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我是這樣愛上讀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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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余光中

每個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話，但是至少該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紅塵里長大，不得親近草木蟲魚，且又飽受考試的威脅，就不得縱情於雜學閑書，更不得看雲、聽雨，發一整個下午的呆。

我的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度過，正是抗戰，儘管貧於物質，卻富於自然，裕於時光，稚小的我乃得以親近山水，且涵泳的文學。所以每次憶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底，必須深固於中學時代。若是等到大學才來補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國文之類的課程不過虛設。我的幸運在於中學時代是在純樸的鄉間度過，而家庭背景和學校教育也宜於學習中文。

1940年秋天，我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成為初一的學生。那家中學在四川江北縣悅來場，靠近嘉陵江邊，因為抗戰，才從南京遷去了當時所謂的「大後方」。不能算是什麼名校，但是教學認真。

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幾年打結實的。尤其是英文老師孫良驥先生，嚴謹而又關切，對我的教益最多。當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後我是否進外文系，大有問題。

至於國文老師，則前後換了好幾位。川大畢業的陳夢家先生，兼授國文和歷史，雖然深度近視，戴著厚如醬油瓶底的眼鏡，卻非目光如豆，學問和口才都頗出眾。

另有一個國文老師，已忘其名，只記得儀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陳老師那麼不修邊幅，甚至有點邋遢。更記得他是北師大出身，師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陳先生，甚至溢於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慣稱的「老夫子」。依清制科舉，每十二年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京，也就是貢入國子監。謂之拔貢。再經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縣或教職。如此考選拔貢，每縣只取一人，真是高材生了。

戴老夫子應該就是巴縣（即江北縣）的拔貢，舊學之好可以想見。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著長衫，戴黑帽，坐著講書。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

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嘆，無論是當眾朗誦或者獨自低吟，對於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現在的學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會默讀而不會吟誦，與古典文學不免隔了一層。

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們交作文時，就試寫文言。憑我們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頗客氣，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給六十分。後來我們死了心，改寫白話，結果反而獲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外。

有一次和同班的吳顯恕讀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餘，對紛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請教戴老夫子，也帶點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題目，便把書合上，滔滔不絕，不但我們問的典故他如數家珍地詳予解答，就連沒有問的，他也一併加以講解，令我們佩服之至。

國文班上，限於課本，所讀畢竟有限，課外研修的師承則來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什麼學者，但他們出身舊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曉暢通達的。

我一進中學，他們就認為我應該讀點古文了，父親便開始教我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母親也在一旁幫腔。我不太喜歡這種文章，但感於雙親的諄諄指點，也就十分認真地學習。

接下來是讀《留侯論》，雖然也是以知性為主的議論文，卻淋漓恣肆，兼具生動而鏗鏘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動。再下來便是《春夜宴桃李園序》《弔古戰場文》《與韓荊州書》《陋室銘》等幾篇。

我領悟漸深，興趣漸濃，甚至倒過來央求他們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們不很願意，認為我應該多讀一些載道的文章，但見我頗有進步，也真有興趣，便又教了《為徐敬業討武瞾檄》《滕王閣序》《阿房宮賦》。

父母教我這些，每在講解之餘，各以自己的鄉音吟哦給我聽。父親誦的是閩南調，母親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從鄉音深處召喚著我，對我都有異常的親切。就這麼，每晚就著搖曳的桐油燈光，一遍又一遍，有時低回，有時高亢，我習誦著這些古文，忘情地讚歎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闔自如。

這樣的反覆吟詠，潛心體會，對於真正進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歷史，涵泳文化，最為深刻、委婉。日後我在詩文之中展現的古典風格，正以桐油燈下的夜讀為其源頭。為此，我永遠感激父母當日的啟發。

不過那時為我啟蒙的，還應該一提二舅父孫有孚先生。那時我們是在悅來場的鄉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里，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濤聲日夜不斷，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個山頭，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

父親經常在重慶城裡辦公，只有母親帶我住在鄉下，教授古文這件事就由二舅父來接手。他比父親要閑，舊學造詣也似較高，而且更加喜歡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傾向。

他為我講了前後《赤壁賦》和《秋聲賦》，一面捧著水煙筒，不時滋滋地抽吸，一面為我娓娓釋義，哦哦誦讀。他的鄉音同於母親，近於吳儂軟語，纖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書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圖動人的線裝《聊齋志異》。

二舅父和父親那一代，認為這種書輕佻側艷，只宜偶爾消遣，當然不會鼓勵子弟去讀。好在二舅父也不怎麼反對，課餘任我取閱，縱容我神遊於人鬼之間。

後來父親又找來《古文筆法百篇》和《幼學瓊林》《東萊博議》之類，抽教了一些。長夏的午後，吃罷綠豆湯，父親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鑒易知錄》，一面嘆息盛衰之理。

我則暢讀舊小說，尤其耽看《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甚至《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七俠五義》《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閑觀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細的，是《三國演義》，連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霧迷江賦》也讀了好幾遍。

至於《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則要到進了大學才認真閱讀。當時初看《紅樓夢》，只覺其婆婆媽媽，很不耐煩，竟半途而廢。

早在高中時代，我的英文已經頗有進境，可以自修《莎氏樂府本事》，甚至試譯拜倫《海羅德公子遊記》的片段。只怪我野心太大，頭緒太多，所以讀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認為，不讀舊小說難謂的讀書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學固然是在詩文與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舊小說與民謠、地方戲之類，卻為市井與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騷人墨客，下至走卒販夫，廣為雅俗共賞。

身為人而不識關公、包公、武松、薛仁貴、孫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說庄、騷、李、杜、韓、柳、歐、蘇是古典之葩，則西遊、水滸、三國、紅樓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圓規，缺其一腳必難成其圓。

讀的舊小說，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認識舊社會的民情風土、市井江湖，為儒道釋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註腳；另一則是在文言與白話之間搭一橋樑，俾在兩岸自由來往。

當代學者概嘆學子中文程度日低，開出來的藥方常是「多讀古書」。其實目前學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育，勉強吞咽幾丸孟子或史記，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根底太弱，虛不受補。

倒是舊小說融貫文白，不但語言生動，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辭彙豐富；用白話寫的，有口語的流暢，無西化之夾生，可謂舊社會白語文的「原湯正味」，而用文話寫的，如《三國演義》、《聊齋志異》與唐人傳奇之類，亦屬淺近文言，便於白話過渡。

加以故事引人入勝，這些小說最能使青年讀者潛化於無形，耽讀之餘，不知不覺就把中文摸熟弄通，雖不足從事甚麼聲韻訓詁，至少可以做到文從字順，達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學生，非但沒有電視，也難得看到電影，甚至廣播也不普及。聲色之娛，恐怕只有靠話劇了，所以那是話劇的黃金時代。

一位窮鄉僻壤的少年要享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讀舊小說。加以考試壓力不大，都市娛樂的誘惑不多而且太遠，而長夏午寐之餘，隆冬雪窗之內，常與諸葛亮、秦叔寶為伍，其樂何輸今日的磁碟、錄影帶、卡拉OK？而更幸運的，是在「且聽下回分解」之餘，我們那一代的小「看官」們竟把中文讀通了。

同學之間互勉的風氣也很重要。巴蜀文風頗盛，民間素來重視舊學，可謂弦歌不輟。我的四川同學家裡常見線裝藏書，有的可能還是珍本，不免拿來校中炫耀，乃得奇書共賞。

當時中學生之間，流行的課外讀物分為三類：即古典文學，尤其是舊小說；新文學，尤其是三十年代白話小說；翻譯文學，尤其是帝俄與蘇聯的小說。

三類之中，我對後面兩類並不太熱衷，一來因為我勤讀英文，進步很快，準備日後直接欣賞原文，至少可讀英譯本，二來我對當時西化而生硬的新文學文體，多無好感，對一般新詩，尤其是普羅八股，實在看不上眼。

同班的吳顯恕是蜀人，家多古典藏書，常攜來與我共賞，每遇奇文妙句，輒同聲嘖嘖。

有一次我們迷上了《西廂記》，愛不釋手，甚至會趁下課的十分鐘展卷共讀，碰上空堂，更並坐在校園的石階上、膝頭攤開張生的苦戀，你一節，我一段，吟詠什麼「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後來發現了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也激賞了一陣，並傳觀彼此抄下的佳句。

至於詩詞，則除了課本里的少量作品以外，老師和長輩並未著意為我啟蒙，倒是性之相近，習以為常，可謂無師自通。當然起初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覺得美，覺得親切而已。

遇到典故多而背景曲折的作品，就感到隔了一層，紛繁的附註也不暇細讀。不過熱愛卻是真的，從國中起就喜歡唐詩，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與宋之詞，歷大學時代而不衰。

最奇怪的，是我吟詠古詩的方式，雖得閩腔吳調的口授啟蒙，兼采二舅父哦嘆之音，日後竟然發展成唯我獨有的曼吟回唱，一波三折，餘韻不絕，跟長輩比較單調的誦法全然相異。

五十年來，每逢獨處寂寞，例如異國的風朝雪夜，或是高速長途獨自駕車，便縱情朗吟「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或是「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 頓覺太白、東坡就在肘邊，一股豪氣上通唐宋。

若是葉起更高古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意興就更加蒼涼了。

《晉書》王敦傳說王敦酒後，輒詠曹操這四句古詩，一邊用玉如意敲打唾壺作節拍，壺邊盡缺。清朝的名詩人龔自珍有這麼一首七絕：「迴腸盪氣感精靈，座客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減，珊瑚擊碎有誰聽？」說的正是這種酒酣耳熱，縱情朗吟，而四座共鳴的豪興。

這也正是古典詩感性的生命所在。只用今日的國語來讀古詩或者默念，只恐永遠難以和李杜呼吸相通，太可惜了。

前年十月，我在英國六個城市巡迴誦詩。每次在朗誦自己作品六七首的英譯之後，我一定選一兩首古詩，先讀其英譯，然後朗吟原文。吟聲一斷，掌聲立起，反應之熱烈，從無例外。足見詩之朗誦具有超乎意義的感染性，不幸這種感性教育今已蕩然無存，與書法同一式微。

去年十二月，我在「第二屆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對各國的漢學家報告我中譯王爾德喜劇《溫夫人的扇子》的經驗，說王爾德的文字好炫才氣，每今譯者「望洋興嘆」而難以下筆，但是有些地方碰巧，我的譯文也會勝過他的原文。

眾多學者吃了一驚，一起抬頭等待下文。我說：「有些地方，例如對仗，英文根本比不上中文。在這種地方，原文不如譯文，不是王爾德不如我，而是他撈過了界，竟以英文的弱點來碰中文的強勢。」

我以身為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為幸。

余光中，1928年生，台灣中山大學教授及講座教授。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涉獵廣泛。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記憶像鐵軌一樣長》和《分水嶺上：余光中評論文集》等。本文原標題《自豪與自幸——我的國文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