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是如何成為世界主流的？地球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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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上映的電影《獨立日》講述了一個美國空軍在美國總統的指揮下，在美國國慶日消滅外星人，捍衛全人類的故事。

在接連打贏了冷戰、熱戰（海灣戰爭）美國如日中天的九十年代，對美國的「責任」進行反思的《生於七月四日》已被喝著可樂，嚼著爆米花的人們所遺忘。

對外戰爭推動了軍事—基金會—學術—傳媒聯合體的形成壯大。美國的現代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心理學、傳播學的興起與外交和軍事需要密不可分。只要美國還以世界警察自居，「打敗外星人」的意識形態戰就不會結束。

美國對外意識形態宣傳戰的詳細分析，

請看今天的文章。

美國人把歷史看作一條直線，

自己處於最前端，代表全人類。

— F.S.菲茨傑拉德

「找到敵人」這一戰略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第一世界大戰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全面戰爭，參戰國為了動員全國的男女老幼自覺地流血流汗，意識形態傳播實踐逐漸豐富了起來。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在此之前半年，美國參戰。《美麗新世界》與《1984》的世紀開始了。

這兩本還不錯，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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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期間，為了把美國塑造成一個「值得信任的民主制度的捍衛者」，威爾遜總統指示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員會。

該機構把新聞審查和公共宣傳的職能結合起來，有效推動了美國及其盟國人民對美國參戰的支持。戰後，該機構主席克里爾出版了《我們如何為美國做廣告》，詳細講述了這個組織在創立初期的一系列意識形態推廣技巧。

威爾遜總統被很多人認為是理想主義者

但並不妨礙其現實的公關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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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也被動員起來，利用電影、講演和傳單為美國參戰贏得人心。

「宣傳如果用於公民教育，一定會頗具效果」，便是這些學者得出的實踐結論。

一篇名為《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的論文更是頗具帝王心術地總結：

「在現代國家中……戰爭的起因不能歸結為處理國際事務的整個世界體系，也不能歸結為整個統治階級的愚蠢或惡意，而只能是因為敵人的貪婪。

罪惡與無辜必須有地理上的劃分，而所有的罪惡都必定屬於邊境的另一邊。」

這是美國對外意識形態傳播與實踐的開始。

一戰的兩大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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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美國的實力尚不能主導戰後歐洲政局，更多的精力放在對內的控制上。

二十年代，美國尚忙於肅清國內各種左派激進勢力，期間爆發了著名的薩科和范塞蒂案。

20年代含冤而死

引起國際轟動的無政府主義者

薩科和范塞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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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蕭條的三十年代，美國對蘇聯的共產主義實踐和德國的行政管理傳統感興趣，自身更是吸取了計劃經濟和官僚機構的一些經驗。

這也是為什麼胡佛後期以及羅斯福的政策被很多「粗獷的個人主義者」認為是在走向某種特殊的國家社會主義。正是由於沒有找到令公眾恐懼的外敵，對外意識形態傳播才失去了動力。

三十年代末，隨著戰爭陰雲的逼近，洛克菲勒基金會召集了一批優秀的公共行政專家開展研究。

後來成為傳播學泰斗的拉斯韋爾在國會圖書館一個實驗處研究戰時溝通，不久后，這一機構以他自己名字命名了。1941年，他被授予「戰爭部戰爭計劃處首席心理學家」的職位。實驗處成為美國參加二戰後建立的情報與心理戰的重要機構。

拉斯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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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期間拉斯韋爾還給幾家國家安全機構擔任顧問，包括戰略服務辦公室、戰爭信息辦公室、軍隊心理戰分部。

為了分析所有與外國有聯繫的機構，他還在司法部安排了一個弟子，並由之與「戴斯」委員會，即後來的眾議院反美行動委員會保持了聯繫。

這個實驗處的許多年輕社會科學家後來都加入了美國國家安全工作，比如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文化自由協會。

文化自由協會第二次柏林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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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美蘇雙方的分歧為美國找到了新的敵人。

杜魯門入主白宮后，多次指責蘇聯將會按照所謂的「彼得大帝遺囑」征服世界，藉助美國人民對蘇聯「野心」的恐懼推動了通過了《國家安全法案》。

該法案創建了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中央情報局（CIA），現代視角里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形象逐漸建立起來了。

美國國防部成立於1947年9月18日，前身為美國戰爭部，總部位於五角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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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2日，在標誌著「杜魯門主義」誕生的著名演講中，杜魯門總統決定讓美國幫助世界上的「民主國家」與「極權主義」敵人進行鬥爭。

這個話語體系讓西方世界佔據了道德制高點，並讓極權主義成為了學者的熱門研究話題。一些主要的蘇聯研究中心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其他大學相繼成立。基金會、大學、軍隊、國家安全機構和國務院之間進行公開和秘密的合作，以促進對蘇研究，並將親蘇分子拒之門外。

中間一道鐵幕

兩邊相互意識流地圖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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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意識形態戰爭中，哈佛大學沖在前列。

默爾·芬索德是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員，他在寫作《俄國是如何進行統治的》期間幫助中心和美國軍方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他同時參加了研究蘇聯對隱蔽政治戰的脆弱性的計劃。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弗里德里奇和他曾經的學生布熱津斯基合作出版了《極權專制與獨裁統治》，尋找出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六個共同特徵。

1951年，漢娜·阿倫特出版了《極權主義的起源》，同年，她成為了美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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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與極權主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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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知識精英推動一次奇怪的轉型，將 「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向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轉向。似乎在華盛頓的政客和基金會的董事這些金主粗鄙的腦子裡，前者總是和社會主義牽扯不清。

經過了朝鮮戰爭的僵局之後，艾森豪威爾政府擔心共產主義向第三世界擴張，於1955年建立了國際合作部（ICA），並與美國的外交援助項目相結合。美國公共行政專家被派往美國駐亞洲和拉美國家的外交使團中。

以密歇根大學在越南戰爭中的作用為例。該校駐越南使團的團長是該校教授衛斯理·費舍爾（Wesley Fishel）。他在日本給美軍授課期間結識了吳庭艷並與他成為朋友。校長約翰·漢納（John Hannah）同意費舍爾留在西貢作為吳庭艷的總統顧問。

衛斯理·費舍爾與吳庭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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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納與當時很多熱情的知識精英一樣，認為大學是推進美國海外利益的「人力庫」。他推動密大在13個發展家建立了分支機構——這13個國家多數沒有實行民主政治。

從1955到1962年間，僅該校在越南的「技術支持」項目就花掉了美國2500萬美元經費。費舍爾與代表團其他專家在越南的生活十分愜意，且在越南期間或剛返美后就得到了提升。

他們在越南主要提供國家安全和公共行政的培訓。前者主要服務對象是包括秘密警察在內的南越國內武裝。他們還協助南越政府建立覆蓋全國的身份證系統，目的是查出並驅逐紅色滲透勢力。中情局的部分成員在1955—1959年就是以這個項目的「合法」學者身份進行活動的。

南越與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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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彼岸，美國對自己的後花園也是頻頻出手。

1947年，《美洲國家間互助條約》簽訂，翌年，美洲國家組織在華盛頓成立，明確致力於打擊「顛覆行為」。

花式美洲國家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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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凱南對美國駐南美使節表示：「由強硬的政權掌權，要好過縱容、懈怠、受到共產主義者滲透的自由派政府。」

美國在之後的數十年通過直接派兵或者間接支持政變的方式支持巴西、多米尼加、阿根廷、智利等國建立軍事獨裁政權。

看似平等的國旗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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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者李普塞特在六十年代後期從美國空軍得到了兩個可觀的資助，一是考察「比較國家發展對軍事規劃的啟示」，另外一個是研究「發展家的領導人」，他認為他的工作「會對亞洲和非洲的政治鬥爭有所裨益」。

他的學生胡安·林茨（Juan Linz）提出了區分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的理論，為溫和對待這些獨裁者們奠定了理論基礎。

李普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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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林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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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學正是在美國對用來制止第三世界共產主義傳播的實用知識的需求中蓬勃發展的。

結構-功能主義創立者阿爾蒙德是拉斯韋爾的高足，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項主要研究——《共產主義訴求》，就是針對法國和義大利共產党參政問題的。

他與心理學家合作，把信仰共產主義視為病態，並分析了「35個客觀的共產主義者歷史的臨床案例」。

最終結論認為這些信仰共產主義的中產階級「存在情緒化的問題」，並比「酗酒或者性亂倫的人更敏感」。當然，這些心理學家日後在分析其他國家的政治家方面也不遺餘力。

之後阿爾蒙德先後在多家機構供職，研究的內容從評估戰略轟炸到人為飢荒的不良反應最小化無所不包。後來他著名的《公民文化》就是根據這些研究成果和幾個具體國家的例子寫就的。此書提出的「政治文化」視角，本質上就是通過「公民培訓」，贏得新興國家和地區民心。

但隨著冷戰結束，美國對外意識形態戰再一次失去了明確的對手，在俄羅斯、、極端宗教勢力等目標中搖擺不定。傳媒和社會學者不僅要與不同研究領域的同行爭奪有限的國家補助，更要在自己的圈子裡做一隻領頭羊。殘酷的進化法則讓失去了共同敵人的宣傳機器自相攻訐。

蘇聯解體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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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也許漢斯·摩根索的話能對我們有啟發。他是一位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冷戰高峰期間一度為美國主流學術界所排斥。

他寫道：「知識分子界中的大部分變得沉默而腐朽，對於那些職業立場與政府的行徑掛鉤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

他們的學術，「不過是對幫派立場的意識形態維護，是知識階層為權力上的亮光劑，卻還都以客觀真理的面貌示人」。

在二戰後大學文憑普遍廉價化的現代，學術八股的優勝者們能否在權力與響詞兒的誘惑中具備歷史感，已經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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