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中國新詩百年，跟隨它一起回到時光深處......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6號發表了胡適創作的白話詩《朋友》，與該刊2卷5號刊發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相呼應，拉開了文學界新詩革命的序幕。時至今日，這場寄寓新青年同仁『以文學革命促思想革命』理想的運動已過去百年。百年間，白話新詩這種在當時看來既不合格律也無甚詩性的文學體裁，已成長為文學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巨大的修辭張力，描摹、歌頌、塑造著我們今天的世界。」

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詩歌研究院院長謝冕回溯道。

為紀念新詩誕生百年，由作協委託詩刊社編纂的《新詩百年志》日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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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入志書的，都是當時人類情感的真實反映」

四卷本《新詩百年志》，分詩歌卷上、下兩冊，理論卷上、下兩冊，收錄338位詩人詩作460篇，學者文章88篇，共計62.5萬字。

既為「志」，就必須體現詩歌史的特徵，如實記錄白話新詩的發生與發展。詩歌卷收錄了胡適、沈尹默等早期白話詩派詩人的詩作，以冰心、宗白華為代表的小詩運動詩作，以寫愛情著稱的馮至和湖畔詩派詩作，以徐志摩、聞一多為核心的新月詩派詩作，以李金髮為代表的早期象徵詩派詩作，以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詩派詩作，在抗戰前後起過重大影響的艾青、臧克家、田間等人的現實主義詩歌詩作，以辛笛、穆旦為代表的「九葉派」詩人詩作，以綠原、魯藜為代表的「七月詩派」詩作，以李季、張志民為代表的解放區民歌體長篇敘事詩詩作，以郭小川、賀敬之為代表詩人的政治抒情詩，以余光中為代表詩人的台灣新詩，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朦朧詩派」詩作，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個人化寫作詩歌。

李季著《王貴與李香香》，冀魯豫書店1946年12月發行 圖片由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福春提供

「正如不能以唐詩較量漢賦、以宋詞高下唐詩，我們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衡量新詩開拓者的藝術成就。早期白話詩人的詩歌，儘管不是很成熟，但我們也收錄進來。此外，志書需做到海納百川。海外新詩如台灣新詩，與內地同宗同源，我們也需要做到掌握其發展脈絡與最新情況，將優秀詩歌選錄進來。」《新詩百年志》編委會副主任、《詩刊》常務副主編商震這樣闡釋志書的采編原則。

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福春曾做過一個統計：

從1920年第一部個人新詩集《嘗試集》出版至1949年新成立，30年間共出版新詩集1500~2000冊；

20世紀50年代產生了至少1000萬首以上的民歌，新詩集難以計數；

20世紀80年代后，新詩寫作和詩集出版均呈井噴狀態；

當前一年來詩歌寫作量即相當於200年間唐朝詩人創作的全唐詩的總量。

《新詩集》，新詩社出版部1920年1月出版 圖片由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福春提供

要從如此浩瀚的詩歌「大海」中選出百年間具有代表性的新詩，僅遵循史學原則明顯不夠，還需遵循美學原則。

「為編輯這套志書，詩刊社組織了一個由17人組成的編委會，其中既包括林莽、西川、吉狄馬加等當代詩人，也包括謝冕、吳思敬、霍俊明這樣的詩歌批評家，以及編輯《詩刊》多年的老編輯。我們堅持，選入志書的，都是當時人類情感的真實反映，需具有真、善、美的基本原則。」商震介紹。

劉福春回憶，編委會對當代作品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作品討論得最為激烈，「我們希望選入的是已被經典化的作品，有些當代作品還沒有經過時間的淘洗，還不能說是經典作品。對這部分詩歌的選擇，我們很慎重，僅僅選擇了那些希望以後能成為經典的作品」。

「我們並沒有從詩人的詩集中選詩，而是回到歷史的現場，從報紙雜誌上尋找詩歌最早的出處，一一核對詩歌行文，力求展示詩歌最初發表時的原貌。」劉福春解析這套志書最為用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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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就是新詩曲折向前發展的思路」

朱光潛在《詩論》抗戰版序言中指出：「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詩學的忽略總是一種不幸」，而「從史實看，藝術創造與理論常互為因果」。

《新詩百年志》中有兩卷是關於新詩的理論文章。所選既包含為白話新詩正名的「檄文」，也含新詩初創期對新詩形、質、音、韻進行探索與確立的文章，既含沈從文、朱自清、臧克家等名家對新詩發展階段性特徵的梳理總結，也含《重建現代解詩學》《當代詩的當代性省思》《21世紀詩歌：「及物」路上的行進與搖擺》等對新詩本身和解詩理論進行深度批評的文章，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新詩百年篳路藍縷的發展歷程。

新詩首先要解決的，是與傳統詩歌的關係以及自身「合法性」的問題。「這個問題，既出現在新詩草創之初，也一直延續到新詩百年之久。」謝冕不無感嘆。

對此，志書收錄的文章作了回應。如《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指出，有了「詩體的解放」，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才能跑到詩里去；《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指出，「古詩大都是純藝術品，新詩的大革命，就在含有濃厚的人生的色彩上面」。

《新詩與傳統》指出，「新詩是反傳統的，但不準備，而事實上也未與傳統脫節；新詩應該大量吸收西洋的影響，但其結果仍是人寫的新詩」。

新詩其次要解決的，是自身美學標準確立的問題。志書收錄的宗白華《新詩略談》指出，新詩在形式上要具有「音樂的作用」和「繪畫的作用」；郭沫若《論節奏》對新詩最受質疑的「韻」作了解析，認為新詩節奏在於處理好「時間」與「力」的關係；戴望舒《望舒詩論》指出，詩情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而在情緒的抑揚頓挫；艾青《詩的散文美》指出，能否被稱為「詩」的文學樣式，最主要的是在它是否有豐富的形象。除辯護之聲外，志書收錄的文章也有對新詩的自省。

如蕭三《談談新詩》指出，所謂「自由詩」如果太自由，就完全不像詩了；田間《寫給自己和戰友》指出，寫新詩也要注意格律，要創造新的格律；鄒荻帆《關於歌頌》指出，一些頌體詩感情浮誇，沉醉於個人的「熱情主義」，敘事詩則如照相式的陳述，沒有「實的生活」，只剩「空虛的咆哮」。「細讀這些文章，它們就是新詩曲折向前發展的思路。」劉福春說。

新詩發展至百年，已有不少關於創作宗旨的討論。志書理論卷最後一篇文章《為沒有「共識」的新詩一辯》辨析，如果指出詩歌是純粹的修辭練習，那麼米沃什卻認為詩歌必須是「時代的見證」；當艾略特強調詩歌永遠不對社會負責時不僅遭到麥克利許等詩人的嚴厲批評，而且的「詩言志」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在新詩百年到來的時候，儘力編纂一部新詩百年志，呈現一百年來新詩創作的經驗，梳理它們對文學、美學、修辭學的貢獻，找出不足之處與前進的方向，無論對加強民族優秀文化的積累，還是進一步繁榮詩歌創作，都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們的志書，能為當前百萬詩歌寫作者提供一些參考、產生一點啟示，那麼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商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