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吳曦雲會長揭秘湘西苗族自治區如何變成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花甲憶建州

作者：吳曦雲

湖南省鳳凰縣苗學會會長

老到可以作歷史見證人者，必然記得1978年為改革開放作思想鋪墊時，開始了一場舉國皆知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時成了國人認知的真理。直到有人要用它去衡量我們的理論基礎時，操盤者才讓它悄然淡出。這場大討論似乎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因為我們推出了經濟體制改革方案，使經濟持續發展。東方的經濟奇觀讓西洋人刮目相看，而今似乎又爆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說，無論虛實喜悅，總之的經濟因改革而大上台階了。

物質領域的日新月異變化，反襯出精神領域改革開放的明顯滯后。「嘴上吃肉，心裡罵娘」現象哪怕只屬一個指頭的事，也說明人們一邊享受著改革的成果，一邊又有了不少困惑，憑添了几絲糾結。信息化的21世紀，讓人們有了按多元思維定式作反思的衝動。這反思的衝動又讓我們想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然，並非每個人都崇信這句話。毛澤東有句話講得好：「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這句至理名言的內核是利益決定論。對於利益決定論，魯迅先生有個形象的詮釋，即「曾經闊氣的想復古，正在闊氣的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改革」。

實際上，要真正統一世人的思想認識很難，我們能做到的只不過是統一人們的行動而已。對於同一事物，緣於各人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審視角度有異，自然會有人說好，有人道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六十年了，整整一個花甲。檯面上，我們看到的儘是鮮花，聽到的全是頌歌，似乎這是一路陽光的最佳選擇。其實，內中尚有值得反思斟酌之處。如何客觀地認知此事呢？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那段被人淡忘，或為人不知的過程吧。

自治區主要負責人， 陳庭茂 攝

（從左至右：楊明顯、張宏光、朱干、程煥星、石邦智、趙德新、陳郁發）

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代表們在認真填寫選票，陳庭茂 攝

一

苗族自治區成立

民國時期有漢、滿、蒙、回、藏、苗的說法，在各民族中苗族排位第六。

因孫中山提出五族共和，民國打出五色旗，至使苗族沒了席位。對此，當時在貴州苗族地區傳教的英國傳教士伯格里，向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廷芳提出質疑，洋教士問：「西南各族同居中華領土之上，亦應有一色列為國旗之上，今僅五色代表五族，而苗、彝反非國民乎？」國父孫中山一言九鼎，於是後來苗族在官方文件里成了漢族集團中的特種部族。

歷史範疇中的東西是難以改變的，在實際生活中，苗族還是苗族。1922年夏初，時任非常大總統的孫中山，在廣州與共產國際代表達林會談時曾說過：「我給你一個山區，一個最荒涼的沒有被現代文明所教化的縣，那兒住著苗族人，他們比我們城裡人更能接受共產主義。因為，在城裡，現代文明使城裡人成為共產主義的反對者。你們在這個縣組織蘇維埃政權吧，如果你們的經驗是成功的，那麼我一定在全國實行這個制度。」孫中山知道苗族尚且保留有原始的共產主義因素。

在紅軍鬧革命時期，共產黨十分注重要做好苗族的工作。1926年12月29日，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領導的湖南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湖南苗族決議案》，該議案共七條，主張民族平等，強調了苗瑤的利益。

1934年3月21日至22日，黔東特區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苗族的決議。該決議共八款政治綱領。其二為「幫助苗族建立蘇維埃制度的自治區域。」其三為「幫助苗族建立苗族工農紅軍。」其五為「用苗族自己的語言文字，發展苗族的文化。」

基於這樣的過程與認識，共產黨執政后，即於1952年8月1日成立了湘西苗族自治區。自治區轄鳳凰、乾城（今吉首市）、永綏（今花垣縣）、瀘溪、保靖、古丈6縣，代管永順、龍山、桑植、大庸（今張家界市）4縣。年底代管縣改為直轄。1955年4月28日，因新頒布的憲法規定區為省級自治單位，湘西苗族自治區更名為湘西苗族自治州。

1953年，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不久，主席石邦智（中）、和副主席陳煥星（左）、龍再宇（右）一起研究工作，陳庭茂 攝

大概是時過境遷吧，人們似乎願意淡忘湘西苗族自治區（州）存在過的事實。1993年出版的《花垣縣誌》，其概述寫過「1949年永綏解放，屬沅陵專區。」接著寫「1953年改花垣縣。現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轄。」把它曾屬苗族自治區的歷史概略掉了。好在它的大事紀在1952年8月25日的記述后，有這麼一句：「是月，縣城集會，慶祝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

《團結報》2016年4月10日晚報版刊出一篇文章，標題是《清明憶將軍》，在述及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時，該文寫道：「1952年湘西自治州成立」。因對其他事情的敘述非常清楚，我們很難認定這種糊塗的記述是出於疏忽，大可猜測為技術處理。理由是，若寫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必定還得交代一下它的演變，頗費文字；尤其是本為老大的苗族在嬗變過程中為何又成了老二？這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於是便模稜兩可地寫成「1952年湘西自治州成立」，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這種敘述會給人誤導，好在2017年6月8日的《團結報》刊出一版關於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的照片，以矯正視聽。

一本著者為州級領導，名為《品牌的力量》的論文集，其綱領性文字「前言」里，有這麼一段話：「1952年，新之初，萬象更新，吉首縣設立；1957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吉首成為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這段話兩個不妥，一是失考，二是空缺。吉首縣的前身是乾城縣，它的人民政府是1949年11月16日成立的，而它經政務院批准改名為吉首縣是1953年4月1日的事，所以「1952年吉首縣設立」說不通。吉首歷來就是以苗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縣，新縣名「吉首」用的便是苗語諧音，1952年苗族自治區成立，它就是自治區政府的所在地。這些事實對於吉首的沿革來講不算小事，可人們總會疏忽它。

自1957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苗族排名於後之後，無論代表名額、幹部配備，它都會次於土家族；就連宣傳報道方面，人們也會考慮到它的位置，所以不少場合不提苗族自治區（州）是情理之中的事。

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之後，苗族幹部成了香餑餑。老紅軍石邦智1950年回湘西時是營長，1952年當選苗族自治區主席，成立了正師（廳）級幹部。鳳凰縣苗族大學生吳煥彧，1950年參加工作，1952年任鳳凰縣縣長，可謂平步青雲。在苗族幹部被大膽使用，迅速提拔的時候，識別苗族卻錯誤地堅持語言標準，把一些與苗族既有血緣、地緣關係，也有民族意識，僅是喪失語言的人排斥在圈外。這種不當除了對民族概念認識不清外，還緣於保護自身利益的潛意識。將世俗標準當作法理標準來確定民族成份的失誤，除了當時就引發一些不和諧因素，也留下了隱患。

吉首鎮舉行盛大集會，苗漢人民舞龍燈慶賀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陳庭茂 攝

1952年8月6日,湘西苗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在乾城縣人民樂園舉行就職典禮暨慶祝湘西苗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大會

二

土家族被確認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只有54個民族，天安門廣場只擺了54門禮炮，鳴炮時只代表54個民族放了54炮。

1950年9月25日在甘肅省成立了東鄉族自治縣，「東鄉回」、「蒙古回回」被確認為單一民族，便有了55個民族。東鄉族來源於蒙古族，信奉伊斯蘭教，但他們與蒙古族和其他穆斯林又有差異，於是被單獨確認。因為它被確認前就是少數民族，所以確認工作很順利，也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

土家族在被確認以前，其成員的民族成份是漢族。無論對這個人群的歷史可作何種詮釋，可當時他們的漢族身份卻是不爭的事實。用他們自己的話講，他們的少數民族身份被湮滅了。再者，土家族是個複合型民族，從源頭上看，它有來自江西的漢人；由演進過程考察，亦有被封建王朝馴服的熟苗。這種客觀的說法過去會被扣上「否定土家族存在」的帽子，接踵而至的呵斥是「幾百萬土家族人民絕不答應。」在提倡多元化思考的21世紀，我們還是平心靜氣地來說一下這件不可迴避的尷尬事吧。有確認權者才有否定權，所以「否定」的帽子扣到普通人頭上是文不對題；事實上無論別人說甚麼，都不會影響土家族的存在。再者，代言人必須經過授權或公投才能產生，自詡的代言者所說僅能代表他自己，供參考可以，當真則不必。有理行天下，實事求是地討論問題就不怕橫加指責。

原國家民委副主任，民族識別專家黃光學先生，在那篇帶總結性的文章《的民族識別》里，有一段發人深省的告誡，他說：「現在有些地區的一些人們共同體固有的民族特徵大部分已經消失，而與某一些民族共性較多，在處理這類人的問題上尤應慎重。」民族問題、民族矛盾，是伴隨著民族的存在而存在的；我們的任務是緩和民族矛盾，力求民族團結。要達到和諧的目的，就必須尊重事實，以平等的原則處理問題，絕不可掩蓋矛盾，損傷某一方面的民族感情。

向高層領導提出土家族確認問題的是永順人田心桃（女），她於1950年9月曾以苗族身份列席中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並以苗族身份赴京參加國慶觀禮。據田心桃的遠房親戚說，田後來改報了土家族，可她的外婆卻一直是苗族身份。

土家族的確認問題被中央認可后，國家民委於1955年委派潘光旦、王靜如二教授赴湘西作調研。潘光旦事後寫了《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王靜如寫了《土家族語言的初步意見》。1956年3月，潘光旦再到湘西調查，堅持土家可確認為單一民族的觀點。當時人們並未把這個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僅將其作為學術問題看待，自然有人對潘的論斷持否定意見。湖南省政府參事室參事向乃祺（永順縣人），就寫了篇《湘西「土族」考》。這位解放前的國大代表、監察院監察委員，因不知深淺而秉筆直書道：「湖南省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南軍政委員會正確領導下執行《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建立苗族自治區，使湘西少數民族更加團結，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必不忍獨令土著民族數典忘祖，向隅興嘆，斗膽提供管見，作為政府參考。」

存在不同意見是必然的，緊跟中央戰略部署是必須的。1956年11月29日，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作出《關於請示批准土家族為一個民族的報告》。12月8日，省委電報批准了州委的請示，並轉呈中央。1957年1月3日，中央統戰部發出第570號加急電報，作為正式確認土家為單一少數民族的批複。土家族被確認后，當時湘西苗族自治州的10個縣只有19.43萬人填報土家族。由呈報和批複程序不難看出，土家族是在密鑼緊鼓的狀況下被確認的，確認的關鍵在於中央的決定，並且那時毛澤東已著手反對地方民族主義。

土家族被確認后，湘西的民族關係開始了新的篇章，一些歷史事件又將作新的詮釋。

1952年，吉首鎮舉行盛大集會，苗漢人民舞龍燈慶賀湘西苗族自治區成立

經各族人民選舉出的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石邦智同志，陳庭茂 攝

三

醞釀過程藏玄機

土家族被確認后，在湘西就開始了如何自治的討論。由於言者的族屬、地位、視角各異，於是產生三類不同意見。來自苗族方面的意見是，自治州由1952年苗族自治區成立已歷時5年，如果與土家族聯合自治的話，那麼苗族自治州就將消失，群眾必有疑慮。另一方面土家族漢化程度高於苗族，若聯合自治處於弱勢的苗族會吃虧。土家族方面也不願意聯合自治，他們認為現在我們既然被確認成少數民族，就應該擁有自治的權力，他們估計聯合自治會讓他們位於苗族之後，不便於爭取民族照顧。他們希望單獨成立土家族自治州，既避免撤銷苗族自治州，挫傷民族感情，又便於作人事安排與爭取到民族照顧的實惠。漢族人士同樣不主張聯合自治。理由是苗族自治州只要照苗族一家，聯合自治則多了個照顧對象，那麼漢族幹部的任職提拔及其他實惠將會相應減少。大家都希望多一個自治單位，讓各方面多得一點照顧。

若是遵循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宗旨，尊重基層的意見，考慮到照顧群眾利益，那時劃出原由苗族自治區代管的4縣，以它為基礎，在清代為府、民國是專區的永順成立一個湘西土家族自治州，那或許是個皆大歡喜的事。事情看起來本是順理成章的，所以土家族人士已作這方面考慮，連人事班底已有籌劃。又誰知，中央決定苗族、土家族聯合自治，那些討論摸底全成了走過場。

傳達了兩族聯合自治的決定后，上頭又布置了關於排座次的討論。經過第二輪討論，1957年3月1日，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向省委上報《關於籌備成立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初步方案》。該方案經省委核准后，7月17日，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又向省委上報了《關於建立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初步方案》。由這兩個方案可知，原先擬定的聯合自治州是苗族位於土家族之前的。這個根據現有自治基礎與歷史因素擬定的方案，並不符合中央的意圖。7月19日，中央統戰部在長沙召開了專題討論會。闡明了中央關於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最高指示。8月5日，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即省政府）向國務院呈報了要求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請示。8月6日，省府召開第21次委員（擴大）會議，通過了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決議，決定設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撤銷湘西苗族自治州。

8月21日，選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屆人民代表451人，其中土家族142人，佔總數的31.5%，苗族127人，佔28.1%，漢族180人，佔40%。

1957年9月15日至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吉首隆重召開

回頭一看，這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醞釀過程明顯有貓膩，既然一切上頭都決定好了，為何又要下面多次討論呢？要知道那是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他先要人們大鳴大放，然後再戴帽子、打棍子。對此，他在政治局開會時說是「搞陽謀」，要「引蛇出洞」。在反右運動中，湘西州共划右派分子1183人，其中219人系苗族、土家族幹部。除了這219人，還有不少內定的中右分子、宗派主義者與民族分裂主義者，凡是對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發表過意見的人，都被在檔案里記下一筆黑賬。

1981年6月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是如此界定的：「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後果。」這個決議還說，由於毛澤東個人崇拜與專斷的錯誤沒有被遏制，以至他後來又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關於「文革」，《決議》是這樣論斷的：「歷史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基於中央的結論，人們把「文革」稱作「十年浩劫」。但是，少數既得利益者，時至今日仍然以肯定的態度懷念文化大革命，看來左右人們思想的似乎只有利益了。

儘管反右運動造成不幸後果，但從最高領導人的治國藝術看，毛澤東是成功者。這位熟讀古書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巨人，運用摻砂子、挖牆腳、過河撤橋類的韜略，讓眾人懾服，天下太平。民國學者佘貽澤在《清代的苗民問題》開篇言道：「苗民成為內政上一大難題，不自清代始，遠溯周宣王時，即有荊蠻之叛。當時之荊蠻，與今日之苗為同一民族。」解放后開始了新紀元，苗族問題已不再是甚麼內政難題。

1957年9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近萬人在吉首廣場召開大會，宣告自治州成立。 唐克立 攝

1977年9月20日，湘西州各族群眾在吉首廣場（現吉首商業城）慶祝建州20周年。 唐克立 攝

四

實踐凸顯何種啟示

土家族的確認發端於湘西苗族自治州，其確認過程以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的所有請示報告與其他程序，都是由湘西苗族自治州黨委政府完成的。後來，又相繼出現了幾個以土家族為主體的自治單位。由於運作得當，後起之秀的發展遠比湘西好。緣於土家族品牌能帶來實惠，湖北長陽亮出「土家族之源」的招貼。幾十年過去了，湘西，這塊含金量最高的少數民族熱土，依舊處於相對落後狀態。

湘西發展滯后也有其自身的原因。1952年當選苗族自治區主席，又在湘西苗族自治州州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長位置上一共幹了25年的石邦智同志，當政時立下一條規矩，那就是：「誰向上級伸手，我就砍誰的手。」直到1977年他到省直機關任職后，才省悟到這出於忠誠淳樸的規矩不利於地方經濟的發展。

由於歷史造成的民族差異，一些少數民族處於相對落後狀況，不能與先進民族同等享受憲法規定的平等、自由、發展的權力，這就是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譬如，按理講聯考時照分數錄取是平等的，可這樣做不利於少數民族的發展提速，於是便有了加分照顧政策。遠在清嘉慶年間，朝廷就核准湖南另編邊字型大小與田字型大小設立照顧名額，讓苗疆考生和苗族考生有中舉的機會。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看起來是政治問題，實質是經濟和文化問題，所以民族工作的著眼點在於迅速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實踐證明，少數民族地區不向上伸手求得資助，又怎能迅速發展？

要發展，先發聲，這是發展快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驗。發聲的癥結在於歷史教訓讓少數民族幹部謹小慎為，不敢大膽反映訴求，生怕被扣上狹隘民族主義或地方民族主義的帽子。這顧慮在於缺乏改革開放意識，在新的世紀里，我們高呼著「共產黨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口號，還怕為少數民族群眾的利益呼籲嗎？過於明哲保身，難免會滑入華麗利己主義者的範疇。

民族工作的宗旨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換一種說法便是民族工作的原則是朝弱勢群體頃斜，而不是均分民族照顧的實惠。這就要求我們對各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地區作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確保扶貧扶到點子上。

在民族領域裡尚有不少不盡人意的地方，追根溯源，那是尊王攘夷意識的殘餘影響在作祟。這並不奇怪，因為人們的思想認識不可能與社會制度的變革齊步走。回顧歷史，找准弊端，更新觀念，方能迎頭趕上。

1987年9月20日，湘西州建州30周年慶祝活動在吉首舉行。 唐克立 攝

1997年9月20日，在剛建成不久的州民族體育中心，各族群眾同慶湘西州40華誕。 陳庭茂 攝

2007年9月20日，在新改造的州民族體育中心，萬名群眾載歌載舞同慶湘西州建州50周年。 孔黎明 攝

文章不代表三苗網的觀點和立場

本文致謝：歐加雲

圖片來源：湘西網、湘西頭條、你好大湘西等，大部分圖片攝影者為陳庭茂、唐克立

本期編輯：九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