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客卿：一位英國人與晚清中國的命運羈絆

1862年初，太平軍在中王李秀成的指揮下在浙江一帶發起連番攻勢，先後攻克杭州、寧波重鎮，大軍前鋒，直指上海。

這一年，為了應付長江上的太平軍，清政府斥資100多萬兩白銀，計劃從英國購買一批艦艇，用來組建水師，委託一位值得信賴的中間人負責辦理此事。

經這位中間人推薦，清政府授權海關總稅務司一名叫李泰國的英國人，具體經辦買船事宜。

李泰國動作迅速地訂購了一批船，但他接下來的舉動，卻讓大清朝野目瞪口呆。

李泰國擅自雇傭了一名叫阿斯本的英國海軍軍官，並在英國招募海軍官兵600餘人，組成了一隻龐大的艦隊。

艦隊的指揮權被牢牢控制在英國人李泰國手裡。這支艦隊耀武揚威一路開到，這遭遇了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強烈抵制，主張解散艦隊。

清政府盛怒之下，解除了李泰國的總稅務司職務，而那位從始至終參與阿斯本事件的中間人，卻被同時任命接替李泰國，正式出任海關總稅務司。這位不僅未被追究責任，反而得到升遷的神秘中間人，正是英國人羅伯特·赫德。

這是央視出品的紀錄片《到去—風中客卿》中講述的一段故事。清末時局動蕩，清政府已和各國簽訂了無數不平等條約，在這個波譎雲詭的時代，一個英國人將自己命運和的國運緊緊地綁在一起。

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指出：研究近代史，當讀懂三個人，一個滿人、一個漢人、一個洋人，即慈禧、李鴻章和赫德。

作為一代晚清重臣，赫德歷經了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馬尾海戰、義和團運動等。一個英國人，是如何做到成為近代最有權勢的洋人的？他又是如何能夠執掌大清帝國海關近40年？

有關於的赫德私人的交往史料被大量挖掘，這個模糊的剪影在逐漸豐富的史料下，慢慢變得清晰起來，赫德不再是一個冰冷的歷史符號，那些紅顏知己的存在證明他有著豐富情感世界。

讀懂赫德，要從讀懂這些嚴肅的歷史「八卦」開始。

瑪麗•蒂芬，倫敦經濟學院博士。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作者母親的家族有三代女性曾經僑居，由於一些特殊的機緣成為大清帝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摯友。她通過大量書信和日記等第一手材料，考證家族歷史，講述赫德與這些女性朋友長達半個世紀的交往故事，從女性的視角描述赫德複雜的情感世界，展示了赫德極富個性的一面。透過生動的敘事和史實考證，一個由商人、外交人員、海關洋員和學者組成的在華外國人網路凸顯出來，並且從側面反映出近代，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的政治變遷和社會面貌。

我很幸運，因為我有一群「有故事的族親，他們同一姓氏，鴻運高照，在異國他鄉，取得過各種非凡成就」。

我在孩提時代就知道，我母親，閨名格溫·卡拉爾(Gwen Carrall)，1893年出生於山東的芝罘(今煙台)。她父親時任當地海關稅務司，受來自愛爾蘭阿爾斯特的鷺賓·赫德爵士領導。我父親1938年調職到香港后，我曾跟母親一起於1939年夏回芝罘探望，還去了離芝罘不遠的威海衛(今威海)。此次出行是為了躲避香港潮濕的霧天。當時母親發現還有駛往芝罘的汽船，於是決定帶我去探訪她孩提時代的故鄉。

那年我8歲。當時的一些記憶刻在了腦子裡。記憶之一是，我們一直往山上爬，爬得很吃力，穿過一個大園子，來到一幢房子跟前。那裡被日本指揮官佔據著(1936原文如此。年日本人開始對華戰爭，后佔領了芝罘)。他接待了我們，領我們四處遊覽。記憶中的第二件事是坐黃包車，穿過城郊日本人崗哨，去城外毓璜頂(Temple Hill)一處墓地。陪我們去的是母親的老阿嬤。

老人一直留在那裡，看守我外祖父的墓地。在回城的路上，我一定是睡著了。因為母親告訴我，老阿嬤對日本哨兵說，我去祭拜先人，讓那種肅殺氣氛嚇壞了。就憑著這些記憶，我終於在2002年休假到時，抽空去了一趟煙台。此時距外祖父去世已經過了百年。國際旅行社當地分社經理陪我去了房產檔案局，查找毓璜頂墓地原址，還帶我參觀了外祖父曾經居住過的煙台「租界山」(Settlement Hill)一帶。一些老建築被保留下來，成為公園的一部分。其中一處被闢為博物館，十分有趣。當年的稅務司官邸早已不見蹤跡，但原來的大門處矗立著一塊紀念碑，紀念日本佔領期間死去的人。

1940年，英國婦女和兒童紛紛從香港撤離到澳大利亞。我父親算是幸運的，剛好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隨之宣戰的前兩周，被派往印度就任。於是，我們前往印度與父親會合，並一直待到1945年12月才返回英國。他沒有跟我們一起回國。當時我並不知道，那其實是因為父母的婚姻已經走到盡頭。當年，我們回到了半生不熟、知之甚少的故鄉，身處一種不上不下、尷尬莫名的社會階層。我只是在寫作本書時，才意識到我與母親、姨媽都有著相似的感受。跟她們一樣，我這個中產階級家的小姐，也必須適應令人窘迫的貧寒，必須幫助母親持家度日。要知道，在這之前，我的童年可是在父母經營的殖民社會上流生活中度過的。

我的曾祖母，閨名艾瑪·斯普賴·愛德華茲(Emma Spry Edwards)，是我們家族第一位曾在生活的女性。我是在回到英國后，從她孫女、我的凱特姨媽那裡知道她的故事的。凱特姨媽名凱瑟琳·紐頓(Kathleen Newton)，娘家姓氏卡拉爾。凱特姨媽還告訴我，鷺賓·赫德爵士曾答應艾瑪，如果她兒子學會漢語，就給他在海關里找一份差事。

赫德於1863年至1908年任大清帝國海關總管。凱特姨媽是一位生不逢時的不幸之人。儘管歷經磨難，她依然對戀戀不捨，充滿思念。在她70多歲時，一位貝爾法斯特記者曾這樣寫道：「我讓人為我描繪了一幅\[赫德的\]畫像……是由一位女士描繪的，她全然不知，自己就是一位無比美妙、令人心動的畫中人。」凱特姨媽，以及她的女兒，都嫁給了來自阿爾斯特的家族。赫德是她的教父。她於1900年去探望他。那年義和團運動正好爆發。其間，她一直記日記。她是本書後半部的主角。她是我們家族的歷史學家，保存了許許多多家族記錄。但是她從來沒搞清楚過，1848年與詹姆斯·卡拉爾·威爾考克斯結婚的艾瑪為什麼在1849年兒子出生時，將其姓名登記為詹姆斯·威爾考克斯·卡拉爾，於是使本書中她的後代都成了卡拉爾家族成員。

我了解到，自己是家族中第四代到過的人。因此，1949年至1952年，我在劍橋大學讀歷史時，選擇了1830—1842年中英關係作為我的研究課題。但是由於我丈夫被英國文化委員會派往海外工作的緣故，我只能將自己的事業投向中東及非洲地區，成為一名社會經濟發展領域的專家。2001年退休之後，我才終於開始專註研究我母親家族的歷史。2002年的之行就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向表兄弟姐妹們報告了此事。凱特姨媽的女兒姬芙將她母親收集的材料寄給我，還有她之前捐贈給赫德母校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的赫德史料。其他表親給我提供了老照片。

赫德與我家族的關聯

我花了大量時間探究外祖母家族、福克斯家族(Fawcuses)及斯貝舍爾家族(Specialls)的淵源。直到2006年秋，我才開始述及凱特姨媽1900年的日記，那裡面有她探望赫德爵士的內容，她探訪后不久就發生了義和團大舉圍困外國公使館事件，赫德深陷其中。

布里斯託大學的羅伯特·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當時正在籌辦2007年2月召開一個有關赫德與大清帝國海關的學術會議。在他盛情邀請下，我欣然赴會，並帶去了凱特1900年的日記、兩大本相冊以及我母親傳給我的一幅錦旗，那是1900年別人贈予我外祖父的禮物。這些物品引起不少參會者的極大興趣。而我本人則認識到，原來赫德在維新變革之初及參與全球貿易活動中，扮演了多麼關鍵的角色。他所領導的大清帝國海關是第一個現代意義的政府機構。這個獨特機構的高層職位完全由洋人充任，他們來自所有與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其最高負責人則是這位直接向政府彙報的英國人。

從職員的多樣性來看，此機構極似現代國際組織，或大型商企。它負責的領域涵蓋港口、燈塔、統計數據採集，涉及貿易、衛生、氣象，以及後來建立的現代郵政部門，五花八門，林林總總。它還承辦了兩所高等院校，培養有志於學習西方語言及科技的學生。除此之外，赫德還是一位深受信賴和器重的文官，加之他熟諳洋人與人的思想觀念，故被委以重任，數次參與國際危機事件的調停斡旋。我發現，我手中的資料不僅事關我自己的家族，而且對更多的人具有重大意義。

當時在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工作的理查德·奧萊瑞(Richard O』Leary)博士邀請我去研究保存在那裡的赫德史料，其中就有姬芙捐贈的物品，標明艾恩斯捐贈(Irons Gift)。這部分捐贈物品中，有赫德1896—1907年寫給凱特姨媽的23封信。資深專題圖書館員迪爾德麗·維爾迪(Deirdre Wildy)也挖掘整理出一箱當時尚未開放的赫德物品，其中包括1902—1903年凱特、她母親及其兩個姐妹寫給赫德的信件。

當時，我外祖父已經過世，而她們也已經回到歐洲。還有一封出自我曾祖母艾瑪·斯普賴·愛德華茲之手的信件，表明她在1858年初次見到赫德之後，兩人就有書信往來。一封赫德寫給凱特的信件顯示，艾瑪有一個也叫艾瑪的女兒，曾於1875年看望過生活在北京的赫德及其妻子。赫德視小艾瑪為摯友知己。由此可以看出，赫德與卡拉爾家族女性保持了長達三代的友誼，令人驚嘆。

在義和團運動中，赫德的北京寓所遭大火焚燒，所有1900年之前收到的信件都化為灰燼。所幸他的日記被及時搶救出來，並由他的曾孫於1970年捐贈給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我第一次前去查詢時，研究了1882—1883年的一批日記。在那段時間裡，我外祖父母曾寄居在赫德家。凱特姨媽就是在那裡降生的。從日記可以看出赫德為人真誠熱情，慷慨大度，但這種真實個性卻掩藏在總稅務司的威嚴頭銜下。這是我外祖母說的。而這種個性也在他給姨媽的信中展露無遺，甚至超過他在日記中流露的個性。但在他的稅務司之一——慶丕(Paul King)的筆下，這個上司脾氣惡劣，心懷成見，其形象與卡拉爾家族成員的親身感受截然相反。

2008年初，迪爾德麗·維爾迪獲得許可，拿到全部赫德資料的目錄。當我再次造訪時，又發現了一百多封信件。其中一封顯示我外祖母自從1882—1883年在赫德家住過之後，就與赫德有信件來往。與此同時，布里斯託大學也將芝罘老照片進行了掃描，製成電子版文件，作為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人鏡頭下的史料。這些資料都可以在網上查詢到，而且高清掃描使我可以把那些褪色、泛黃的老照片修補更新，使用於本書中。我很幸運，不僅擁有一個有故事的家族，還擁有一座蘊藏珍貴一手資料的寶庫，可以再現他們的思想和情感，他們的舉手投足和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