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的「雙人遊戲」

對話的「雙人遊戲」

昌切

《德國漢學視野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是謝淼經過多年積累思索，精心研製打磨出來的一部學術專著，或許也是國內外第一部比較全面地論述德國為何和如何接受當代文學的學術專著。其中對於德國漢學視野出色的論述可謂別開生面，格外引人注目。在謝淼看來，德國漢學自有其理解的特殊路徑，這就是從歌德到顧彬在與進行跨文化對話中一以貫之的取異求同的路徑。取異求同而不是取同求（辨）異，這是德國漢學有別於美國漢學的關鍵所在。顧彬教授曾經在他的文章《略談波恩學派》中對此有過精彩的辨析，我也曾經在為卜松山教授退休所寫的紀念文章《研究的別一種取徑——卜松山的漢學理路》中談到過這種區別。在跨文化對話的德國路徑中研究當代文學的跨文化傳播，而不是平鋪直敘地羅列各種傳播的表面事相，這使得謝淼的研究抵達了一個較深的層次。我想就著她的看法，談談我對於理解的認識。

跨文化對話離不開理解，但理解並不只是存在於跨文化對話之中。理解既神秘莫測卻又隨處可見，就像家庭瑣事一樣普通平常。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話，「你又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心裡想的是什麼？」「你又不是我們家裡的人，你怎麼可能知道我們家裡的事情？」按照這個邏輯推下去肯定是不會有一個盡頭的，結果肯定會令人感到恐怖乃至絕望。只有男人理解男人，只有女人理解女人，只有大人理解大人，只有小孩理解小孩，只有今人理解今人，只有古人理解古人，只有德國人理解德國，只有人理解……總之一句話，只有自己理解自己。

事實上，即使是人，落實到具體的個體，與外國人理解一樣，也不是自己理解自己，同樣是以己度人方物，所見不同，所解當然也就不一致。可見空間距離的遠近，所屬國族的分別，與能否理解、理解不理解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只有人理解」？嚴格地說，這是一個似是而非、實實在在的假問題。人理解，實際上與德國人、美國人或其他什麼國家的人並不存在實質區別，同樣是一種達理體情的主觀推測。人以自家人自居，自內而內所理解的，未必就比外國人自外而內所理解的來得真實。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外國人不過是取了與人進入不同的視角、立場和理論方法，如此而已。在人文領域對於的理解，不管發生在同類還是異類的文化語境中，都是一種對話關係。這種對話關係必然是交互性的，離不開來回試探和反覆推測，故而對話所得的結果也就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德國哲學家約瑟夫·西蒙把跨文化對話比作一種相互「角力」的「雙人遊戲」。其實，「類（同）文化對話」也是這樣一種「雙人遊戲」。如果非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麼這種區別也僅僅在於如何對話或對話所取的路徑。

如何或循著怎樣一種路徑理解，不僅在人與德國人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而且在德國人與美國人或其他什麼國家的人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就我所知，德國的波恩學派與美國一些漢學家理解，在取徑上有著非常明顯的差異。這種路徑選擇上的差異，如前文所說，是德國漢學取異求同與美國漢學取同求（辨）異的差異。謝淼用「德國漢學視野」這樣一個概念來指認德國譯介和研究當代文學的背景，她的專著專列一章討論德國漢學特殊的取徑，揭示其解釋學的理論背景，梳理從歌德到顧彬與進行跨文化對話「和而不同」的傳統，顯然是有意為之，意在藉此與美國漢學區別開來。顧彬坦率地說過，如果他在只能找到與歐洲一樣的東西，他不可能對發生興趣。也就是說，他之所以對發生興趣，是因為有著與歐洲不一樣的東西。與顧彬一樣，卜松山一直對美國漢學倡導的絕對普遍主義保持必要的警惕，熱愛並善待，在尋找歐洲匱乏的美好的東西，反對居高臨下把西方價值強加給的霸道行徑。

在讀到謝淼的專著以前，我從來沒有留意過卜松山、顧彬與歌德、與那些擅於擷取文化精華的德國人有什麼精神聯繫。是謝淼的梳理工作使我聯想到萊布尼茲和布賴希特，聯想到他們為何和如何善待的原因和方式。謝淼從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中抽繹出「異」「同」兩個概念，她認為，二者相輔相成，「同」強調人類文化的共性，「異」強調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個性；只有在「同」中取「異」，在「異」中求「同」，才有可能做到優勢互補，真正形成歌德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相互容忍，取異求同，以期共存共榮，共同朝向人類文化更高遠的境界。馮雪峰在194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談到「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時說：「一個民族在生活上所走的路，越是『人類性』的，『世界性』的，則這民族也自然越在遠大的發展的路上，因為所謂發展就是向著人類生活之最高的完成走去的意思。」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民族文化，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歌德怎麼也不會料到，多少年後在他曾經傾注過熱情的遙遠的東方，會出現一個他的知音。

謝淼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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