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新總統的哲學老師 | 「我的書難懂，但並不晦澀」

素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法國文化知識分子界，競相聲援馬克龍

39歲的艾曼努爾·馬克龍當選新一任法國總統后，自媒體的梗似乎都集中在他與比自己大24歲的妻子的愛情故事上了，作為嚴肅的公眾號，博雅好書的著眼點當然在哲學——

馬克龍有著正統的法國知識分子教育背景。父親是神經學教授，母親是醫學博士。馬克龍在亞眠私立天主教中學讀過幾年，他因師生戀被迫轉到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學並準備巴黎高師的入學考試，但最終失敗了。馬克龍去了巴黎第十大學學習哲學。

在此期間，他的歷史老師將他介紹給了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這位法國哲學史上的解釋學和現象學大師，曾經將雅克·德里達收為徒弟。馬克龍為利科的新書做整理、添加註釋的工作。按照馬克龍的說法，利科使他「重新學習哲學」，他每天早上去利科家中，一同閱讀新書段落。

保羅·利科於2005年去世，但在1999年利科曾訪問過北大，並在北大發表一系列演講，此文是北大哲學系杜小真教授對利科的這次訪華以及他思想的一個梳理。

保羅·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法國著名哲學家、當代最重要的解釋學家之一。

記得葉秀山先生在參加利科學術座談之後，發出這樣的感嘆：「……思想如此乾淨的老人！」

我想，利科的「乾淨」大概首先在於他是一個純學者，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他都堅守著思想的城邦。半個多世紀前，他接受基督教存在主義大師馬塞爾（G．Marcel）的啟迪，和他的許多同代人一樣接近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思想，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經歷了許多曲折、磨難甚至誤解、不公，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研究，並且致力於知識的傳授、教學工作。特別應該提到的是他對德國現象學在法國的傳播和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他在50年代初翻譯了胡塞爾的《觀念I》（曾當過他的助手的德里達也是從現象學開始的，他在60年代初也翻譯過胡塞爾的《幾何學起源》），並對書中的內容作了大量詳細的註釋，這個譯本幾十年來成為各國現象學者和學習、研究者的珍貴參考文獻。後來他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與同行們一起在巴黎建立了胡塞爾檔案中心。我們知道，德國哲學「傳入」法國，是一件大事，使法國20世紀的哲學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對黑格爾、特別是隨後而來的對胡塞爾和海德格爾思想的法蘭西式的解釋和深入探究，促使法國當代哲學多元發展，形成了法國當代知識、思想界的獨特風貌。這種影響關聯著幾代法國學人。在這個過程中，利科既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亦是融通各個思想流派的理論代表。

利科所以能在當代法國思想界起到這樣重要的作用，是因為他總是以一種純凈的寬容、兼蓄之心對待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思想傾向和流派。法國存在主義的傳統一向拒斥精神分析，而在法國現象學運動中佔有不可忽視地位的利科卻在接近結構主義時借鑒了精神分析方法，他實際上是要把結構分析和現象學的描述加以深化和歷史化，把反思哲學和精神分析融合，用現象學去解釋精神分析。

《活的隱喻》汪堂家譯

在他的《解釋的衝突》《活的隱喻》等重要著作中，則把這種解釋和分析拓展到意義、想像、符號等研究領域。他在法國現象學、存在主義、人格主義、結構主義、解釋學、語言學、文學批評、基督神學、敘事理論、甚至許多法國人感到陌生的盎格魯－撒克遜思想等領域都有極深刻的研究和創見。但他卻從來不願把任何傾向推向極致，而是追求一種多種智慧的融通與和諧。這樣的融通與和諧本身就體現著一種博大精深的智慧。無怪乎有人認為，利科龐大而又豐富、複雜的哲學體系可說是在德國哲學、法國反思哲學與英美啟迪性的分析哲學之間的三角對話。

這種純凈的追求還表現在他對時間、歷史、傳統以及大量涉及政治、法律及社會的見解和論述之中。從80年代開始，利科發表了《時間與敘事》三卷本（1983－1985）、《惡的醜聞》（1988）、《作為他者的自我》（1990）、《論公正》等多部重要著作。他現在正在完成的最新的一部力作《歷史之下：記憶與遺忘》將在2000年由法國色伊出版社出版。

由王文融翻譯為《虛構敘事中時間的塑形：時間與敘事》，三聯書店，2003-04

佘碧平翻譯為《作為一個他者的自身》，商務印書館，2013）

大量問題的提出和思考都是建立在堅固厚實的西方哲學史的基礎上的。利科確實如葉先生所說，不是當代法國哲學趨勢中最激進的一個，但卻是基礎最紮實、最為博學慎思的一個。

他常說他更接近於胡塞爾而不是海德格爾，他更注重與西方哲學傳統連接，因為他始終相信從柏拉圖經中世紀到啟蒙時期的理性傳統仍然應該得到重視，我們需要繼續研究傳統留下的尚未解決的問題，使傳統、歷史活起來，新起來。歷史不但包括已經過去的事情，還包括沒有實現、沒有解決的事情。從這種厚重的基礎出發才能保證哲學家在「純粹乾淨」的純哲學的道路上不偏落入歧路。

利科的所有研究其實都是沿著這樣的哲學道路進行的。所以，許多人很注意利科與康德傳統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對胡塞爾的長期研究所決定的。這使利科經常會回歸康德：「胡塞爾建立了現象學，但是，是康德限定並奠定了它。」不過，利科沒有隻停留在承認康德是現代思想的奠基者這一點上，而是通過康德回溯到直至亞里士多德的傳統之中。再比如，利科的宗教哲學的研究受到西方各國學者的高度重視：「……利科的貢獻在於：（帶有在20世紀宗教思想危機時期產生的卡爾·巴特神學的印記）在哲學研究的中心，注意把各種新成分帶到『聖經解釋』和神學領域。」而在這個過程中，利科還是始終參照兩個傳統，繼承了兩種歷史遺產：猶太－基督傳統和希臘邏格斯傳統，特別是他對於「惡」的研究，更是由於融合解釋這兩種遺產以及奧古斯丁思想、希望神學、神秘主義等傳統而獨具魅力，發人深省。而正因如此，利科重視解釋。有人曾指責利科只不過在解釋前人和後人的思想，沒有新意。但是要知道，真正深入的解釋本身就體現著一種更高層次上的創見。

90年代以來，利科更加註重政治、社會、法律問題以及一切與人類思想生活相關的問題。而這些都可回歸於他一生都關心的倫理和道德及其相關的領域。他曾溫和地表示過對海德格爾的「沒有倫理學的存在論」和勒維納斯的「無存在論的論理學」的不同看法。在這個方向的研究中，他仍然是從西方哲學反思傳統出發，但又注重「實踐的智慧」。利科不同於許多當代學者，他堅持原初肯定的思想，即最初的虛無和否定中存在著肯定因素，所以倫理是先於道德的。利科的倫理學是由三項構成的：重視自己（良好生活的目標和作為自我評價的解釋），關心他人（對每個人的「自我」的關心勝於對「我」的關心），公正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有一個自我性與相異性的辨證關係，與勒維納斯的「為他人」的「不對等的關係」不同，利科在這裡強調我與他人之間的平等。這種倫理學的基礎就是每個「自我」都互相平等的「自我的現象學」。

利科在20世紀西方哲學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今天是不容置疑的了。但在法國，對他在哲學、思想界的貢獻的真正承認卻遲至80年代中期以後。他的著作與思想曾受到過不公正的、粗暴的對待。

這和他在美國等地所受到的至高禮遇形成強烈反差。不過，與他的摯友勒維納斯一樣，這在自己祖國姍姍來遲的承認，更增加了其思想的光彩。我想，作為一名從事當代西方哲學研究的教師，我應當把利科的著作和思想譯介給國內的讀者們，特別是青年讀者朋友們，這是我的責任和義務。

但是，我首先希望、也最先應該做的，是告訴他們：20世紀的法國，有這樣一位思想家：他在長達86年的漫長人生和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歷盡波折、艱辛、甚至難以述說的人生創傷，卻始終用理性、純凈的心靈、寬容的愛心對待這個動蕩的世紀和他人，從未放棄對真知的追求。因為他說：「我要在這不公正多於公正的世界追求公正，在這不平等多於平等的世界中追求平等。」因為他在失去一位至親的家人後說：「……幸福，就是為他人。」

我還要告訴大家，他曾自豪地對北大的師生們說過這樣的話：「我不是思想家，我是教師。我不能保證我的思想不難，但我能保證我的思想清楚明白。」我想，這「清楚明白」是否就是「乾淨」呢？

（選自《利科北大演講錄》，杜小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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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 Philosophie de la volonté 2 Finitude et culpabilité 1, L』homme faillible, Aubier,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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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1964 : Histoire et vérité, Seuil, HV （由姜志輝翻譯為《歷史與真理》，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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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 Temps et Récit t.2 La configuration du temps dans le récit de fiction, Seuil, TR2（由王文融翻譯為《虛構敘事中時間的塑形：時間與敘事》，三聯書店，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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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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