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一面是揭傷疤，一面是救贖

仿若一枚硬幣的兩面，作家王安憶最新中篇小說集 《紅豆生南國》、最新散文隨筆集《仙緣與塵緣》同步面世，講稿集《小說與我》本月底即將亮相。三者構成了一種巧妙「互文」———虛構文本的創作動因，能從王安憶的非虛構講述里一窺心路;而那些有關小說美學的思考，也能重返到小說集里尋到印證。

《紅豆生南國》集結了王安憶《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鄉關處處》三部中篇小說，《仙緣與塵緣》圍繞旅行、世情、讀書、憶舊等主題分為四輯，日前均由上海九久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攜手策劃出版;《小說與我》 則悉數收入王安憶在香港城市大學文化中心短期客座期間公開課的講稿，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

除了職業小說家，王安憶還有一個身份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教創意寫作課程。她在新書中與學子們推心置腹，「小說既是以生活為樣本，同時又要掙脫約束，創作一個新生活，於是就關係到如何採納原生材料，又如何規劃藍圖。簡單說，就是那一句大俗話:寫什麼。」多年專註於小說創作的王安憶，似乎「心有餘悸」地向學生們提出忠告:「這句話雖聽起來很陳舊，可是一旦決定寫作，『寫什麼』便撲面而來，彷彿千年魔咒。」

開設小說課堂，至今意猶未盡

王安憶2004年調入復旦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幾年後她開始招收自己的碩士研究所，傳授創作經驗與技巧，與學子們探討小說的邏輯。「每年開設小說課堂，至今意猶未盡，非出於知識更新，教學精進，倒是相反，有些問題初學者和老手都要一直面對。」

王安憶對一些尚還稚嫩的學生習作如數家珍。有的學生作業糟糕，她坦誠相告:「勉強及格」「追隨得很笨拙」;要是有學生寫得有模有樣，她也不掩飾挖到璞玉的欣喜，評語里不乏「故事成型了」「尊重故事和聽眾之間的邏輯」等。

王安憶也毫不諱言「真正的寫作是無法教和學的」，為何仍有志於教授寫作?王安憶直言，小說課堂更多的是施加某種影響，讓學生們對文學建立起信任和親近。「它能開拓一個機會，使人從現實存在中，窺見虛擬的空間。我從沒有期待課堂上誕生一個作家。」

課堂上不少時間，王安憶和聽課的學生都糾纏於「寫什麼」「怎麼寫」，王安憶的建議是:寫作自始至終都風險重重，但事情必須開始，然後再論成敗。「寫作人都有一種潛在的妄想，就是企圖以虛構修正經驗，可是，為強調合理性，又要以經驗證明和檢驗虛構的邏輯。寫作這件事，本就是掏心掏肺，一方面是揭傷疤，另一方面又是救贖。」在她看來，文學的問題很簡單，同時很頑固，具體到學生的作業，就是一連串提問。比如，小說里的自身經驗是第一手還是第二手? 輻射的半徑是長還是短? 從主體轉化為客體的價值高還是低?表現完整還是不夠完整?

下筆如繡花，針腳綿密繁複

課上的理論，離不開日復一日的實踐。回過頭看王安憶小說集 《紅豆生南國》，書中三個故事分別發生於香港、上海和紐約，講述了都市移民的故事。王安憶沉迷世間萬象:「我對世俗、生活的外象有著特殊的熱情，那些看似無聊的、為了爭財產的各色故事裡，總會有活生生的人在。而寫實主義的支撐，正是以生活為基礎。」

也有學者評價，小說對個體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寫實，下筆有如繡花，其針腳綿密繁複的講述方式「十分王安憶」，但讀她小說最痛苦和最享受的地方都在於喘不過氣的細節。

比如《紅豆生南國》講述了男孩從童年至青春至年老，與養母、妻子、生母、離婚后出現在生命中的女性們羈絆一生，他覺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欠債人。《向西，向西，向南》講述了兩個萍水相逢的女人移民海外的故事。到了《鄉關處處》，王安憶一支筆探入她熟悉的上海巷弄，月娥輾轉於城鄉，不論是快速融入城市做鐘點工，抑或年節時回鄉探親，她都將生活過得踏實而歡騰。

《紅樓夢》是本天書，小說因它而更神聖

除了寫小說，王安憶也有著驚人的閱讀「吞吐量」，熱愛戲劇、藝術。她尤其偏愛《紅樓夢》，「這是一本天書，的小說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實現的神聖，寫作者們也因此有了小說的理想。那些世情故事背後，其實有一個神話，在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緣。」

寫《浮生六記》的閱讀筆記，王安憶也不忘將芸娘與黛玉相比。她分析說，《紅樓夢》 通篇都未寫及黛玉外貌細節，只「似蹙未蹙」，寶玉當即給一個字:「顰」。漢字「蹙」也是個含蓄的概念，且又「似蹙未蹙」，有無之間，微妙不可言，哪有芸娘「微露兩齒」生動，躍然眼前，就是熙攘人世，你我他中間的一個。

王安憶還記得，她母親最愛提及越劇《紅樓夢》黛玉焚稿的兩句唱詞:「我一生，與詩書作了閨中伴，和筆墨結下骨肉親。」她追憶道，當母親伏在縫紉機上，一腳一腳踩著踏板，針嚓嚓走過布料，留下一行行線腳，就彷彿筆下生出一行行文字。「這兩項其實有一個共同的特質，類似禪修時的數珠，無論是死寂還是生寂，總之，安靜，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