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小說、電影、電視劇中的女性角色形象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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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亞婭

陳忠實發表過系列創作談《尋找自己的句子》，共四篇，連載於當年的《小說評論》，回憶他是如何寫作這本書的，稱這是一本「墊棺做枕」的書。我覺得這非常微妙地反映了他對這個作品成為文學經典的渴求和期望，還有對外界評價的敏感。這是對這個問題的一點文學史補充。

再一個回應祝老師說的「三個傳統」。之前我們有一種思維方式，是從1980年代以來流行的現代化敘事模式。如果說從前在追溯歷史的時候——借用王德威的一個詞，總是急於在發現「被壓抑的現代性」，那麼我覺得「白鹿原式」的這種回顧歷史、反思歷史的方式，可以概括為「被壓抑的傳統性」。但是在發現「傳統」的過程中，卻有很多種不同的觀照模式。這最早跟1980年代後期開始的「文化熱」有關。

《白鹿原》中的「傳統」在彼時彼地，就是當時評論——比如雷達——所指認的儒家傳統。然而1990年代開始的新儒家敘事，試圖把儒家的道統理想化和靜止化，在此基礎上尋找一種不同的歷史，而忽略了這個傳統與「現代」、「革命」等其他因素的複雜互動。

現在我們提「被壓抑的傳統」，並不是要肯定和回到那個理想化的「傳統」，而是要看到這是一個不同的思維角度和講述方式，《白鹿原》是較早開始接觸這個問題的。其實無論革命敘事也好、啟蒙敘事也罷，或者說它是儒家的「傳統文化精魂」，小說試圖呈現的無非是一個亂世，是一個多種傳統眾聲喧嘩的亂世，但是作家卻並沒有整合它們的能力，新的規範也就無從再生。他只有一個亂七八糟的呈現和自我矛盾，但我覺得這個呈現反而很有意思，可能正好是一個藉此反思我們文學史、思想史諸多問題的機會。

另一個問題，我覺得被大家忽略的是陳涌的評論。他的解讀很有意思，他講到「真正的現實主義敘事」，講到柳青的傳統。我以前作過文學編輯，接觸到《白鹿原》的讀者群，其中有一部分是鄉村文學青年，就是有鄉村底層生活經驗並受過教育的人，他們認為《白鹿原》寫得非常「真實」，這是它成為經典的一個理由，即便在大眾文化層面談流行，也離不開這個心理因素。

那麼「真實」的地方在那裡？他們覺得最真實的就是對於農村宗族文化的描寫，以及我們覺得在《白鹿原》中被處理得很髒的鄉村社會的「性」。這兩樣被認為最接近現實生活中的鄉村，這也就是從前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一直談的真實性問題。其實陳忠實本人可能就是有一個農民的情結，他非常了解農村，一直在這個地方生存，像柳青一樣「紮根基層」，是「農村生活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因此我覺得他自認為是現實主義寫作還是有理由的。

文學史上的革命歷史小說也好，或者是鄉土文學、尋根文學也罷，都是把鄉村美化詩意化的，或寄託某種理念。其實並沒有一個宗族的、純粹新儒家意義上的農村，也沒有1950-1970年代文學里的革命的、階級的農村，所以我剛才說他那個亂七八糟的呈現反倒很好，農村從來就是這樣一個狀況，並沒有那麼理想化、單一化的農村。因此我覺得「真實性」的角度很有意義，長期以來大家注意到的評論都是「文化」和「歷史」這些角度，把陳涌的評論忽略了。

最後我講一下對電影的觀感，電影里突出的女性是田小娥，原著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女性白靈，她這條線被完全刪除了。這種敘事方式肯定也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某種「真實」。當白靈這個自主選擇、追求自我解放與階級解放的知識女性、叛逆女性，這樣一個新女性完全被刪除，女性僅僅作為一個慾望對象被呈現、被觀看，說明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某種趨向。所以看過電影之後，對比小說中白靈這條線索，讓我更懷念一個世紀以來的各種「現代」話語，無論「啟蒙」還是「革命」，對於女性解放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