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越來越不願意妥協了，這讓世界越來越糟

英國倫敦近日所遭受的恐怖襲擊，將暴力衝突再次推到了人們眼前，歷史走到現在，不管是種族還是宗教衝突都未走遠。極端主義者使用暴力而不願妥協。

「沒有妥協，就沒有良善的公共生活。」美國政治學者阿林·弗莫雷斯科毫不猶豫地說，但他又確實看到，近年來人們在政治上的妥協意願在降低。

弗莫雷斯科從2010年起研究「妥協」在歐洲的觀念史：法國偏執地擴大個人內在的私人領域，拒絕任何妥協，英國向外在公共領域接受平等的妥協，將其作為公共生活的契約原則。他本人最在意的是怎樣用古典的辯證法處理內在和外在兩種領域的妥協。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羅東

向內守住自己，向外平等地妥協

希臘神話中的俄狄浦斯，出生之時便被預言將來會弒父娶母，於是被下令要處死。但執行的隨從動了惻隱之心，俄狄浦斯只是被丟在森林，還得到了鄰國國王的撫養。長大知道預言后，他離家出走以逃避命運，不料途中與人起了衝突，將其主僕殺害——被殺者是微服出巡的底比斯國國王。在隨後的流浪路上，他偶然制服了獅身人面怪，被擁立為底比斯國國王，娶寡後為妻。某年國內瘟疫盛行，天神宣告，只有殺害前王的兇手才能祛禍。一番查證，原是俄狄浦斯自己所為。

俄狄浦斯一生都在逃離預言，到頭來仍被命運捉弄，弒父娶母的預言終究被證實。千百年來，他的這一連串悲劇故事經常被人傳閱、詮釋：在個人和族群之上，還有一支無影無形的神秘力量「命運之神」在操縱著所有一切，向其妥協是寓意。

等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在歐洲興起，「諸神退位」，人性和理性至上，挑戰命運的冒險者受到了歡迎。反過來，妥協則意味著「喪失自我」或「缺乏個性」。與此同時，神秘的命運走了，歷史發展規律替代了它，且在人們觀念中也象徵著命運。挑戰命運的個人會得到肯定，但挑戰「命運」的王朝或民族國家卻因逆歷史潮流被譴責，它們需要的是妥協。

《妥協：政治與哲學的歷史》
作者：阿林·弗莫雷斯科
版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6年12月

第一本關於「妥協」觀念史的學術著作，從歷史與哲學的高度梳理並分析了作為政治觀念的「妥協」概念及其演變，區分了英國與法國妥協觀念的兩條線索，重點闡述了：何時妥協是有利的，何時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妥協。

都受這些新舊「命運」操縱，都是妥協，人們何以對「個人」和「作為公共政治的國家」的態度不同？美國政治學者阿林·弗莫雷斯科被這一謎題吸引住了，不同的是，他既未提及也未思考俄狄浦斯或其命運的故事，而是從政治哲學的維度切入歐洲觀念史，通過比較英法兩國截然相反的「妥協」態度來解謎。

英國人對妥協高度認同，「若要做出有用的行動，行動的生活必定是妥協的生活」，就像英國19世紀思想家托馬斯·麥考利說的一樣，沒有妥協，就沒有公共生活。他們懂得契約，願意在平等的協商基礎上彼此妥協，用妥協化解意見衝突、利益矛盾，最終實現了民主的政府治理和良善的公共政治。

但從16世紀到18世紀晚期來看，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大陸卻都在負面語境中使用「妥協」這個詞，16世紀後半葉之前，蒙田和沙朗等已經擔心過妥協問題，後來在時代和風格方面都與他們相去甚遠的作家們同樣如此，例如笛卡爾、盧梭和基佐。一個又一個作者為妥協影響「他的良心」、「他的德性」、「他自己」等而擔憂。對於法國人來說，「妥協」以前是、現在依舊是一個危險的詞。

《原則與妥協》

作者:王希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12月

弗莫雷斯科追隨觀念史，發現人們實際上是在兩種領域實踐著「妥協」，第一是個人內在領域，第二是跟公共生活接觸的外層領域。前者是不受任何力量干預的私人空間，如果守不住將喪失掉獨立的人格，後者是跟他人在利益上進行協商的共同空間，如果拒絕退步將達不成契約，也實現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生活。法國偏執地誇大私人空間而拒絕所有的妥協，英國則深明妥協在外層領域的意義，將其作為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

兩種領域的劃分在文化中同樣存在，內在「里」是私下真實的自己，外在「表」是扮演給他人看的自己。如果兩者矛盾，就是「口是心非」、「表裡不一」，但若能老練拿捏兩者的關係，便是「外圓內方」、「外柔內剛」，乃至境界更高者「大隱隱於市」。怎樣處理兩種領域的關係，被提煉成所謂「為人處世」的智慧，卻很少服務大家的公共生活——那些獨立於權力和資本之外的自主領域。

弗莫雷斯科偏愛英國的「妥協」，但他不同意統一內外兩種領域，而是承認兩者的差異，用古典的辯證法提出，守住真實的內在心靈以抵制妥協，但面對公共生活的矛盾和衝突，便向外擴展、向內退步，讓出那些人為製造的、實則屬於外層的「內在」身份，比如來自種族、民族或宗教的，彼此在平等的前提下做出妥協。

阿林·弗莫雷斯科（Alin Fumurescu），美國休斯敦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觀念史和政治思想史，博士論文獲2013年美國政治學學會「列奧·施特勞斯獎」（Leo Strauss Award）。

改變自我定義，就可以有妥協

新京報：儘管此前的研究文章也會提到「妥協」，但你是第一位從觀念史入手研究它的學者。為何「妥協」的研究遲遲沒有出現？你的研究契機是什麼？

弗莫雷斯科：我2010年研究「妥協」，此前它一直未引起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的注意。妥協作為解決政治分歧的方法，因太眾所周知，以至於沒有人會注意。但過去幾年，國內國際政治都有了巨大變化，不願妥協或達不成妥協的問題凸顯出來。從美國到南美洲，從歐洲到亞洲，政治都變得越來越激進。因此在當下，「妥協」在公共討論和理論家那裡都成了一個日益熱門的話題。自從書在2013年初版，一些著作、文章和國際會議都注意到理論和實踐在「妥協」面前受到的挑戰。

我希望給這些討論帶來的是「妥協」的知識史，簡單而言，是衝突的當事者仍不願意妥協，只要他們感知到地位不平等，或身份受到了威脅。我之所以說「感知」，是因為這些看法本質上是主觀的，而不可能找到一個客觀的方法來確定，雙方是平等還是不平等，或身份是真正受到了威脅還是沒有。

《妥協的精神》

作者: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湯普森
版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4年7月

新京報：但在很多領域，人們又不願意妥協，比如宗教。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宗教矛盾、衝突或鬥爭一直都存在，彼此都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擁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妥協在這些領域何以難以實現？

弗莫雷斯科：正如我剛才提到的，這是個人或群體感知到的威脅。宗教是可以達成妥協的，畢竟因各種原因，宗教已失去了定義人們身份的控制權。我可以把自己定義為某個宗教的信徒，但不會覺得受到無神論者或其他宗教信徒的威脅，因為我所屬的團體並不在宗教意義上定義自己。的確也有其他情況，比如有的宗教團體，在更大的世俗社會中會覺得他們的身份被宗教漠視所威脅。

然而，如果一個團體將自身定義為「基督教」、「佛教」或「穆斯林」以反對另一個宗教團體，情況就不同了。他們之間不再有妥協，誰是真理，誰是「真正的信仰」，非此即彼。種族間的衝突也是一樣。

不過好在，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構或想象的，改變自我定義就可以使妥協成為可能。比如，法國人和德國人長達幾個世紀都沒妥協，歷史的鬥爭和血腥的糾紛阻止了他們彼此同意妥協。但一旦他們開始將自己首先定義為歐洲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只是次要的位置，妥協就可能被實現，「現在，我們是平等的，現在，我們都是歐洲人。」

《論妥協》
作者:約翰·莫雷
版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4年7月

新京報：過去三十幾年，經歷了諸種觀念、立場和思想等問題上的衝突，演變到現在，在社交媒體上常看到因觀念不同導致的謾罵、約架乃至人身攻擊。許多學者認為，的公共討論缺乏一種開放、包容的心態，妥協更是難以達成。

弗莫雷斯科：在這些問題上不能達成妥協，實際上也有光明的一面：意味著你們深深地關心著且認真對待你們自己的想法；也意味著，在這個急速變化的世界，你們和其他人一樣都在定義、重新定義自己。

一定程度上的不妥協，在的公共生活中將一直存在，而這並不是壞事。有人贊成個人的權利高於集體，也有人贊成集體的權利高於個人；有人執迷於民粹主義，且蔑視精英，認為他們的名聲是捏造的或誇大的，同樣有人向精英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法。只要這些分歧保持在一個正常的水平，便是公共生活的健康標誌，而當觀點爭論引起了社會被撕裂，情況就變得複雜。

簡而言之，是何時何事需要妥協，因為兩種極端情況都有危險。如果沒有妥協的意願，就沒有公共生活，但如果在任何問題上都妥協，這意味著沒有什麼可以妥協了。換一種說法，如果一個人不能為什麼而死，也就不能為什麼而活著。

本文原載於《新京報書評周刊》2017年3月25日B06思想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羅東；編輯：孔雪，張婷。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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