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報#51】中國大戰略：延續與變遷 / 金駿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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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略：延續與變遷 [1]

金駿遠

Avery Goldstein，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大衛·諾特（David M. Knott）全球政治與國際關係講席教授，當代研究中心主任

一

「大戰略」（grand strategy）一詞可被拆分為兩個部分。其中，「大」（grand）涵蓋軍事、外交、經濟等多個方面。從這個角度來說，「大」戰略著重研究國家如何統籌考慮本國與外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關係，以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

「戰略」（strategy）意指國家處於「相互依賴的選擇」（interdependentchoice）的狀態。具體來講，一國在做決策時其他國家也將根據該國的決定做出回應，因此該國需試圖猜測其他國家將如何做出回應。這樣一來，一國在做戰略選擇時，它應當考慮「如果我知道你將做出何種回應，那麼我應做些什麼才能更好地服務於我的利益」。

「大戰略」把涉及國家外交政策的各方面都聯繫起來，進而對國家的外交決策進行指導。當然，現實世界比想象中更為複雜。國家在制定大戰略或做決策時，除了需要全面考慮經濟、軍事、外交政策及本國實力外，還應客觀評估國際環境及其他國家可能做出的反應。

二

新成立以來，主要有兩項基本的「大戰略」，即冷戰期間的「生存戰略」（strategy of survival）和冷戰後時期的「復興戰略」（strategy of revival）。「生存戰略」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依次是對蘇「一邊倒」、向美國傾斜，以及後來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向美國傾斜。迫使領導人採取「生存戰略」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外界（前期是美國，後期是蘇聯）嚴重的軍事威脅。

當領導人認為美國是面臨的最大威脅時，只能通過尋求蘇聯的幫助與美國相抗衡。然而，採取對蘇「一邊倒」的「生存戰略」也給帶來了諸多問題。首先，這種戰略有著許多軍事安全之外的後果。不得不成為蘇聯主導的經濟集團的一部分，被迫與西方經濟體系相分離。領導人不喜歡完全「聽命於」蘇聯的各種建議，由此帶來的問題致使1960年代國中蘇關係破裂。

60年代中期，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大量兵力，給造成了巨大威脅。當這種威脅增加到不容忽視的地步時，毛澤東意識到必須向美國張開懷抱，由此轉向「生存戰略」的第二個階段——依靠美國。儘管不想依靠任何國家，但當時領導人沒有更好的選擇，即便依靠美國意味著需要做出一些妥協。這一時期，需要通過維持與美國的戰略聯繫，抗衡蘇聯。

「生存戰略」的第三個階段，即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向美國傾斜，開始於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恢復職位后。鄧小平意識到不只受到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國內「失敗」的發展戰略也給共產黨的執政帶來了巨大挑戰。此後，鄧小平在維持與美國戰略關係的同時，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舉措，如開啟與西方的經濟接觸和文化交流，促進國家現代化並為以後的軍事現代化奠定基礎。可見，鄧小平在「生存戰略」上有著自己的見解。從大方向上來看，這一時期仍傾向於美國，因為只要蘇聯繼續在阿富汗保持軍事存在且越南仍是蘇聯的親密盟友，就有理由繼續擔心蘇聯帶來的威脅，儘管這種擔憂在1980年代已經有所減少。

三

1991年蘇聯解體，這標誌著冷戰的結束。正是從那時起，開啟了「復興戰略」時代。實施這一戰略的前提是，從90年代起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共產黨政權的生存已不再是一個問題。其主要原因是：第一，雖然冷戰期間已經擁有核武器，但其核威懾的能力尚且存疑。然而從90年代開始，的對手們清醒地意識到必須小心謹慎且不能過於強硬地對付，因為已掌握運用核武器給其對手以不可承受的「懲罰」的能力。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核威懾是有效和可信的。第二，90年代的軍事現代化已經發展到即使沒有核武器，其他國家也不願挑戰的程度，因為有能力使用常規武器對對方進行強烈軍事打擊且造成嚴重破壞，這些已足夠勸阻美國等國家挑戰的核心利益。

在保證的生存不被其他國家威脅后，共產黨有更多的任務需要完成。的目標變成了兩種意義上的「復興」。首先，恢復在世界舞台上真正的強國地位。其次，使經濟和文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與國家科技力量不能只比二十年前有所提高，還應在世界發達經濟體中佔有一席之地。

「復興戰略」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從1991至1994或1995年。這一時期，鄧小平仍活躍於政治舞台上，對外關係的指導方針是「韜光養晦」。其背後的邏輯是，如果保持低調，就可以實施長期的復興和現代化進程，成為世界舞台上的強國。只要保持低調，就不必擔心這一進程被其他國家所阻止，因為當時的十分落後，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注意。

然而到1995或1996年時，這一方針不再奏效。東南亞國家、日本及美國等開始注意到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大幅增強，擔心外交變得更加「自信」，因此一些國家開始討論所謂的「威脅論」。美國及其東亞盟友對進行了回應，這可被理解為「亞太再平衡」的首個版本。的領導人意識到僅靠「韜光養晦」已經遠遠不夠，他們必須保證不被置於這樣一種境地——即那些針對的緊密同盟使生存再次成為面臨的首要問題，從而削弱乃至剝奪中華民族追求偉大復興的能力和自由。因此從1995或1996年開始，領導人認為雖然尚未獲得與其對手相提並論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但的富強程度已足夠引起其他國家的擔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轉而實施積極主動的戰略（proactive strategy），目的是減少別國對的顧慮。這一需求進而導致在1996到2008年間採取了各種安撫與合作政策，例如與多數世界強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在國際組織尤其是東亞地區的多邊組織中變得更為活躍，在解決朝核問題上發揮了建設性作用，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展現了與他國合作的意願。有理由認為，並沒有通過單純的「紙上談兵」來消除他國的顧慮，而是採取實際行動證明它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體。

然而，自2009年以來改變了這一成功的對外政策。認為其在東海、南海的行為是在維護自身正當權益，但外界將此視作獨斷和強硬的表現。即便如此，領導人也沒有採取措施，來努力消除外界的顧慮。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領導人感覺到當時所受威脅已經大為減少，可以在東亞地區或多或少地做一些想做的事。其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國際實力對比發生變化。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以超乎其他國家想象的速度大幅增強，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美等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第二，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等牽扯了美國及其部分盟友的大量精力，面臨的戰略壓力和風險減少。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可能以為其他國家圍堵或遏制的風險很小，但實際情況卻是，美國在此之後實施了「亞太再平衡」戰略。2009至2012年間的似乎回到了1995年其他國家將其視作威脅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將注意力放在確保政權生存及軍事安全上，導致其難以將精力投入到復興戰略中。

四

2013年習近平上台時所面臨的局面促使其採取不同的方式實施「復興戰略」。他實施「復興戰略」的方式由這樣一種想法所支配——即如今的已相當強大，以至於所有國家都密切關注的動向，難以回到「韜光養晦」時代。習近平也清醒地意識到，簡單地回到「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時代也不可行，因為在2009至2012年間所採取的強硬政策使其他國家難以相信將永遠保持合作的姿態。為了使朝著真正大國和現代化社會邁進，習近平不得不尋找一種「一箭雙鵰」的辦法，即在不激怒其他國家的前提下不斷增強的實力，從而既能捍衛本國利益，又能繼續追求經濟和軍事現代化。

我認為，習近平實施「復興戰略」的方式可以用「3R」來解釋，即「安撫（reassure）」、「改革（reform）」和「抵制（resist）」。第一，應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反覆安撫（reassure repeatedly）其他國家，培養這些國家對於儘管國力日益增長但不會給它們造成威脅的信心，使這些國家認識到崛起對它們來說是一種可以實現雙贏的機遇。例如，雙方可以發展經貿合作，可以在安全問題上為其他國家提供幫助等，實際上這恰是1996至2008年間的所作所為。第二，對國際體系實施「負責任的改革」（reform responsibly）。正變得更為富強，應該積極推進國際體系的變革並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澄清其目的不是為了破壞或推翻現存國際秩序，而是對其進行必要的改革。這種改革不僅服務於的需求，而且有利於其他發展家、甚至是發達國家中那些對全球化不滿的群體。第三，堅決抵制（resist resolutely），即在必要的時候有能力、有決心維護本國的核心利益及堅持特定的底線，即使這樣做會使一些國家感到緊張並懷疑是否會繼續做一個合作者。因此，習近平不得不小心謹慎地在「安撫」、「改革」、「抵制」之間尋求平衡。如果過於強調「安撫」，那麼其他國家或許會認為他們可以在的核心利益上向施壓；如果過於嚴厲地「抵制」，其他國家可能會受到驚嚇並再一次產生對「威脅」的擔憂，如此一來「安撫」政策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我認為習近平採取反覆「安撫」方式，其證據有四個。第一個是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后在美國加州陽光之鄉和歐巴馬總統的會晤中試圖說服歐巴馬及其幕僚，中美兩國應當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雖然由於各種緣故，美國最終拒絕了該提議，但這確實表明習近平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第二個證據是2013年10月，習奧陽光之鄉會晤后不久，宣布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後來成為行長的金立群告訴世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不是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或亞洲開發銀行的挑戰，反之，這是對世界發展的貢獻。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很奏效，因為儘管美國強烈建議其盟友不要加入亞投行，但這些國家並沒有聽從美國，最終執意加入。第三個證據是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並多次強調其目的不是建立的新勢力範圍，而是建設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最近甚至努力消除印度對中巴經濟走廊的擔憂，強調它不是對印度的威脅。第四個證據是在2016年杭州G20峰會上習近平和歐巴馬宣布中美兩國批准《巴黎氣候協定》。對而言，此舉在安撫外部世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成功。中美批准該協定，使得印度及其他大的發展家遵守《巴黎氣候協定》的要求成為可能。[2]我認為，這在當時甚至是目前來看仍是的巨大勝利。儘管有些國家對仍心存疑慮，但更多國家認為此舉表明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習近平對國際體系實施「負責任的改革」也有證據支撐。第一個證據是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時強調，支持建設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他認為，全球化確實帶來許多問題，「為了維護全球化，我們必須做出一些改變」。這便是「改革」戰略的精髓。實際上，這不僅是習近平實施「改革」戰略的證據，而且是爭取國際領導權所付出的建設性努力。2016年發生了多起「黑天鵝」事件，如英國舉行退歐公投，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其他歐洲國家也舉行了一些可能導致歐盟分裂的選舉，各國都在為本國的利益著想進行「反全球化」，習近平的演講就發生在這些事件之後。習近平本來可以在達沃斯宣稱，「看看這個由美國創造的國際秩序，它正走向分裂」。他本可以說現在輪到以的方式建立新世界了。然而，他沒有那麼做。如果放到2007—2009年，可能會那樣說，但今天它沒有那樣做。因此，有理由認為習近平精心設計了改革戰略。第二個證據是習近平在2017年2月17日召開的國家安全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整體國家安全觀和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的重要講話。題為《習近平首提「兩個引導」有深意》的報道對此次會議進行了解讀，其中談到「我們的治國方略和外交大略也必須與時俱進，走出』韜光養晦』階段，不僅要多參與國際事務，做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而且還要做國際體系的貢獻者和引領者。」也就是說，不僅要適應由美國創立的國際秩序，更有責任重塑和引導（並非推翻或破壞）這一秩序。換句話說，既不是「維持現狀國家」（status quo power）也不是「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而是世界舞台上的「改革力量」（reformist power）。習近平將在不破壞現存國際秩序的前提下推進一些改革。第三個證據體現在近期習近平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講話中。在這次發言中，習近平談到「可以為改革國際秩序做些什麼」等議題。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最神秘的事情之一就是「習近平究竟如何思考即將對國際秩序進行的改革？」

第三個「R」是「堅決抵制」（resist resolutely) ，這可能是習近平的大戰略中並不十分友好的一個。其背後的邏輯是，將依靠自身實力維護其核心利益。在這方面，習近平的行多於言。

首先，在軍事現代化方面，不僅增加了軍事開支、購買更多軍事裝備，而且實施了大規模的軍事改革，如提升人民解放軍海軍和火箭軍的地位，以及創建戰略支援部隊，其重要性在於向國際社會宣告已獲得更加先進的常規軍事武器，同時的軍事行動有常規彈道導彈、核武器，以及外空、信息和網路武器的支持。

其次，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表現出了強硬的姿態。於2013年底宣布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體現了其在東海問題上的態度。實際上，此後並沒有嚴格執行防空識別區的規則，但此次事件被視為有且嚴肅看待其利益底線的信號。在南海問題上，通過吹填工程及建設防禦工事等鞏固其對南海主權的主張。即使相關國家不喜歡的所作所為，領導層仍視南海主權為堅決維護的核心利益。我認為，領導人難以在該問題上妥協的原因涉及國內政治，即如果不能維護其長期以來宣稱的「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的領土」，那麼後果將非常嚴重。當然，在南海問題上也是幸運的。去年南海仲裁結果公布以後，各方都十分緊張。然而事態突然出現轉機，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明確表示不願與發生衝突。其結果是，習近平與杜特爾特或多或少地忽視了這一不利於的裁定，試圖通過開展更為深入的合作，避免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衝突。

第三，台海關係。一年前，蔡英文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習近平及領導層已明確表態，大陸不會在台灣問題上做出任何讓步，直到蔡英文接受體現一個原則的「九二共識」。如果蔡英文不承認大陸的底線，台灣問題將持續陷入僵局。

「堅決抵制」的第四個證據表現在其對韓國前總統朴槿惠部署薩德導彈系統的強硬回應上。將韓國部署薩德系統視為對其核心利益的嚴重威脅，並表示除非韓國撤回部署的決定，否則在這一事件上決不讓步。美國試圖向政策制定者及科學家解釋，以圖消除對薩德的擔心，但中方拒絕接受。最重要的是，對韓國接受部署薩德系統作出了嚴厲的制裁，這也引發了韓國民眾的憤怒情緒。

在上述分析中，我並沒有提及習近平的大戰略能否成功。實際上，繼續實施這一大戰略面臨很大困難，因為它要求巧妙地平衡「安撫」、「改革」和「抵制」三者之間的關係，要求在回應其他國家時切勿過於突出「抵制」，從而使它們認為對其構成了威脅。同時，還應注意避免「過於軟弱」，因為大戰略具有國內政治的考量，習近平必須確認的外交政策服務於他在國內政治和經濟上的所作所為，反之亦然。實際上，來自國內各方勢力的壓力限制了政府在國際事務上的一些行動。習近平面臨的國內挑戰遠大於國際挑戰。十九大以後會發生什麼，讓我們拭目以待。

[1]本文根據2017年6月23日金駿遠教授在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舉辦的「大戰略：延續與變遷」學術座談會上的主題發言整理而成，經本人審閱及授權刊發於此。

[2]譯者註：2017年6月初，美國總統川普宣稱美國將退出《巴黎氣候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