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不止是背誦

詩詞大賽像一陣風一樣，吹起了詩歌的波浪，很快又歸於平靜，對於詩歌的討論仍要繼續。

北大是一個出詩人的地方，從民國諸君到今天茁聲詩壇的西川、臧棣、西渡等人，可以算得上是人才輩出。

本文主要追溯北京大學一個多世紀的詩歌創作及詩歌教育，描述二者如何相輔相成，結伴而行，既影響一時代的文學潮流，也對北大精神的形成發揮作用。

校園裡的詩性

——以北京大學為中心

陳平原

無論古今中外，詩歌與教育（大學）同行。毫無疑問，詩歌需要大學。若是一代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學子遠離詩歌，單憑那幾個著名或非著名詩人，是無法支撐起一片藍天的。反過來，若校園裡聚集起無數喜歡寫詩、讀詩、談詩的年輕人，則詩歌自然會有美好的未來。這一點，早已被「二十世紀文學史」所證實。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我更願意強調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學需要詩歌的滋養。專門知識的傳授十分重要，但大學生的志向、情懷、詩心與想象力，同樣不可或缺。別的地方不敢說，起碼大學校園應該是「詩歌的沃土」——有人寫詩，有人譯詩，有人讀詩，有人解詩。為一句好詩而激動不已、輾轉反側，其實是很幸福的。在這個意義上，不管你學的是什麼專業，在繁花似錦、綠草如茵的校園裡，與詩歌同行，是一種必要的青春體驗。能否成為大詩人，受制於天賦、才情、努力以及機遇，但「熱愛詩歌」，卻不受任何外在條件的拘牽。因痴迷詩歌而獲得敏感的心靈、浪漫的氣質、好奇心與想象力、探索語言的精妙、叩問人生的奧秘……所有這些體驗，都值得大學生們珍惜。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我既非詩人，也不是詩評家，迄今為止，僅發表過一篇關於詩歌的專門論文，而且還是在二十七年前。作為中文系教授，我有不少文學史著述，但主要討論小說史、小說類型、敘事模式、明清散文，乃至戲劇研究的學術史；可以這麼說，「詩歌研究」恰好是我的弱項。既不「揚長」，也不「避短」，故意選擇這麼一個自己並不擅長的話題，更多的是體現我的「人間情懷」——挑戰現有的大學理念，糾正中文系的培養目標，努力完善的「文學教育」。

而這一切，基於我所扮演的三個不同角色——作為文學教授、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以及作為北大詩歌研究院執行院長，若干視線交叉重疊，逐漸構成了本文論述的焦點。

01.

大學校園裡的文學教育，其工作目標主要不是培養作家，而是養成熱愛文學的風氣，以及欣賞文學的能力。

作為文學史家，尤其是以研究「現代文學」起家的北大教授，如何理解/闡釋五四新文化運動，回應社會上以及學界中的各種質疑，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在我看來：「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對於二十世紀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這是我在北大召開的「五四與現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4月23—25日）上的「開場白」。

為了此次研討會，北大中文系提供了兩個「禮物」，一是北大中文系教師論文集《紅樓鐘聲及其迴響——重新審讀五四新文化》，一是北大中文系學生創作並演出的「紅樓迴響——北大詩人的『五四』」詩歌朗誦會。在論文集的「小引」中，我提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北京大學的命運密不可分，更是『現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重要根基，正是這兩點，決定了北大中文系同人常常與之對話——或考察『五四』新文化運動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或探究『五四』的前世今生及其遙遠迴響，或站在八十年代乃至新世紀的立場反省『五四』的功過得失。」至於如何創作這台詩歌朗誦會，曾有過不同的思路，我的建議是：此詩歌朗誦會須體現北大人的立場與視角，以便與研討會、論文集「三位一體」，呈現「我們的」精神風貌。

「紅樓迴響——北大詩人的『五四』」詩歌朗誦會2009年4月24日晚在北大辦公樓禮堂舉行，觀眾除北大師生，更有參加會議的國內外代表。演出剛結束，代表們紛紛跑來祝賀，最大的感嘆，不是學生們精湛的表演技巧，而是沒想到「詩歌」在北大竟有如此的感召力！

學生中有擅長表演的，這我事先知道；讓我驚訝的是，這場詩歌朗誦會的整體構思——分國家篇、生命篇、哲思篇、情感篇四個部分，涵蓋「五四」以降各時期北大著名詩人的作品。撇開表演形式（合唱、獨唱、朗誦、伴舞、鋼琴或口琴伴奏等），只列篇目及作者，此節目單可按表演順序簡化如下：

《希望》（胡適）、《讚美》（穆旦）、《地之子》（李廣田）、《金黃的稻束》（鄭敏）、《井》（杜運燮）、《黃河落日》（李瑛）、《和平的春天》（康白情）、《月夜》（沈尹默）、《叫我如何不想他》（劉半農）、《過去的生命》（周作人）、《暮》（俞平伯）、《滬杭道中》（徐志摩）、《我們準備著》（馮至）、《春》（穆旦）、《青草》（駱一禾）、《滄海》（戈麥）、《過客》（魯迅）、《斷章》（卞之琳）、《牆頭草》（卞之琳）、《小河》（周作人）、《從一片泛濫無形的水裡》（馮至）、《再別康橋》（徐志摩）、《獨自》（朱自清）、《古木》（李廣田）、《音塵》（卞之琳）、《預言》（何其芳）、《異體十四行之二》（王佐良）、《異體十四行之八》（王佐良）、《女面舞》（楊周翰）、《訴說》（南星）、《夢與詩》（胡適）、《以夢為馬》（海子）、《新秋之歌》（林庚）。

除了特邀嘉賓北大中文系教授孫玉石先生朗誦《山——從平原走近高山的一種靈魂的禮讚》，其餘的詩作，基本上都是文學史上的「名篇」。

朗誦會兼及各種藝術形式，全方位地展現了新詩的美學空間，提供了一個重溫新詩發展歷程的特殊視角；加上學生們細膩的感受、專業的表演，以及貫串其中的激情，確實可圈可點。參加演出的，全都是北大中文系學生（曾有人提議特邀某專業演員，后被否決）；而所朗誦的詩篇的作者，均曾在北大就讀或任教。前者不難，後者則很不容易——此乃這台朗誦會最出彩、最吸引人的地方。只是有三點需要說明：第一，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時期的學生（穆旦、鄭敏、杜運燮），其學籍不僅屬於北大，也屬於清華與南開；第二，名為「詩歌朗誦會」，只選新詩，不含古典詩詞，乃延續了未名湖詩會及未名詩歌節的傳統，可以理解，但並不全面；第三，為了減少爭議，新時期詩人中，只選了已去世的三位（海子、駱一禾、戈麥）。拋開這些自覺的「設計」，這台朗誦會還是不無遺漏，如缺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馮文炳（廢名）、四五十年代的吳興華——而這兩位，在我看來，都是值得大力表彰的優秀詩人。

即便如此，一所大學的師生，與新詩發展史竟有如此密切的聯繫，實在讓人驚訝。搭建起這場朗誦會的，「明線」是國家、生命、哲思、情感這四大主題，「暗線」則是半部現代詩歌史——從胡適、魯迅、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到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馮至，再到徐志摩、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再到穆旦、鄭敏、杜運燮、南星、王佐良、楊周翰，最後是海子、駱一禾、戈麥。這條「暗線」如此清晰，以致任何對現代詩歌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漠視（林庚先生早年是清華大學著名詩人，1952年後轉為北大教授，講授文學史課程之餘，仍繼續創作新詩）。

詩人西渡曾談及：「在北大的詩人身上始終存在三個可以辨認的傳統，一個是西方現代詩歌的傳統，另一個是八十年代以來朦朧詩的傳統，最後是北大詩歌自身的傳統。」他所說的「北大傳統」，是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北大校園裡涌動的以現代主義詩歌為榜樣的「新詩潮」。而在我看來，談詩歌的「北大傳統」，不應局限於八十年代，而應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算起——若這麼考慮問題，這場本只是「應景」的詩歌朗誦會，可以有很多的思考與發揮。

一如世界上許多著名大學，北京大學除了關注人類的知識承傳、科技革新以及精神生活，還時刻浸染著「詩心」與「詩情」，甚至與特定時期的「詩歌創作」、「詩歌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以五四新文化人的提倡白話詩為起點，一代代北大師生，鍥而不捨地借鑒域外詩歌藝術，同時努力與自家幾千年的詩歌傳統相結合，創作了眾多優秀詩篇。有人積極關注詩經楚辭、漢魏樂府以及唐詩宋詞的形式演進，為理想的新詩寫作尋找借鑒與支持；有人「不薄新詩愛舊詩」，執著於傳統詩歌的魅力，堅信其仍有燦爛的明天；也有人關注中外詩歌的翻譯、詮釋與對話，努力探索人類詩歌的共通性。正是這種執著於自家傳統，而又勇於接受各種異文化的挑戰，在消融變化中推陳出新，才使得詩人的創造力從未枯竭。

但是，這一傳統並非「自然而然」；相反，大學校園裡的「詩性」，正日漸受到「科學」等各種專業知識的擠壓。最近十幾年，我一直關注大學為何以「文學史」為中心，思考這一文學教育之功過得失，辨析「學問」（知識）與「詩性」（文章）的合作與分離。我再三強調，大學校園裡的文學教育，其工作目標主要不是培養作家，而是養成熱愛文學的風氣，以及欣賞文學的能力。這樣來看待大學校園裡各種層次的「文學」——包括科系設置、課程選擇，以及社團活動等，會有比較通達的見解。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時，各大學的學生刊物曾發揮很大作用。我曾撰文談及中山大學的《紅豆》，以及全國大學生雜誌《這一代》等。現在呢？北大每年都舉行「未名詩歌節」，還有中文系學生辦《啟明星》等，很活躍，但影響有限。其實，從五四時期北大學生辦《新潮》起，校園文學始終生機勃勃，是文學人才的搖籃，也是文學創新的試驗田。

北京大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當初曾奮起抗爭，「新教育與新文學」配合默契，凡談論「現代文學」或「五四新文化運動」者均會涉及。其實，其他大學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清華大學、東南大學、西南聯大、延安魯藝等，都有相當精彩的文學活動。

1903年清廷頒布《大學堂章程》，在「文學科大學」里專設「文學門」，主要課程包括「文學研究法」、「歷代文章流別」、「西國文學史」等十六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提醒歷代文章源流的講授，應以日本的《文學史》為摹本。此前講授「詞章」，著眼於技能訓練，故以吟誦、品味、模擬、創作為中心；如今改為「文學史」，主要是一種知識傳授，並不要求配合寫作練習。這一變化，對於「文學教育」來說，可謂天翻地覆。

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而是進入現代社會，「文學」成為一門「學問」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十年前，我曾在一則題為《「文學」如何「教育」》的短文中談及：「文學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並不取決於個別文人學者的審美趣味，而是整個現代化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在表達民族意識、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異文化、融入『世界文學』進程方面，曾發揮巨大作用。至於本國文學精華的表彰以及文學技法的承傳，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具體到北京大學的文學教育，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界，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二十年的工作重點，是從注重個人品味及寫作技能的『文章源流』，走向邊界明晰、知識系統的『文學史』；后二十年，則是在『文學史』與『文學研究』的互動中，展開諸多各具特色的選修課，進一步完善專業人才的培養機制。」所謂「后二十年」，因該文只討論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其實，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大學里的「文學教育」，基本上是「蕭規曹隨」，沒有大的變化。

為何將「文學教育」突變的焦點鎖定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因當年引領風騷的北大國文系，文白之爭逐漸消歇，「文學史」成為主要課程，「小說」、「戲曲」開始登上大雅之堂，「歐洲文學」更是必不可少；與此相適應的，是胡適等新派教授之積極提倡「科學」精神、「進化」觀念以及「系統」方法。如此學術立場，恰好凸顯國文系的尷尬——我們亟須的，到底是「學問」還是「文章」？

經由「文學革命」與「整理國故」的雙重夾擊，國文系的古詩教學，面臨諸多危機，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學者們都直奔考據而去，其講授越來越偏重「學問」而非「性情」或「文章」。古詩文的教學，如北大國文系長期開設的「詩名著選」和「文名著選」，均註明附「作文」或「實習」（清華、燕京等大學也都要求學生修習此類課程時須練習寫作）。可隨著時間的推移，此類古詩文習作越來越徒具形式。而新文藝研究及寫作的課程，歷經十年坎坷，終於正式啟程。很可惜，同學們報名並不踴躍，經校方再三催請，由胡適、周作人、俞平伯任指導教員的散文組，由徐志摩、孫大雨任指導教員的詩歌組，由馮文炳任指導教員的小說組，由余上沅任指導教員的戲曲【劇】組，合起來也才招到了11名學生。實際上，喜歡文學創作的，不一定念文學系；至於國文系學生，因專業課程分語言、文學及整理國故三類，精挑細選時，很可能「喜舊」而「厭新」。這一大趨勢，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因意識形態重建的需要，才有了實質性的變化。另外，很遺憾，一直到今天，各大學中文系的「文學教育」，依舊以「文學史」為中心，重考據而輕批評，重學問而輕文章。

我曾力圖在思想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作為課程設置、作為著述體例、作為知識體系以及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史」，四者之間如何互相糾葛，牽一髮而動全身，並進而反省當今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這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2]。作為中文系教授，我最大的感嘆是，在現代巨型大學中，人文學科的地位正逐漸向邊緣轉移；而大學里的「文學教育」，又在「專業」與「趣味」「知識」與「技能」之間苦苦掙扎，始終沒能找到正確的位置，因而也就無法「大聲地」說出我們的「好處」。

02.

詩歌的先鋒性、精神性以及實驗性，明顯更適合於時間有限但才華洋溢的大學生們。熱愛詩歌，並不一定「聖潔」，更多的是代表著青春，代表著精神，代表著夢想。

2010年秋天，北大中文系舉行百年慶典。此前，我們組織教師們編寫「北大中文百年紀念」叢書，搶在慶典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這六卷有關北大中文系歷史及人物的文集，由十八位教師分頭編選，大致邊界如下：《我們的師長》追懷已經去世的教授，《我們的五院》記述仍然在世的老師，《我們的園地》選輯1977級以來北大中文系的校園文學創作，《我們的詩文》收錄北大中文系教師學術著作以外的詩文——這些都很明確，比較難以釐清的是《我們的學友》和《我們的青春》。都是徵集校友文章，前者傾向於著名學者，後者更多的是作家或文學愛好者。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的青春》徵稿最為艱難，也最具戲劇性。因為，如此書名，任何一個系友都「有話可說」。誰都有自己一去不復返的「青春」，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們，如何在風景如畫的燕園裡，盡情地享受或揮灑？讀《我們的學友》和《我們的青春》，二者所追憶的校園生活完全不一樣。前者是淵博的學識，後者是浪漫的性情。其實，此前北大百年校慶，學者編的《北大舊事》關注學術與思想，詩人編的《北大往事》側重文學與文化，已經顯示這一區隔。這既與編者的立場及趣味有關，也隱含著整個時代風氣的變遷——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北大校園裡確實到處瀰漫著濃郁的「理想」「激情」與「詩意」。

在校時並非詩人、畢業后赴美留學、現為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的劉劍梅，在為北大中文系百年紀念而撰寫的《搭上了理想主義的末班車》中稱：

我記憶中的北大，是充滿詩歌和詩情的。……最有意思的是，我所在的85文學班，是一個人人皆詩人的班級。每次同學聚會，都有詩歌朗誦，都有吉他伴奏，都有輕聲吟唱，在朦朧的月光下，在寧靜的未名湖旁，我們靜靜地沉浸在心與心的交流中，體會著詩歌的美感，體會著文字的神秘，體會著彼此年青的心跳。現在回想起這些青春時期的場面，就像魯迅回憶少年時的閏土一樣，是一幅神異的圖畫，連深藍的天空、金黃的月亮都有著傳奇般的迷人的氣味，而且這種氣味是根本無法複製的。是的，當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詩歌的戀人，文學的戀人，和思想的戀人，雖然當時我們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沒有網路，可是我們卻共同擁有對文學的熱愛與激情，我們人人都會寫作，個個都有文才，都有浪漫的文人情懷，都能體會到藝術的「本真」，而這種浪漫情懷、這種本真的藝術感覺（或者「靈暈」）在電子數據時代和商業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不管是早年的「文學系」，還是現今的「語言文學系」，「文學教育」始終是重中之重。你可以說中文系不以培養作家為主要目標，但毫無疑問，這個學系應該是整個大學校園裡最有「詩性」的地方。

「文革」結束后的北大中文系，確實創辦了不少文學雜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早晨》《未名湖》，到後來的《啟明星》《博雅》《我們》，甚至還有專刊舊體詩文的《北社》等。關於「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以及《早晨》《這一代》的故事，黃子平有精彩的描述。那時的北大校園，文學創作很活躍，有小說，有散文，有詩歌，也有戲劇演出（劇本未見刊出）。換句話說，那時北大的校園文學創作，詩歌並不獨佔鰲頭。

到了1990年3月，為紀念中文系系刊《啟明星》創刊十周年，編輯出版了《啟明星作品選1980—1990》，分詩歌卷和散文小說卷兩大部分，散文小說卷只收8篇作品，詩歌卷收了33位作者的近200首詩作。不全是篇幅問題，「可以說，詩歌創作佔據了《啟明星》的絕對主導地位」。據《我們的園地》編者之一吳曉東分析：「《啟明星》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塑造著燕園自己的傳統。一屆屆未名湖畔的年青詩人們都在走進這座已經古老的校園之後帶著燕園文學傳統的或深或淺的烙印又從這座仍舊年青的校園走出去。每個詩人都在承受著這種傳統的影響的同時又參與了對這個傳統的塑造。在他們的身後拖著長長的執著求索的足跡直至年青的生命的代價。」[2]為何最近三十年的「燕園文學傳統」以詩歌為主？這與學生的年齡、趣味以及知識背景有關。七七、七八級大學生有豐富的社會閱歷，若有才情及時間，撰寫長篇小說沒問題；以後的大學生，從校園到校園，社會閱歷很有限，在緊張的課業之餘，創作好的長篇小說（或多幕劇），可能性不大——除非放棄學業。相對來說，詩歌的先鋒性、精神性以及實驗性，明顯更適合於時間有限但才華洋溢的大學生們。

於是，對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北大中文系的學生來說，「詩歌」成了重要的生命記憶。1985年進入北大中文系的郁文（以下論述，尊重詩人們的習慣，用筆名而非學籍簿上的本名），回憶《啟明星》以及諸多詩人的故事：「在未名湖畔，大家一起談新詩，是一件『美的不能勝收的事情』（一位同學在畢業后寫給我的信中這樣說）。」兩年後（1987）考入北大中文系的李方稱：「我們都是詩人，每人一個大本，成天命根子似地帶著，沒事就寫兩行。每天最快活的時光要算熄燈后，一時還不睡，就點上蠟，一人一首地朗讀自己的得意之作，互相品評，免不了彼此吹捧或攻擊一番。」五年後（1990）步入燕園的冷霜也有類似的追憶：「有些沒課的上午，我們在靠窗的桌前相對而坐，各讀各的書，偶爾就因一個話頭聊起來，談的大多與詩有關。談各自對詩的理解，也把剛寫出不久的近作拿給對方看。」

1981年考入北大英文系、日後成為著名詩人的西川，曾撰文回憶在燕園學詩的過程，以及如何結識諸多詩友，開展一系列詩歌活動。而1983—1993年就讀北大中文系的詩人麥芒，談及當初編《啟明星》以及與諸多詩人交往的經驗：「文學，尤其是詩歌，呈現的是個人與社會共同自由發展的美好遠景。某種類似於文藝復興的呼喚牽住了我們的鼻子。人能感到每天都在蛻去舊殼換上新的身體。具體表現在詩歌上就是：在北大的詩人既與校外各路人物有著廣泛交流，又在校園之內各個年級與系別之間保持著良性競爭與互補的關係。」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燕園裡到底有多少詩人，誰也說不清。據當初的詩人、日後的學者冷霜稱：「有一次和西渡兄聊天，他告訴我他大學時一個宿舍里六個人都寫詩。那正是80年代後期。到了90年代初，詩歌熱已經消退，我的宿舍里寫詩的還有一半，在90級中文系裡算『密度』最大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校園裡流行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歌」，而是五四新文化人開創的「新詩」——尤其是深受歐美現代主義詩人影響的「現代詩」。至於傳統詩歌，或曰「舊體詩」，雖也有人研習，但備受壓抑。我接觸的教授中，如季鎮淮、陳貽焮、袁行霈等都喜歡寫舊詩，且有詩集存世或刊行。林庚有點特殊，長期講授文學史及古典詩歌，但目標卻是創造更有意境、更有發展前途的新詩。張鳴曾專門撰文，描述林庚先生講授楚辭的風采，並記錄下林先生關於文學史及新詩的議論[9]。北大校園裡，始終有寫作舊體詩詞的傳統，如成立於2002年夏的北社，其社刊《北社》（專刊本社成員創作的舊體詩詞和文言文作品）已發行了16期，但力量與聲勢遠不及新詩。《我們的青春》一書中，僅有韓敬群追憶「在北大寫舊詩的經歷」。

反過來，不少原先熱愛舊體詩的學生，進入北大校園后，轉為新詩寫作。如詩人西川在《小事物的精英》中提及：「我從16歲開始畫畫，寫詩。畫畫是我的主業，寫詩只是副產品（為了用文字填充畫幅），所以上大學之前我一直寫古體詩。進了大學門，古體詩的形式不夠我用來表達新事物、新情感了，加上又讀了《聖經》和巴金的《家》，我這才改寫新詩。」而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的博士、詩人麥芒，也在《詩歌的聯繫》中講道：「我當時主要仍迷戀於舊詩，律詩、絕句和詞都寫，從中學帶來的習慣，冥頑未化。」進入北大后，受周圍風氣的影響，麥芒很快轉向了新詩，並與同學王清平、臧力、徐永恆、蔡恆平等組織詩社，開展一系列活動。

北大校園裡，讓在校生及校友夢牽魂繞的詩歌活動，除了宿舍里的埋頭寫作，圖書館旁的如切如磋，更有未名湖畔的詩歌集會。其中最典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未名湖詩會——未名詩歌節。冷霜在《中文系，青春與詩歌的過往》中稱：「當我想到青春，想到大學讀書的日子，最珍貴的記憶都與詩有關」；「對在北大寫詩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日子莫過於每年一屆的未名湖詩會」。另一位北大中文系畢業的詩人錢文亮，也在《北大和我的后青春時代》中說：「在我進校的時候，北大的詩人群體已經成為當代詩壇不可小覷的重要力量，每年舉辦的『未名詩歌節』也成為國內持續時間最長、最穩定的校園詩歌活動，吸引著全國各地的詩人藝術家。從某種意義上，在全國高校文科學生的心目中，『未名詩歌節』已經成為北大的標誌和象徵，北大人對詩歌的一往情深和堅貞不渝，在當下愈趨物質化、世俗化的時代，本身就是對於當代詩歌最重大的推動和貢獻。」

未名詩歌節由原北大未名湖詩會演變而來。未名湖詩會創辦於1983年，原定每年秋天舉行；1993年起，為了紀念在春天去世的詩人海子，改為每年3月26日（海子忌日）舉辦。2000年起，未名湖詩會擴展為未名詩歌節——號稱「第一個詩歌節，或許也是影響最大的詩歌節」。「詩歌節的前身是詩會，所不同的是，詩歌節的時間更長，活動更豐富，不僅包括詩會朗誦會，一般還有系列講座、沙龍、專場朗誦、印行詩集等內容，全方位多角度地展開，讓更多的人接觸到詩歌，並和詩歌發生關係」。這一更具當代文化色彩的詩人聚會形式，為以後各屆未名詩歌節所承襲，只不過為了凝集對話的焦點，每屆確定一主題：第二屆（2001）是「黑暗的回聲」，第三屆（2002）乃「雙重眼界」，第四屆（2003）為「我詩故我在」，第五屆（2004）則是「交叉路徑」；第六屆（2005）開始，北大新詩研究所積極介入，與北大中文系和五四文學社聯手，力圖打造規模更大、影響更廣的詩歌節。第七屆（2006）的主題是「距離的組織」，第八屆（2007）為「耳中火炬」，來源於諾貝爾獎得主卡內蒂的同名自傳；第九屆未名詩歌節（2008）恰逢北京大學校慶110周年，於是定為「詩響家110」；第十屆（2009）為「半完成的海」，第十一屆（2010）乃「昨天，空間，現在」，第十二屆（2011）則是「第二自我」；2012年春天舉辦的第十三屆未名詩歌節，以「結局或開始」為名，邀請了生於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約二十位詩人嘉賓參與開幕式講讀活動，力圖讓詩歌節的範圍更加開闊，更加年輕……。

參加未名詩歌節，欣賞當代詩壇諸多詩人的英姿，看他們在五光十色的舞台上朗誦詩作，或嚴肅「佈道」，或自我調侃，還伴有民謠演唱等，對於熱愛文學的年輕人，頗具視覺衝擊力及文化吸引力。更何況，無論是傳統教育，還是現代傳媒，都對大學生參與這種狂歡節般的「詩歌活動」持讚賞態度。「對一個普通的北大學生而言，這是一個新奇的活動、一個另類的節日；對詩人，同樣也如是。」著名詩人、北大副教授臧棣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對詩歌節的種種形式，我都能接受，不反對不討厭。純粹的詩歌朗誦我喜歡，像這種熱熱鬧鬧的詩歌聚會我也不拒絕，因為對詩歌來說，這些詩歌藝術節都是一件好事」。結論是：「朗誦既能毀滅一首詩，也能復活一首詩」。

要說「朗誦」可以「復活一首詩」，最典型的，莫過於海子的《祖國（或以夢為馬）》。日後熱心參與未名詩歌節的組織活動且貢獻甚大的詩人、中文系1997級古典文獻專業學生馬雁，如此描述其第一次參加未名湖詩會的情景：

到了未名湖詩會，見到好多詩人，尤其是擅長朗誦的劇社成員用表演性的腔調朗誦海子《祖國（或以夢為馬）》，我們才真的被詩歌震懾住了。朗誦者完全是用一種舞台的氣魄在進行，催人淚下是絕對不過分的描述。我記得坐著校車回到昌平以後，幾乎整夜我們宿舍里同學都沒有合眼，開著應急燈，朗誦海子的詩，想要獲得朗誦會上催人淚下的效果而不可得。簡直如同一場醒不過來的急夢，把人急得啊沒辦法，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朗誦出那種澎湃來呢？大概就是從那晚起，忽然掀起了一陣寫詩的熱潮……

1979級北大法律系學生海子（原名查海生），大學期間開始詩歌創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關卧軌自殺，年僅25歲。作為20世紀80年代後期新詩潮的代表人物，海子在詩壇佔有十分獨特的地位，他的詩以及他的死，影響極為深遠。可以這麼說，海子乃北大詩歌的神話，而其《祖國（或以夢為馬）》，又最適合於廣場朗誦：

萬人都要將火熄滅

我一人獨將此火高高舉起

此火為大

開花落英於神聖的祖國

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

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凡參加過未名湖詩會或未名詩歌節的同學，大概都會對集體朗讀海子的詩記憶猶新。因為，「連續好幾屆未名湖詩會都以朗誦海子的《祖國（以夢為馬）》作為開場」。不難想象，在詩人集會上，「或十幾個或數百人齊聲朗讀著『以夢為馬』和『面向大海，春暖花開』」，那情景確實很有震撼力。「直到現在的每年春天，都會有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從各個高校和全國各地趕來，聚集在未名湖邊用『以夢為馬』為暗號接頭，紀念海子和詩歌逝去的光環」。

就像臧棣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採訪時說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詩歌集會很有人氣，活動時也不需要多少資金；「而今天，活動有一個資金問題，單是場租一個下午或晚上就要四五千塊錢，學生已付不起了」。也正因此，「未名詩歌節的形成有一個資本介入的過程」——一開始是北大中文系的有限撥款，2005年起則有北大新詩研究所的積極介入以及中坤集團的慷慨解囊。研究者稱，「對於資助與被資助的雙方來說，這一舉動是雙贏的」，理由是：「北京大學以及北京大學中文系藉由這場聲勢浩大的年度詩歌狂歡來提醒人們對於新文學歷史中以及新詩史中北大特別是北大中文系的重要傳統和作用，而中坤集團則藉助於此來證明它們是一個有文化和素養的企業」。談論北大的未名詩歌節，由「資本介入」聯想到「商業利益」以及「權力支配」，很深刻，但似乎有點過度闡釋。到目前為止，此詩歌活動的民間性仍得以保持——學生們自作主張，獨立操作，中文系或新詩所（詩歌研究院）只是表達強烈關注，需要時給予人力、物力及道義上的支持。

2010年，為了紀念北大中文系百年系慶，諸多系友積極撰文。請看詩人西渡的《傳奇的開篇》：

從1977年恢復聯考以來，北大中文系一直是詩人窩。在這裡，詩人不是一個一個出現，而是一夥一夥湧現的。三十多年來，這個詩歌的鏈條從沒斷過。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臧棣和我合編過一本《北大詩選》，收1977級到1996級北大出身的詩人78家，其中中文系出身的詩人51家，是當然的主力。其後十多年，這一詩人隊伍又有可觀的壯大。這些詩人有的大學部畢業后即離開母校，有的碩士、博士一直念到學位的盡頭，更有少數幸運兒至今仍在中文系或在北大其他院系任教。無論前者還是後者，在中文系求學的經歷都是其生命中的一個華彩樂章，同時也是其或平淡或傳奇人生一個不平凡的開篇。對他們中的多數人，種子就是在這個階段埋下的，精神的成長也由此開始。收穫的季節也許美不勝收，但它的開篇卻更精彩。

北大中文系能出大詩人，那是最好的；若做不到，則退而求其次，希望同學們在校期間曾與詩歌有過「親密接觸」。有人稱，「對我而言，北大的形象是隨著北大的詩歌而愈發聖潔的，如果沒有海子和西川，也許北大就不再是個夢想」；也有人說北大盛產詩人，詩人多的地方是非多矛盾多，各種詩歌團體背後蘊含著權力與慾望[26]；更有人嘲笑北大詩人毫無來由的「狂傲」，以及如何用艱深文飾其淺陋。在我看來，這三種描述，都是真實可信的。熱愛詩歌，並不一定「聖潔」，更多的是代表著青春，代表著精神，代表著夢想。因此，我更關注的，是那些當初不是詩人、或日後放棄寫作的曾經的詩人，他/她們對於燕園生活的記憶——如果他們覺得，因為有了詩歌，「在中文系求學的經歷都是其生命中的一個華彩樂章」，那就值得我們為之慶幸與驕傲。

03.

無論任何時代，詩歌都應該是大學的精靈與魂魄，不能想象一所大學里沒有詩與歌——那將是何等的枯燥乏味!

談及這些，涉及我的另一個身份——北京大學詩歌研究院執行院長。成長在一個「詩的國度」，北京大學幾乎從創立那一刻起，就與「詩心」、「詩情」、「詩歌創作」、「詩歌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已被過去的歷史所證實，至於能否延續這一光榮，端看今天以及日後的燕園主人是否爭氣。當下，如何有效地協調詩歌的創作與研究、校園與社會、經典化與普及性，是個不太好解決的難題。2010年秋天，藉助中文系百年慶典的機遇，在北大校方及中坤集團的大力支持下，原北大新詩研究所、北大古代詩歌研究中心合併，再整合其他學術資源，創建了北大詩歌研究院。北大詩歌研究院院長由謝冕擔任，我是執行院長，副院長為駱英，也就是北大中文系系友、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

因北大詩歌研究院成立，《人民日報》約了一組文章——謝冕的《時代呼喚詩歌的擔當》、陳平原的《詩歌乃大學之精魂》、駱英的《詩歌走到了一個門檻》，以「今日詩意何處尋？」為題，刊《人民日報》2011年1月6日「副刊」。報社專門為這組文章加了「編者按」：「詩和詩意，是一個美好時代的指針。一個生機盎然、和諧美好的時代，需要自己的詩人，需要涵養詩意。 / 網路寫作便捷了，出版渠道豐富了，詩歌寫作和發表的門檻降低了，詩人的潛在隊伍似乎在擴大。與此同時，在大眾文化盛行，物慾上揚的今天，曾經追求理想與浪漫、極致與美好的詩歌似乎淡出視野。為何詩作多了，而有影響力的詩人和作品卻少了？能否期待詩歌創作高潮的再次到來？/詩人和學者在此進行真誠深入的探討，表述思考。」

三篇文章的作者，謝冕是詩評家，駱英是詩人，我不一樣，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學教授」。因此，我的關注點在教育——現代大學注重的多是專業教育，且強調「與市場接軌」，我擔心其日漸淪為「職業培訓學校」。而這，有違人類精神搖籃的美譽與期待。「或許，除必要的課程外，我們可以藉助駐校詩人制度、詩歌寫作坊、詩社以及詩歌節等，讓大學校園裡洋溢著詩歌的芬芳，藉此養成一代人的精神與趣味。因為，讓大學生喜歡詩歌，比傳授具體的『詩藝』或選拔優秀詩人，更為切要。」

北大詩歌研究院的工作計劃是，與北大中文系合作，在大學校園裡積極「播種」詩歌——包括繼續出版現代詩研究集刊《新詩評論》（已刊14輯），編印提倡「風雅性情，道德文章」、著力於古典詩文研習的《北社》（已刊16期），以及支持每年一度的「未名詩歌節」等。此外，設立「駐校詩人」制度，以及受中坤詩歌發展基金委託，負責評審並頒發「中坤國際詩歌獎」。這兩年一度的國際性詩歌獎，倡導理想主義、批判精神以及藝術探索，兼及本土性與國際性，希望藉此促成當代詩歌的繁榮昌盛。第三屆「中坤國際詩歌獎」授予詩人牛漢（1922—）及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1931—），而我在2011年12月6日的頒獎儀式上，做題為《未名湖的夢想》的「開場白」：「表彰那些畢生從事詩歌創作（或研究）並取得驕人業績的詩人，同時，將他們的精神產品推展開去，讓社會各界了解與接納，這是我們的責任。希望通過不懈努力，十年二十年後，未名湖不僅成為學者的搖籃、詩歌的海洋，還能成為全乃至全世界詩人嚮往的精神家園。」

第四屆亞洲詩歌節2012年6月16—20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舉辦，北京大學詩歌研究院乃主辦者之一，我不是詩人或詩評家，談的依舊是「大學」與「詩歌」之關係：

讓未名湖成為全乃至全世界詩人嚮往的精神家園，這當然只是我們的夢想——可這夢想屬於每個熱愛詩歌的北大人。明年春天，隨著北京大學詩歌研究院小樓「採薇閣」的正式落成，未名湖畔將有更多詩人雅聚的身影，以及「風聲雨聲讀『詩』聲」。我相信，綿綿春雨中，「隨風潛入夜」的，不僅是青春的笑語，更有那大學校園裡永遠不滅的詩歌的精魂。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燕園裡流傳一個笑話：在北大，你隨便扔一個饅頭，都能砸死一個詩人。一般解讀為：這是在嘲笑北大詩人太多，北大食堂的饅頭太硬。在我看來，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詩人們喜歡在綠草如茵的校園裡閑逛，而不願意待在實驗室或圖書館里，這才可能輕易被砸中。

引兩段北大中文系學生的文字，看詩歌對於大學生活的意義及局限。1987級學生李方稱：「我總以為，人在二十歲的時候，都是詩人；而到了三十歲的時候，若還有心弄這些分行的東西，才可稱為真正的詩人。可惜的是，現在我們三十歲還不到，已沒有一個再寫那勞什子了，可見原來都是瞎鬧。」1985級學生郁文也反省：「我曾站在瘋狂的邊緣，青春期的騷動不安加上詩歌差點使我毀滅。詩歌不應該有這麼重要的地位，它只是生活的『餘事』。現在詩歌於我是一種信仰，靠得很近，但已不是時時意識到它的存在。」是的，大學校園裡，寫詩、讀詩、評詩,以及各種轟轟烈烈的詩歌活動，都只是生活的「餘事」，並非「全部意義」所在。

可在我看來，世界上最虛幻、最先鋒、最不切實際、最難以商業化，但又最能體現年輕人的夢想的，就是詩歌。十八歲遠行，你我心裡都揣著詩；三十歲以後，或許夢想破滅，或者激情消退，不再擺弄分行的字句了。可那些青春的記憶，永遠值得珍惜，值得追懷。眼下各大學都講專業化，且為爭取更高的就業率，紛紛開設各種緊貼市場的實用性課程，我則反其道而行之，告訴大家，大學就應該有詩，有歌，有激情，有夢想。這種事，中文系不做，太對不起學生了。

我當然明白，絕大多數北大學生走出校門后，不再寫詩，不再讀詩，也不再做夢了。之所以如此堅持，強調「詩歌乃大學之精魂」，有三件事對我觸動很大：

最近許多年，在北京大學全校畢業典禮上，有兩個節目一直沒換，且深受畢業生歡迎，一是朗誦中文系教授謝冕的散文《永遠的校園》，一是合唱中文系已故教授、著名詩人林庚作詞的《新秋之歌》。每當這個時候，我都深感驕傲——這就是我們的校園，這就是我們中文系對這個校園的貢獻。

2009年12月12日，畢業於北京大學的一群音樂人聚集深圳音樂廳，舉辦了一場名為《未名湖是個海洋》的「北大校園歌手音樂會」。那是一場商業演出，我在場觀察，演員與觀眾都極為投入。尤其輪到北大校園歌手許秋漢創作的《未名湖是個海洋》，全場起立，跟著歌手齊唱—

未名湖是個海洋，

詩人都藏在水底，

靈魂們都是一條魚，

也會從水面躍起。

……

如此青春想象，屬於北大這樣「永遠的校園」。像我這般年紀，輕易是不會落淚的，可那一瞬間，也都控制不住。這首歌的創作，明顯受謝冕那篇收入《精神的魅力》中的散文《永遠的校園》的影響，包括起首那句「這真是一塊聖地」。許秋漢在自述中提及這一點，只不過記憶略有偏差，把文章題目搞混了。

參加第四屆亞洲詩歌節期間，有一場活動讓我格外震撼。開幕式上，土耳其詩人的兩段話，我是半信半疑的：「土耳其現在有200多家刊物發表詩歌，有40多個詩歌獎」；「這裡幾乎人人都寫詩，雖然發表詩歌根本賺不來稿費，但是可以說詩歌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可2012年6月19日的活動，讓我深感慚愧。晚上九點半，代表團應邀在Kibele酒店用晚餐。事先沒說清楚，以為只是普通的宴請。到了布置得十分華麗的現場才知道，主人是十幾位企業家。這些並不寫詩的企業家，拿著兩種不同譯本的詩集，要求用土耳其語與漢語輪流朗讀。那天因交通堵塞以及兩重翻譯等問題，詩人大都顯得很疲憊，十一點多就要求結束宴會，這讓一直興緻很高的主人很錯愕。這場「業餘」的詩歌朗誦會，遠比詩人間的切磋詩藝更讓我感動。單憑這一點，大學里的「文學教育」就該好好反省——你能想象在，企業家們願意且能夠以「讀詩」來宴客嗎？不用說，中西各國各有其寫詩、讀詩、誦詩的傳統；而在古代，吟詩、吟詞、吟誦古文，也都各有自己的一套。1930年代朱光潛、朱自清等人曾移植英倫經驗，在北京組織「讀詩會」，從事種種「聲音試驗」，努力完善「新詩理論」，其間的功過與是非，更是深受文學史家的關注。可今天，仍能繼承這一光榮傳統的大學，並不多見。

在我看來，無論任何時代，詩歌都應該是大學的精靈與魂魄，不能想象一所大學里沒有詩與歌——那將是何等的枯燥乏味！幸好，北大是一所有詩有歌的大學，而且新詩、舊詩並重，研究、創作同步，再加上蔚為奇觀的詩歌節，此乃燕園的魅力所在。

在我看來，談論當下亞洲各國大學的高下，在大樓、大師、經費、獎項之外，還得添上「詩歌」。對於具體的大學來說，願意高揚詩歌的旗幟、能夠努力促成詩歌在大學校園裡的「生長」，則自有高格，自成氣象。

本文摘自：陳平原《六說文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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