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官級高低享受特殊待遇：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早已建成了……

1935年，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到莫斯科訪問，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描述了一路的見聞。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羅蘭驚詫地發現，連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被當做貴族供養起來。他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

官職等級名錄製度——「被安排」的幸福生活

特權階層的產生是制度安排的結果。斯大林運用手中掌握的「無限權力」，特別是分配幹部的權力，創立了官職等級名錄製度。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決議規定了選拔、分配領導崗位幹部的制度，這個決議規定了三類官職等級名錄的資格。第1號官職等級名錄中大約有3500個最重要的領導職位，其中包括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各局首長，托拉斯、辛迪加的領導人，大工業企業領導人等；第2號官職等級名錄，包括各部、局的副職以及其他相當職務；第3號官職等級名錄，是地方上的領導幹部。

如果你有幸成為名錄中的一員，你就「被安排」了，可以享有特權階層的生活。

如果你暫且還不在名錄，那你就得想想法子了。

到1924年初，由中央委員會確定的領導幹部總數為13163人。地方各級也規定了自己的官職等級名錄，如烏拉爾州委規定本州的領導幹部為1066人。不過，地方領導幹部只有最重要的職位才由中央委員會來確定。

官職等級名錄包括了最重要的崗位和職務，而候選人都是由中央委員會事先審查和批准的，解除職務也要經過中央委員會的同意。處在這個權力金字塔尖的是斯大林。

權力不斷集中。聯盟的部級單位後來達到了160個，被看作是法律的各行政部門的大小命令法規達到20多萬種，1000多萬條，差不多可以說連小便的動作也有規定了。行政命令體制加強，但缺乏民主監督機制，這必然令國家機構臃腫，官僚作風大增。到1985年，蘇聯部長會議的正副部長達到800多人，一個普通文件的審批經常要幾個星期，甚至一二個月。

官職等級名錄，後來變成了一個專門名詞，有幸列入其中的蘇共領導幹部逐漸轉化為「紅色貴族」——擁有個人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等的特殊社會集團。

特定工資和「錢袋」制度

斯大林時代，蘇共高級幹部階層的一項重要特權就是特定工資制。1945年4月，蘇聯政府規定，對在機關、企業、團體中擔任重要職務，具有高深學識和經驗豐富的人實行特定工資制。其數額一般規定為2200-3000舊盧布，最高額可達4000-5000舊盧布。

斯大林像

這個特定工資額後來又有增加。但這個增加額部分沒有列入工資單，是用封著口的小紙袋同工資一起發放。這就是蘇共歷史上所謂的「錢袋」制度。

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同蘇聯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間有過多次談話，其中談到過工資和「錢袋」問題。莫洛托夫說：「我現在無法準確說出給我多少工資，因為變了好幾次。而且戰後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採用了『錢袋』制。用這種封著的小包給軍事和黨的領導人送錢，很多的錢。當然，這是不完全正確的。數目不僅太大，而且過分。我對此不否認，因為沒有權利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錢裝在信封里秘密發給各級官員，每月金額一般根據職務從幾百盧布到幾萬盧布之間（1960年幣制改革前的舊盧布與新盧布比價為10：1）。這些錢不上稅，甚至交納黨費也不包括它。領取「信封」的人根據規定必須嚴守秘密，透露消息者要遭到嚴厲處罰。扣除通貨膨脹及幣制因素，斯大林時代一個部長每月的「信封」大約為2000新盧布（約合3500美元），相當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月工資的兩倍。而斯大林時代蘇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700美元，戈爾巴喬夫時代為6800美元。

赫魯曉夫否定了斯大林，決心在幹部特權制度方面進行一些改革。他大力推行領導幹部輪換制度，並減少了高官薪金。蘇方曾於1957年2月向駐蘇使館通報說：蘇聯將從1957年3月1日起降低高幹工資。規定政府部長每月工資最高為8000盧布(舊盧布，下同)，副部長7000盧布，部務委員4700盧布，司長4500盧布，副司長3000-4000盧布。黨中央各部領導人工資也減低，但比政府部門要高。這次降工資幅度是相當大的。例如，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長康斯坦丁諾夫原為15000盧布，現降為5000盧布。而當時工人最低工資只有300-350盧布，即使高官降薪后其收入與普通民眾相比也相差懸殊。

赫魯曉夫的改革很不成功，結果把自己的政治命運玩丟了。

那些名列官職等級名錄的高官們，支持罷黜赫魯曉夫，捧勃列日涅夫上台。勃列日涅夫馬上否定了赫魯曉夫，他採取了完全依靠特權階層的辦法，強調領導幹部的繼承性，改變了領導幹部輪換制度，不但恢復了赫魯曉夫廢除的一些高級幹部的特權，還增加了一些新的特權。

赫魯曉夫

據現今可見資料，前蘇聯高層領導在物質生活上絕對是「享有一切」，他們與平民的工資差能夠達到50倍以上，任何一位機關領導幹部每月還能拿到高於工資一倍以上的補貼，職位越高補貼就越多。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蘇共政治局的成員已經達到了「各取所需」的程度。

「小白樺商店」：領導幹部的特別供給

上個世紀70年代，前蘇聯首都莫斯科。每逢周末，在距克里姆林宮不遠的格拉諾夫斯基大街，就呈現出這樣一幅奇特的景觀：擦得鋥亮的「伏爾加」牌小轎車排成兩行，發動機突突地響著，司機們眼睛盯著反光鏡，不顧規定和警察的警告，滿不在乎地把車子隨意停放。他們只是一個勁盯著格拉諾夫斯基大街2號樓的入口處。

小白樺商店

這幢土黃色的大樓，窗戶是不透明的。門口有一塊牌子說明：1919年，列寧曾在這裡發表過演說。另一塊牌子上寫著：「領證處」。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在這裡領到證件，只有蘇共中央的工作人員才有資格。在這裡的男男女女都拎著大提包，坐上汽車揚長而去。他們都是蘇聯上層人士，他們來到這座沒有任何招牌只有持特殊證件才可進入的商店裡選購東西。

無數個這樣的秘密商店為蘇聯上層社會服務，為「我們的共產主義貴族」們服務。上層人士可以在這些特殊商店裡購買蘇聯國內稀缺食品，如魚子醬、蝗魚、鮭魚和出口伏特加，以及「資產階級的」享樂用品，如法國白蘭地、蘇格蘭威士忌、美國香煙、瑞士朱古力、義大利領帶、奧地利皮鞋、英國呢絨、法國香水、德國晶體管收音機、日本錄音機等。

這就是被莫斯科普通市民所艷羨的「小白樺商店」。

在莫斯科最大的國營商店「古姆」的三層一個偏僻角落裡有一個「100號分店」，也是專為上層人士設立的。在軍人商店的地下室有一個只為軍官服務的秘密商店。特殊裁縫店、特殊理髮店、洗衣店、化學洗染店等專為特權階層服務的各種商店以及食品店遍布莫斯科，約有100處之多。

蘇聯一位記者指出：「對於上層人物來說，共產主義早已經建成了……」

這就是蘇共的高級幹部所享有的特供。為了維繫這種特殊待遇，他們毫不考慮代價。

前蘇聯著名的「首都」牌伏特加酒，就是在處於德軍圍困，糧食極度匱乏的列寧格勒生產出來的。

1942年德國軍隊將列寧格勒圍得鐵桶一般，居民饑寒交迫，餓得連路都走不動，被稱為「活的幽靈」。 與此同時，列寧格勒著名的釀酒師斯維德利在酒廠的實驗室揮汗如雨，他在完成上級的秘密指示：釀造「首都」牌伏特加酒。

寶貴的糧食被釀造成口味純正的佳釀——這不是什麼戰勝法西斯的秘密武器，而是供軍隊高級幹部和市委領導人享用的「特供品」。

如果這些糧食節省下來，不知可以救活多少市民的生命。

按官級高低享受特殊待遇

俄羅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長阿爾巴托夫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談到了斯大林時期的特權制度。

他寫道：「根據這個制度的等級——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中央委員、人民委員、各局的首長等等，每一級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權。戰爭之前，享有這種特權的人範圍相當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優厚的。」在戰後配給制廢除以後，「特權很快地重新開始擴大。從斯大林本人到集體農莊主席，按照級別享受這些特權：黃金地段的高級住房，免費佔用別墅，專用汽車（領導人和妻子、兒女都有，有時甚至一人幾輛供選擇），專職司機，免費早餐與午餐，假日去修養所，往返休養所、療養所的大量路費、補助、『醫療費』，闊氣的狩獵、不用排隊就在特供商店裡購買緊缺的商品和進口奢侈品（僅在莫斯科就存在數百家這樣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應。」

70年代后，蘇聯的特權階層變得更加龐大。

對特權階層的供應是分級別的。最高級別的當然是克里姆林宮的高級官員們，這些人都享有「克里姆林宮份額」，能得到許多免費的供應。在莫斯科，有專門為1930年以前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設立的配售店，有專門為元帥和將軍們設立的配售店，也有為著名學者、宇航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企事業單位領導設立的廉價配售店……這些按級別設立的商店比普通商店貨物齊全，物美價廉。另外還有特殊服裝店、特殊理髮店、特殊食品店等等為特權階層提供供應和服務。如莫斯科的格蘭諾夫斯基大街設置的內部商店，專門向高級幹部們供應緊俏商品；莫斯科國營百貨商店有一個編號為200的內部銷售部，只有政府的副部長、州委書記、大城市的市委書記以上以及蘇維埃機關的高級官員可以在這裡購買商品；而中央百貨商店的45號售貨部是為較低級別的官員購物設立的。許多的政府機關發放給官員們「特殊配給卡」，這種卡既是出入特殊商店的憑證，同時卡上標明可以購買東西的金額，級別越高的人可購買商品的金額越多。此外，「小白樺」商店出售廉價的進口貨和社會上稀缺的商品，只有持「盧布證券」的人可以在這裡購買商品。所謂盧布證券是指用外匯換來的特殊盧布，有門路的官員、外交官、記者等才能經常弄到盧布證券。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揭露的特權現象要嚴重也具體得多。蘇聯解體前夕，各級幹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種等級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據他說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約有4萬，且有等級之分。如果到了部長尤其是政治局委員這一級，葉利欽把這叫做「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這時就可以享有一切，「進入了共產主義！」他諷刺地說。由於現在人們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蘇聯「暫時只能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幾十個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扎」。

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利加喬夫回憶道：1983年，當他擔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后，第二天就給他配備了高級轎車。他提出換一個比較低檔一點的轎車時，竟遭到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訓斥，說他這樣做是搞「特殊」，破壞了機關的風氣。這位剛剛提拔的高級幹部不禁為這種說法瞠目結舌。

世外桃源般的貴族別墅生活

住房腐敗是斯大林時代領導幹部特權腐敗的一個典型縮影。十月革命后，領導幹部與普通群眾一度都居住在集體主義的「住房公社」內。但到列寧時代晚期，領導幹部們已開始利用特權，紛紛從「住房公社」里搬進獨戶住宅。這種變化，在斯大林時期最為翻天覆地。1926年，全蘇人口調查顯示，全國人均住房面積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戰友」阿利盧耶夫家的女僕，所擁有的住房面積就已超過了20平方米。更不用說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數居民的住宅連起碼的基本生活設施如廁所、浴室都沒有；而幹部們的住宅，則普遍配備了汽車庫、電影廳、特供商店、醫療中心乃至數量不一的服務人員。

在住房問題上，讓民眾最受刺激的，莫過於領導幹部們普遍擁有「貴族別墅」。蘇聯土地遼闊，別墅本來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會在郊外擁有一小塊土地蓋上一個簡陋的木製小樓或小院子，也叫別墅。但領導幹部們的「貴族別墅」遠非普通百姓的「別墅」可比。同獨戶住宅一樣，「貴族別墅」有嚴格的等級限制，官位等級越高，其別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這些「貴族別墅」都「屬於國家」，由國家負責維修、保養。斯大林、伏羅希洛夫、米高揚、莫洛托夫這些國家領導人的別墅，無一不是極盡奢華之能事，「別墅全部鋪上地毯，有高加索製造的金銀兵器、珍貴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腳盤，象牙雕刻，印度絲綢，波斯地毯，來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的手工製品……伏羅希洛夫有許多別人贈送的馬匹，像米高揚那樣，他在自己的別墅騎馬散步。他們的別墅變成了帶有花園、溫室、馬廄的富貴之鄉，當然，這一切花銷都由國家負責。」

在斯大林時代，各級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幹部，都在相應級別的療養區用國家的錢大造別墅。這些別墅，不但有花園，有馬廄，有專門的溫室栽種蔬菜和水果，還有撞球室、游泳池、網球場、排球場、日光浴場，乃至專門看電影的放映間；每棟「貴族別墅」內都有大量領國家工資的「服務人員」。

白天游泳、划船、打網球，晚上玩排球、打撞球、看電影，是斯大林時代領導幹部們最標準的別墅生活模式。而那些「平民別墅」，連最基本的自來水都沒有，更不用說城市裡那些排隊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眾了，1925年，在克拉斯諾普雷斯頓區蘇維埃里，每月有2.7萬人排隊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過50-60人而已。

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最後的遺言》中寫道：「（我20歲在沙皇時代做技術工人時）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間。這套房間有會客室、廚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工人，有比現在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條件，使我感到痛心。」「我們已經推翻了君主政體和資產階級，我們已經贏得了自由，但是人們的居住條件比從前更差了。」革命成功了數十年，民眾生活卻還不如沙皇時代，赫魯曉夫的這段話，無疑戳中了斯大林時代的歷史真相。

普通人與高官之間「天壤之別的生活」

法國另一位大作家安德烈·紀德於1936年訪蘇歸來后，寫下了《從蘇聯歸來》，深刻地揭露了蘇聯的陰暗面。

首先是高層領導人的待遇與普通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別。在高層人士的「餐桌上擺滿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盤，也有各種火腿，還有魚——腌制的、熏制的、凍凝的。熱菜有蝦燒鱘魚肉，奶油棒雞以及諸如此類。」而下層人士的境況又是如何呢？「在阿赫特倫路上有一奇觀：女人們手拿一塊墊著草的生肉站在那兒，向過路人兜售，有的則拿雞或類似的東西，她們是沒有執照的攤販，她們沒有錢付攤位費，也沒有時間排隊等著租一天或一周的攤位，當執勤人員出現時，他們拿起東西就跑。」在莫斯科，生活對大學生、教師和小職員來說，仍是非常困難。蘇呼米附近有一家高官招待客人的西諾卜旅館，紀德認為它完全可以與法國最美和最舒適的沐浴旅館相比較，是「塵世間人類覺得最接近於幸福的處所之一」。在旅館旁邊設有一個蘇維埃農場，專門為旅館提供食品。但是跨過那條劃定蘇維埃農場界線的壕溝，便看到了一排低矮簡陋的房屋。「那裡每四個人合住一間長二米多，寬二米多的房子，每人每月兩個盧布租金。蘇維埃農場所設飯館，每頓就值二個盧布，這種奢侈，每月只賺七十五盧布工資的人，是享受不起的。他們除麵包之外，還有一條幹魚就覺得滿足了。」

勤勞的蘇聯農民

紀德不無挖苦地寫道：「這個正在形成起來的，新資產階級，具有——我們的資產階級的一切惡德。它剛從貧窮中爬上來，就已經看不起貧窮了。它貪圖那好久沒有的一切好處，它知道應當如何去獲得並如何去保持起來」，「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他們可以加入共產黨，然而心裡沒有絲毫共產主義者的氣味」。雖然當時蘇聯到處宣傳人民之間平等，革命同志之間友誼深厚，同甘苦共患難，同富貴共享樂，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民間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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