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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道玉:我們不能躺在恢復高考的功勞簿上

劉道玉

嘉賓簡介:劉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棗陽蔡陽劉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活動家。1977年,出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為高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和恢復統一聯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現任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會長。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頻道對話劉道玉文字實錄,採訪整理:郭睿

恢復聯考在當時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

鳳凰歷史:1977年恢復聯考這件影響歷史進程的決策,你作為親歷者,能回顧一下當年的情景嗎?

劉道玉:今年是恢復聯考40周年,恢復聯考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確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恢復聯考這個事件之所以影響重大,當時是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

現在人都不知道,不以為然,恢復聯考有什麼了不起,當時冒著極大政治風險,如果弄不好的話很可能會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因為什麼?因為當時的形勢,華國鋒還是黨中央主席,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仍然還在起作用。「兩個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就堅決執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始終不渝的堅持。剛剛粉碎四人幫以後,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因為取消聯考和實現16字的招生方針,是1971年全教會的文件決定的,經過黨中央批准,毛主席圈閱的。因此這個事件等於是在毛主席頭上動土。

當時兩個凡是和兩個基本估計(指的是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的「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編輯注)就像兩個緊箍咒一樣,束縛在全國人民,尤其是廣大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個緊箍咒,都不能動彈。

在這個情況下,我被借調到教育部。我當時是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我跟黨委書記說了,我是借調,我是不願意當京官的,我很討厭北京。誰知道我到教育部去一個月以後,中央組織部任命我為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的司長,當時我領導的高等教育司相當於現在教育部六個司,基本上有關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歸我管,因為當時教育部的副部長都不懂教育,更不懂高等教育,所以只要是高等教育工作都由我來負責。

上任伊始,我就把高等教育司的工作跟籌備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工作結合起來,我身兼二職,作為高教司的司長、黨組成員參加教育部的領導,又是籌備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籌備組的組長。

「十六字」方針就是開後門的方針

鳳凰歷史:在教育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劉道玉:在這個形勢下我的工作從何開始呢?就從調查研究開始。

我先後到了遼寧、天津、北京郊縣做調查,當時革命委員會還沒取消,各省市縣都還是革命委員會,說明當時那個形勢還是很嚴重的。當時順義縣的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姓姜,姜子牙的姜,他一席話對我震撼很大。他說現在大學雖然開始招生了,但是我們工農子弟依然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十六次方針說到底就是四個字的方針。「自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實際上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這是一個幌子,學校複審也是走過場,關鍵問題就是領導批准這四個字,因此這十六次招生的工作方針就是一個開後門的方針,是以權謀私的方針。只有恢復聯考,我們工農子弟才能獲得同等的考試權利。而且他說你不服氣你去查一查,文革以前通過聯考上大學的到底的是工人子弟多還是城市的知識分子多,我回憶是的,我本身就是農村考上大學。這個話對我震動很大,而且他說的很懇切,如果不推翻十六字招生,大學沒有辦法辦,工農子弟依然沒有上大學權利。

這個發言讓找到了高教司工作撥亂反正的突破口。高教司的工作負責高等學生的工作,招生計劃、培養計劃、培養目標都是我負責的。所以不推翻十六字方針,我們大學就沒辦法辦,就沒有辦法保證教學質量,不能培養出合格的人才,這個事情都在我心裏面埋下了一個種子。

正好一個月以後鄧小平復出了,他主動向中央請纓,抓教育、科技這兩個重災區。鄧小平辦公室通知教育部,準備開一個教育工作會議,科學院派17個專家,大學派16個專家參加,教育部的部長劉西堯,常務副部長雍文濤,以及有關的幹部參加了。主管教育的副總理方毅也參加了,70個人左右參加會議。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為什麼選擇四川廳呢?鄧小平四川人,所以他有一個親切感。會議8月4日正式開始,鄧小平親自主持會議,在鄧小平的親自主持下、啟發下、引導下,會議還是踴躍發言。當時大家還是心有餘悸,高舉毛澤東無產階級偉大旗幟繼續革命,革命委員會都還在。開始還是有顧慮。

我們不能躺在恢復聯考的功勞簿上

鳳凰歷史:會議是怎麼決定恢復聯考的呢?

劉道玉:到了8月5日,武漢大學一個代表査全性一直沒有發言,5日他找我,他說道玉,我坐了三天我沒講話,我想講的別人都講了,那我再講什麼呢?我說,你來的正好,我正好有個題目沒人講,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希望你講,就是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針,恢復全國統一聯考。他一想,是啊,其他人都沒講到,他說好,我明天就講這個題目。我們討論了一下,他當晚做了認真準備,第二天講的確實不錯,講的時候鄧小平很感興趣,鄧小平就問,今年恢復來不來得及,劉西堯思想當時是很保守的,劉西堯說可能來不及了,因為1977年招生工作會議,7月5日在太原已經開過了,一個月以前開過了,可能來不及了。鄧小平說,看準的事情就不要等,開完了招生工作會議,再開一個就是了,就經過鄧小平這一拍板就定案了。

我們8月6日會議結束,8月13日緊急又通知各個省市召開當年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從8月13日開到9月25日,爭論不下,還是心有餘悸。各個省市,各個院校代表都感覺這個是冒險的,恢復聯考是冒險的,因為把十七年說成資產階級專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當時沒有推翻黑線,爭論了44天,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結束不了。大概在9月20日左右,鄧小平就把劉西堯、雍文濤,教育部排在前三名的教育部副部長叫去開會,他說你教育部現在還不主動,你們很被動,你們要爭取主動,你們膽子小,怕跟著我犯錯誤,我看招生工作會議不要再開下去了,馬上結束,9月25日就結束了。

這是鄧小平第二次拍板,第一次拍板在座談會上要恢復聯考,第二次拍板是招生會議開不下去,開了44天,鄧小平說馬上結束,趕快恢復聯考。

雖然會議爭論非常激烈,但是制訂的文件,招生文件紀要還是非常開明的。當年規定恢復聯考以後招生學生的年齡,婚姻,婚否,出身,都不受限制,這就為1977年恢復聯考,廣泛地招收學生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不然的話,一些出身不好的子女依然還是不能上大學。那情況很緊急,才結束會議,馬上組成聯考命題小組,印發試卷,組織考場,組織報名,發通知,很緊急。但是說明恢復聯考順應了民心。雖然會議爭論很緊張,但一切準備工作非常順利。當時經濟還是很困難的,連印試卷的紙都沒有,把印《毛選》的紙,借過來印考試試卷。整個出題、考試、報名都非常順利。當時在農村的知識青年都奔走相告,這個機遇給他們帶來了命運改變的時機。所以1977年報名大概有560萬人,錄取了27.5萬人。1978年報名了460萬人,錄取了28萬人,1979年報考了400多萬人,錄取了40.2萬人。這三屆考生都由知青為主,這就是過程。

恢復聯考它既不是改革也不是創新,僅僅是恢復了文化革命前的做法而已,所以我們不能夠躺在恢復聯考的功勞簿上,我們也不能以功臣自居,應該與時俱進。

恢復聯考有力推動了撥亂反正

鳳凰歷史:你現在怎麼看恢復聯考的意義?

劉道玉:恢復聯考的作用很大,我現在新認識,過去沒有談到的,主要意義是表現在三點。第一點,有力地推動撥亂反正。剛才不是說了嗎?撥亂反正沒有辦法進行,一撥亂,差不多都要涉及到毛澤東,涉及到毛主席指示,誰敢說是亂?結果實際上亂就亂在毛澤東。所以恢復聯考它就是推翻兩個凡是的前奏,可以這麼說。既然「兩個基本估計」是毛澤東參與的,那「兩個凡是」是毛澤東參與的,人民質疑它就順理成章了。你看一直到1977年3月19日中央才正式決定否定「兩個基本估計」。所以當時恢復聯考它跟推翻兩個基本是因果關係。到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評論文章,在全國引起了一場思想解放的大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是個常識性的問題,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就是說它隱喻了要用實踐來檢驗毛澤東的話是不是正確。這是繼五四運動以後,近代史上面第二次思想解放,而且它的直接深遠意義就是為今後的改革開放掃清了思想障礙,這是第一個意義。

第二個意義,解放了大批農村的下鄉知識青年。從1967年到1977年,下放到農村的知識青年是1600萬人,十年,到1977年招生的時候,農村還有800萬知識青年。從1976年開始,以獨生子女、病產、招工的名義,有800萬知識青年回到了城市,但還留下了800萬,但留下的大部分都是屬於出身不好的,所謂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們招工回城都沒有份。那恢復聯考以後,就解放了這一大批所謂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們欣喜若狂,他們廢寢忘食,備考,結果考取了。1977、1978、1979三屆學生當中,大概有60多萬人,基本上是知青為主,從他們當中培養出了在政界、學術界、企業界一批傑出的人,像李克強就是78級的。

前三屆學生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人才

鳳凰歷史:那幾屆出了很多人才。

劉道玉:所以我當時說了一句話,我80年代說了一句話,77級、78級、79級這三屆學生,他們是石頭縫裡邊蹦出來的人才,他們有強大的生命力,將來他們一定有擔當大任,你看我沒說錯。擔當總理的,擔當省市委書記的,現在都有人在。這是第二個意義。

第三點意義,極大地扭轉了學校的風氣。你們沒有經過那個時代,你們不知道那個時代學校是什麼狀況,那是文革培養的反面典型,交白卷的英雄張鐵生還當了鐵嶺農學院黨委書記,還當了遼寧革委會副主任,這都是當時文革的典型。當時盛行什麼呢?讀書無用。大學、中學、國小都不讀書了,為什麼?讀書沒有用,下鄉。那就是知識分子倒霉論,我是留學蘇聯的,我留蘇的同學得到副博士學位,文化革命在群眾大會上當眾把蘇聯頒發的副博士證當場燒毀,表示與資產階級路線決裂,就這麼愚忠。很多教授、副教授都把書燒掉了,把書當廢紙賣掉了,表示不再當教師了。在社會上流行批駁知識分子,詆毀知識。由於恢復聯考,要上大學唯一還是要考試,要考試就得讀書,就得認真學習,所以恢復聯考使大中國小的風氣蔚然一新。詆毀知識,批知識分子的歪風邪氣一掃而光。當時幸虧我的書沒有燒掉,我也沒有賣掉,當時我也準備賣。我買了木工傢具在家學做木活,有的學琴,學一份手藝。誰也不知道,大學辦不辦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國家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各省市的經濟、文化、教育發展非常不平衡,恢復聯考以後,經過20年的時間看來,它的問題逐漸地暴露出來了,就是1977年到1987年到1997年,這20年,這20年基本上還是平靜的,到了1998年開始,對統一聯考出現的問題逐漸地提出了質疑,逐步地,包括全國人大政協代表,不約而同的發出了呼籲,要搞改革,這個是對的,世界總是不斷前進的,與時俱進的。那麼恢復聯考存在什麼問題呢?第一個問題,一考定終生,大家說爛的一句話,一考定終生,就是每個學生只有一次考試權利,你錯過了這個店就沒有下個村,你失去了當年聯考,你就可能失去了上大學的學習機會,就會造成終身的遺憾,這是最大的弊端。因為每個考生對每年考題的試卷情況,每天的心理狀況不一樣,考試成績完全不一樣。剛好他倒霉遇到那天生病發燒,那就考不好,所以悔恨終生,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恢復統一聯考還是以分數高低,以考試成績來決定錄取與否,在客觀上也強調了中學的應試教育。這是第二個缺點。

第三個,由於划統一分數線錄取,我們國內幅員遼闊,每個地區的錄取分數差別很大。像在邊遠地區可能200分都可以上大學,在湖北湖南這地方500分都上不了大學,所以就出現了聯考移民,就從內地移到邊遠城市。移民出現又帶來了嚴重的腐敗,不正之風,用各種手段移民,造假啊,賄賂啊等等,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就是加分政策,國家固定種種特殊情況加分,上邊有一種加分,下邊就衍生出了十種加分,所以加分引起的混亂那是亂象叢生,也出現腐敗。那比如三好學生可以加分,那三好學生很多造假的,都是學校校長的,教務主任的孩子可以加分,它沒有客觀標準,都是學校評定的,這是第四個。

第五個,用一個試捲來考全國大學,大學水平不同,有些高水平的大學就不能夠多樣化的選擇人才。

第六個,按照文理科考試,影響了培養合格的人才。比如說現在為什麼培養不出哲學家,因為我們哲學系都是文科學生,科盲怎麼能當哲學家呢?西方的哲學家全都是自然科學家,既懂數學、物理、化學,又是哲學家。的哲學家是科盲,嚴重的影響了培養合格的人才,文理分科考試等等,所以強烈的要求聯考改革。1998年開始,到今年差不多20年了,先後推出了不好的改革,高教改革,3+2,3+X,「華約聯盟」啊,「北約聯盟」啊,等等。

全國統一聯考是相對公平的方案

鳳凰歷史:這些年,你也一直關注聯考和教育改革的問題。

劉道玉:40年的經驗證明,就說明全國統一聯考相對是比較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方案。除此以外的任何聯盟、獨自招生、社會考試、學術水平考試,都是不必要的,還是全國統一聯考好。相應的來講,考試的成本低,像搞全國三大聯盟,考試成本翻番,十倍都不止,學生負擔也重,疲於奔命的到處奔跑,現在看來這一條是作為結論性的意見。第一,全國統一聯考相對的是公平、公正、合理的,成本最低的方案,應該堅持。作為改革的意見,考兩次,過去一次,春秋兩季各考一次。兩次的成績具有同等效益,這是我第一條意見。就否決了任何聯盟,任何單獨,任何學術水平考試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增加學生負擔,也增加了考試的成本。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中學不再堅持文理科分科教學,聯考不再堅持文理分科考試,實行文理兼考擇優錄取,這也是40年經驗證明的,分文科考試,分理科,這都是不利於全面發展的,作為青年必須全面發展,文理兼備。一個科盲是不可能成為一個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同樣的反過來,一個人文素質低下的人也是不可能成為優秀的科學家的,這是第二條,就否定了文理科分科教學,文理分科考試。

第三條,考試科目應該定下來,否決了3+X,語文、數學、外語和政治考試,所以浙江的聯考新方案取消英語考試,我堅決反對,豁出命我也要反對到底,因為這是短視症。

第四點關於教育公平的問題,這是對統一聯考質疑最大的問題,就是教育不公的問題,反映在考試招生當中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985學校在學校所在市與其他省市分配名額分配不均,造成嚴重的不公。比如說北京在985的學校多,有8所。有的地方有兩所,有的地方有一所,全國居然有13個省市沒有一所985的學校。過去打造一個牌子的時候,985所在學校是靠當地的服務供給。所以應該向985學校所在地,所在省傾斜,這個觀念是不能成立的,985學校都是公辦的,國辦的,都是國家財政撥款的,像武漢大學要面向湖北,武漢大學面向湖北大概有60%,60%面向湖北招。像北京,面向北京招生的學生50%,那這樣就造成一個馬太效應,我認為招生工作的馬太效應,馬太效應你應該知道的,多的讓你還要過剩,沒有的讓你一無所有。北京本來985學校多,它在北京招生指標多,必然造成北京考試錄取分數低。在北京市400多分可以進北京市的985學校,在外省600分都進不了,差別竟然如此之大,這是造成不公。

第二個不公,我們國家發達地區和邊遠少數欠發達地區招生數量不公,造成了農村考生上大學,特別是上重點大學的比例越來越低。像我讀書的50年代,上重點大學的農村學生差不多達30%、50%。現在上北大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幾。這是兩個不公,這兩個不公應該解決。怎麼解決呢?我的解決方案就是985學校面向學校所在地的省市招生名額,不得超過20%。那從50%、40%,降到20%。那80%要分配985學校所在城市以外的城市,那怎麼分配呢?80%就按照各省市應屆高生畢業生的人數比例分配,這就合理了。畢業生多,分配985招生名額就多,這就合適了,這是第一個問題,解決這個不合理的方案。第二個,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考試跟城市考試不公的問題,這個問題教育部也先後提出了一些解決的措施,我也基本贊成,就是現在若干大學,211的大學在每一年招生指標中拿出一定的名額向農村傾斜,以特招的方式降分。不是獨立了嗎?就降分了,現在問題就解決了。這是第四個問題。

這四個原則定下來了,那從招生的體制上來看,我提出了三權分立,這裡新觀點,三權分立,就是考試權、錄取權、監督權三權分立,不能夠都統一的教育部來管,那樣就沒有人監督,這三權,考試權、錄取權、監督權,它互相制約,互相促進。現在國家也有考試院,但這個考試院不是獨立的,它是隸屬於教育部的,不行,考試院不能隸屬,必須獨立,它是國家獨立的服務性的教育機構,最後考試院組成一批敬業的,有學術水平的,有考題出題經驗的這批教學隊伍,他們專門設計每一年的聯考題目,而歷年的聯考題目建立考試題庫,他們組織每年兩次考試,負責出題,負責閱卷,負責評分,然後他們負責向教育部提供考試信息,全部考試信息提供教育部。另外向各有關省市提供它所在省市的考試信息。向有關大學,希望符合大學錄取標準的考生的信息,這是考試院應盡的職責,還負責給學生髮考證。考試院只負責考證,不划錄取線,它沒有必要划也沒資格划錄取線,這是考試權。

錄取權全部下放各大學,這樣就是一個根本突破,大學獨立招生權的問題的一個根本的突破,權不只是由教育部來掌握。教育部給你配你才有權,沒有你沒權,教育部允許你5%,你6%就不行。所有都放開,各個大學都有權利根據自己的招生人數,根據自己學校的水準,錄取與你水平相應的學生,這才是放開。包括特招加分權力都給到學校,學校權力就大了。當然了,這一分開就會出現問題,這是必然的,因為是一個拉關係的國家,是一個講面情的國家,所以拉關係、走後門、講面情,人託人的事情分開以後一定會出現,怎麼辦?那後邊就有一個監督稽查機構,建立一個獨立的,由教育部和國家監察部組成一個獨立的監督和稽查機構,制定嚴格的考試招生當中的腐敗現象。嚴格懲處。我認為從招生錄取當中抓起,就像恢復聯考一樣,它可以帶動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我們現在大學上學的人,從教的人,以及他們家屬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差不多有1億多人跟大學受教育有關。所以我們大學招生,錄取腐敗的現象把他抓好了,整個社會就可以轉變,這是我的想法。

應該把城市的優質老師調到農村

鳳凰歷史:現在已經恢復聯考40年之後了。您剛才說到了「寒門難出貴子」,農村出來的學生越來越少,很多農村孩子可能讀完國中就出來打工,連上高中的機會都很少了。但同樣存在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這樣的聯考工廠一樣的中學,以及城市裡的教育資源比較好的學生越來越多的選擇出國,不再參加國內的聯考,這其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您有沒有觀察和思考?

劉道玉:我們都是農村考上來的,現在農村跟我們那個時候農村不一樣了,現在成年人父母都到外面打工去了,留老人在家裡,所以對孩子的學習缺乏幫助、缺乏指導、缺乏管教,所以現在造成很多失學,我們那時候沒有。我相信農村學生他能吃苦,只要具備最基本的條件,他們是能考好的。現在就是由於外來務工的人太多了,造成農村孩子成了沒有管理的空白地帶,所以造成他們聯考失去了機會,或者考試不好。但是像毛坦廠中學,衡水一中,我是不遺餘力地抨擊,這是典型的教育部不作為,像這兩所是典型的考試工廠,摧殘學生的地方,教育部為什麼不檢查、不督促,為什麼不糾正,讓他們停止。河北衡水一中的學生考試,從高一到高三考下以後,試卷碼成十米高,這不是在備考,是在摧殘人。我不是說重建教育價值觀嘛,衡水中學喋喋不休的,自我欣賞,每年考到北大清華140多個人,把人在學校林蔭道上,兩邊都展覽出來,這是什麼?這是宣傳虛榮心,這不是教育,這不是學校的榮譽,學校在摧殘人才,都是滿足虛榮心。北大是什麼?清華是什麼?很多不上大學的人才那是什麼原因呢?所以像這樣簡單的是非,教育部就不分,不去制止他們,眼皮底下的錯誤典型,壞的典型不去糾正。

解決的辦法還是我們國家要加強農村教育的建設,重點建好一批優質的中學,這是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的,下決心什麼都能做到,我覺得馬克思的話說的對,一個實際行動勝過一大綱領,我們教育部制訂綱領夠多了,何止一沓,十沓都不止了,面向20世紀振興綱領,陽光工程,制訂綱領夠多了,但是就沒有實際行動。比如說在若干農村建的優質中學,投資沒有問題吧,現在錢沒有問題,從優質中學調配的教師,調過去,五年為期,或者六年,兩個周期,馬上農村的優質教育,優質學校上來了。不是解決不了,它沒有實際行動,光制訂空洞的綱領規劃有什麼用?我今年有一篇文章說,傑出人才不是考出來的,一定要改變這個觀念,傑出人才不是考出來的。

我現在84歲了,我有很多病,右耳基本上是沒有聽力了,左耳還可以聽一點。我眼睛白內障很嚴重,開了刀,做了手術,視力恢復不是很好。我右手因為患病不能寫字了,雖然現在有感覺,但是完全不能寫字了。我練習左手寫字十年,我每年記兩本筆記,我仍然堅持不放棄。這是個什麼情結?這是我80歲寫的一首詩,叫《浪淘沙》。生命是長河,力爭上遊。生命也是上游,上游活的最長。生命是長河,力爭上遊。頂風破浪立濤頭。人生百味都賞夠,笑到最後。我要笑到最後。歲月易蹉跎,已到霜秋。我已到了霜秋,白髮像霜一樣的白髮了。老驥奮蹄意何求?老牛還在奮蹄意何求。改革情未了,吶喊不休。這是我的情結。我上台的時候有一個發言,要十年生聚,十年雪恥。我退休了,免職了30年以後還要吶喊不休,教育改革情未了,吶喊不休,這是個什麼情結?這就是一個執著,或者叫做頑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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