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個女攝影師要去紅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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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好報原創文 ID :haobaonet

如果世界有光，那麼光就是依然尋找光明的人。

「哪怕生命中只有那麼一絲光亮，

也值得我們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

1

澤娜·布里斯克（Zana Briski）1966年生於倫敦，

她10歲時就對攝影產生了興趣，

拿到劍橋大學的碩士學位后，

她來到了紐約國際攝影中心，

開始學習、研究紀實攝影。

澤娜的第一個職業巔峰是在2005年，

在那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

她的作品贏得最佳紀錄片獎，

她以製作人的身份，

從頒獎嘉賓萊昂納多手中接過了閃亮的小金人。

這部名為《生於妓院》的紀錄片，

是澤娜深入亞洲最大的紅燈區，

在此生活了3年製作而成的紀錄片。

這是一部以妓院里的孩子們為主角，

向紅燈區婦孺致敬的紀錄片。

是的，致敬，

我們習慣了對紅燈區的偏見、批判，

卻不知道這裡還有無數的孩子們，

他們生活在貧窮、暴力和絕望之中，

他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一絲希望之光來點亮未來。

而這部獲獎紀錄片，

無形之中也成為澤娜個人的兒童救助社會試驗的關鍵一部分，

而這個歷時七年的救助試驗，其結果令人唏噓……

1998年，

澤娜來到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區——索納加奇，

作為亞洲最大的紅燈區之一，

這裡有著龐大的特殊女性群體。

當時，澤娜想要用鏡頭記錄這裡的生活，

向世人展示這個喧囂、熱鬧，

卻充滿頹靡、絕望的荒涼世界。

然而，

當澤娜走進索納加奇，

首先讓她感到驚訝的是，

這裡的孩子不比大人少，

這些從幾歲到十幾歲的孩子們，

整天在巷子里、樓房裡嬉戲、玩耍。

想拍紅燈區是困難的。

這裡不僅充斥著妓女、嫖客，

還有吸毒、搶劫、暴力等事件，

每件事情都是陰暗的、違法的，

每個人都對澤娜這樣的闖入者，對鏡頭充滿警惕。

然而，

孩子們卻熱情、友好地圍上來，

對陌生的澤娜和相機充滿了好奇。

2

索納加奇的孩子們，讓澤娜想到了一個主意，

2000年，

她帶著20多部相機再次來到索納加奇。

她住進了紅燈區，

與妓女和孩子們為鄰。

澤娜想要教會孩子們使用相機，

讓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

用鏡頭記錄他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

她挑選了8個10歲左右的孩子：

寶貝、小奇拉、琪琪、阿吉、塔塔、酷哥、麻吉和小妮，

發給他們每人一台相機。

教他們取景、構圖、按快門等。

在破舊、擁擠的索納加奇，

在陰暗、逼仄的簡易樓房裡，

垃圾遍地，老鼠橫行，

粗魯的嫖客吐著髒話，

醉酒的男人大吵大鬧，

塗著脂粉的女人們麻木地站在門口，

期待著下一樁生意。

當孩子們拿起相機，

他們的眼中有哀傷，

也有溫暖。

慵懶的小貓，

髒亂的街巷，

嬉戲的小夥伴們，

自己將要洗刷的碗筷，

黃昏時天邊的一抹餘暉，

……

索納加奇日常生活的一切，

都被他們收入鏡頭。

他們也會因為到處拍照被人呵斥，

一向安靜的塔塔說：

「我不在乎，如果想好好學，就得忍耐，

日子總是痛苦、難過的。」

塔塔總是這麼懂事，

當她被媽媽罵的時候，她說：

「我不在乎，媽媽就是媽媽，

我知道她是做什麼的，想到這些我就傷心。

我長大了，媽媽就變老了，

她以後要是沒了，

我就要照顧小妹。」

11歲的塔塔不僅要靠做衣服為自己討生活，

還要幫媽媽照顧小妹。

失去了父母的小奇拉格外地沉默，

她和姨媽生活在一起，

每天都活得戰戰兢兢。

她渴望長大，

因為不想再過這種寄人籬下的壓抑生活；

她又害怕長大，

因為姨媽在等著她變成搖錢樹。

阿吉失去了母親，

父親是癮君子。

母親曾告訴他：

你不得不住在這裡，

但是你必須走出去，

遠離這裡的世界。

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

琪琪的媽媽精神出了問題，

父親要賣掉她，

在姐姐的幫助下，

她逃出來和祖母相依為命。

她每天早上4點起床，

幫鄰居拖地、洗碗、買夜宵等以補貼家用，

她害怕以後像周圍的女人們一樣。

這些生活在紅燈區的孩子們，

最先懂得的就是生活的無奈和殘酷，

最早學會的就是頑強地活著。

他們有著超乎同齡人的敏感，

苦難，讓他們過早地成熟，

但在命運的深淵裡，

他們又顯得那麼的無力。

他們會對貧窮、頹廢和痛苦漸漸習慣，

直到麻木。

3

在電影《這個殺手不太冷》里，

小女孩馬蒂爾德曾問：

「人生總是這麼艱難嗎？還是只有小時候是這樣？」

「總是如此。」里昂的回答乾脆、利落。

可是，

也有偉大的藝術家王爾德在書中寫道：

「我們都生活在陰溝里，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在糜爛、絕望的索納加奇，

孩子們像野草一般生長，

但他們的心中也有夢想。

阿吉喜歡畫畫：

「畫畫可以表達我心中的感覺，

我把靈魂放進顏色里。」

當他通過相機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他羞澀地說：

「我以前想當醫生，

現在想做藝術家。」

琪琪說，

來我們這樓里的男人都很壞。

她能想到幾年後的自己是什麼樣子的，

她渴望離開這裡，去讀書。

他們也有微妙的情感，

酷哥說：

「我想帶寶貝離開這裡，

否則，她長大后一定會去站街。」

酷哥的擔憂是有道理的，

寶貝的曾外祖母、外祖母和媽媽都是妓女，

她是媽媽和一位老顧客的私生子，

她的家庭相對富足，

她不需要打零工，有漂亮的衣服，

她是自信、歡快的小精靈。

但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她的命運在出生時就註定了。

麻吉（左）和麻吉鏡頭下的寶貝（右）

在印度，

有超過300萬女性性工作者，

其中34%是在18歲之前進入這個行業的。

有的女孩因為貧窮被家人賣到這裡，

更多的女孩則生於妓院、長於妓院，

年少為妓直到年老。

媽媽們接客的時候，

孩子們就到樓頂去玩，

或者，

用一張帘子遮擋所有的尷尬和不堪。

這裡每天都充滿了打鬧和辱罵，

她們常用「婊子」、「賤貨」等來辱罵對方，

甚至辱罵孩子，

以此發泄心中對自我的悲憤和無力感。

每天置身這樣的鬧劇中，

孩子們的眼裡已看不到恐懼，

只有深深的悲哀和無奈。

比歷經坎坷更悲哀的是，

他們知道命運早已註定。

4

隨著對孩子們了解與感情的加深，

澤娜越來越想要幫他們離開紅燈區，

逃離這既定的受詛咒的命運。

「不受教育，她們就絕對沒有機會。」

她看到一個女孩11歲就被迫結婚，

一個女孩14歲就被迫賣淫。

對於紅燈區的犯罪問題，

孩子們的人權問題，

印度社會和政府心知肚明，

但卻長期置若罔聞。

但沒有人願意沾上紅燈區的孩子們，

沒有學校願意接收他們。

外面那充滿歧視和敵意的世界，

讓他們自卑和畏懼。

澤娜帶孩子們去遊玩，

教他們用自己的作品去募款，

幫他們在印度、美國開辦展覽，

拍賣攝影作品。

而最重要的，

則是尋找紅燈區之外的學校，

只有進入正常的寄宿學校，

才能讓他們遠離那個環境。

澤娜誓不罷休，

她帶孩子們去體檢，

辦理各種人口證明，

去一所所學校軟磨硬泡。

功夫不負有心人，

2002年，

在攝影項目完成之時，

孩子們也終於進入一所基金會學校學習。

5

2004年，

澤娜又回到了印度。

她把在索納加奇的所見所聞，

以及和孩子們相處、合作的片段，

製作成了紀錄片《生於妓院》，

依託這部震驚世界的電影，

她的圖書和攝影作品賺了約10萬美元，

她想用這筆錢繼續幫助孩子們讀書。

令澤娜沒想的事，

當初她親自送到學校的8個孩子，

已經有5個離開了。

得不到家人的持續支持，

同學們的歧視，

吃力的學習，

都能輕易擊垮他們的自信和希望。

2005年2月，

孩子們飛到了洛杉磯，

作為第77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生於妓院》的小主角，

他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榮耀。

澤娜希望剩下的三個孩子能到美國讀書，

徹底擺脫索納加奇的環境和影響。

但是寶貝回去后再也沒能到美國來。

作為獨生女，

她是媽媽的情感寄託和生活依靠，

澤娜甚至拿出一些錢給寶貝的媽媽，

希望孩子能獲得自由。

但不久后，

16歲的寶貝成為索納加奇的名妓。

母親漸漸年老，

作為家族第四代妓女，

寶貝承擔起了養家的重任。

因為奧斯卡大獎女主角的光環，

寶貝成為紅燈區的稀有資源，

她一入行就生意好、身價高。

對此，

澤娜非常難過：

「我就是怕這個，怕我無能為力，

連讓他們受教育，都無法改變什麼，

可是不幫他們，他們就完了。」

還好，

她的希望沒有全部變成失望。

阿吉在2005年來到美國，

並獲得全額獎學金讀高中。

2008年，

他進入紐約大學主修電影專業。

知道機會來之不易，

阿吉非常努力，

他一邊刻苦學習，一邊打工掙錢。

畢業后，

他曾作為導演助理在好萊塢工作，

現在，

他是生活在紐約的電影攝影師。

和阿吉一樣，

琪琪也很珍惜在寄宿學校讀書的機會，

她後來也在澤娜的幫助下，

來到美國讀書。

6

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

安迪說：希望是個美好的東西。

習慣了在黑暗中行走，

我們也許會失望，會懷疑，

甚至覺得一切天註定。

但希望，終歸是美好的，

生命中總有那麼一絲光亮，

值得我們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

而澤娜給孩子們帶來了這一絲光亮：

「我相信攝影是激發孩子們的想像力，

並幫助他們建立自我的有效工具。

我們相信藝術改變生活的力量。」

雖然有的孩子沒能堅持讀書，

但他們心中已經喚醒了對自由的渴望：

塔塔失去了聯繫，

因為她逃離了索納加奇；

小奇拉也逃離了姨媽，逃離了紅燈區；

小妮和麻吉姐弟二人也離開了紅燈區，

麻吉對澤娜心懷感恩：

「如果沒有澤娜阿姨支援我們，

我們也走不了。

我可能會被捲入暴力、酒精和毒品的漩渦。」

澤娜曾試圖「拯救」寶貝，

但那份收入讓她自己也難以離開。

她租住了索納加奇最昂貴的房子，

有了筆記本電腦、手機和存款。

「看得出澤娜阿姨十分失望，

我也不想這樣，

但這個行業養活了我，

讓我過上現在這樣的生活。」

寶貝年少時那燦爛的笑容和光彩，

已被黯然、獃滯的眼神所代替。

索納加奇依然是世界聞名的紅燈區，

無數女孩終將和她們的母親一樣：

站街、接客，

男孩則會成為父親那樣的男人：

喝酒、吸毒、打女人。

他們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出身，

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說，

甚至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未來，

這是一個悲哀的事實。

人生總是如此艱難，

因為希望，

它又是美好的。

可是，

對於那些已經習慣、乃至對痛苦麻木的人來說，

希望是毫無意義的，

甚至是令人恐懼的。

就像《肖申克的救贖》中的布魯克斯，

當在監獄度過了大半輩子的他終於獲得自由時，

他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價值，

他選擇了自殺。

就像索納加奇的一些人們，

他們早已成為紅燈區的「囚犯」，

不知道離開這裡該怎麼活下去。

生而為妓，

是她們熟悉的、甚至世代相傳的生存方式。

當阿吉展現出攝影天賦，

被邀請前往阿姆斯特丹，

參加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的展覽時，

他坐在計程車上對司機說：

「開慢一點，

要不然出了什麼事，

我就不能實現我的夢想了。」

當一個人擁有了夢想、希望，

想要飛出去的時候，

他才會格外珍惜自己的羽翼，珍惜機會。

索納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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