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的上映奇迹

在1932 年到1945 年間，在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女性，人數至少20 萬。

到了2012年，公開資料顯示，倖存的「慰安婦」只剩32人。

2014年一部叫《二十二》的紀錄片開拍，僅存22位倖存者，這部影片聚焦「慰安婦」人群如何度過餘生。

距離影片公映只有兩天，海南最後1位訴訟日本政府的受害者黃有良老人去世。

8月14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在今天，這部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紀錄片」得以正式全國上映，而倖存「慰安婦」人數，僅8人。

我們對「慰安婦」這個群體關注太少，作為一部題材特殊、與主流商業製作無緣的紀錄電影，《二十二》從前期籌備、製作到後期上映，歷經了坎坷。

新京報專訪該片導演郭柯及片方宣發團隊細數拍攝幕後、宣發的點滴，這位「重感情」的導演及團隊主創們表示「只要求得『1%』的排片，約600萬票房，這意味著有20萬人進影院，這樣就夠了。並且影片盈餘會全數捐給『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用於對『慰安婦』歷史研究及倖存者的資助」，他們說只想讓大家能看到，「我們做了一件對的事。」

有觀眾說，「《二十二》很難得沒有用刻意煽情的視角，它真實還原了這22位普通老人的生活，眼眶會一直濕潤，但最後飆淚是在當片子放完，開始放長達五分鐘超7000人的感謝名單，沒有一個人離開。」

這超7000人名單背後，是《二十二》從籌備到拍攝、到上映，歷經坎坷時與主創們攜手同行的人們，他們是大家熟知的明星、以及數量龐大的普通人，他們本不相識，因為《二十二》，共同完成了一件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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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十二》到《二十二》

遇撤資、欲賣房、張歆藝解囊

2012年，1980年出生的青年導演郭柯，拍攝了同樣是「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短片《三十二》。因為那個時候公開資料顯示，全國還有32名倖存的「慰安婦」。

拍攝《三十二》時

影片講述的是生活在廣西桂林的97歲老人韋紹蘭，她是眾多「慰安婦」之一，也是極少數的倖存者之一，她代表著千千萬萬再也無法「說話」的受害者，告知公眾那時日軍做的難以想象的暴行，「那時候被關在房子里，那鬼子進去呀，就被他強暴，後來去那邊多了，眼淚都不敢流，也不敢抬起頭來看。」

後來，她借洗衣服的理由逃了出來。日軍投降之際，韋紹蘭卻懷上了日本人的孩子，本想一走了之逃避現實，但最終還是生下了這個中日混血的兒子，含辛茹苦將他撫養長大。

《三十二》

郭柯第一次去看望韋紹蘭的時候，她的住所家徒四壁，他給了她500元零用錢，第二天告別的時候，韋紹蘭從衣服里掏出四個紅包，說你們四個一起來的，拿著回家買點東西吃。每個紅包里都有100塊錢，當時郭柯就控制不住情緒了。老人雖然生活條件很艱苦，但依然這麼善良，有如此深的感情，「我覺得，她太值得記錄了。」

2013年底，《三十二》陸續在國內外電影節中展映，獲得了不少好評，韋紹蘭的故事在《三十二》里告一段落了，那麼剩下的人呢？

那時候，郭柯開始萌生拍紀錄長片《二十二》的念頭，取名為《二十二》，是因為他發現，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曾經倖存的32位老人，已經有10人相繼離世。

決定拍《二十二》，郭柯進行大量走訪

決定記錄她們開始，郭柯自然也遇上了種種問題，前期走訪很多採訪對象，已經花去了不少積蓄。

當時《三十二》的一位海外製片人對項目有興趣，決定投資50萬美金，但2014年4月，出資人認為和郭柯的理念不合，決定撤資。

「那位製片人覺得應以電影為主，著重去講一個生動的故事，得弄得打動人一點，同時也要節約成本、不用跑那麼多的地方。我當時就告訴他，『不要和我談電影，在我的心目中這是需要真實記錄的一個群體，你無疑就是一個有錢人，沒有什麼情感，也不懂我們的感情。」

但這些碰壁並沒有讓郭柯心灰意冷，他開始繼續找資金，他曾計劃把成都那套地段比較好的房子掛出去售賣，但因為買家都得分期付款，時間也等不及。

萬般無奈下他找到了並不那麼熟絡的張歆藝，給她發了個簡訊，編了又刪刪了又編，不到一分鐘就收到了張歆藝的回復「沒問題」。

張歆藝在《二十二》籌拍最關鍵的時刻拉了郭柯一把，而在此後也在影片的宣發上諸事親力親為

整個過程中，郭柯最感動的是張歆藝對他的信任，「畢竟是一筆數目不小的資金，她沒有要求過多參與、也不會幹涉，只是我去每個地方都會拍照片給她看，告訴她電影的進度。這種影片推遲和報廢很正常，我就是很不想這樣，好在，有人幫我。」

拍攝完才開始「黑色時間」

網友的眾籌助力影片宣發

《二十二》拍攝時

2014年，《二十二》完成拍攝了，加上演員張歆藝資助的100萬，電影拍攝成本共300萬，後期製作花了1年時間。那接下來該做些什麼呢？

郭柯說「2014年完成拍攝以後，那段時間對我來說是黑色的，我人脈不廣、很多發行公司也不看好這個題材。找不到投資就沒法上院線，我也想更多的人能關注這個群體，總該為她們做些什麼。」

2015年郭柯開始申報參加各種電影節。從這個小眾題材和這些老人的生存狀態上來看，上映后零星排片、獲得炮灰般票房也是意料之中，但郭柯依舊不想就此放棄。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了公映許可證，郭柯透露整個審查的過程可謂是出乎意料的順利。「只剪掉了一個土葬的鏡頭，但還是留下了那部分『一鏟子土』沒刪。」

《二十二》劇照，這樣的笑容是導演想說的「她們有著寬廣的胸懷」

能公映了，卻仍然缺發行資金。郭柯坦言自己不認識太多的發行公司，零星幾家都是靠朋友介紹。「現實是，沒有太多人看好這個題材電影前景，只能在部分院線點映。」

後來郭柯發現，去年由7.5萬人眾籌拍攝完成的韓國電影《鬼鄉》上映，在韓國蟬聯了半個多月的票房冠軍，「朋友建議我借鑒《鬼鄉》的做法，進行眾籌，有了這個以後上映才簡單了」。

2016年底，影片開始在騰訊公益平台上眾籌宣發費用，目標籌款100萬元，募集時間56天。最終，參加眾籌的人數是32099人，籌款100多萬元，解決了劇組燃眉之急。影片片尾大部分感謝的也是這一群人，只是參加眾籌的人很多不願留名，因此片尾字幕並未全部收錄進去。

最後統計，參加眾籌的人數是32099人

回想起這段過程，《二十二》宣傳方朔果蓮蓮創始人蘇北淇向新京報記者表示，他們對這個項目非常關注，看到眾籌活動後主動聯繫了郭柯：

「剛接觸影片的時候是去年的10月，50多天只有40多萬，這部分資金很難再往上走。要湊齊這100萬必須要更多的群體來做。幸運的是，去年底央視做了一個關於『慰安婦』的專題，第二天款項籌齊了。」

蘇北淇說「大多數幫這個項目的人，都真正關注這個題材。例如，首映時來到現場的一位網友，他捐了1000元，已經很不容易了，還有些募捐者留下的名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很感動。」

央視製作的「慰安婦」專題

錢有了，但蘇北淇的壓力並未減少，「100萬里，除去導演用於後期的20萬費用。宣發手上只有80萬。」以她經手電筒影宣發的經驗來看，再小的影片宣傳和發行都需要250萬的宣發費用，「在我們眼裡很多事的花費都變成了『巨款』，首映式的8萬，包括往電影院放映的硬碟就得40多萬，還有不少其他宣發成本，預算有限，我們都是省了再省。」

而在發行上，最大的難點在於點映，負責《二十二》發行的潤智影業總經理劉倩羽表示，「要讓影片在上映首日的排片有1%，那必須得率先開點映，但點映的數量也不敢過多。後來好在一是因為在不同地區影院都有很多地推（發行的駐地人員和很多眾籌的志願者）來幫我們做點映，區域性的工作都有人去推廣和宣傳，比如號召朋友、現場推廣、在社交媒體各平台宣傳，當達到了觀影需求影院就會就開一場。只不過因為經費不夠，大多數幫忙的人都是志願者。後來開始點映后，也有影院主動要求主動點映，才讓影片看到了上映後會有的生存空間。」

蘇北淇說，上映后也有難度，要想人看得多一點，排片才能持續。

好在上映前後，有不少明星都自發開始「安利」這部影片。

「很多明星自發錄製宣傳視頻，聲援的內容都由他們來決定。錄完了他們還幫我們找周圍的同行來錄，例如管虎，他非常了解這段歷史，也談了很多。後來張歆藝的號召，也引來了不少關注。」

馮小剛這條自發推薦的微博，已轉發近8萬，郭柯表示「簡直沒有想到，也沒有想到馮小剛和這麼多明星會站出來支持電影。」

至8月14日21：00，影片的排片率從1%上升到1.5%，票房近400萬，蘇北淇用了逆襲兩個字，她說一切發生的事情彷彿是個奇迹。

《二十二》主創們紛紛表示，「影片會在收回成本后將盈餘捐贈。我絕不可能拿這個項目來掙錢。如果票房一般是市場正常反應，如果超出了預期，說明市場有一些反響、大家在關注這個題材、關注老人，這不是因為我拍的多好，只是做了一件對的事。」

而對於票房預期，導演郭柯直言「作為暑期檔最微小的電影，只想有約600萬票房，因為這個意味著有20萬人進入電影院觀看，而20萬這個數字，剛好是在1932 年到1945 年間，在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女性，人數至少20 萬。」

回應質疑

「不存在二次傷害」

唯一的遺憾是「她們中有人離去」

影片中的何玉珍老人已經離開了人世

近兩年，《二十二》舉行過很多次點映，喜歡的人很喜歡，不喜歡的人也開始質疑，有人認為這種題材是在消費老人受過的苦難，郭柯也對新京報記者回應了這些質疑。

新京報：有人說要去讓老人回憶不愉快的經歷很殘忍

郭柯：她們一直被稱之為「慰安婦」，但這樣的稱呼也是被迫的，如果不是為了幫她們爭取權益，或許根本不願接受這麼冠冕堂皇的稱呼，她們是獨立的人、是活生生的人，也是英雄。

真正接觸到老人之後，眼前的老人都是活生生的人，她們和我們的奶奶、家中老人沒什麼兩樣。她們也知道我們為什麼拍，過程中我們最注重的就是對方的感受，比如聊天的地方都在她們床邊，給她們安全感，或者是她們家人外出的時候，盡量考慮對方的感受，就像聽奶奶講故事一樣，她們也會想要告訴你。至於我個人來說，會延續這段緣分，每年去看她們，去陪陪她們。」

新京報：《三十二》和《二十二》有很明顯的轉變，感覺後者沒有前者的震撼力？

郭柯：是的，我也認為你看《二十二》的感覺會更平靜一點， 其實之前的短片還有一些自我的表達在裡面，拍攝過程中我也發現有些問題好像不太對。那時候年輕，表達慾望很強，對所謂的光影、構圖上面有所要求，就像有種「炫技的感覺」，有些畫面表達不是太準確。後來我決定長片的時候就依照完全的客觀記錄，只帶錄音器材、攝影機、一個監視器再舉個桿就足夠，只是真實還原，其他什麼輔助器材、什麼技巧都不要。

因為「炫技」在她們面前不太正確，為什麼要去剪得好看、劇情化一點，有自信把這種無聊和真實帶給觀眾就是對她們最大的尊重，再說我剛開始就沒想過要公映，為什麼要有壓力？

選擇素材的唯一標準，就是讓公眾可以接受這群老人，能夠喜歡她們。

我希望大家能變一個方式去看她們，生動、普通，和我們身邊的老人一樣。喜歡這個詞可能太深了，更多的是想讓外界接受她們。我不能告訴你這個老人好慘，皺紋很深，這些沒有意義，想把我喜歡她們的地方，展現給大家。

新京報：拍攝過程中有沒有想放棄的時候？

郭柯：我有什麼理由放棄？以前就不想拍太浮躁的商業片，有這個機會為什麼放棄？其實最難、糾結的地方還是跟老人的關係，整個聊天記錄的氣氛還挺愉快輕鬆，我們也不會去趕。難就難在影片怎麼呈現，畢竟我們成長環境不一樣，接收到的信息還是網路和書籍，怎麼平衡認知。唯一遺憾的是，拍攝過程中，有老人一直在離世，成了永遠拍不到的人，其餘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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