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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 | 中國近代史群讀書會

第3期 | 中國近代史群讀書會

本學期近代史微信群讀書會自3月11日已經開始,每天邀請3-5位群成員推薦新書、論文或對某一論題的研究情況。本期推送自3月11日至21日的推介。也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來讀書。(入群可加微信:modentime,以「真實姓名+所在機構(或畢業院校)+研究方向」驗證入群,入群后首先按照驗證名修改群名片。本群為讀書群,不歡迎推介微信及廣告的加入。不能參加群讀書活動的,慎重加入。加入群,即視為認同群規,務必遵守。感謝支持!)

《船政史》

作者:陳悅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

推介人:李明洋+中科院+科技史

大家晚上好!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是陳悅的《船政史》。去年是船政150周年,陳悅的這部書也是在去年12月面世,以志紀念。全書上下兩冊,基本是按照時間順序寫作,對船政的歷史進行了比較全面和細緻的梳理。相比較國內前輩學者如林慶元、林崇墉、沈序經的作品,陳悅的《船政史》的一大特色是在艦船的技術細節上更為深入,這也是他之前的「艦船志」系列一以貫之的思路。尤其重要的是書後所附船政造艦之線圖,可以說是陳悅等軍事愛好者出身的研究者對於近代海軍史研究的一大貢獻。此外,在吸收前輩學者以及近年來諸多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陳悅對於很多細節問題也作了澄清,比如船政的官方名稱、船政學堂的內堂生與外堂生等等。當然也有一些遺憾,比如除了技術方面以外,本書對於海外檔案資料的利用還不夠,這部分目前可資參考的仍然是龐百騰、巴斯蒂、萊博等海外學者多年前的作品。總之,這部書可以作為船政史研究的新起點,也非常適合作為手頭翻閱的工具書。

《林傳甲日記》

作者:林傳甲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年:2014年

推介人:劉廣達哈師大近現代史

我今天推薦的書是《林傳甲日記》。林傳甲(1877—1922)在近代史上並不是一個另人耳熟能的人物。他生於福建,曾任京師大學堂文學教授,1905年12月奉命到黑龍江辦學。1917年發起《大中華地理志》的編纂工作,歷經15省,刊行地理志12部。又在多地行辦教育。1922年病逝在吉林教育官署。

中華書局出版的《林傳甲日記》收入了《籌筆軒讀書日記》和《黑龍江教育日記》兩種。前者內容豐富,涉及經學、史學、地理、堪輿、算學、風俗、人情等諸多方面。雖為讀書日記,也結合了時事政治發表評論見解。後者是林傳甲在黑龍江十年間主持江省教育所記,十年無一中斷,只可惜流傳下來的只有三年。因記述詳細,是研究黑龍江近代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資料。

林傳甲雖然只是近代一位普通的知識分子,並不為眾人所知。但我認為社會的進步除了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知識分子領袖的引領外,亦需要像林傳甲這樣在基層努力奉獻的一般知識分子。林傳甲式的知識分子,在近代有許多許多,正是在全國各地都有這樣的知識分子,工作者,整個社會才會不斷的進步著。有時候我們把目光投到這些人身上,也會有諸多驚喜的發現。(因我在論文準備階段,就推薦了這本和論文方向相關的書籍,也是我自己的一點心得與大家分享)

《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權勢的轉移近代——的思想與社會》

作者:桑兵、羅志田

推介人:董亞麗+中南民族大學+近代史

最近在讀的有桑兵老師的《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 北京大學出版社 ) 還有羅志田老師的《權勢的轉移近代——的思想與社會》

《庚子勤王》史料特別詳實!尤其是庚子勤王一事,史料收集很不易,而且電碼密文很多,解讀不容易,但桑兵老師寫的很全面,此外書中的多處結論澄清了很多誤區。學習近代史應該好好讀這本書,但本書可枝節比較多,不易閱讀,特別是不怎麼熟悉時代背景的人,如果不是歷史專業的,讀起來可能比較難。全書近500頁,其實主要就說了一年的事,這才是歷史吧,歷史就是一句話根本講不清楚的。。我讀這本書有些焦灼,才讀了不到三分之一。

但對《權勢的轉移》就比較感興趣,讀的比較快,讀完前幾章認為近代文化的衰落並不是有西方造成的,自身也有內因,從明清開始文化已經開始處於衰落的邊緣,而在西方的衝擊下形成的「繼承西方傳統」的傳統卻被認為的是傳統的象徵,吳苾很早就看透了這一點到卻被認為是守舊派,可見在歷史的大勢所趨之下,有些東西只能順應歷史的潮流。我們今天可以研究歷史,但也要接受歷史不可改變。還有傳教士真是一種帶有「可怕使命」的「好人」,他們為了文化入侵所做的努力真是悄無聲息的,他們對於近代文化的形成影響太大了。

《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

編者:劉禾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2016年

推介人:宋儒 人大革命史 環境史

我今天推薦的書是劉禾主編的《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本書試圖從與西方交互作用、相互聯繫的「全球史」視野,探討國際秩序的形成並植入人們意識深處的歷史進程。作者認為,目前的國際秩序是「一個以地球上的空間並同時以地球上的人心為軸線的雙重結構」,而所謂「人心」,則是西方建構並不斷傳播和植入殖民地國家社會的「文明等級論」,這也成為貫穿本書的核心概念,圍繞這個概念,全書的寫作主線是,這樣一種先驗地認為西方「文明」社會,屬於「半文明」社會的「文明等級論」是如何成為人的「政治無意識」的。在具體研究中,作者試圖運用全球史的視野和方法,認為「本國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的問題,世界的問題也是本國的問題」,要「把本宮的歷史置於全球地緣政治的大範圍中來進行互動研究」(第3頁)。


具體而言,本書由中外學者分別撰寫的十一篇論文組成。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唐曉峰的《地理大發現、文明論、國家疆域》一文是全書的開篇,旨在探討西方世界地理大發現與文明論的形成關係。劉禾的《國際法的思想譜系:從文野之分到全球統治》是全書的第二部分,是從國際法的形成角度對國際秩序的探討。隨後,本書開始論述這一國際秩序如何影響半文明和不文明國家的社會心理,使之成為「政治無意識」的。第三、四篇文章是本書第三個部分,主要側重於研究人種學對文明等級論形成的貢獻及其對殖民地國家的影響。本書第五至第八篇文章是全書第四部分,介紹文明等級論如何通過知識、思想、性別、文字等方面逐步滲透進了東方社會的各個方面。第九至十一篇文章是全書第五部分,具體分析了在文明等級論滲透下,的自然和人文學科發展建設所呈現的面相。


本書認為,文明等級論正是通過不斷地進行政治化和普世化的詮釋,逐漸完成了向世界各地的擴散和滲透,傳播了「西方至上」的政治信條,完成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格局的建構。本書的研究表明,在「落後就要挨打」的「常識」之外,對於廣大非西方的所謂「半文明」國家而言,「挨打」並不一定是被動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主動選擇的,融入世界的過程某種程度上也是認同這種「挨打」的國際秩序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一套認識和解釋世界的知識結構和話語系統的過程。

本書致力于于用「全球史」超越「西化論」,其與「中心觀」的不同在於,其沒有繼續陷入「你有我也有」之類的糾結,而是在於證明「你有的究竟是個什麼」,「我根本沒必要有」。換言之,即是試圖解釋支配「你有我也有」之類心態背後的話語資源。然其問題亦在於此。應當看到,即使解構了西方的話語,看破了西人的邏輯,但終究無法否認西方世界直到今天仍然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教、文化、外交等方面擁有的強勢地位,也無法迴避在實踐中依然要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西方為依據和參照。或者說,無論如何去論證「你有的我沒必要有」的理論邏輯,但也無法迴避「你有的我必須有」的現實形勢。本書中多篇文章試圖證明,近代的民族主義遭遇著在文明等級論之下將自己貶抑為「半文明國家」的困境和矛盾,但卻沒有看到,「半文明國家」帶來的恥感,恰恰也是激勵幾代國人建設民族國家、走向近代化道路的動力。面對瓜分豆剖的時局,時人恐怕絕不會抱持「你有的我不必有」的超然心態,反倒總是有一種「你有的我一定要有」的緊迫,惟其如此,才能擺脫「半文明」的恥辱地位,才能保留住「球籍」,進而在民族之林謀得一席之地,而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是一個認同西方價值體系和話語霸權的過程。換言之,揭示「西化論」背後的話語霸權固然重要,但「全球史」顯然也不是要取消民族性,在近代的發展歷程中,融入西方的「西化」取向不可避免,「西方中心論」有著複雜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半文明」的恥感與富國強兵的理想儘管有齟齬,但也有內在的一致性;反對西方話語霸權與趕超並戰勝西方兩種心態之間也有著更為複雜的糾葛。研究者應在此基礎上研究西方話語與近代民族意識和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緊張關係,進一步探討在西方強勢話語之下的民族和國家如何對抗、利用、解構、發揮西方話語,進而與本民族文化發生了何種互動、碰撞和融合,又如何共同塑造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因此,可以看到,劉禾所主張的這種全球史研究路徑試圖在學術研究和現實生活中尋找到一條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和「中心觀」的道路。然而,「全球」的概念未免太過駁雜,其成立和發展的前提恰恰應該是對和西方各自情況的縝密研究和冷靜分析上,浮光掠影般地點出一些問題進行聯繫和比照,反倒容易給人以一種「隔山打牛」的疏離之感,也容易因「靶心」的相對模糊而終致「脫靶」。

另外,由於本書出於眾家之手,各部分內容單獨成篇,難免在解釋的系統性上尚存有遺憾。從各位作者的論述可以看出,文明等級話語是一個十分龐雜的話語體系,由於其內涵的豐富,對社會的影響也就可能更加廣泛和深刻。特別是,文明等級論要想真正成為一種「政治無意識」,離不開向社會各階層的傳播和滲透,但本書對於知識界之外的政界、商界的反應提及較少,對於普通民眾的反應則基本未能觸及;對於文明等級論對社會結構、社會心理等方面產生的深層次影響還未予揭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等級論的傳播和滲透本身也不可能是線性的,國際秩序也並非在西方國家一方的主導下就能建立起來,何況,西方國家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也經歷了複雜的分化、組合和鬥爭,它們所抱持的話語也未必會完全相同。因此,文明等級論的傳播和國際秩序的建構必然與社會的複雜變動相糾纏,也與西方社會本身的政治變化、經濟調整、軍事鬥爭、學科發展相聯繫,因此也就不可能不談到和西方社會政情、社情、輿情的嬗變歷程。否則,作者對諸多問題的研究未免仍流於某種比附。同時,在社會內部,類似「文明等級」的認識其實也一直存在,作者雖然在文中也涉及到了諸如「貴中華,賤夷狄」之類的言論,也比較了其與西方的不同,但如果按照「文明等級」與國際秩序的解釋框架,又該如何看待歷史上的征服活動和民族融合?何況,本書所述的一種文明或一套話語向另一種文明滲透或植入的現象也並非地理大發現后才出現,更非西方世界所獨有,過分關注所謂「帝國主義」的話語政治,反倒忽視了整個人類文明實際上長期處於交流、碰撞,甚至戰爭中,儘管其具體方式和所造成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但對於「全球史」而言,卻不能將其摒棄於外。那麼,文明的差異和文明的等級到底是客觀事實還是人為建構的結果,是西方的創造還是人類的共識,其到底在什麼意義上和西方有關?

《1943:在十字路口》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

推介人:宋弘,南開大學革命史鄉村史

大家好我今天推薦的書目是周錫瑞、李皓天主編,陳驍譯的《1943:在十字路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這部書中收錄的主要是周錫瑞教授在美國加州大學組織的研討班以及工作坊中的文章,這些文章的共同之處在於都將目光投向了1943年的。在閱讀這些文章的過程中,筆者對其中所蘊含的問題意識、研究視野和新的學術解釋感到欽佩。

作為一部學術著作,在閱讀該書中的文章時,首先感覺到的就是這些文章中擁有很強的問題意識。這些問題意識的產生或是源於對以往學術研究成果的反思,或是在所論議題的基礎之上懷有更多的方法論意識。吳爾哲對抗戰時期治外法權和國民黨的司法改革的討論就是首先梳理了相關學者對清末至抗戰爆發前司法系統改革的研究,在這些研究成果之中,作者梳理出了以往大家所關注的「司法獨立」和「司法黨化」的問題文章認為以往的研究大多強調憲政運動是由民主黨派發起的,而對憲政運動過程民黨的作為重視不夠,因而文章主要從國民黨對憲政運動的發動——知識分子提出主張——國民黨回應的思路展開,力圖闡釋這場憲政運動的整體圖景。

其次,在該書的文章中所透露出的寬廣的研究視野也值得注意。該書之中研究視野之寬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該書所收錄的文章都是從「1943年的」為角度切入的。周錫瑞在書中坦言:「1943年在現代史的主流敘事中是一個被忽視的年代。」那麼,1943年所具有的轉折意義何在?他首先梳理了以往學術界所認同的1944年的轉折意義,而後他進一步認為:「1944年的危機有著更深層次的根源,為了理解它,就要將眼光投向之前的一年。」(前言)這種思路的可貴性在於將1943年、1944年不僅視為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年份,而且將其看作國共之爭的前奏,由此能夠對其中發生的重大事件給予更深刻的解讀。但是,正如作者所言,在選擇轉折年份的問題上存在一個問題,即「一旦把關注點集中在特定的一年,我們就能發現該年發生的很多事件,都對後來的歷史發展起了作用」。(前言)所以,在筆者看來,從「1943年的」的角度出發更多的意義在於是從一個新的角度進行切入,從而獲得以往研究思路所沒有的寬廣視野。

在關注該書方法論層面的同時,更需關注該書文章中所得出的一些新的解釋和新的觀點。黃倩茹對宋美齡訪美問題的討論,以往更多地關注其在訪問期間所取得的成就,特別是展現了其個人的魅力,但是該書在此基礎之上關注了宋美齡在訪美期間與美國的性別意識、種族意識和民主價值觀的互動與摩擦,並指出了宋美齡訪問的消極影響在於一方面使她自己對現實問題開始產生厭倦的心態,無法直面落後的,另一方面,在史迪威事件的處理過程中勸說蔣介石將史迪威留在,而致使與其觀點相左的宋子文被排除在權力圈之外,進而影響了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的表現。陳驍對1943—1944年的憲政運動的研究重點探討了在憲政運動過程民黨的角色,文章強調國民黨認為憲政運動的核心是討論「五五」憲草和地方自治,而知識分子方面則堅持要首先保證人權和自由,最終國民黨方面沒有對這些要求作出切實的回應,知識分子紛紛轉向開始擁護中共的聯合政府的主張。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的敘述方法和敘述風格,該書收錄的文章雖然多為學術性的文章,但是這些文章中均採用了敘事的方法,將議論融入敘事中,讓人讀來即陷入深深的思考。當我們閱讀探討1942—1943年河南大災荒的文章時,不僅能夠感受到作者的問題意識、研究思路,而且從作者的敘述之中能夠感受到大災荒中人民經歷的苦難,感受到救災過程民黨的決策失誤和中共的積極努力,從而為歷史的走向奠定了重要基礎。在關於王明道問題的文章之中,作者通過對王明道日記的運用和敘事的筆法為我們更加鮮活地展現了王明道的內心糾葛,從而更深地走入歷史人物的內心深處,真正做到「理解之同情」。

當然,從另一角度來看,該書也不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該書前言中也有所敘述,該書雖然關注了1943年的精英政治和民眾生活,但是仍然無法全面覆蓋1943年的眾多事件,當然這一點要求是過於苛刻了,畢竟我們更多的還是希望看到一部具有創新性的學術著作,而不是資料彙編類的史實介紹。其次,在該書論述觀點時有時會過於牽強或沒有提供更多的資料支持,如黃倩茹對於宋美齡訪美的消極作用的分析,筆者並不否定其創新性,但是如果能夠提供更多的史料來證明其中消極影響的具體運作機制就更為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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