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成功之路：程千帆先生的治學方法

▲程千帆先生

程千帆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學家，在詩學、校讎學、史學、文學史、文學批評與創作等學術領域內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著述等身。程先生能在如此廣泛的學術領域內「遊刃有餘」，是和他注重對治學方法的探索分不開的。近日拜讀《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受到很多啟發，茲結合程先生的論著，對先生的治學方法加以初步的分析與總結。

我的治學是從校讎學入手的。除了劉衡如先生教過我目錄學，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請教過目錄學方面的問題。自己也曾認真學習過從《漢書·藝文志》到《書目答問》以及鄭樵、章學誠等人的有關著作，並且長期在大學里講授這門課。（《勞生志略》）

程先生髮表的第一篇論文《<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說》（《金陵大學文學院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和出版的第一本書《目錄學叢考》（中華書局，1939年）就是他早期學習校讎學的結晶。正是認識到校讎學這門學科對於讀書治學的重要性，程先生晚年和徐有富先生合作，將講義《校讎學略說》擴充為包括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編在內的一百二十餘萬字的《校讎廣義》。《校讎廣義》將重點放在校讎學的實際應用方面，而省略其歷史發展的記載，如《版本編》中的「雕印本的鑒定」「非雕印本的區分與鑒定」、「對版本的記錄和研究」；《校勘編》中的「校勘的資料」、「從事校勘所應具備的知識」、「校勘的方法」；《目錄編》中的「目錄的結構及其功用」、「目錄的編製」；《典藏編》中的「圖書的收集」等都是圍繞著「實際操作」這個中心環節而展開的。所以本書對於初涉文史研究工作的學生而言，具有較大的實用價值和指導意義。

程先生出身於文學世家，幼年就接受了嚴格的國學訓練，在有恆齋求學時，就通讀過《論語》、《孟子》、《詩經》、《左傳》、《文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資治通鑒》等書。在金陵大學讀書期間，程先生曾跟黃季剛先生學過經學通論、《詩經》、《說文》、《文心雕龍》；從胡小石先生學過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甲骨文、《楚辭》；從吳瞿安先生學過詞曲等。家學和師承決定了程先生在學術研究中比較注重文史結合的方法。

《史通》是古代的史學理論名著，程先生對此書下過很深的樸學功夫，撰有《史通箋記》一書。箋注詳贍，條貫古今，徵引古今著述達二百六十餘種。周一良先生因此稱程先生為「子玄之功臣」。《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是程先生的一部文史結合的典範之作。本書從行卷之風的由來講起，在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分析了行卷之風的具體內容、舉子及顯人對待行卷的態度、前人論唐代文學與進士科舉關係諸說的得失，深入探討了行卷之風對唐代詩歌、傳奇小說發展的影響以及對古文運動的推動作用。程先生認為科舉制度對文學發生的作用「應當一分為二，如果就它以甲賦、律詩為正式的考試內容來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進士科舉以文詞為主要考試內容因而派生的行卷這種特殊風尚來考察，就無可否認，無論是從整個唐代文學發展的契機來說，或者是從詩歌、古文、傳奇任何一種文學樣式來說，都起過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

程先生說：「認為只有考據才是學問，那是偏見；說可以拋棄語言文字，直接進入作家的心靈，那完全是神秘主義。」所以他一生治學既搞考據，又搞批評，提倡「把批評建立在通過考據而得出的堅實的材料的基礎上」的研究方法。

為了寫作《郭景純、曹堯賓<遊仙詩>辨異》，程先生進行了艱苦的史料爬梳工作，把從魏晉到唐朝所有的遊仙詩都抄了卡片。雖然只用到一小部分最典型的例子，但程先生認為不看過這些資料怎麼知道排除？正是在堅實的材料的基礎上，程先生糾正了前人把郭景純、曹堯賓《遊仙詩》籠統地混為一類的偏失，從傳統、背景、意旨三個方面標示了二者的不同，「就傳統言，景純得屈子之全，而堯賓得屈子之偏；就背景言，則景純為一己政治生涯，堯賓為當時社會風氣；就旨意言，則景純乃出處猶豫之吟嘆，堯賓乃天人情感之詠歌。」《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跋》考證了唐代進士的地位、登第的名額、奔競風尚、科舉考試的日期、舉子們的經濟狀況及其心態等相關問題，為解讀此詩提供了充分的依據。

拿搞文學的人來說，我們最注重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材料，稱作文獻學；另一個是對作品本身的藝術思考，叫做文藝學。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將文獻學與文藝學兩方面相互結合、滲透、協調在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證清楚，盡量使它沒有問題，靠得住；在藝術分析上要深入作家的內心世界．將它發掘出來，成為一般讀者可以感覺到的東西。（《貴在創新：關於學術論文寫作的問答》）

《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是程先生運用文獻學與文藝學緊密結合解決問題的一個成功範例。本文首先考證了李白《戰城南》、高適《燕歌行》、王昌齡《從軍行》、李賀《塞下曲》等詩中的地名，用以說明邊塞詩中常有方位、距離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現象。然後引用了大量的中外文藝理論和例證，分析了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之間的關係，細節描寫的真實性與典型環境、性格之間的關係，從文藝學的角度揭開了這種看似矛盾現象的神秘面紗：唐代詩人們之所以不顧地理形勢的實際，使其作品中的地名出現互不關合的方位或過於遼遠的距離的情況，是為要更其突出地表現邊塞這個主題，是為了喚起人們對於歷史的複雜的回憶，激發人們對於地理上的遼闊的想像，讓讀者更其深入地領略邊塞將士的生活和他們的思想感情，而不是什麼錯誤。

《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寫作於20世紀60年代。1990年9月程先生和學生談話時提到：「學術研究，一方面要運用邏輯、推理、考證，進行理論思維，另一方面又要深入到作品實際中，去體味、把握作者的內在感情和內心世界，進行形象思維。二者應當結合起來，並注意考察二者所得結論是否一致，僅僅據一方面的思考所得的結論未必一定靠得住。對具體作品有了深刻的把握，理論思維所得的結論是否正確，一對照便知了。」這段精彩的論述，對我們理解邊塞詩中的方位、距離問題以及程先生的結論無疑會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

從理論的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學，應當用兩條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二是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前者是今人所著重從事的，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理論家的研究成果；後者則是古人所著重從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和藝術方法來。（《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

程先生重視對古代的文學理論的研究。他曾從十個不同的角度，選擇了十篇有代表性的文論加以箋注，並在案語中加以評論和闡述自己的見解，編成《文論十箋》。在《讀詩舉例》一文中，程先生結合具體作品對「形」與「神」、「曲」與「直」、「物」與「我」、「同」與「異」、「小」與「大」這五對古代的文學理論範疇進行了解析。鑒於「當今搞古典文論的人，搞來搞去是研究古人怎樣批評，而不自己進行批評」，程先生更重視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即直接從作品中抽象出理論來。《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在這篇文章中，程先生概括出了李白、杜甫、韓愈、劉禹錫、自居易、蘇軾等二十餘位詩人詩歌中「一」與「多」的各種存在形態，並對其在描寫與結構中的作用進行了細緻的分析，結論指出：作為對立統一規律的諸表現形態之一，「一」「多」對立（對比、並舉）不僅作為哲學範疇而被古典詩人所認識，並且也作為美學範疇、藝術手段而被他們所認識、採用。古代的文學理論家從未將「一」與「多」納入文學理論範疇，程先生將「一」與「多」從作品中抽象出來，並將其作為文學理論範疇之一，對推動古代文論的研究具有發凡起例的重要意義。

程先生治詩善於運用比較，他的許多論文都具有這一特色。《相同的題材與不相同的主題、形象、風格》對陶淵明、王維、韓愈、王安石的桃源詩進行了縱向比較。從主題來看，陶淵明的詩既反映了知識分子避世避地的思想感情，又反映了普通人民「適彼樂土」的思想感情；王維的詩所反映的是對神仙世界的嚮往之情；韓愈的詩揭露桃源神仙之說的荒唐；王安石的詩大膽抨擊無道的社會。通過比較，程先生把四者主題的異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王維詩是陶淵明詩的異化，韓愈詩是王維詩的異化，而王安石詩則是陶淵明詩的復歸和深化。」《他們並非站在同一高度上》橫向比較了杜甫、高適、岑參和儲光羲四人的「登慈恩寺塔」詩。四位詩人生活於同一時代，共有的大環境相同，就個人小環境而言，都經歷坎坷，同為落魄文人，而且描寫對象也完全相同，但他們的詩在思想傾向和藝術水平上卻有很大的差異。岑參和儲光羲企圖逃避現實，高適只關心個人的前途，杜甫則把個人前途和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經過深入的分析和比較之後，程先生認為：在社會歷史背景和作家個人的地位、生活經歷等外在因素基本相同的情形下，決定作家創作成就高低的原因是作家的內在因素，包括世界觀、政治態度、藝術才能、性情學識等等。在文學研究中不恰當地強調社會背景和作家的階級屬性等外在因素，忽視作家藝術才能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關於李白與徐凝的廬山瀑布詩》、《郭景純、曹堯賓<遊仙詩>辨異》、《<長恨歌>與<圓圓曲>》、《憂患感與責任感》、《七言律詩中的政治內涵》等論文，也都運用了比較的方法，從而深化了對詩的主題與藝術風格的理解。

至於應用新方法，有一個前提，就是一定要使結論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發掘新的內容。至少要對舊方法有所補充，否則又何必要新方法？新奇要落實到對作品的深入理解與開拓上，不然它就代替不了舊的。同時，不能因為提倡新的就排斥舊的，傳統方法仍要保留。（《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第93頁）

本著有效解決問題的原則，程先生是主張新方法與傳統方法並用的。在《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篇發微》一文中，程先生運用光學的知識解釋了「花不見桃惟見李」一句詩的奧秘，「至無月時則照度弱，照度弱則神經所受之刺激亦弱；紅色反光不強，即不可見；視覺所及，但有光存，故惟見白李，不見紅桃。」在《李頎<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詩題校釋》中，程先生運用校勘學的知識，佐以大量例證，認為詩題中既有衍文又有倒文，應作「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房給事」。《李白<丁都護歌>中的「芒碭」解》運用語法學和訓詁學方面的知識探討了「芒碭」一詞的確切含義：「芒碭」是一個性狀形容詞，它以後置的方式與名詞「石」結合，成為「石芒碭」這樣一個主謂結構，「芒碭」疊韻，形容石大且多。

程先生說：「即使寫很小的問題，我也喜歡站在高點看它，從中闡述些大問題。」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以小見大」的方法。程先生的學術論文大多數都是從具體問題，具體作品出發的，很少作宏觀概論性質的文章。他常常以一首詩，一句詩，甚至一個詞為切入點，如《杜甫<諸將>詩「曾閃朱旗北斗殷」解》、《<古詩>「西北有高樓」篇「雙飛」句義》、《陶詩「少無適俗韻」的「韻」字說》等，但卻能反映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就是通過一首詩的顯晦來認識文學史實複雜面貌的形成過程。程先生詳細考察了唐代以來的總集、選本、詩話有沒有收錄《春江花月夜》以及對它的評價情況。發現由唐到明代前期沒有人承認它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但從李攀龍《古今詩刪》起，眾多的選本都出現了此詩，從此聲譽日增，清末獲得了「孤篇橫絕，竟為大家」的評語。原因何在呢？原來《春江花月夜》屬於初唐四傑流派的作品，與四傑共命運，隨四傑而升沉。從唐陳子昂地位提高之後，四傑的地位逐日下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明初。在「詩必盛唐」的復古風氣下，文壇領袖何景明提高了四傑的地位，屬於四傑一派的作品也被重視起來，《春江花月夜》也由此獲得了新生。

程先生多次強調文學創作對於文學研究的重要意義。「我多年的認識和體驗是：從研究角度來說，創作實踐愈豐富，愈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的作品也就愈加深刻。」「如果我的詩論還有一二可取之處，是和我會做幾句詩分不開的。」「一位從來沒有作過詩或沒有其他藝術創作經驗的人侈談詩歌藝術，不說外行話，很難。」

程先生幼秉家學，從小就會作詩。《閑堂詩文合抄》收錄了程先生的部分詩作。錢仲聯先生評之為：「空堂獨坐，嗣宗撫琴之懷也；天地扁舟，玉溪遠遊之心也。時復闌入宋人，運宛陵、半山、涪皤於一手。」程先生說：「寫詩寄託了我的悲歡，也深化了我對古人的理解。」共同的情感歷程以及長期創作中積累的藝術素養掃除了程先生和詩人心靈溝通的障礙，所以程先生的詩學論文往往能達到發人所未發的境界。《飲中八仙歌》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杜甫以自己的歡樂心情描繪友人們的歡樂心情的作品，但程先生卻深得杜甫的「文心」，讀出了此詩的「弦外之音」。在《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讀杜甫<飲中八仙歌>札記》中，程先生從史書中勾勒出杜甫所描寫的八個人的生平事迹，敏銳地覺察到他們「正是由於曾經欲有所作為，終於被迫無所作為，從而屈從於世情俗務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鄉，以發泄其苦悶的。」而《飲中八仙歌》則是杜甫「在以一雙醉眼看八個醉人的情況下寫的，表現了他以錯愕和悵惋的心情面對著這一群不失為優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狀態」。杜甫與「八仙」的關係可以歸結為：「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飲中八仙歌》是杜甫創作中現實主義的起點。

上面大致從九個方面談到了程先生治學的方法和指導原則。當然，這些方法在運用中不可能是互相獨立的，像《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篇發微》、《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等就綜合運用了多種方法。在諸多方法中，「把批評建立在通過考據而得出的堅實的材料的基礎上」、「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是程先生治學一以貫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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