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藥學 奮鬥不息——我在阿里的故事

張繼春，北京協和醫院原藥劑科副主任、主任藥師，藥學會安全用藥科普傳播專家團首席科學傳播專家，長期致力於安全合理用藥諮詢、藥學教育、藥學科普工作等。特別是退休后，她仍然奮戰在藥學事業的最前線。1974年5月至1975年7月，張繼春老師受國家的派遣，作為中央赴西藏阿里地區醫療隊的隊長奔赴阿里，在條件惡劣的高原上奉獻了她最美好的青春歲月，留下了一段寶貴的人生經歷。本文就是由張繼春老師撰寫的她在阿里地區那段難忘歲月的點點滴滴。

在當前這個變革飛速、日新月異的時代，關於道路，關於選擇，榜樣的力量無疑是巨大的！張繼春老師舍小家顧大家、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終生奮鬥的精神，為我們每個人特別是年青人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樹立了學習的楷模，鞭策並指引我們在祖國醫藥事業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向張繼春老師致敬，向同她一樣為祖國藥學事業無私奉獻的前輩致敬！

時光荏苒，42年前，作為中央赴西藏阿里醫療隊的一員，我從阿里歸來，今天我給大家講一講阿里的故事。

一、臨危受命 奔赴高原

文化大革命中，已身患重病的敬愛的周總理聽說阿里地區軍民缺醫少葯后，對協和醫院說：「你們能不能帶個頭，派個醫療隊到阿里地區去為當地的軍民服務？」於是衛生部決定以協和醫院為先鋒，由醫學科學院和中醫科學院下屬其他單位組隊，每年派一批去阿里，共派10年，於是就成立了中央赴西藏阿里醫療隊。第一批醫療隊成員由周總理親自接見。

我是第4批醫療隊的成員(1974年~1975年)。接受這個任務前幾天，當時院長顧方舟對我說：「繼春，咱倆去甘肅醫療隊，我是隊長，你是副隊長。」後來衛生部劉湘屏部長要求第四批赴阿里醫療隊協和醫院要派一個年輕的女隊長。當時我不到31歲，又是院黨委委員，這個任務就交給了我，我二話沒說就答應了。當時我一家三口分居三地，我立即寫信讓我母親帶著3歲的兒子從東北老家來京，隨後我帶兒子去山東諸城我愛人處，一是臨走前讓爸爸看看兒子，二是要取他的棉褲、棉襖、絨衣、絨褲、棉帽子、棉鞋去阿里穿。可剛到第3天，一封「速回院組隊」的電報到了，我只好立即返京，讓我媽和兒子返回綏中老家。記得那天送站時，列車開動后，我回頭找陪我送站的一位山西的男同學，卻沒看見人。後來看見他站在老遠的地方，一問，原來他是怕我哭，受不了。他說：「這次你一去，不死也要扒層皮。」

周總理囑咐我們：「你們既是醫療隊，又是工作隊、宣傳隊，同時也是慰問隊，代表黨中央去慰問邊疆的軍民。當地牧民藏族同胞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人，以為首都是新德里。要讓他們知道我們的領袖是毛主席。」

阿里的地理位置：西藏的西南，「世界屋脊」的「屋脊」，有人生活的最高地方。

阿里的氣候：高寒缺氧，氧氣量只是平原的40%。

阿里的人口：人煙稀少，平均每十平方公里一個人。

阿里的吃住行：吃羊肉，喝酥油茶，住干打壘的土坯房或帳篷，出行靠騎馬或氂牛。當時衛生部長接見隊員時曾問：「你們會騎馬嗎？」隊員王勝利回答：「不會騎馬，會騎驢。」

醫療隊的組成：共16人，其中男10人，女6人。

醫學科學院11人：協和醫院8人，阜外醫院2人，勞衛所1人。

中醫研究院(現中醫科學院)5人：東直門醫院1人，西苑醫院1人，廣安門醫院1人，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1人，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1人。

協和醫院出隊長，阜外醫院出副隊長，北京中醫學院出指導員。

二、橫穿新疆 西去阿里

1974年4月10日我們從北京出發，乘坐4天3夜的火車到達烏魯木齊，由烏魯木齊市衛生廳接待，準備上山的車輛，準備皮大衣、皮褲、皮帽子，大頭鞋，帶領我們學習阿里的情況及高原病的知識。男生每天自發地圍著崑崙賓館跑幾圈。我們共在烏魯木齊待了14天。4月28日啟程，經過鄯善、庫爾勒、阿克蘇、庫車、喀什，4天後到達葉城——海拔2000米的地方。為適應高原氣候，同時也要檢修車輛，準備上山路上吃的用的，我們在葉城待了3天，然後開始上山。到達獅泉河後分組，我們小組到達措勤縣后又走了4天。南疆的搓板路坑窪不平，一路沙石，不停地射向車窗，汽車顛簸，不時把人拋起，頭撞到車頂棚。汽車過後黃塵滾滾，下車時一個個跟孫悟空一樣像個毛猴。一眼望去，荒無人煙，滿眼看到的是長滿駱駝刺的大戈壁灘，好不荒涼。然後開始翻越高高的昆崙山，只見峰巒重疊，山道彎彎。為了保證司機清醒，我們指派一個同志坐副駕，陪司機說話，遞煙，其他人昏昏欲睡。突然有一位同志說：「如果車子翻下去，滾到山底，怕要用掃帚才能掃起我們的英雄身軀了。」許多人都鬱悶地想：「這個烏鴉嘴。」這時，葉啟彬大夫笑道：「哈哈！到那時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大家哈哈一樂，緩解了尷尬的氣氛。

翻過無數個大坂(高峰)，彎彎曲曲走過幾十個盤山路，最後來到了界山大坂。這是個最高又最長的大坂，海拔6300米。突然間遇到了險情，4月的昆崙山地表積雪融化，汽車不小心陷進了凍土融化后的窪坑裡。只見車輪飛轉，發動機轟轟作響，汽車就是紋絲不動。全體人員下車，稀薄的氧氣，人頭疼欲裂，幾位女同志和出發前有些感冒的男同志斜卧在山坡上，抱著氧氣袋哼哼著，只有假小子隊長我和其餘男士一起撿石頭墊到車輪下。抱兩三斤的石頭走二三十米，氣喘吁吁，心跳在120次/分以上，跟跑百米一個滋味，心跳到嗓子眼。嘴唇和指甲都發紫，還要齊聲喊「一二，加油！」地推車，但還是不成功。記不得是誰喊了一句「脫大衣，往輪子底下墊。」好主意！呼的一聲車輪子衝上了地面，大家歡呼。「不然，在這裡過夜那就不知道有幾位要永垂不朽了！」真是死裡逃生啊！

過了大坂，來到了多瑪溝，人稱「死人溝」。一個個相互攙扶著下車，路都不會走了。一問吃什麼，都搖頭。我讓兵站給煮麵條，一碗碗端給他們吃。

到了日土縣，見到一個大湖，真是天藍藍，水清清的。我們下車在班公湖留下了一張合影。過了日土縣就到了阿里地區首府獅泉河。

三、妙手仁心 搶救戰士

到了獅泉河，我們先完成了給藏族孩子們查體。這些孩子將被到西安咸陽民族學院學習的。另外，給我們找來幾匹馬，讓我們練練騎馬。

突然，有兩個戰士氣喘吁吁地跑來找到我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醫生趕快，幫我們搶救一位戰士，他昏迷了。」病人就是命令，我帶著幾位骨幹醫生趕快隨他們趕到軍分區衛生所，卻忘記了我們只在高原上待了3天，應該慢一點。進了衛生所，看到床上躺著一名年輕的戰士，已經處於昏迷狀態，四肢不停地抽搐。這個戰士叫王海，是北京架線部隊的戰士。頭一天感冒了，但堅持帶病工作，當天中午突然昏迷了。他患的是一種很兇險的高原反應，戰士們極度焦急地望著我們，我們幾位大夫果斷地做出搶救方案，措施如下：

吸氧，保護腦子，用冰袋降溫，捏皮球(代替呼吸機)，吸痰，注射氯丙嗪(冬眠)，上激素，上抗生素，輸液(維持血壓)，調節電解質平衡，保護腎臟，觀察尿量。

一切快速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結果：第1天，患者臉色紅潤，抽搐從減少到消失，呼吸均勻，心律平穩，尿量增加；第2天，患者出現了發燒的癥狀，喉嚨里有痰，我們進行氣管插管，捏皮球吸痰，輸氧；第3天，患者出現痰鳴音，導管進去吸不出痰，氣管切開。經過7~8天的搶救，王海蘇醒了，40天後病情好轉，下山回京。

當地領導評價：你們醫療隊不僅搶救了王海的生命，也給當地軍民吃了一顆定心丸。有中央醫療隊在，我們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後來，王海給醫療隊寫信，充滿了感激之情。

四、一專多能 全科醫生

醫療隊16個人分3組：獅泉河4人(外科、放射科、眼科、護士)，普蘭6人(骨科、內科、普外、針灸護士、婦產科護士)，措勤和改則6人(骨科、內科、檢驗科、護士)。

普蘭是農業縣，海拔3000多米，有菜吃，氧氣含量稍高，醫療隊派中醫研究院5人加協和醫院一位護士前往；改則、措勤海拔4700米，牧區，缺氧，沒菜吃，醫療隊派協和醫院5人加勞衛所一人共6人前往。大夫們一專多能，都是合格的全科醫生。

1- 葉大夫的3個「女兒」

葉大夫出發前，夫人快臨產了，只好讓從來沒有出過門的廣東梅縣的老媽隻身一人來到北京，在護士樓頂層的臨時加層找一間房，來照顧兒媳婦。軍令如山，一聲令下勇往直前，生死不惜——這是形容軍人的。我們醫務人員何嘗不是如此！病情、災情就是命令，一聲令下，拋家棄子，奔赴搶險救災第一線，也是司空見慣的事。他在阿里巡回醫療的8月份，收到「母女平安」的電報。女兒出生了，取名叫阿里。

第2個女兒出生在措勤縣。一位藏干胎位是臀位，轉不過來，必須剖腹產。縣委書記在手術室門口坐鎮指揮，小發電機照明。葉大夫操刀，潘孝仁大夫負責麻醉，黃明芳大夫負責血壓監測，李桂芬護士做器械護士，劉桂芝大夫負責接小孩，我負責前後策應及負責土製吸引器——用橡皮管一頭接高壓鍋，一頭接到產婦肚子里。鍋里放上棉花和95%酒精。葉大夫一聲「點火」，我就執行命令。衛生員負責牛糞爐子的火。

手術緊張有序地進行著，手術室除了刀剪聲一片肅靜。孩子剖出來了，是個女孩。突然哇的一聲，女嬰發出了洪亮的哭聲。回頭一看，潘大夫哇地吐出一大口羊水。原來孩子的口腔存滿了羊水，哭不出來，有窒息的危險，潘大夫趕緊拍背，把吸管插入嬰兒口中，猛吸羊水，才有了嬰兒的哭聲，孩子脫離了危險。

室內外充滿了歡笑，此事很快傳遍了小小的縣城。碰到藏族婦女，她們指指點點，一邊笑一邊說：「能從肚子里把難產的孩子取出來，簡直太神啦！」從前，難產不知奪走了多少母子的生命啊！她們把我們當成天人了。

第三個女兒出生在改則縣，有了前1例，這例就熟練了。

背後的故事：

北京出發前幾天，林巧稚大夫在醫院西門碰上葉啟彬大夫，說：「葉大夫，今年婦產科派不出大夫(派了一名護士)，婦產科的工作就交給你啦，你要做好。」葉大夫當時壓力很大，心想，除實習時見過剖腹產，沒做過呀。難產時可是兩條生命交到我手裡呀！就請求能看一次剖腹產手術。林大夫說「好！我一定辦到。」林大夫向全科交待了這個事，並親自寫在小黑板上，落上了大大的一個簽字。過段時間，林大夫問葉大夫看了沒有，葉大夫說還沒有。林大夫說：「一定讓你看到，協和醫院沒有我找婦產醫院安排。」就在出發前的前一個星期日，葉大夫接到通知，讓他去觀看手術。當時是吳葆貞大夫主刀，他認真地邊做邊講，葉大夫心裡踏實了。

還有一個小插曲：

剖腹產的產婦自帶帳篷，就搭在院子里。葉大夫關心她有沒有排氣，讓我陪他去看看產婦。我說：「沒有翻譯，怎麼問呀？」他說：「你就跟我走吧，沒問題。」我和他鑽進了帳篷，他一拍自己的屁股，來了一個現場表演，說來就來，當時就放了一個屁，然後用他只會一句藏語問：「有沒有？」這位藏族婦女雙手捂臉，羞羞答答地笑著點頭。我開玩笑對他說：「你的屁功勞不小啊！當了翻譯了。」

2- 木匠的鋼鋸

一位藏族老人因左下肢動脈硬化堵塞左腳已經壞死，很痛苦。因上批醫療隊沒有骨科大夫，把這位患者留給我們了。葉啟彬大夫膽大心細，就地取材，缺少鋸子沒法截肢，就去木匠的工具箱中翻找，找到了一把鋼鋸，經過刷洗消毒，就用這把鋼鋸給藏民做了截肢手術。後來，小木匠逢人便說：「你知道嗎？我這把鋼鋸是鋸過人的大腿的，嘿嘿。」驕傲地拍拍他那把鋸子。那時醫療隊還做過輸卵管結紮術、包皮環切術、闌尾炎切除、眼球摘除、肝包囊蟲手術等等。

3- 下鄉巡診

我們改則、措勤小組只有6個人，後來從獅泉河專區又調過來王勝利，我們輪流交替著，幾個人留在縣城，另外幾個人要下鄉巡迴出診。每天騎馬要跑100多里地才能找到三四個帳篷，這就算一個公社的牧業點。我們送醫送葯送溫暖，幾乎每人都要聽聽心肺，量量血壓，摸摸肝脾，問問頭疼不疼，牙疼不疼，肩背疼不疼。感冒了發一包APC，哪疼就發一包止疼片，咳嗽了發一包復方甘草片，嗓子疼，有炎症就發幾片磺胺嘧啶片，連四環素、土霉素都沒有！

我們每到一地，搭起帳篷，衣服不脫，帽子、大頭鞋都穿著，倒頭就睡，第2天再趕到另一個牧業點。記得有一次，牧民騎著氂牛送信，說先遣公社有病人，讓我們出診。我們就派黃明芳大夫(勞衛所)和王勝利(協和醫院)配一個當地民兵當嚮導，騎馬出診。他們很晚才歸隊，高原上伸手不見五指，縣裡也沒有路燈，我們3個女隊員拿著4節長的大手電筒站在空蕩蕩的高原上，不停地打著信號燈，迎接他們返回。聽說第二批醫療隊隊長陳德昌大夫有一次出診，一天到不了目的地，只好露宿半路的羊圈裡，第2天醒來翻不動身，其實是被夜裡下的大雪給埋上了，只因為口鼻呼出的熱氣把厚厚的雪吹出了一個洞才沒死。還有一次，縣裡用惟一的一輛吉普車送潘孝仁和阜外醫院的小李及一個赤腳醫生、一個民兵和我去先鋒公社海拔6000米的牧業點。原來報告說有病人肚子疼，等我們到時病人已經好了。我們睡上一夜，天剛亮司機就趕緊拉著我們下山。原來是司機受不了缺氧，把帶去的氧氣袋都吸光了。要是司機出了問題，我們都下不來了。

4- 采雪蓮

在改則縣有幾天因為患者太少，我們沒下去巡診，潘孝仁和我決定上奶頭山上採藥。我們帶著阜外醫院的小李，一人一匹馬，配上一名藏民當嚮導，騎馬上山了。走了大半天，山也有點高，騎著騎著馬猛一回頭。原來是因為馬累了，也餓了，肚帶鬆了。往下一看，嚇我一大跳，沒有樹木阻擋，如果我摔下去，就會一直滾到山下。藏民把我扶下來，把馬留在原地，我們4個人接著往上爬，竟然真的爬到了山頂。我們采了半麻袋的高山雪蓮。下山時更難了，有一大段路必須走「之」字，也不能騎馬了。回想這一幕真是后怕呀！如果當時摔下去真的要埋在阿里了。至今，講起這件事，我10個指尖都發涼啊！

5- 別開生面的解剖課

我們除了下鄉巡診，還要培訓赤腳醫生，留下不走的醫療隊。

有一次，潘大夫讓我與一位民兵隊長說，需要解剖只狗，給學員講解剖，講解心、肝、脾、肺、腎。民兵隊長掏出手槍，啪的一聲就打死了一條狗，給我嚇了一跳。我問這是誰家的狗，他說沒關係，是生產隊長的。解剖課上完了，潘大夫讓我和小李把狗肉燉了吃。我們就用小李的小鋁盆在牛糞爐子上把狗肉燉了。我和小李都不敢吃狗肉。那些學員指指點點看著潘大夫大口大口地吃著，後來告訴潘大夫，小李的這個盆是用來洗臉洗腳洗屁股，還當尿盆。潘大夫下頓也不想吃了。

1975年5月的一天，我已經寫好了交班總結，在準備與上山的第5批醫療隊交班時，突然發病了：心慌氣短，說話無力，心跳52次/分。潘大夫囑咐我口服阿托品0.5毫克，過一會兒沒見效，又讓我吃一片，心跳又快到120次以上每分鐘，血壓120毫米汞柱/100毫米汞柱，脈壓差太小，仍然心裡難受。當年1月27日查體時就發現我肢體導聯普遍低電壓，心電軸右偏。可這3個月我還是不停地下鄉，騎馬巡迴，直到這次發病才認識到其實那就是高原缺氧的一個改變。醫療隊請示縣裡任書記，馬上把我轉移到獅泉河，因那裡海拔4300米，也該到醫療隊集中的時間了。

經過4天時間到了獅泉河，我的情況嚴重了：全身無力，四肢抽搐，特別是上肢，手抽的都變形了，很疼。立刻做心電圖，提示不正常，T波倒置，低平，雙相無一個直立波，嚴重心臟供血不足。我的隊員們圍著我默默地流淚，王勝利不停地掰著我的手都掰不開。他們說這麼好的隊長下不去山了。假小子隊長怎麼變成這樣啦？

後來我大難不死，遇到了貴人。新疆軍分區劉副司令員上山慰問，潘大夫向他報告了我的病情，請他下山時帶上我，潘大夫和小李護送。同時醫療隊給協和醫院發電報「張隊長心源性休克，請求提前下山。」后又給我愛人部隊發電報，請求部隊准假，批准他回京照顧。可他等了28天見我不歸，假期就剩兩天了，他心想：「老婆見不到，得見見兒子。」就回東北了。剛到東北，接到我已抵京的電報，他即刻返回北京。

在葉城我們和下一批醫療隊交接班后，通過新疆和田到達烏魯木齊。

在和田又發生了一個小故事。劉大夫的同學在和田，她找到她同學說：「我們隊長病了，什麼都不想吃，請你給她煮幾個雞蛋送來。」我非常感謝這位女大夫，她很快送來了。走時劉大夫和小李送她，小李一邊走一邊給那位大夫鞠躬，不停地說「昂可剋、昂可剋」，那位大夫笑的直不起腰來，忙擺手說：「小李，快別說了，那時一句罵人的話，意思是去你媽的。」小李進屋就告狀說：「隊長，這是王勝利教我的，他說是新疆巴郎子(小男孩)教他的，是謝謝你的意思。」可見學習語言要準確，否則鬧笑話。

到了烏魯木齊市，我的病情又有新的變化。肝大，肋下2cm，劍突下5cm；脾大，肋下1cm。噁心，嘔吐，更吃不下東西了，聞到牛羊肉味就想吐，至今我都不吃牛羊肉。從5月份發病到7月份回京，我的體重由112斤降到92斤。在烏魯木齊，衛生廳易克沙江廳長和文教主任馬林克夫聽完醫療隊彙報後到床前探望，立刻決定讓我和潘大夫乘飛機回京，其他隊員坐火車回京。馬林克夫說：「我剛從北京開會回來，火車上太熱，時間太長，乘火車會出事的。這不能聽隊長的，一定要乘飛機，如果你出事了，下一批醫療隊還怎麼派呀？」於是，7月9日我們倆乘三叉戟回京，醫院救護車接的，直接收到8樓3病房。一化驗，我的血鉀才2.5毫克當量。經多次會診又確診了「肝炎」，住院1周出院。感謝自治區領導果斷的決定，感謝隊友們的關心照顧，感謝院領導及大夫們及時的搶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從1975年7月算起，我今年42歲。葉大夫開玩笑說：「花圈都做好了，可烈士陵園不收你呀！」真的，我愛人已經做好去新疆抱骨灰盒的準備了。這之後42年，我自認為不論在職還是退休，我都竭盡全力地去工作，現在仍在藥學戰線上工作。在藥學會科技開發中心，我們完成了60多項部委級的課題，我直接參与30多項。有很多受到部委好評，還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此外，還編寫科普書籍40餘冊，開展科普講座120餘場。我志願做一輩子安全合理用藥志願者，補上我在職時因工作繁忙沒有時間做的自己想做的事。現在我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忙碌著，快樂著，幸福著。

昨天看到解放軍上將羅援的一篇調研西藏軍區的感悟的微信上說：生物學家斷言，海拔4000米以上不適合人類居住，4500米以上是生命禁區，這些邊防戰士長年累月，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在缺氧的環境下工作，心臟病，高血壓對西藏軍區的官兵們來說是常見病，他們透支著自己的生命來捍衛祖國領土的完整，保證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他們鎮守著祖國的西南大門，發誓「決不把祖國的領土守丟！」自分區組建以來，有6000多名官兵將自己年輕的生命定格在祖國的雪域高原。有西藏軍區司令員張貴榮將軍(49歲)，高明誠團長(39歲)，戰士古努(藏族19歲)，什麼叫風華正茂？這就叫風華正茂！什麼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就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麼叫絕對忠誠？這就叫絕對忠誠！比起這些解放軍官兵，我們能為他們服務，吃那點苦算得了什麼？我為這段經歷感到自豪，這段記憶刻骨銘心無論遇到任何困難，我都能承受，因為我還活著。我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