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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是個失敗的抗爭者」

開始今天的微信前,主頁菌想問各位一個問題:大四那一年你在幹嘛?

猜想,許多人和主頁菌一樣,答案無非是:繼續完成學業,準備畢業論文和找工作。

但有一個94年出生的男生,他的經歷也許和許多人都不太一樣:

2015年,大三結束的他突然決定休學一年,回國打工,成為了東莞工廠的流水線工人,大理民宿的店小二,甘肅定西的國中老師,成都漆器廠的學徒工,北京某網站的新媒體編輯……他將這一路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結集成書《回來》(理想國,2017年6月出版),完成了一次何偉「尋路」式的觀察和探索。

他的名字叫孫中倫,現在他從美國波莫納學院畢業不久 ,成為羅德獎學金最終候選人。

孫中倫曾在許知遠創辦的「單讀」編輯部實習過一個月,少有夸人的許爺評價他:中倫是一個天才,他的敏感、好奇心與遼闊的雄心,令他註定不同凡響。

今天分享的文章,即來自孫中倫。許爺的「天才」一詞,難免有些誇張,但讀完文章,或許你會覺得,像他這樣的「另類青春」,本身就很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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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媽媽走之前一年,有一天,她身體虛弱。她把我叫到床邊,對我說:「媽媽很可能快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阿公阿婆。」

「不會的,不會的。」我搖頭,不看她。

她說:「你得接受它。」

一年以後,在她生命最後的幾分鐘里,我們全家人圍坐在她身邊。我握住她右手,爸爸握住她左手。我目視她的呼吸一點點黯淡。人在彌留之際,意識已經消失,靈魂飛向天際,喚不醒了。我跟她說家常話,說往昔快樂的日子。她沒有反應。我知道,為時已晚。可我還有承諾沒有講。

我俯身告訴她:「媽媽,我向你保證,我一定照顧好自己,照顧好阿公阿婆和爸爸,對他們好。」

那個瞬間,神啟般的,她動了嘴唇—我知道,那是媽媽在答應我。我接著告訴她:「媽媽,我會像你希望的那樣活下去!」我清楚,媽媽平日里,最害怕我做人、行文過激。「你知道為什麼你叫中倫嗎?」她總告訴我,「『言中倫,行中慮。』所以,說話之前,要先想好。」「知道啦。」我搪塞她。她摸我的頭,說,「有一天,你會理解的。」

我多想告訴她,我理解了。我希望她走得安詳,不留遺憾。然而這次,媽媽沒有應答。她像之前的兩個小時那樣,緩慢、深沉地呼吸。而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明白。

我告訴她:「媽媽,我會做一個自己想做的人。」

就在說完的時候,我看到她流淚了。一滴而已,沒有顏色,很快飄散。沒人注意,可我看到了。她哭了。幾分鐘后,她停止了呼吸。

2.

我會說,媽媽的眼淚,是一個奇迹。在古希臘的基督教傳統里,見證奇迹的人,亦是殉道者,是有神性的。我不信神。可我相信,這是生命延續,是媽媽留下的啟示。如此,我知道,茫茫一生,我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通常的寓言故事裡,從此我發憤圖強,在一句無關緊要的過渡語之後,找到了人生真諦。那當然是異想天開。媽媽走後一個月,我在Pomona入學,和幾個素昧平生的同級生一起,去南加州的山上開學旅行。夜裡,我們把睡袋搬到半山腰上,看銀河斗轉星移。他們互相訴說著新鮮的秘密,那麼真誠而快樂,讓我的悲傷無處躲藏。星辰的漂泊是那麼清晰可見,地球的自轉像秒針般準確無情,我知道,一切都無從逆轉了。

獨處的時候,我坐在山坡上,把想對媽媽說的話寫在撕掉的紙上。寫完以後,把它丟進傍晚的篝火里。

「你在做什麼?」一個拉丁女孩問我。

「燒紙。」

「為什麼要燒?」她不明白。因為在他們的傳統里,火焰無法連同陰陽。然而她的疑惑讓我覺得,我所做的一切也許都是自作多情。時間在宇宙的齒輪下一往無前,而我還活在追憶里刻舟求劍。

「因為好玩。」我告訴她。在她繼續提問之前我笑了,笑得那麼歡愉、無所顧忌。像是在開一個玩笑,一個糟糕、滑稽、讓她無從回答的玩笑。

我曾希望能得到媽媽的回信。根據迷信的說法,它應當出現在夢中。那時媽媽穿著華麗的衣服,像雲彩那樣姍姍而來。從沒有過。從未發生。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我是個調皮孩子,一個怠於思索的不可知論者。這樣的人如何得到眷顧?既沒有尋根究底的不屈,也缺乏向信仰里縱身一躍的勇氣。隨之以拙劣的自嘲來延緩煩憂,像喝下一罐罐便宜卻有毒的烈酒。

「我會做一個自己想做的人,」我寫在紙條上,「可我並不知道那是誰。」

3.

在許多夜晚,我睡不著。關燈之前,我把床上的飲料罐頭扔向門口的垃圾桶,多數時候,扔不準。它們彈出來,黑色的液體灑在地上,像發霉的血。

「管他呢。反正我是破碎的人。」

夜深的時候,我看視頻或者電視劇,翻來覆去,打發時間。我尤其愛看摺紙教學。我並不會摺紙,但看著視頻里女人的心靈手巧,卻往往沉溺不自知,彷彿其中有某種母性的東西,平時尋而不得。往往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沉沉醒來。加州的陽光從百葉窗里爬進來,攤在地上,像寄宿學校里蚊帳上的臭蟲。我坐起來,給教授發郵件,「今天我感冒了,頭昏啊,所以沒來上課」。

教授從未戳穿我。有些,甚至還挺喜歡我,因為我常去找他們聊天。在大學里我成績並不差,當然,也沒有多好,但沒有差到可以標榜自己特立獨行的地步。課餘的時候,我去球館打籃球。站在三分線外,把球拋給矯健的黑人同學,他扣籃得手。

「好球!」我過去和他擊掌。

「夥計,你傳得也不錯。」他朝我笑笑。

是這種平庸讓我尷尬。走在學校里,像一具駝背的乾屍,左顧右盼,打招呼或強顏歡笑,一生就這樣過去。在朋友來房間玩兒的時候,我故意把高中時寫的書放在架子上。他們裝模作樣翻閱我書架的時候,會意料之中地大驚小怪,「哇,這是你寫的!」

「嗯,小時候寫的。」

「高中時候就寫書啦!」

「隨便寫寫的,小孩子,幼稚得很。」

「快,知識分子,簽名送我。」

你來我往的奉承遊戲,容易造成錯覺,彷彿自己是重要的,或者曾經重要過。我在扉頁上給他們簽下自己的名字。「你為什麼叫中倫?」他們問我。「《論語》里的。『言中倫,行中慮。』」我告訴他們。等他們走了以後,我再從箱子里拆一本新的,放到書架上去。有時看著它,我會想起高中時肆無忌憚的日子,看書,寫自以為深刻的文章。可我會說,那是好日子,單純,澄澈,不會更好了。我想起,每當我寫完文章之後,媽媽總會翻來覆去地讀。她還告訴我,「不要越線,不要妄議政治」。我想起她哼著的《女人花》。那是在一條小巷,黑夜裡,她穿著黑色的衣服。我怎麼又想起她了。

一天,埃里克森教授把我叫到辦公室。他教我「大陸哲學」。埃里克森教授二十四歲從耶魯博士畢業,這是他在Pomona的第五十個年頭。

「我看了你的考試和論文,中倫。」他說,「你有沒有認真考慮過以後從事哲學研究?」

「沒啊。」

「我在這裡教了五十年了。」他說,「我認為你身體里有一種才華。你要抓住它。」

4.

2014年,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在弗格森鎮被警察誤殺。

自此,種族平權運動又一次開始席捲美國,在巴爾的摩,憤怒的黑人們發生了暴動,燒了汽車,打碎了商店的玻璃窗戶。在自由派思想盛行的Pomona,學校組織了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遊行。禮堂里,學生們都席地而坐。我進去的時候,大廳里熙熙攘攘,每隔一段時間,學生們就振臂歡呼。我看不清講話的人,好像是一個黑人女性。她喊著:「為什麼媒體只關注碎了的窗戶,而不是碎了的脖子?」

那天晚上,遊行結束以後,我遇到了小音,一個朋友,也來自。她說,「哈哈,砸得光榮,砸得高尚。全場掌聲雷動,都覺得太有道理了,太偉大了。這就是Pomona教我們的。」

「砸東西不對。」我說。

「但他們為這句話鼓掌。他們為給打砸搶開脫的這句話鼓掌。」

「我沒覺得,那是在說媒體的偏見吧。」

「呵呵,政治正確真是讓我噁心。少數群體也真是鬧夠了,他們要的東西還不夠多嗎?」

「可我們自己在這裡不也是少數群體嗎?我們活得好好的,不是平白無故。」

「你真是什麼都不懂。」她說,「Pomona就是一個氣泡。我們都活在氣泡里。但我們總有一天要走出去,要面對社會,你不可能一直當一個被寵壞的孩子。」

她說完便走了。我焦急告訴她,「這不代表社會是對的!」然而她並沒有回頭,而是步入黑暗中去。為什麼她能輕而易舉地適應黑暗?我抬頭望著夜空,星辰讓我想起開學旅行時漂泊的銀河—宇宙是那麼龐大、不可阻擋。那麼,抵抗有什麼意義?可恰恰是此刻,我想起李克曼(Pierre Ryckmans)說的,「成功者改變自己以適應這個世界;失敗者總是嘗試改變這個世界來適應自己。因此,我們這個世界的所有進步,都依賴於失敗者」。沒有來由、無處可去的自信湧上心頭。從這一刻起,我決心要做一個失敗者。

自此以後,在學校里的生活,越發使我焦慮。身邊的朋友,許多開始轉變了。大學的前兩年,我們討論平等、再分配、資本的偽善,可如今要踏上社會,他們卻變得越發模稜兩可,甚至咄咄逼人。飯桌上,一個朋友在談到資本時,對我循循善誘,「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樣想的。但是這種想法太幼稚了。」他隨即加重語氣,「我告訴你,事實上,金融產業調配資本,把錢投到有價值的項目上,本身就是有價值的。」我反問他,「是價值還是利潤?」「你真的不懂!」 他忽然面紅耳赤,「那你怎麼定義價值?你告訴我,你怎麼定義價值?」

在大多數時候,我都無從爭辯。我遇到許多人,聰明,深知辯論的技巧,可原則非但未曾引領生活,反而成了為慾望辯解的工具。彷彿教育的潮流,不再是架設智識的階梯,而是替特權埋單。我想起和導師的聊天。他告訴我,他在面試委員會的時候,越來越多地見到許多完美學生,完美的成績,完美的研究背景。「然而,當我問『為誰而學,學什麼,為什麼要學』的時候,他們卻突然全都不知所措。」導師說著,身體向我傾來,「所以,你們在食堂普羅米修斯的壁畫底下一日三餐地吃了四年,竟從沒問過自己這樣的問題?」

辦公室里,埃里克森教授問我,「所以,打算繼續讀哲學嗎?哦對了,我下學期教海德格爾,希望你能來。」

「不來了。」我告訴他,「我打算休學一年。」

「做什麼呢?」

「做一個理髮師。」

我告訴他,在天窗下的一個夜晚,我想到去做一個理髮師。我覺得,那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5.

我最終沒做成理髮師,而是去了工廠,民宿,農村,廟宇。有時擠在深圳的膠囊旅館,有時睡在西北的炕上。生活大多數時候無聊又枯燥,在奄奄一息的時刻,我就把有趣的事寫下來。

許多人說,「啊,你在體驗生活,好。」他們的語氣,好像是我本來不屬於這樣的生活,而去刻意為之,為的是學會吃苦耐勞以便將來飛黃騰達。這裡的潛台詞是,理髮師和工人們與我們是不一樣的,你走進他們的生活,就像但丁走進煉獄。

在旅程里,我遇到很多人。大多是好的,也有疑心重重的,但從未遇見徹底的壞蛋。我遇見老人和孩子,他們大都比我出色,可命運並未留給他們許多選擇。然而即便如此,他們仍辛勤工作,儘力去捕捉快樂瞬間。這是勝者的生活。

在工作的間隙,我問他們問題,他們回答。往往越是不幸的人,就越坦蕩和真誠。很快我們便成為朋友—故事不再是一篇新聞報道,而是我們之間的共同記憶,私密而精緻。在交叉的個人敘述里,一個統治性的宏大敘事被打破了,碎成了一個個偶然、豐富卻盤根錯節的故事。而在他人的幫助下,在寫作的迷宮裡,我也開始直面時間與記憶。

我時常問自己,我在做自己想成為的人嗎?這是媽媽留給我的啟示和謎題。我開始覺得,這個問題不應該有答案,或是說,很長時間內都不應被回答,因為降臨的救贖是廉價的,是尋找的過程讓它彌足珍貴。恍然大悟的好事,還是留給百家講壇。

人們也問我,你成長了嗎?你有哪些體會?這樣的問題時常讓我尷尬,彷彿成長和長個子一樣,只是青春期的經驗,從男孩到男人,一夜之間就完成了,而之後的日子,無非是重複成年的責任和習慣。其實,我更希望他人發現,我沒有多大改變,正如我並未偏離二十歲時想象的自己,那時我寫道:

我想,寫作是一種使命,一個孤身一人、自言自語的拾荒者的使命。就像西西弗斯命定的巨石一般,凜冽的寒風穿透著他的一生,而他就要抓住那些美妙而縹緲的瞬間,不讓他們在皺紋佔領自己之前隨風而散。

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是個失敗的抗爭者。我很幸運,還從未沉淪於成功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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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文字選自《回來》

孫中倫 著

理想國,2017年6月

(點擊閱讀原文可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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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是一部非虛構作品,也是作者孫中倫的處女作,記錄了他休學一年、回國打工的經歷與所思。

2015年夏天,21歲的孫中倫大三結束,他決定中斷學業,從美國波莫納學院休學一年,回打工。他去到東莞、大理、定西、蘇州、北京、成都,做過流水線工人、民宿招待、國中老師、新媒體編輯、寺廟居士、漆器廠學徒,一邊流浪一邊工作。

在東莞的流水線上,他追問工人們的生活與理想;在大理的民宿中,他遇見不得志的詩人;在北京的編輯室里,他對青春的痛與夢有了深切的感悟;在成都的漆器廠里,他理解了堅守和匠人的意義;在定西的孩子、父母和老師們中間,他重新認識了生命的真諦、貧窮的代價,以及人與人之間難能可貴的相遇和相知……

除了這一年的經歷,他在給未能出生的胞兄的七封信中,寫下了一個青年人對生活的困惑、對世界的求知和對自我的質疑,青春的迷茫、張揚和省思,在字裡行間娓娓道來。而在想象中的胞兄的七封回信里,他似乎終於完成了一場與自己、與家人、與世界的短暫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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