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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做一個中國人要比做一個外國人舒服得多

在古代,做一個中國人要比做一個外國人舒服得多

南宋劉松年《攆茶圖》。

從一盞茶杯背後的文化生活,到一隻酒杯所透露的等級差異,作為國內極有影響的文物專家、考古學家,孫機從這些細微之處著手,從一個朝代的物質生活中,看到了人與物彼此依賴又互相成就的密切關係。

「在古代,做一個人要比做一個外國人舒服得多。」聊起古代的物質文化,已過耄耋之年的孫機總有說不完的話。

作為國內極有影響的的文物專家、考古學家,孫機把「認識過去不認識的東西」視作自己的使命。在多數人都把學習西方技術、文化和生活方式視為時尚時,孫機轉過頭,把古人的生活和生產作為研究對象,辨認殘缺的古物,從支離破碎的「老東西」中窺探古人的生活方式。

2016年,孫機在講座上談他的著作《從歷史中醒來》。



孫機從一個朝代的物質生活中看到了人與物彼此依賴又互相成就的密切關係。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孫機就跟隨沈從文學習古代服飾史。當時,他是北京市總工會宣傳部的技術工人,沈先生的辦公室就在他的隔壁,近水樓台,沈從文成了孫機走進考古領域的引路人。被名師帶入門后,孫機又考進了北京大學考古系。在學校,他每天都泡在圖書館里和書中的「老東西」打交道,漸漸摸索出一套用文獻與實物對照,再互相印證的研究方法。「除了眾所周知的四大發明,古代有好多比西方先進的發明,比如馬鐙、船舵、紡車、織布機……例子太多了,不勝枚舉。在歷史上我們固然也學西方的東西,比如馬蹄鐵等,但總的來說,在生活方面,比西方先進,這是我們的優勢項目。」——讓人看到自己的文化魅力,看到古代領先於世界的成就,這或許是孫機寫就《古代物質文化》一書的原因。

孫機著《古代物質文化》,中華書局出版。

在孫機心中,辨認出一尊茶神陸羽像不值得驕傲,從這尊小小的神像中看到的古人與茶的關係才更值得玩味。從農業膳食、紡織服飾到建築傢具,再到流傳至今卻鮮有人關注的古代科學技術,孫機要撣去蒙在古物上的泥土和塵埃,讓現代人從這些遺物中看到古人的智慧和生活哲學。

在《古代物質文化》對物質的梳理中,以漢朝最為詳盡。孫機對漢代的物質文化最在行,過去的二三十年,他幾乎閱讀了漢代的所有文獻資料,看遍了出土文物,從耕作工具到宮廷貴器,從一盞茶杯背後的文化生活,到一隻酒杯所透露的等級差異,孫機正是從這些細微之處著手,從一個朝代的物質生活中看到了人與物彼此依賴又互相成就的密切關係。

在《古代物質文化》中,很多常識性的錯誤被孫機糾正。比如,「床前明月光」里的床並非睡床,也不是被廣為認可的胡床,而是一種坐具,類似沙發,常被安置在廳堂的兩根檐柱之間。「他看到的是床前即堂前地面上的月光。」孫機說,現代人對古代物質生活沒有最基本的認知,很多古詩詞中的意象是被曲解的。

元代,劉貫道的《消夏圖》。圖中人物的生活風雅,除了其姿態,更多的則由其周圍的器物來集成、襯托其時代性。

物質與文化總是相伴而生,這甚至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也沒法完全說清。就像「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它在中古時還是貼地的坐具,「跪坐」是禮儀與高貴的象徵。隨著床腿的增高,人的起居方式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垂足坐也隨著佛教的傳入開始盛行,於是有了今天的椅子和沙發。人的飲食文化同樣博大精深。精於油炸煎炒讓我們拿起了筷子,當時,西方宮廷還在用手抓食食物。孫機算了筆賬:「現代拿筷子吃飯的,除了中、日、韓、朝、越、新加坡的十六億人外,還有海外華人五千萬,以及十六萬家中餐館;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約會舉起十七億雙筷子。筷子的影響面之大可以想象。」「製造」聞名於世的當然不只是筷子。西方的冶金工業比晚一千多年,人三四千年前就學會用大豆製作醬油,歐美人卻是1873年之後才吃上大豆這種糧食。當古羅馬人還把韁繩拴在馬脖子上時,人早已掌握駕馭馬車的技巧——與其讓馬窒息而亡,不如靠大腿和前胸出力。

宋代的鬥茶。

歷史是被關鍵節點的關鍵人物改寫的,這種歷史觀放在物質生活上同樣適用。

孫機在書中提到了著名的古代史專家張政烺老先生常掛在嘴邊的白薯。「歷史是不應該忘記陳振龍的名字的」,孫機說,福建設有「先薯祠」,為的是表彰和銘記陳氏一門六代對白薯的推廣。人口在西漢時就有7000萬,到了明末才達到1億。但美洲的白薯傳入后,乾隆年間的人口達到2億,清末時,人口已經超過4億了。吃飽了才能活下來,白薯對人口的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古代是尚禮的社會,很多物質為「禮」而生。因此有了精緻的祭祀酒杯,有了禮樂,有了繁複的穿戴禮儀。受「禮」的約束,人不喜歡西班牙式血腥的鬥牛,不像古羅馬人熱衷於在角斗場瘋狂。古代人的業餘喜好是溫和而精緻的。他們喜好鬥茶,因而創造了花樣繁多的泡茶方式和茶壺茶杯。他們用玉佩約束走路的速度,越慢越高貴,於是,玉佩成了身份的象徵。這是精神的物化,因為這些物化了的精神,我們依然可以從那些不完整的物件里一窺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古代的物質發展是獨立的,也是先進於世界的。幾千年裡,的社會是穩定的,朝代的更迭沒有斷了文化和生產。」孫機說,即便是唐朝300年,外來使節不斷,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少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稀罕物」只流傳於宮廷和顯貴之間,老百姓依然靠自己的智慧改善生活。為活得更好而創造,從古至今,這是不變的發展動力。這種創造的慾望是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的。只是,古代人更幸運,他們擁有一片富饒的土地,一段穩定又足夠漫長的歷史,物質在時光中發酵,造就了不朽的古代物質文化。

清代,雍正時期,《十二美人- 博古幽思》,圖中美人身後博古架上的宣德紅釉僧帽壺,宋汝窯三足洗,宋汝窯青瓷無紋水仙洗,白玉四足壺 ,都是藏身於各博物館的稀世珍品。

對話孫機

影響世界的不只是四大發明



《新周刊》: 《古代物質文化》這本書介紹了很多古代物質成果,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研究者,為什麼會寫一本這樣的大眾讀物?孫機:我希望我們可以對文化充分尊重。五千年歷史,有很多偉大的物質成果和科技成果。李約瑟說,影響世界的發明有七十多項,實際數目要比這還多。但我們好像只知道四大發明,歷史課也都是政治史,從來不注重物質、技術層面的事情。我們自己不總結不宣傳,老百姓永遠都不知道。這本小書不是一個論戰,就是想談談古代那些重要的發明,那些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事。我們每天都在享受古人給我們留下的物質成果,結果呢,我們自己都不知道,這不大合適。歸根到底,這是民族自信的問題,我們應該對自己的文化充分尊重。

清乾隆銅胎畫琺琅蒼龍教子鼻煙壺。圖/雅昌藝術網

《新周刊》:在您看來,古代物質生活的特點是什麼?孫機:自古以來,人都是充滿智慧的,冶金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防治技術、農耕技術都很發達,創造過大量影響西方的物質成果。我們做很多東西都很實用,低成本、高效益,總能很好地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質量。

有個例子,17世紀奧斯曼帝國打亞美尼亞,那時候他們吃的還是硬得能打死人的死面饅頭呢,我們早就會發麵了,甚至還有了開花饅頭。要讓面開花,各種成分的比例要很合適,這說明,當時我們已經對這些東西了解得很透徹了。其實,人的飲食文化牽扯到很多方面,古代老百姓的東西都不花哨,但切合實際。

宋鍍金繡球花銀盤。



《新周刊》

:研究物質文化好像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看待歷史的視角,您覺得古代的物質文明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是怎樣的?

孫機

:我們從物質生活中能看到社會情況,物質與社會文化是相互影響的。比如,古代的玉佩是從脖子戴到胸前的,並不是後期的掛在腰間。玉佩上配有月亮形狀的璜。璜最多可以配到13個,從脖子掛到腳面。玉佩的作用是「節步」,玉佩越長,人走得越慢,而走得越慢的人地位就越高。玉佩限制步伐,也是身份的象徵,我們的古人是要擺這種架勢的。總體來說,古人是尚禮的,這個禮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朝代的更替沒有對平民生活方式造成太大的影響,古代的一直很穩定。當然,這個也在後期制約了我們的發展,但這是明清之後的事情了。

春秋玉器。

《新周刊》

:您所說的「穩定」如何理解?

孫機

:埃及有金字塔,同時期的古代是不會有這樣的奇觀的。一來是還沒有宗教狂熱,更重要的是,古代和西方不一樣,他們是奴隸制的,你不聽話就馬上把你殺掉,而我們是靠禮教來管理國家的,老百姓不是奴隸,給國家幹活國家是要給錢的。朝代的更替並沒有對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產生重大的影響,文化一直是同一套文化。

所以,如果要在古代做一個普通老百姓,做個人比做個西方人舒服得多。

佚名《千秋絕艷圖》(之一)。

《新周刊》

:您常說,不管在民間還是學術領域,我們常常誇大外來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影響,有沒有具體的例證?

孫機

:漢朝時,東方最強的國家是漢,西方的文化中心是古羅馬,但雙方在近千年裡彼此都不知道。後來,雙方開始有一些交易,但都是非常高端的東西。比方,羅馬一個很漂亮的玻璃器可能會經過輾轉傳到來,但那個技術並不跟著一塊來,這個東西只是一個珍寶,到底怎麼做、在生活里怎麼用,當時的人並不知道。也就是說,當時並沒有民間層面的交流,在當時的三四百年裡,幾乎沒有什麼羅馬人到來過。

還有學者說,商代的車是從埃及傳來的,原因是車上的很多小部件很像,埃及的車又比的出現得早。實際上,商代人根本不知道埃及的存在,當時人們的地理知識就不會超過新疆那片沙漠,他們對沙漠以西一無所知,漢朝以前的技術和物質生活幾乎是獨立發展的。

佚名《千秋絕艷圖》(之四)。

《新周刊》

:那為什麼這類「引進說」如此盛行?

孫機

:1946年,哈佛大學的一個教授畫了一條線,這是從印度到中南半島再到的一條線,這條線被他稱為「磨石線」。他認為「磨石線」以西的古人是智商高的,以東的亞洲人、中南半島人是智商低的,東邊的人需要學習、模仿這條線以東的人。

再加上在改革開放前經歷了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100多年裡,我們養成了認為西方優越於自己的觀念。改革開放后,我們又鼓勵學習西方,這本是一種政策引導,卻搞得很多學者也讓「西方更先進」的說法綁架了。在這種慣性下,我們的研究思想也變得先入為主了。很多屬於我們的發明和技術都成了從西方引進的。

唐代《宮樂圖》。

《新周刊》

:但後來,我們確實落後了,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孫機

:就像我剛才說的,我們古代人的生活相對穩定,它當然有優勢,但也讓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固化,他們就沒有變革的動力。西方的社會矛盾激起了社會變革,帶來了工業革命,我們明清朝代的更替沒有帶來任何新的生產方式,被趕超是必然的。現在人除了吃飯之外,衣、住、行都與世界同步了,老百姓自古就是這樣,看到好東西、好的生活就要拿過來為我所用,這是一個發展的必然趨勢。

我希望更多人看到古代的文明成果,並不是覺得自始至終都非常完美,我們確實在清末開始落後了,落後就會改,所以有了革命,有了新的生產方式和更好的物質生活。你要都不落後,革什麼命啊?偶爾落後,也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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