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冊立回鶻史事新證

回鶻西遷，是西域史上的大事；而由於敦煌寫本《張議潮變文》記載了歸義軍與西遷回鶻的爭鬥情況，因此也成為敦煌學研究者津津樂道的話題[1]。以下在整理有關大中十年唐朝冊封龐特勤為可汗的相關記載的基礎上，補充新發現的一方墓誌上的有關記載，並從不同體裁的史料記錄，來看唐朝這次不成功的冊封活動的真實情景。

顏真卿書法

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回鶻汗國為黠戛斯所滅，部眾四散奔逃，其中有回鶻相伋職，擁可汗外甥龐特勤，率領十五部西遷天山東部地區，揭開了回鶻歷史的新篇章。這支回鶻雖然是由特勤（可汗子弟）統領，但人數眾多。特別是當南下投奔唐朝的可汗烏介及近可汗衙帳的十三部被消滅以後，西遷回鶻成為最主要的一支力量。經過十多年的爭鬥，龐特勤以焉耆為自己的根據地，據有「磧西諸城」[2]，在安西地區自稱可汗。

宣宗大中十年（856）二月，有回鶻使者經由朔方來到唐朝都城長安，另外還有一些回鶻使者隨黠戛斯使李兼到達長安，唐朝方才得知西遷回鶻首領龐特勤已在安西地區稱可汗。於是唐朝頒發《議立回鶻可汗詔》：

朕君臨萬有，子育兆人，雨露之所沾濡，日月之所照燭，欲令自遂，必念好還。乃眷朔易之雄，況當勛力之後，每思報德，實用究懷。所以頻遣詔書，俾勤尋訪，穹廬莫睹，甌脫已平，萬騎豈無其忠臣，六角冀存其貴種。……沙漠既空，井邑猶在。近有回鶻來款，朔方帥臣得之，送至闕下。又有回鶻隨黠戛斯李兼至，朝廷各令象胥，征其要領，音塵可訪，詞旨必同，願複本邦，仍懷化育。皆雲龐特勒（勤）今為可汗，尚寓安西，眾所悅附，颺宰相以忠事上，誓復龍庭，雜虜等以義向風，頗聞麕至，□（既）契素願，慰悅良多，俟其歸還衙帳，當議特舉冊命。今遣使臣，且往慰諭……大中十年二月。[3]

回鶻帝國盛期在黠戛斯地區（今俄羅斯）的夏宮

這時唐朝的本意，是希望龐特勤這支回鶻能夠從安西地區遷回到漠北回鶻衙帳所在地區，一旦其回歸，則加以冊封，這樣名正言順。從下一詔書可以得知，唐朝隨即遣使前往回鶻「慰諭」，通報這個消息，但唐朝使者剛過靈武，就遇到從安西地區而來的回鶻使者，於是又與回鶻使一起回到長安。

黠戛斯襲擊后漠北回鶻九姓可汗城已成廢墟

這批回鶻使者帶來的消息是說龐特勤這支回鶻部眾已經在安西地區立足，不便返回漠北，龐特勤在安西地區被擁立為新的可汗，而且「諸部賓歸」，希望唐朝給與冊命，以便「為諸蕃所信」，不使其對在安西地區建立的「新造之邦」產生懷疑。於是，到十一月，宣宗頒布《遣使冊回鶻可汗詔》，不再期望回鶻回到漠北原居住地，而是冊封在安西的可汗為嗢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詔書說：

朕自纂承丕圖，常多軫惻。爰命使者，將遠撫之，訊厥存亡，俾求嗣立，軺車才至於靈武，蕃使已及於塞垣，迨至闕庭，深陳血懇，稱可汗已立，諸部賓歸。實資神祇之衛，乃藉忠勛之力。果能克紹，葉纂舊圖，頗協人願，深契朕志。尚恐未為諸蕃所信，猶疑新造之邦。是用特命使臣，遵行冊禮……可冊為嗢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命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王端章持節冊使，仍令所司擇日備禮策命。大中十年十一月。[4]

唐朝君臣信從了回鶻使者的說法，準備派遣使臣，前往冊禮。上面是「封立」的詔書，正式冊封的「冊文」則是《（大中十一年）冊回鶻可汗文》，冊封為「嗢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對應的回鶻文是Uluγ tängridä qut bulmïš alp külüg bilgä qaγan [5]。

九姓可汗碑的殘石

在十一月正式遣使冊封時，宣宗的《（大中十一年）冊回鶻可汗文》說道：

皇帝若曰：家誕膺天命，光宅中土，居臨九有，包舉八荒，聲教所加，冊命咸及。而況回鶻，北方之強，代濟忠烈，惠行鄰境，俗慕華風。立國以來，嘗效誠節，代為甥舅，每歲通和，推誠不疑，為我與國。當會昌之際，自屬天災，人罕粒食，上下離散，牙帳為墟。地多種落所侵，國甚黍離之嘆。朕自登寶祚，每軫素懷，爰發使臣，訪其後嗣。軺車既出，蕃使爰來。咨爾回鶻可汗，挺此雄材，生於貴族，能收既絕之燼，常懷再振之心，願嗣天驕，載歸地著，發使請命，誠辭可哀。夫親仁善鄰，國家之寶，興滅繼絕，王者之宜。況朕布德滂仁，施於海外。爾乃堅誠勵節，行乎域中，所以公侯子孫，道在必復，華夏屏衛，理宜長存。既將還定舊封，欽承墜緒，克紹崇構，允膺鴻休。今遣使臣朝議郎、檢校秘書監兼衛尉少卿、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端章，副使臣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郎中兼國子《禮記》博士、御史、賜緋魚袋李潯持節備禮，冊命為九姓回鶻嗢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爾其服我恩榮，膺茲位號，勉修前好，恢復故疆。宜克己於蹛林，長歸心於魏闕，無怠爾志，永孚於休。[6]

這是冊封詔書的正式文本，在《唐大詔令集》也是歸入和上面的「封立」詔書有區別的「冊文」一類中。所遣正使為朝議郎、檢校秘書監兼衛尉少卿、御史中丞王端章，副使是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郎中兼國子《禮記》博士、御史李潯，他們帶著這份詔書上路。對於此事，《資治通鑒》卷二四九記載了具體的時間：

大中十年……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十二日），冊拜為嗢祿登里羅汩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7]

遺憾的是，王端章等一行唐朝使臣在半路被打劫，無功而返。《通鑒》卷二四九記載：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二十七日），貶端章賀州司馬。[8]

同樣的記載，又見於《舊唐書》卷一八《宣宗本紀》，涉及人物略多：

〔大中十一年十月〕入回鶻冊禮使、衛尉少卿王端章貶賀州司馬，副使國子《禮記》博士李潯為郴州司馬，判官河南府士曹李寂永州司馬。端章等出塞，黑車子阻路而回故也。[9]

這裡都說是黑車子阻斷道路。前人已經指出，黑車子是室韋別種，其活動地區在東北一帶[10]，說這個部族阻斷王端章的出使道路，似乎不好理解。

幸運的是這一事件也為敦煌寫本P.2962《張議潮變文》記錄下來（圖1）：

敦煌寫本P. 2962《張議潮變文》

先去大中十載，大唐差冊立回鶻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節而赴單于，下有押衙陳元弘走至沙州界內，以（與）游弈使佐承珍相見。承珍忽於曠野之中迥然逢著一人猖狂奔走，遂處分左右領至馬前，登時盤詰。陳元弘進步向前，稱是「漢朝使命，北入回鶻充冊立使，行至雪山南畔，被背亂回鶻劫奪國信，所以各自波逃，信腳而走，得至此間，不是惡人。伏望將軍，希垂照察。」承珍知是漢朝使人，與馬馱至沙州，即引入參見僕射（張議潮）。陳元弘拜跪起居，具述根由，立在帳前。僕射問陳元弘：「使人於何處遇賊？本使伏（復）是何人？」元弘進步向前，啟僕射：「元弘本使王端章，奉敕持節北入單于，充冊立使。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逆回鶻一千餘騎，當被劫奪國冊及諸敕信。元弘等出自京華，素未諳野戰，彼眾我寡，遂落奸虞。」僕射聞言，心生大怒。「這賊爭敢輒爾猖狂，恣行兇害。」向陳元弘道：「使人且歸公館，便與跟尋。」由（猶）未出兵之間，至十一年八月五日，伊州刺史王和清差走馬使至，云：「有背叛回鶻五百餘帳，首領翟都督等將回鶻百姓已至伊州側。」 [11]

根據有關張議潮的史籍記載和相關的敦煌文書，《張議潮變文》雖然屬於文學類的作品，但所述史事是當時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的記錄。這裡所記大中十年王端章使團一事，補充了史籍記載的不足。「單于」是用古名代稱回鶻，王端章一行冊立回鶻使團在「雪山南畔」，被「背亂回鶻」一千餘騎劫奪了國信，各自奔逃，其中押衙陳元弘逃到沙州界內，被歸義軍游奕使佐（左）承珍撞見，帶到節度使張議潮處，說明緣由。張議潮正準備出兵討伐背亂回鶻，大中十一年八月五日，伊州刺史王和清派人報告，有五百餘帳背亂回鶻來侵伊州。可惜《變文》后殘，不知下文如何分解。

這裡所說的「雪山」，森安孝夫氏認為指伊州及納職北方之山脈[12]，筆者表示贊同。這支活躍在伊州地區的回鶻可能是西遷回鶻散出的部族，不屬於焉耆的龐特勤勢力，所以劫奪唐朝送給龐特勤的國信[13]。

《張議潮變文》告訴我們有關王端章使團的一些新的信息，即唐朝使團的國信是被背亂回鶻所劫，而不是黑車子。逃回長安的王端章等人大概被沖昏了頭腦，也不清楚打劫者是誰，所以就說是黑車子了。也可能他們就是用黑車子來給自己的失敗之行找某種借口。

現在，我們又有幸見到一方使團副使李潯的墓誌，提供了一些史籍和敦煌文書沒有的信息。這是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新獲的一方墓誌，我們把主要內容轉錄如下（圖2）：

唐故義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並序]

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苗恪□（撰）

李系出皇支，道王諱元慶之後。道王，神堯之子，貞觀中自陳王改封，其後子孫多顯勛力，居要官，或嗣封，或否。至貞元中，尚書大京兆諱實，嗣封道王，用雄強嚴猛為治，敢言人善惡無避，自丞相已下皆憚焉，德宗深器之。公即王之少子也，諱潯，字禮源。……始出門，賢人學士爭與之交，名聲爆烈，若火風噓。公卿皆願出力，推致青雲上，故宗正尚書公為當時文章人物主，方為御史〔中〕丞，時公持一軸文留門下，尚書公省之三過，乃曰：「道王之子有是文，豈煩再試！」不數月，尚書公司貢士，遂擢居上第。近俗尤尚新得第進士，先一日，必窺覷罅隙，刺偵將上之籍。聞得則夜漏未盡，持炬守省門，仍貸假冠屨車馬，以支一春遊謁。公是日日至辰，方乘驢至牓下，一謝已，復閉門治筆硯。始仕，校秘書於省閣下，又於宗正寺修皇諜。后四從諸侯府，……登朝為博士。

北狄亂，其種爭立，宣宗問可使絶域者，宰相上公名，因得假尚書郎，賜緋衣，介王端章而去。未至虜帳，遇他虜遮我，留磧中，欲盡殺漢使者，劫取一切物，且偽言我為當立者，索展禮。公曰：「斯□□圖之？」端章曰：「已在虎口中，尚誰與圖！」公曰：「不可即允之。」端章手持冊，與讀未畢，虜噪而攻我，凡旗節、車馬、璽幣、裝橐盡劫去。行人幸不死，脫歸。公連坐貶郴州司馬，移復州。侯固節制北單于府，生平慕公，因奏以自副，加憲丞，與金紫。未行，侯移治中山，復請公以副。幣未至，得疾歿於復州，大中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也，壽五十八。[14]

回鶻武士

李潯雖然出身唐朝宗室，但到了晚唐時期，要入仕為官，也要靠自己的努力。墓誌的前半即講述他的科舉生涯。按唐朝科舉制，舉子在考前要製造聲譽，並向可能的主考官行卷。當年冬天考試，次年二月發榜，開元以後發榜的地點基本固定在尚書省禮部南院[15]。聚集在崇仁坊等密近之地的舉子們，屆時都會提早偵察考試結果，並做及第后春遊的各種準備，在夜漏未盡的時候就守候在省門口，等待發榜。墓誌記李潯在科舉道路上，也同樣在製造聲譽，也向主考官行卷，但他信心十足，發榜那天，到了太陽高照的辰時（相當於7－9點），方才騎驢到榜下；及第后也不隨時流而動，而是閉門讀書寫作，入仕后，從秘書省校書郎，做到國子博士。

不過這位科舉出身的文人，正像《張議潮變文》所說的是那種「出京華，素未諳野戰」之輩，所以遇到「他虜」的打劫，就沒有那麼瀟洒了，最後使團被洗劫，雖幸而逃歸，但被貶官降職處理。

現在我們在長安留存的從唐朝國史系統而來的《舊唐書》、《資治通鑒》和敦煌當地稱頌節度使功績的《張議潮變文》之外，又有了當事人唐朝冊封回鶻副使李潯後人的私家記錄，相互對照，可以看到史料中的同與不同之處，以及墓誌材料的價值所在。

第一，關於劫奪王端章一行的部落，《舊唐書》、《通鑒》說是「黑車子」，《李潯墓誌》說是與「北狄」（代稱回鶻）不同的「他虜」，而《變文》說是「背亂回鶻」或「背逆回鶻」。敦煌變文的記錄是與事件發生時間和距離都最為接近的，因此，劫奪唐朝國信的部族應當是不附屬於龐特勤的另一支回鶻，即《墓誌》所說的「他虜」。

第二，《墓誌》和《變文》都詳細敘述了王端章一行被劫后的一些情況，特別是《墓誌》說到劫掠的部族聲稱「我為當立者」，也證明這個部落是另一支回鶻，他們擁有一千騎，勢力也不算弱。從上面所引唐朝詔書所記回鶻使者稱「諸部賓歸」可汗龐特勤，但仍希望唐朝給與冊命，以便「為諸蕃所信」，其實表明回鶻諸部還沒有完全信從龐特勤，因此這支所謂「背亂回鶻」自稱「我為當立者」。《墓誌》記載，王端章等被劫后，李潯說還要想想辦法，但王端章說「已在人家虎口當中，還圖什麼」。李潯雖然爭辯說「不可當即允許他們的請求」，但王端章隨後即手持冊書，要任命劫掠者為可汗，可是這批回鶻部眾沒有耐心，將唐朝使者所攜全部旗節、車馬、璽幣、裝橐，盡數劫去。可以想像，如果這支回鶻部落有了唐朝的國信，就可以號令其他部族，宣讀與否，對於他們並不重要。李潯的出使，本來應當是作為《禮記》博士來安排回鶻可汗按照唐朝禮制來接受冊封的，可惜結果沒有等到這一幕發生，就被打劫一空。好在唐朝的主要使臣並沒有被殺，而是逃回長安。《墓誌》為我們提供了非常真切的被劫后的情況，不過我們也要分析，《墓誌》顯然是李潯本人的說辭。

漠北期回鶻汗族使用過的族徽（Tamga）

第三，《變文》所記陳元弘，是王端章使團內的押衙，他說「元弘等出京華，素未諳野戰」，的確是句實話。正使王端章為衛尉少卿，是「掌邦國器械、文物之政令」的衛尉寺副長官[16]；副使李潯是教授《禮記》的國子博士，《唐大詔令集》和《舊唐書》可以補足《墓誌》的記載；判官李寂是河南府士曹；三人都不懂野戰，在西北部族離亂之際，唐朝以這三人作為使者前往絕域，可以說是用人不當。

第四，好在這些使者跑的還算快，丟失國信等物，正副使者和判官一個沒少，可能是得到在伊州一帶游奕巡邏的歸義軍兵將的援助，得以最後回到長安。三人俱被貶官，李潯被貶到江南西道的郴州（桂陽郡）任司馬，可以說處罰很重。雖然《墓誌》里特意講到李潯在被劫后曾與王端章爭執，這應當是回朝後的陳詞，但顯然絲毫沒幫上忙，還是被貶到邊遠地區。以後又量移至山南東道的復州（竟陵），距京師稍近。雖然因為侯固的幫助，李潯得以「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但沒有來得及回到中原就死在復州，最後以「義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戶部郎中」的身份埋葬。

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冊立回鶻一事是晚唐西北史的重要事件，新出墓誌給我們理解分析傳世史料和敦煌文書，都提供了新的視角，也使得這一事件的輪廓更加清晰。

[1] 參看孫楷第《敦煌寫本張議潮變文跋》，《圖書季刊》第3卷第3期，1936年；此據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13—722頁；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二），《東方學報》（京都）第12本第4 分，1942年，42—75頁；安部健夫《西ウィゲル國史の研究》，京都：匯文堂書店，1955年；宋肅瀛、徐伯夫、劉美崧漢譯本《西回鶻國史的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敦煌の歷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297—338頁；林幹、高自厚《回紇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薛宗正《回紇史初探》，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2年；楊富學《〈張淮深變文〉所見「破殘回鶻」來源考》，鄭炳林主編《敦煌民族研究》，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2年，390—418頁。

[2]《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5215頁。

[3]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一二八「封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693頁。

[4]《唐大詔令集》卷一二八「封立」，693頁。

[5] J.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 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aris 1955, p. 142.

[6]《唐大詔令集》卷一二九「冊文」，698頁。按，《唐大詔令集》標題中的「大中十一年」不確。據《資治通鑒》，唐朝冊封使者是大中十年十一月出發的，這道詔令應是十一月唐朝使者出發時所頒，《詔令集》編者大概誤將十一月寫成十一年了。

[7] 司馬光等撰《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8061頁。

[8]《資治通鑒》，8066頁。

[9]《舊唐書》卷一八《宣宗本紀》，640頁。

[10] 王國維《黑車子室韋考》，《觀堂集林》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623—628頁。

[11] 黃征、張湧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81頁。

[12]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301頁。參看劉美崧《論歸義軍節度與回鶻關係中的幾個問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128頁。

[13]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299頁。

[14] 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952—953頁，443號。

[15]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88—297頁。

[16]《唐六典》卷一六，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4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