得經濟發展的成功,對世界減貧努力貢獻巨大,也給其他發展家和轉型家提供了很大的借鑒意義。

林毅夫認為,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后能取得快速發展的成績,是因為利用了后發優勢所給予的機會。他表示,「對於發展家,它可以引進現有的技術和現有的產業,只要這個技術比現有的自己在用的技術好,附加價值較高,發達國家已經用過,拿來就可以用,這也是技術創新,這也是產業升級。但是這樣引進的方式取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成本低多了,風險少多了。如果發展家懂得利用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創新的拓寬優勢,那麼發展家從理論上來講,技術創新的速度、產業升級的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風險小,那麼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更大。」

林毅夫表示,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對其他發展家和轉型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只有符合比較優勢,才能形成競爭優勢,且要以一種務實的漸進的方式進行轉型。「比如說基礎設施,發展家到處是基礎設施要改,但是政府不可能一下把全國的基礎設施全都改好。只要一步一步地發展,並且利用市場和政府的作用,那麼任何發展家應該都有可能取得幾十年的每年8%到10%的增長,擺脫貧困。」

對此,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表示認同,並肯定了政府在貧困問題上的努力。「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扶貧,對世界的扶貧的貢獻最大。如果比較世界各國的中央政府,我覺得像這樣的中央政府還是比較有能力達到一些共識。」他認為,在脫貧問題上,農村依然是重要一環。

林毅夫在發表演講。

鄭永年在發表演講。

以下是林毅夫的演講內容(略有刪減):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

首先非常感謝鄭永年教授對我的鼓勵,今年對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明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在這裡探討發展與貧困的問題,我覺得特別有意義。因為在1978年,剛剛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1978年的時候,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方,但是1978年的時候,其人均GDP為490美元,當時連其三分之一都不到。

像其他貧困國家在1978年的時候,81%的人生活在農村,依靠農業為生,有84%的人每天的消費低於我們現在所採用的世界平均線,一天1.25美元,在國際貧困線上面。與貧困國家一樣,當時是一個非常內向型的國家,出國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7%,進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8%,兩項加起來不到10%,也就是說當時的國民經濟90%以上的生產跟國際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從1978年年底的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6年,連續38年,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9.6%,在人類經濟史上我們還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區能夠以這麼高的增長速度持續這麼長的時間,而且這樣取得的成績是在一個快速對外開放的進程當中取得的。因為從1979年到2016年,平均每年的對外貿易增長是14.8%,當中出口增長為15.3%,進口增長為14%。

由於連續38年的快速的發展和快速的對外貿易,200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出口超過德國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國口,而且出口97%以上是製造業產品,所以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2013年,的貿易即進口加出口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6年,的人均GDP達到8500美元。

從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到現在,有超過7億人擺脫了國際的貧困線,對世界的減貧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到現在,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過系統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而且的發展還對世界的穩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最明顯的就是在1997年-1998年爆發東亞金融經濟危機,的人民幣並沒有貶值,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幫助東亞經濟迅速復甦。2008年,出現1934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次世界金融危機,同樣以快速的經濟增長幫助世界經濟穩定。

今天上午,我想用這個機會和各位探討幾個問題:

第一、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可以取得這麼快速的增長。

第二、還是,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民、同樣的政府,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前,那麼貧困,不能有同樣的快速發展?當然大家會說1978年以後的成績是因為改革開放,是因為市場化,但我們知道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可以說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開放、都在市場化,而且其他發展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同樣都是在改革開放的時期,但是他們的經濟是崩潰的、停滯的,危機不斷,而是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同樣的市場化,為什麼和它們這麼不同?所以這個答案肯定不是簡單的市場化,原因是什麼?

第三、取得這麼快速的發展和成績,出現的問題是什麼?怎麼解決?

第四、解決貧困問題、實現國家繁榮是所有發展家共同的願望,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對其他發展家、轉型家有什麼借鑒意義?

第五、作為知識分子,作為經濟學家,希望能夠對自己的國家或者是對其他發展家的繁榮作出貢獻,從的改革開放的成績,對經濟學來講,到底有什麼借鑒意義?

這是今天我想跟各位探討的幾個問題。

首先,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能夠取得這樣快速發展的成績?其實從我來看,道理非常簡單,是因為是一個發展家,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拓寬優勢,加速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謂經濟發展代表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斷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斷提高,一定是現有的產業要不斷創新,而且要湧現新的產業,然後你可以把資源、勞動、資本從估價價值較低的產業往估價價值較高的產業轉移,這是讓一個國家的經濟收入水平可以不斷增加的兩個最重要的機制,對發達國家是這樣,對發展家是這樣,對任何國家都是這樣。

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家有很多不同,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收入水平一直處於世界最高,他們的勞動生產力是全世界最高,他們的技術和產業附加價值是全世界最高。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已經用了最好的技術,進入到了最新的產業附加價值最高的產業。對發達國家來講,他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因為他已經是全世界最好,就只能自己發明。我們知道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從經濟史資料,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提高每年平均為2%,代表其勞動力水平增長也就為2%,發達國家一百多年來的平均增長速度每年大約為3%。

作為像這樣的發展家,收入水平低,代表技術是比較差的,產業的附加價值較低。我們的技術、我們的產業是在國際之內,對於發展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跟發達國家比有一個可能性,它可以引進現有的技術和現有的產業,只要這個技術比他現有的自己在用的技術好,附加價值較高,發達國家已經用過,它們拿來就可以用,這也是技術創新,這也是產業升級。但是這樣引進的方式取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成本低多了,風險少多了。

如果發展家懂得利用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創新的拓寬優勢,那麼發展家從理論上來講,其技術創新的速度、產業升級的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風險小,那麼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更大。快多少?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各經濟體,懂得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差距取得平均每年7%或更高的,實際25年或者更長時間的發展成績。

前面提到發達國家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速度為3%,如果你能夠持續2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就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變成這13個經濟體之一,所以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速度這麼快?道理就是利用了后發優勢所給予的機會。我們知道這種后發優勢從工業革命以後,變成一個落後國家就開始存在,已經超過了200年,那麼為什麼只有改革開放以後,才從后發優勢當中取得這樣的快速發展?道理是什麼?道理很簡單,因為主動放棄了利用后發優勢。

我們知道1949年建國后,前面幾年要從戰爭的破壞當中開始恢復。從1953年開始現代化建設的時候,當時提出的目標是要10年超英、15年趕美,也就是說當時希望馬上能夠趕上發達國家。你要在收入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就要去發展與當時的發達國家一樣的先進產業。但是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產業,工廠一方面還有保護,你不能模仿,不能簡單地用。另一方面,與國防安全有相當大的關係。所以有時候你想買專利,你想付錢,也取不到技術。

那麼一些產業經常必須自己去研究和發明,這就等於你主動地放棄了作為低收入國家所擁有的后發優勢。不僅這樣,那些先進的產業資本非常密集,規模非常大,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時候,是一個貧窮落後的發展家,以農業經濟為主,資本非常短缺。因此,在那些資本很密集的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沒有這個產業,又沒有比較優勢,在一個開放的市場競爭當中,要發展這些產業沒有優先能力,要是沒有政府的保護和補貼,就活不了。

為了把這些產業建立起來,就只能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這些比較優質的產業,那時候就是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靠這種發展的方式固然讓在(上個世紀)60年代可以試原子彈,70年代衛星可以上天。但是由於市場的干預與價格的扭曲,必然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再加上其他各種扭曲,就會有租。這種狀況下,經濟發展的效益就低。一方面,放棄了后發優勢。另一方面,又浪費了資源的配置。

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才開始去發展那些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這些產業符合的發展優勢。加上搞經濟發展特區,才開始利用這些比較優勢形成競爭優勢。

隨著競爭能力的提高、資本的積累和產業的升級,就可以利用后發優勢。

所以在1978年之前,的改革開放之前,經濟發展績效差,這是一個戰略選擇的議題。當然,出現在的問題可以說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的發展家、所有的發展中經濟體都共同面對的問題,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原來的殖民地國家擺脫了殖民地統治,開始其國家的現代化。而在追求國家現代化的時候,當時的一個主導思想就是發展經濟學理論,即結果主義。按照當時的認識,要成為發達國家,收入水平就要和發達國家一樣高。那麼勞動生產力水平就要和發達國家一樣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和發達國家一樣高,你的產業水平就要和發達國家一樣高。可是發展家當時面臨的問題就是資本非常短缺,在資本密集的產業上,不具有比較優勢,所以在市場競爭當中,這些產業發展不起來。因此,就建議以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發展進口的現代製造業。它導致的結果和(上個世紀)50年代一樣,都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形成的扭曲,結果也和一樣,把先進產業建立起來了,但是績效非常差,經濟發展停滯,收入水平沒有提高,而且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時候,其他發展家也在改革開放。當時認為發展家要發展得好,就應該建立和發達國家一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

怎麼樣去發展和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取消政府的干預,讓市場發揮作用。推行的政策措施就是私有化、市場化、財政預算的平衡和自由化,認為這些改革必須同時進行。

我想它的目標非常好,但是這種方式產生的結果是怎麼樣的?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發展家平均的經濟發展的速度比(上個世紀)60、70年代低。因此,有些經濟學家就把(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轉型的這二十年稱為「迷失的20年」。因為其忽略了原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是為了保護補貼,而在那些先進的部門當中,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如果企業在開放經濟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保護補貼又被取消掉,它就會破產,就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經濟不穩定。這種情況下不可能發展經濟。

而且,有些原來的產業部門還和國防安全有關,基於國防安全的需要,也不能讓它垮台,那就只能繼續保護補貼,這就從原來明的保護補貼變成暗的保護補貼。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跟很多人爭論,先進的部門私有化以後,政府必須繼續給保護補貼,而且會比原來還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當那些先進部門是國有的時候,廠長是國家部委,會跟國家和政府要保護補貼。如果你把它私有化以後,私人老闆不會配合國家,但是會用同樣的理由跟國家要補貼。

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這只是一個理論推論。但是現在有大量的經驗實證,像俄羅斯那些大集團在私有化以後從政府拿的補貼比在私有化以前多得多。在這種狀況下,其他轉型家的經濟崩潰,效率更差,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原來要高。

為什麼能夠在面對同樣問題的時候取得穩定和快速的發展?用政府的話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原來這些大的企業如果不給保護補貼,就活不了,就用老辦法,繼續用轉型升級的保護補貼來維持經濟的穩定。同時放開對原來受到抑制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類的市場准入,允許民營、外資企業進入。當時的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也很不好,就設立了工業園,在工業園裡加工出口,把基礎設施搞好,所以效率非常高。那麼就同時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

所以面對同樣的問題,的績效比其他轉型家好,道理很簡單,就是轉型的道路不一樣。以這種方式來轉型,到底有沒有付出代價?當然,也有不少代價。這個代價最主要的是什麼?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並且腐敗的現象在全國到處蔓延。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談到對原來的那些資本密集的國有企業必須給企業的保護補貼,在1978年之前,這些大型國有企業的投資是靠財政撥款,不用付成本。從1979年開始往市場經濟轉型,怎麼樣繼續給這些大型的資本密集的國有企業以保護補貼?這就跟轉型期的金融體系有關,大型的國有企業需要廉價資金才能生存,因此就建立以四大國有銀行加股票市場的金融體系,然後這些四大國有銀行跟股票市場可以給這些資本很密集的大型企業提供資金的需求。開始的時候只有國有,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民營經濟也大起來,大到可以跟大銀行借錢上市。但是為了給大型國有企業補貼,其能夠在大銀行或者股票市場取得資金的時候,資金的價格非常低,比應有的比率低。

這樣的一個金融體系產生的問題是什麼?農戶、微型企業、小型企業、中型企業得不到金融的服務,這些企業的收入水平比擁有大企業的國有或者民營企業要窮,那麼收入分配差距就會越來越大。並且誰能取得這些金融體系的資金,誰就能得到補貼,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尋租,所以腐敗現象就是這麼來的。

在金融體系是這樣,在礦產資源也是這樣,在壟斷的電力電信和銀行金融業也是這樣,因為你要取得壟斷資金,那麼就要去賄賂,然後就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這是漸進式的轉型問題。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還是一個低收入國家,在資本密集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所以當時給保護補貼是實事求是,是一種雪中送炭,但是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很多優秀的企業其實現在已經有了比較優勢,像大型裝備等企業,如果再繼續給保護補貼,性質就變了,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從企業的角度而言當然希望繼續給保護補貼,但是造成的結果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增大,腐敗現象不斷蔓延。

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中提出的,資源的配置應該由市場決定,也就是要消除在漸進轉型當中所產生的扭曲,包括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干預來決定。在金融上,利率應該根據資金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儲蓄和貸款。

對於大型的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結構怎麼解決?今年的第五次全球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的結構改革應該去支持、發展那些能夠給農戶、微型、小型、中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地區性市場。如果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並且能夠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決現在大家所關心的收入分配的問題,避免腐敗的問題。

從這樣一個40年的轉型,到底對其他發展家有什麼借鑒意義?我想首先是一個信心,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前,也曾經長期陷在貧困當中,對來講,思路決定出路,思路對了,就很可能把整個發展的面貌改變。

其中有幾個基本的原則必須遵循。經濟發展,勞動生產水平要不斷提高,技術要創新,產業要升級。這是對的,但是你必須遵循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只有符合比較優勢,你才能形成競爭優勢。要在這個競爭的市場當中有競爭力,交易費用要比較低,交易費用就與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有關係,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的完善必須要政府積極作為。

並且一般的發展家必然有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扭曲,當然我們最終的目標都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但是在轉型的過程中,一種務實漸進的方式是值得探討的。比如說基礎設施,發展家到處是基礎設施要改,但是政府不可能一下把全國的基礎設施全都改好。

我想只要在發展的時候一步一步地發展,並且利用市場和政府的作用,那麼任何發展家應該都有可能取得幾十年的每年8%到10%的增長,擺脫貧困。

可以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絕大多數的發展家在發展上並沒有取得他們所追求的趕上發達國家的目標。而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他們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主流的理論來看是錯誤的。比如說(上個世紀)50、60、70年代,當時主流的發展經濟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以政府干預的方式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但是像日本和韓國在當時發展的卻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以出口為導向,這個戰略在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戰略。但現在他們是少數成功的經濟體。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的判斷還是政府經濟不如市場經濟,需要轉型。當時的看法是像這樣漸進的雙軌的轉型方式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現在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都是推行這種當時被認為是最糟糕的發展方式的國家,柬埔寨、越南、模里西斯都是這樣。

所以對經濟學家有什麼啟示?我們經常把目標和手段搞錯,我們當然希望幫助發展家跟上發達國家。但是,過去在理論上基本上多是以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系。

剛才鄭永年教授肯定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它與現代經濟學的主流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就是發展家應該以自己為參照系,先看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東西把事情做好,然後在市場經濟當中依靠有為政府的作用,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如果能這樣,我想任何發展家都有可能實現他們想追求的目標,取得經濟連續幾十年的8%到10%的增長,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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