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審視者的良心，對於逝者和生者的尊重

編者按：昨日鳳凰網文化在網站和微信公號上一同發布的《：被消費的慰安婦和她們的失語困境》一文引起了很大爭議，引起討論之熱烈，從後台如洪水般灌入的評論中可見一斑。在眾多評論中，有一位讀者問起：「想寫文反駁這位作者的觀點，鳳凰接受嗎？」

在得到編輯肯定的回復后，這位讀者在昨天深夜將文稿完成併發送到了編輯郵箱，於是便有了今天分享給大家的這篇推文。文章標題原為《：審視者的良心，對於逝者和生者的尊重——駁鳳凰文化8月15日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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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4日，《二十二》紀錄片正式上映，很難說我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去看這部電影，在此之前，對於歷史，對於這些老人，我僅有零星的模糊的了解。觀影之後，種種感受衝擊內心，宛如影片的最後一段，大雪紛飛，一種空寂感油然而生。時節更替，昔日黃土白雪，轉眼草色青青，逝去的生命，連同那逐漸微弱的聲音，就這樣淡出銀幕，日久，也許同樣會淡出人心。

8月15日，看到《被消費的慰安婦和她們的失語困境》一文，作者之視角、觀點、論述，引起了一定爭議。每一個觀影者，在他進行觀看的時候，他置身於影片所展現的人情世理中，也跳出影片，將目光從他者身上移到自身，他同時成為了自我的審視者，這種審視迫使他發問，也迫使他回答。我自有不理解與不贊同的部分，故而寫此一文，願與諸君討論一二。

紀錄片《二十二》劇照（圖片來源於網路）

失語的「慰安婦」？

「從《三十二》里展現苦難的韋紹蘭老人到《二十二》里克服苦難的慰安婦群體，見證的正是媒體中慰安婦形象從民族主義化、國家傷痕化到煽情化和消費化的歷史。慰安婦們一直在被觀看，卻一直在失語，她們面目模糊的群像承載著太多不屬於自身的情感和期待，最終將真實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

作者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媒體中「慰安婦」形象經歷了一個民族主義化、國家傷痕化到煽情化和消費化的過程，並且「慰安婦」一直在被觀看，卻一直在失語。

什麼是民族主義？《政治學大辭典》里給出的解釋是，「強調人類社會的民族特徵並主張按照這一特徵處理國際事務特別是民族關係和民族問題的政治思潮和政治運動。一般來說，它主張國家以民族為基礎，每一民族都應建立自己的國家。社會政治制度必須適合民族特性，文化統一為政治統一之前提。」而「慰安婦」，依照片中介紹，這原是日本人對這些女性的稱呼，作為受害方，更願意冠以「性奴隸」的稱呼，以此來明確受害者的真實情況。將「慰安婦」與民族主義結成關係，不免有順應當前國內某種情緒泛濫之義，「慰安婦」的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是特殊環境，特殊條件下，由於戰爭導致的人的侵害的問題。為「慰安婦」發聲，以及爭取必要的權益，是基於歷史事實，還原真相，救助受害者的行為，這與民族主義沒有必然關係，而假借替「慰安婦」贏得歷史應得之尊重、道歉之名，來發泄某種仇恨，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韓國公車裝慰安婦像，提醒民眾勿忘歷史（圖片來源於網路）

「慰安婦」的經歷，無疑是一段慘痛的經歷，慘痛在於她們經受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傷害，這種傷害影響了她們此後本該擁有的正常生活。這種傷害的承載體，是個人本身，而後才是國家、民族。將個人的傷痛不加克制的呈現，將歷史上的群體的錯誤，毫無理性地不加區分地依然歸咎到今日的群體，以此來煽動大眾的情緒，這是煽情的體現。不可否認，國家傷痕化與煽情化，確實存在，而「消費化」這一情況，則隱含著一種誤讀，是誰在消費誰？作者認為「慰安婦」是被消費的對象，這種消費具體體現在她們被「觀看」，也就是被鏡頭「入侵」生活，被製作成影像，她們的苦難在違背自身意願的情況下被挖掘，被放大，她們毫無隱私可言，被人知曉曾經的經歷，受到了形式主義上的過度關懷以及過度打擾。而消費者，無疑是觀看影像的人，討論「慰安婦」的人，在實際生活中介入「慰安婦」群體卻無法給她們帶來實際幫助的人。如此一來，原本呈現「慰安婦」生活，以期人們可以了解那段歷史的製作者的初衷，被予以別樣的解讀，尤其導致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慰安婦」的失語，她們的真實意願、情緒等等都被抹殺，並沒有受到「公正」的對待。

紀錄片《二十二》劇情（來源於網路）

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慰安婦」失語了嗎？她們失語的表現在哪裡？她們為什麼會失語？以及她們如何可以不失語？把這一切聚合起來，就是她們應該得到怎樣「公正」的對待？「慰安婦」確實失語了，大部分失語了。從片中來看，她們不願意回憶自己的過去，或者回憶過去時哽咽、流淚，對於那段難以啟齒的經歷，她們選擇了遺忘，或者的確遺忘。這種失語本就是一種真實的狀態，與她們所處的環境，長達幾十年的生活息息相關，誠如文中老人提到的那樣，「媒體當著她孩子的面採訪她那段歷史，讓她如何說得出口？」那種因為「性」導致的恥辱，不僅是一個老人，她的家庭所要背負的重擔，也是我們文化中最隱晦的，難以被理解和原諒的習性。

這種失語並非刻意營造，而是現實使然。而希望她們開口，希望她們陳述歷史，是在挖掘苦難，帶著目的，也帶著傷害。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從《二十二》之中就看不到這些老人們個體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她們本身的意願和情緒，並不意味著我們就選擇了忽視和遺忘，事實上所有觀影過後有所感悟的人，已經在通過不同的方式發聲，這就不是忽視和遺忘。她們個體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在於她們來自不同地域，成長於不同環境，在成為「慰安婦」后的生活迥異，染病早逝，未婚不孕，殘疾孤獨…她們本身的意願和情緒，有恨，有原諒，有緘默…

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外圍牆上展示的幾十位「慰安婦」倖存者的相片（圖片來源於網路）

觀看：人的視角

「更糟糕的是，由於導演宣揚一種看似人道的，「不用苦難吸引受眾」的模式，大部分時候都在記被拍攝者的生活瑣事，造成了既打著關注慰安婦的旗號曝光被拍攝對象的個人生活，又用著幾個還在倖存的慰安婦片段式的生活經歷代表了龐大群體經歷，並沒有在表達慰安婦相關的深層社會問題上有所挖掘和建樹。軍國主義和時代悲劇已是大眾爛熟於心的部分，戰後慰安婦所面臨的多重社會壓迫卻鮮有人關注和了解。」

作者認為導演一面努力還原「慰安婦」也是普通人的事實，另一面卻用「慰安婦」之名進行宣傳，是「去政治化」的自我矛盾。從觀眾的角度，我們去看這樣一部樸素的紀錄片，的確是因為片中老人「慰安婦」的身份，「慰安婦」已經是一個無法撕去的標籤，這是無可爭議的，恰恰是因為這個標籤帶來的不解之謎，某種程度上勾起了觀眾的觀看之欲。然而撇開苦難本身，影片的目的不是要講述老人們有多痛苦，而是反映她們的生活，生活之外的東西是留給觀眾的，歷史是需要觀眾去了解，去認識的，她們的存在，是需要人們去正式，去記憶的。從這點來說，「慰安婦」與這群老人無法割裂，所謂的自我矛盾，不過是硬要把它們區分而片面強調其中之一而已。

通過片中這些老人，我們可以發現她們遭受到侵害的時候，不過十幾歲，再大一點二十幾歲的年紀，如今都已八九十歲，在拍攝完成至上映的兩三年中，又過世了大半，這是一個個鮮活生命的逝去，已經表示著曾經那龐大群體的消失。幾個在世者自然無法「代表」曾經龐大的群體，但導演是否有「代表」的意圖，還是說只是通過鏡頭去講述她們的生活，這點觀眾是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斷的。

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黃有良8月12日在海南家中離世，終年90歲（圖片來源於網路）

觀看者是人，被觀看者也是人。觀看可以有多種解讀，但最核心的解讀，是人，人自身的存在，人的生活，是實然的呈現。片中至少可以看到三種狀態，作為人一生要經歷的狀態，「老」、「病」、「死」。老是自然，病是自然，死是自然。不自然的是她們的標籤「慰安婦」，她們因為這個標籤而受到的對待方式，人與非人的差異。正是因為此前「非人」的差異，在已步入老年，病痛纏身，死之將至的情況下，人如何繼續著作為自身的存在，去處理自身和他者的關係。片中老人，或有養女，或有中日混血的兒子，或有兒媳，或獨身，她們怎麼生活？怎麼去感知周圍人對她們的「照顧」？她們怎麼去看戰爭時期傷害過他們的日本人，怎麼看自己的故鄉？等等。

至於影片中反映的問題，很難明白作者所謂深層淺層之分的標準在哪裡。「此外，影片同樣沒有深入剖析和追問慰安婦遭遇的父權社會的壓迫，沒有反思「受害者恥感」文化是否合理。」是影片本身要剖析與追問，還是觀眾要剖析與追問，是影片本身要反思，還是觀眾要反思？這部100分鐘的紀錄片，22個老人，截至上映之日，活在人世的僅有個位數，這種呈現是不是一種反思？所謂的反思是影片直白地赤裸地說「應當」與「不應當」嗎？

政治與倫理：反思苦難

我們今天評價一部片子好或不好，已經摻雜了太多的因素，其中最顯著的是政治因素，其次是社會因素。因為在轉型時期，這兩個因素最容易刺痛人們敏感的神經，是矛盾的爆發點，是情緒的宣洩點，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與社會因素，都有可能被人利用，這才多了很多的鍵盤俠，這其中，有捧的，有噴的，各種聲音，混雜不已。

不可否認「慰安婦」是政治事件的產物，但她們更是活生生的個體，是赤條條的生命，是誰在重複訴說著苦難？是誰在強調歷史的重擔？這麼做，就對么？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問題？是否一直背負著慘痛的過往？而把這種背負解讀成一種受人欺侮的焦慮？大眾極其熟悉的那句「忘記，就意味著背叛。」那記憶，意味著什麼？是撕開傷疤，任它鮮血直流，還是另一種療救？苦難若成為工具，那就不是苦難。苦難的存在，是告訴我們，作為人的渺小，作為人，應該享有的被尊重的生命權利，而生命權利之上，是生存權利，是自由與財產安全的保證，這是基本。

「《二十二》廣受好評的另一個原因是，導演稱電影后產品銷售收益及票房收益都將全部捐獻給上海師範大學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用於對慰安婦歷史研究及倖存者的資助。出於對慰安婦群體的關切，有部分所在城市沒有排片的網友，就自發購買外地的電影票，送票給別人。還有人因為時間／場地安排等等原因無法觀看，但是選擇買票支持影片。這樣的情況下，票房已經不能完全體現出影片的自身價值，而是和募捐行為進行綁定，成為道德消費。」

作者認為《二十二》廣受好評的一個原因是影片的盈利將捐獻給上師大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導演擺出非盈利的姿態來獲得觀眾對於影片無功利心的好感，符合了在俗世追名逐利中獨求一片清凈與純粹的嚮往。聯繫到此前作者質疑的「去政治化」的自我矛盾，無法直面「慰安婦」生存壓力，生活狀態的社會問題。

在影院觀看《二十二》的民眾大都等到片尾結束才離場（圖片來源於網路）

這裡又多了個有力的「道德綁架」，何嘗不是另一種的「道德綁架」？

不同於「道德綁架」的是對於「幫扶倫理」的討論。不僅在「慰安婦」的救助上，在其他人群的救助上，幫扶倫理都是繞不開的話題。一方面，面對的群體確實需要救助，另一方面，鏡頭「入侵」她們的生活，她們成為影像的部分，是為了告知人們這世上有這樣的存在，這是宣傳，告知和宣傳之間，隔著一條模糊的界線。

這就引發了問題，我們基於良心的判斷，會認為保護受助者是理所應當的事，那麼就意味著她們的存在，她們的話語，她們的一切，在未經許可下不得被擅自傳播，那是她們的隱私，可是，作為受助者，她們與救助者之間天然的不平等，讓她們失去保護自己的能力，如果沒有影像的介入，那麼如何才能讓更多人信服，她們的「真實」，進而救助她們？存在要有存在的證據，這就是矛盾所在。也許，一個可行的解決路徑就是，只允許經過審查的有足夠資質的幫扶機構及群體對她們進行救助，同時儘可能保護她們的隱私，減少她們被曝光的可能，比如馬賽克，比如化名。

「就這樣，《二十二》和其他眾多媒體內容一起，想要用具體的生命故事打開塵封的歷史記憶, 但當這些人生故事被要麼抽空為空洞的不幸，要麼流俗於勵志的雞湯時，慰安婦們的「苦難」被彰顯的同時，再次被隱匿了。鋪天蓋地的關注中，展現的並不是慰安婦，而是審視者的真容。」

既說苦難被彰顯，又說苦難被隱匿，到底是彰顯還是隱匿，這其中的邏輯限定在哪裡？不幸是空洞的嗎？生活真切的一切，不就是填補空洞的實在之物嗎？勵志的雞湯在何處？對於這些老人來說，生命無多，活著真好，這是勵志嗎？這恐怕是死前的豁然，正是這死前的豁然，死前的平靜，才讓人深感其中的悲涼，因為生命將去的時候，生命所需要的尊重，還未抵達。這決然不是什麼「歲月靜好」。

我無意去揣測作者想要表達的一切，但同樣作為一名審視者的我，從道德上說，無權要求別人，只能要求自己。「道德綁架」是病，到底病了沒有？是全部病了，還是部分病了？審視者還是先審視自己，也許自己得了病，不自知，反而看別人病發了，自以為自己是拯救者，實際上不過是病入膏肓的另一種偽裝罷了。

不知有多少人心裡沉重，卻說不出話來。不知有多少行動，讓人發現其實那些對老人們而言，很無力。回顧，審視，叩問良心，我們能給出什麼樣的答案？

請給逝者和生者一份善意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