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榆生的詞學成就及其特色 | 紀念龍榆生先生115周年誕辰

▲龍榆生（1902.4.26 - 1966.11.8）

20世紀是詞學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產生了為學界所公認的三大宗師，即夏承燾、唐圭璋和龍榆生。其中前二人的成就，世人知之已稔，而龍榆生其人其學，則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至今仍受到忽視，因而本文試作論述如次，以引起人們對龍氏學術成就的進一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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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詞經歷

龍沐勛（1902-1966）字榆生，晚年以字行，號忍寒、籜公等，江西萬載人。學術史上卓然名家大多早慧，龍榆生亦不例外。他自幼在父親龍賡言督責下熟讀經史及《文選》、杜詩。十餘歲時寫《蘇武牧羊賦》，便有「發餘幾何，齒落八九」的警句，為時人所稱。1921年赴武昌隨黃季剛學習音韻文字。黃季剛雖為國小大師，也素喜賦詩填詞，曾批點《夢窗四稿》相贈。是為龍榆生學詞之始。

1924年至1928年，龍榆生因同門張馥哉的介紹，到廈門集美中學任教。其間，結識了當時執教於廈門大學國文系的著名詩人陳衍（石遺），並拜其為師。陳衍是近代詩學發展中的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其《近代詩抄》和《石遺室詩話》以其對詩壇的了解和內行的評價，成為時人非常重視的詩學文獻，也奠定了其詩壇領袖的地位，曾被譽為同光體之魁。青年龍榆生以石遺為師，一開始即進入了當時詩壇的主流。在集美時，龍榆生也大量閱讀了哲學、社會科學、外國文學的著作，並學習日語。這是他一生中除在家鄉潛心讀書外，又一段極其重要的系統學習時間。

1928年，龍榆生因陳石遺的介紹，到上海暨南大學教書，結識了當時蟄居滬濱的陳散原、朱彊村、鄭孝胥、王病山、程十發、張元濟、高夢旦、李拔可、夏敬觀等前輩學人，因其好學不倦而深受賞識。夏敬觀特賦《豫章行》長詩相贈，朱彊村更是「一見嘆賞。」十幾年後，龍榆生回憶那段優遊從學的歲月時說：「我最喜親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我因為在暨南教詞的關係，後來興趣就漸漸轉向詞學那一方面去，和彊村先生的關係，也就日見密切起來。……我總是趁著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時替他代任校勘之役，儼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替我揚譽，替我指示研究的方針，叫我不致自誤誤人。這是我終身不敢忘的。」朱祖謀（1857-1931），原名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號漚尹，又號彊村。歸安（今屬浙江）人。光緒九年（1883）進士。歷官侍講學士，禮部侍郎、廣東學政。其詞從碧山入，又學蘇軾、吳文英，終以成其大，是公認的清季詞壇大宗師。校刊《彊村叢書》，享譽學界，學者以為集千年詞學之大成。朱氏平生不喜抗顏為人師，而獨對龍榆生青眼有加，臨終時，曾以生平所用校詞雙硯贈給龍榆生，並諄諄叮囑：「吾未竟之業，子其為我了之。」名畫家吳湖帆諸人曾為繪《彊村授硯圖》，一時名動海內。龍榆生隨朱氏學詞具體而微，據其本人介紹：「（朱彊村）先生晚歲以校刊唐、五代、宋、金、元人詞為專業，每一種成，必再三覆勘，期歸至當，復就心賞所及，細加標識，其關捩所在，恆以雙圈密點表出之。雖不輕著評語，而金針於焉暗度。予於此學略有領會，所得於先生手校詞集者為多。」在朱祖謀的引導下，龍榆生的學業日益精進，從此走上了專研詞學之路，同時也終身服膺彊村詞學，堪稱朱氏的嫡派傳人。

從龍榆生的治學經歷看，他廣從名師，博專結合，眼界開闊，目標專一，所以才成就了詞學研究的傑出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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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學成就

龍榆生於1934年4月發表《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詞學內涵，並提出詞學研究的八個方面。他在圖譜之學、音律之學、詞韻之學、詞史之學、校勘之學這五項清代傳統詞學成就的基礎之上，又提出聲調之學、批評之學、目錄之學三個有待於開拓的領域，這是當年引導詞學界前進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龍榆生本人畢生治詞，範圍也不出乎此。今從四方面加以評述。

1、整理詞籍，創辦詞刊

晚清以來，詞籍的校勘整理蔚為大觀。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朱彊村《彊村叢書》、吳昌綬《雙照樓景刊宋元明本詞》皆廣搜博採，其中尤以《彊村叢書》細大不捐，成就斐然。然《彊村叢書》收羅詞籍僅至元代，按照朱彊村的思路，必然要順著時代而下，校輯整理明清兩代詞。當時朱的友人況周頤輯有《歷代詞人考鑒》，也至元代為止，因明詞無多，難以繼續。況的門人武進趙尊岳（叔雍）繼承其師事業，自1924年起搜輯明詞，並立志於完成明辭彙刊。在這種大的學術背景下，由葉恭綽提議、朱彊村任總纂，於1929年在上海成立了《清詞鈔》編纂處。龍榆生以最年少的學人得以參與此事，見到了許多罕見的清代詞集。因為這層淵源，龍榆生一生校詞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從晚清近代詞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年12月30日，朱祖謀逝世。卒前以遺稿及生平校詞朱墨雙硯相授，並吩咐曰：「吾未竟之業，子其為我了之。」龍榆生秉承遺命，在「一·二八」事變爆發后，仍孜孜不倦，躲在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的一個地下室里，費了幾個月的工夫，校輯刊印了《彊村遺書》。《遺書》分內外兩編，內編是朱彊村生前已經寫定的稿件，包括《雲謠集雜曲子》一卷，《詞薊》一卷，《夢窗詞集》（四校定本）一卷，《滄海遺音集》十三卷及《彊村語業》三卷、《彊村棄稿》一卷；外編是龍榆生所輯錄者，包括《彊村詞剩稿》二卷、《彊村集外詞》一卷。此外，還收輯附錄有《歸安埭溪朱氏世系》、朱祖謀《行狀》、《墓志銘》及《彊村校詞圖題詠》一卷，保存了朱彊村及其友人沈曾植、裴韻珊、李孟符、夏孫桐、曾習經、曹元忠、王國維、張爾田、陳洵等詞學活動的大量珍貴文獻，可與《彊村叢書》相輔相成，前後輝映。

▲《詞學季刊》合訂本

1933年至1936年，龍榆生在葉恭綽等人資助下，創辦《詞學季刊》，前後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戰爆發而不得不停刊。這是第一份詞學專門刊物，也是當時唯一的一份，內容分論述、專著、遺著、輯佚、詞錄、圖畫、僉載、通訊、雜綴等九項，受到了整個詞學界的廣泛支持。就作者而言，除已逝的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諸人外，還有吳梅、夏敬觀、葉恭綽、冒廣生、張爾田、易大庵、邵瑞彭、王易、趙尊岳、夏承燾、唐圭璋、俞平伯、詹安泰、盧冀野、繆鉞等，幾乎囊括當時詞學界所有中堅力量。這份刊物，廣泛團結詞界同仁，促進詞學交流，保存詞學文獻，有力地促進了詞學研究的系統性、規模化。而且龍榆生本人必定於每期刊物上撰寫一篇論文，倡導風氣。葉恭綽稱其「主持東南風會」，就是指《詞學季刊》所取得的影響而言的。這一階段，龍榆生校輯整理了今釋澹歸《遍行堂集詞》、勞紡《織文詞稿》及《彊村老人評詞》、《大鶴山人詞話》等，皆刊於《詞學季刊》。

1940年至1945年，龍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較以前穩定，便開始傾全力於詞學事業。完成了《重校集評雲起軒詞》，並計劃校刻《滄海遺音續集》。文廷式是江西萍鄉人，與龍榆生父親龍賡言系同榜進士。所著《雲起軒詞》規模蘇辛，氣度豪邁，在清末異軍突起，別樹一幟。其詞學理論與龍榆生相彷彿，故龍榆生孜孜為其整理遺稿。龍榆生還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它著作如《純常子枝語》等，當時錢仲聯撰《文廷式年譜》，資料上就得到了龍榆生的大力資助。《滄海遺音續集》是承《彊村遺書》中《滄海遺音集》而來，是將《滄海遺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幾位如張爾田、夏孫桐、陳曾壽、陳洵的新作詞集加以校輯出版。《續集》后僅能完成張爾田的《遁庵樂府》，而夏孫桐的《悔龕詞續》、陳曾壽的《舊月簃詞》續稿、陳洵的《海綃詞》卷三等未能及時刊行，因為龍榆生當時已身陷囹圄。

同時，龍榆生在南京創辦了《同聲月刊》，該刊編輯體例類同於《詞學季刊》，但內容不限於詞。由於社會政治環境大異，稿件來源及水準已遠不如前。但在龍榆生苦心經營之下，仍有不少名家如冒廣生、夏敬觀、俞陛雲、張爾田等堅持為之撰稿，不僅如此，《同聲月刊》仍注意聯繫同仁，開展學術討論，如組織張爾田、吳眉孫、夏承燾、施則敬等討論四聲問題，都是至今仍有價值的名篇佳構。《同聲月刊》在當時特殊的環境里，最大限度地聯繫了詩詞學界，今天我們要了解四十年代前期的詩詞界學術狀況，基本上要依賴於它。

解放后，龍榆生校訂了朱敦儒的《樵歌》和《蘇門四學士詞》。《蘇門四學士詞》1957年8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分《淮海居士長短句》、《豫章黃先生詞》、《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詞》四種三冊。此集的出版，非但在於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龍榆生調動了自己的詞學體驗，豐富了對詞的標點。正如他自己所說：「宋人詞在句讀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後來訂詞律的弄得那麼死。這裡面確有不少養料，惟在讀者善於吸收而已。」這是讀蘇門四學士詞，在其它版本上所無法得到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具有豐富創作經驗的詞學家對詞的深刻體會。

龍榆生校訂的詞集，除《蘇門四學士詞》與他本人的詞學理論、趣味相關外，其餘基本都在為老輩詞家整理遺稿，保存文獻。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篋中師友遺制，謀求以任何形式公諸於世。（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64年6月17日云：「昨得榆生函，謂趙叔雍有《詞集提要》手稿十數巨冊在彼處，謂數十年精力所萃，有願整理，以公諸世之言詞者。不論用任何名義皆所樂從，可削其姓名，亦不必言所自。」）龍榆生的這些活動，在現代詞學史，乃至學術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龍榆生論詞有云：「近代詞學之昌明，在宋、元名家詞集之重刊公布。自臨桂王氏之《四印齋所刻詞》、歸安朱氏之《彊村叢書》先後行世，而詞林乃有校勘之學，善本日出，作者遂多。」考察龍榆生本人的詞學活動，可以看到，他正是繼承和發揚了晚清詞學建設中的這一傳統，並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必須放在這一背景中才能看得更為清楚。至於他創辦《詞學季刊》、《同聲月刊》諸刊，把現代意義上的批評引入詞學研究，並培養一大批詞學研究者，推動了現代詞學建設，那就不是晚清諸老所能限制的了。

2、推源溯流，發覆闡微

從1933年起，龍榆生在《詞學季刊》上連續發表長篇論文，一改過去評點論詞的形式。在當時引起了極大反響，有力地推動了當代詞學研究的學科建設。這一時期，龍榆生對詞的起源、詞的發展、詞的創作、詞的藝術風格以及作家作品進行了全面的探討，而重點放在唐宋詞。撰有《詞體之演進》（1933年）、《今日學詞應取之途徑》（1935年）、《清真詞敘論》（1935年）、《漱玉詞敘論》（1936年）、《南唐二主詞敘論》（1936年）等。

▲《龍榆生詞學論文集》

龍榆生自幼喜讀《史記·刺客列傳》，由於氣質相近，故在詞中尤嗜蘇辛詞派，曾先後撰寫《蘇辛詞派之淵源流變》（1932年）、《蘇門四學士詞》（1934年）、《東坡樂府綜論》（1935年）等論文。自明人倡豪放、婉約之說后，對於蘇詞風格，學者多以豪放目之，而龍榆生則認為應以王鵬運拈出的「清雄」二字來概括。他高度評價蘇辛一派在詞史上的地位，認為詞至蘇軾，發生一大轉變，其特點則在破除狹隘的觀念與音律的束縛，使詞的內容漸趨豐富，體勢益見恢張。而詞在文學史上奠定不可動搖的地位，則至辛棄疾才完成。

龍榆生還認為常州詞派之所以不能臻於極詣，就是因為僅知稼軒之沉著痛快，而未理會東坡的蘊藉空靈。近世詞學不為常州派所囿，是因為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都很推崇蘇詞。這些觀點是龍榆生對整個詞史、韻文史做了綜合考察之後得出的（他在1935年出版有《韻文史》），同時也是對清代詞學加以反省之後得出的。清代常州詞派自張惠言兄弟發其軔，至周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周濟撰有《宋四家詞選》一書，認為「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饜心切理，言近旨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為北宋置穠摯。是為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進而提出學詞要「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返清真之渾化」。此論一出，影響學界甚大，但晚近詞壇領袖朱祖謀卻提出異見，「對於止庵退蘇進辛之說，稍致不滿，且以碧山與於四家領袖之列，亦覺輕重不倫，乃益致力於東坡，輔以方回（賀鑄）、白石（姜夔），別選《宋詞三百首》，示學者以軌範，雖隱然以周（清真》、吳（夢窗）為主，而不偏不倚，視周氏之《四家詞選》，尤為博大精深，用能於常州之外，別樹一幟焉」。龍榆生繼承師說，也指出：「止庵標舉四家，領袖一代。……既襲前人宗派之說，以自建一系統，復示學者以修習次第，規矩步驟，昭晰可尋，樂苑一燈，非偶然也。獨其抑蘇而進辛，退姜、張而進王、吳，又將北宋諸公，轉隸四家之下，未免本末倒置，軒輊任情。」這些就使得龍榆生在論述蘇、辛諸人時，站得比較高。他對蘇辛詞派的淵源、發展、演變以及具體作家風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權威性。

1940年以後，龍榆生論詞多轉向清代。在此之前，他已寫有《清季四大詞人》（1930年）、《彊村本事詞》（1933年）等，以其親見親聞記載了晚清諸大家的詞學活動，表彰他們的功績。這些文章因資料翔實可靠而至今仍經常被人引用。三十年代中期，龍榆生開始著手《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的編撰，以期世人對清詞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詞基於兩種考慮。一是為當代詞學研究及詞的創作提供借鑒，二是為保存晚近詞學資料。前者撰有《晚近詞風之轉變》（1941年）、《論常州詞派》（1941年）等，後者撰有《陳海綃先生之詞學》（1942年）等。龍榆生對清詞的研究，既有師承，又有個人的體會，不乏真知灼見。如其《論常州詞派》一文，從常州詞派的由來、宗旨，談到常州詞派的拓展，特別是論及近代，自周濟之後，常州詞風「由江南而移植於燕都，更由燕都人廣播於嶺表」，經過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諸人校勘詞集，提倡夢窗等，「常派詞風由南而北，儼然為聲家之正統焉」。辨析細緻，議論深切，為清理清代詞史給出了清楚的脈絡。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和一般學者往往只注意常州詞派的理論不同，他密切結合該派的創作去討論，並通過反省其創作得失，指出向上一路。如他在討論了常州詞派的弊端之後，開出了這樣的藥方：「今欲救常州末派之弊，允宜折衷浙、常兩派及晚近譚、朱諸家之說，小令並崇溫、韋，輔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長調則於北宋取耆卿、少游、東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軒、白石、夢窗、碧山、玉田。以此十八家者，為倚聲之軌範，又特就各家之源流正變，導學者以從入之途，不侈言尊體以漓真，不專崇技巧以炫俗。庶幾涵濡深厚，清氣往來，重振雅音，當非難事矣。」這都反映出龍榆生對文化遺產的繼承和發展所具有的見解。詞興於唐五代，大盛於兩宋，衰微於元明，而又復興於清。對於清詞，由於「五四」所造成的斷裂，雖然學者往往心知其意，但遠遠沒有展開研究。龍榆生是在現代學術的層面上較早對清詞進行研究的學者之一，對推動這一領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

龍榆生對作品極富感受力，他撰寫的詞學論述是他同時代人中最為出色的，且影響深遠。1934年10月，他發表了《兩宋詞風轉變論》，夏承燾讀後評道：「榆生一文，論宋詞作風轉變，甚深而鬯。榆生長於推論，予則用力於考證。」「長於推論」一語，確實抓住了龍榆生論詞的特色。又如其《宋詞發展的幾個階段》，為清理宋代詞史，首先談到晚唐五代詞風的特色及其對北宋初年詞風的影響，以見宋詞興盛的文體傳承，然後把柳永和蘇軾之間的詞風不同看成兩種不同的創作追求和取向，進而揭示豪放和婉約作為北宋詞壇兩個流派的意義。至於南宋詞壇，仍然是兩種思潮，即蘇辛詞派和白石詞風，其他作家皆得其一體。這是宋詞發展的一篇簡史，思路開闊，文筆清省，作者多方面的學養使得行文過程中有著親切的體認，是由創作實際而來的理論總結。至於希望從周、姜一派探求詞的藝術性和音樂性，從蘇、辛一派探索詞的思想性和時代性，以為現代創作提供借鑒，則是作者的寫作動機，也可看出時代的影響。

3、研求聲韻，辨析格調

從1928年起，龍榆生應邀至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任教。在那裡陸續結識了蕭友梅、李惟寧、黃自等著名音樂家，他們經常在一起探討詞與音樂結合的問題，嘗試把傳統的詩詞規律用於現代的歌詞創作。在這種氛圍中，龍氏寫下了《玫瑰三願》、《秋之禮讚》、《逍遙遊》等歌詞，由黃自、李惟寧等譜曲，立即傳唱大江南北。《玫瑰三願》一曲至今仍被之弦管，成為音樂史上不朽的名曲。龍榆生不但勤於實踐，而且埋頭於詞的音樂性研究，對平仄四聲、句度長短、韻位安排等做了極其深入的探討。這項研究從他的早年一直持續到逝世之前，是龍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創穫最多的部分。

▲《忍寒詩詞歌詞集》

基於創作新體樂歌的原因，龍榆生對聲韻在詞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視。他說：「詩歌之所以必須有聲有色，乃藉以增益形式之美，而與作者內在之情感相應。聲韻之美，至詞曲已發展至最高峰，而聲有輕重長短之差，韻有疏密緩急之別，聲之配置在句，韻之配置在篇，不識聲韻之各有所宜，殆難構成動人之作品。」反過來說，我們要想了解詞的藝術形式，「是該從每個調子的聲韻組織上去加以分析，是該從每個句子的平仄四聲和整體的平仄四聲的配合上去加以分析，是該從長短參差的句法和輕重的韻位上去加以分析。」除此之外，就「很難把『上不似詩、下不類曲』的界線劃分清楚。」

對於四聲，龍榆生認為由於四聲的性質不同，關係到表達情感。「入聲短促，沒有含蓄的餘地，所以宜於表達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聲舒徐，宜於表達清新綿邈的思想感情；去聲勁厲，宜於表達高亢響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兩聲與入聲比較起來，總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葉，適宜表達悲壯鬱勃的情趣。」而平仄四聲的錯綜使用與安排，是為了取得和諧與拗怒的矛盾和統一。龍氏尤其重視去聲在詞中的運用，自清人萬樹在《詞律·發凡》中強調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近人吳梅在《詞學通論》中第二章《論平仄四聲》中亦詳述去聲之重要。龍榆生本人早年在《論平仄四聲》（1936年）一文中提出了去聲在歌詞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詞中轉折處之關係。及至晚年，見解益發老到。如論述「平仄平」之仄須用去聲，「上去」或「去上」的聯用等，都富有啟發意義。

龍榆生還對韻位疏密與表情的關係，詞的句法、詞的結構、詞中的比興及對偶等進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論詞譜》（1936年）、《論平仄四聲》（1936年）、《令詞之聲韻組織》（1937年）、《填詞與選調》（1937年）及《詞學十講》、《詞曲概論》這兩部晚年的講義。他的研究成果，使詞的音樂本質得到了較大程度的復原。晚清以來，張文虎、陳東塾、鄭文焯、陳思、夏承燾、楊蔭瀏、丘瓊蓀等人皆致力於詞樂研究，尤其夏、楊、丘三位對僅存的詞樂文獻白石詞中的十七首旁譜進行了考辨整理今譯。但這些工作只能局部恢復姜白石自度曲的音樂面貌，對認識詞的音樂本質幫助不是太大。詞本是傳唱的，後世詞樂失傳，但詞中樂理藉文字而依然得以存在。龍榆生對詞的平仄四聲、協韻句讀進行系統歸納與整理，演繹出若干法則，這對於理解詞的本質和進行詞的創作都有著重要的啟示。尤其是，考察長期以來的詞學研究，基本上是把詞作為抒情詩的一種來對待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詞作為音樂文學的性質。重溫龍榆生的詞學思想，對詞學研究向縱深發展不無意義。

4、重視普及，意在提高

龍榆生畢生治詞，不僅面廣思精，而且深入淺出。況且，他常年任教於大中學校，面對青年學子，授業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學者的特點。所以，在大力從事著述的同時，他也費了不少力氣從事普及工作。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概論，二是選本。前者包括《詞學十講》、《詞曲概論》，二者均系由講義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龍氏本人幾十年研詞心得，故能深入淺出，有系統地啟迪後學。後者包括《唐宋名家詞選》（1934年）、《唐五代宋詞選》（1937年）、《近三百年名家詞選》（1956年）；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二書廣為流傳，深受詞學者所愛。歷年銷售已達數百萬冊。

▲新版《唐宋名家詞選》和《近三百年名家詞選》

《唐宋名家詞選》初版有龍榆生作於1934年11月的《自序》（解放后被抽掉），闡述編選詞選的宗旨：「予意詩詞之有選本，務須從全部作品，抉擇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未宜輒以私意，妄為輕軒其間。即如唐宋人詞，各因時代關係而異其風格，但求其精英呈露，何妨並蓄兼容。」其實不盡然，詞選中仍保持著龍本人鮮明的理論傾向。龍榆生詞學服膺朱祖謀，朱祖謀詞學吳文英，故詞選中錄吳夢窗詞多達三十八首，居入選諸家之冠；龍本人性喜蘇辛，所以選了辛詞三十首，蘇詞二十八首，居入選諸家第二、第三。宋詞共選三八〇首，三家已佔去四分之一強。

解放后，《唐宋名家詞選》發行了新版。受時代影響，選目經過調整，更側重反映詞史的全貌。入選詞家由原來的四十二家四八九首增至九十四家七〇八首。起自李白，迄於張炎，刪除了作為附錄的元好問詞十九首。同時，對當時評價很低的吳文英詞由三十八首降為十首，史達祖由十三首減至七首，周密由九首減至五首。詞選喪失了特色，僅以保存鄭文焯等的評語才得以被學者經常稱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詞選》不足以代表龍榆生一貫的詞學思想。

《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始撰於1930年，至1956年方才出版。編輯體例同於新版《唐宋名家詞選》，也是盡量做到了持論平妥。但這其中畢竟仍蘊含著個人的詞學主張。最明顯的仍是推重蘇辛詞派，選陳維崧詞達三十四首，居入選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詞選》是以譚獻《篋中詞》、葉恭綽《廣篋中詞》為藍本編選成的，譚獻以吳偉業居《篋中詞》之首，葉恭綽以王夫之為《廣篋中詞》之首，而龍榆生卻標出陳子龍，云：「詞學衰於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故特取冠斯編。」陳子龍為雲間詞派的領袖，於明清之際標舉唐五代、北宋，反撥明詞陋習，對清詞的中興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在這個意義上，顯然，龍榆生對詞史的理解比譚、葉二人更加深刻。

從詞學史的角度考察，龍榆生這兩部詞選的普及有其更深層的意義。自張惠言《詞選》出，標舉意內言外之旨，周濟舉四大家以示人學詞途徑。之後，大小詞選不斷。清季朱彊村《宋詞三百首》示人學詞規範，論者以為太過深奧，讀者難於領悟。1931年唐圭璋乃為之作箋，然仍失之過深。至此，詞學界已開始考慮嘗試新的詞選讀本。1934年，開明書店同時出版了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及俞平伯的《讀詞偶得》，恰恰代表著兩種不同的風格路數，沾溉後學甚多。前者以獨特的眼光展示整個詞史的風貌，使讀者讀後，可以進而推求詞史及作家作品之間的異趣。後來俞平伯的《唐宋詞選釋》、胡云翼《宋詞選》等皆屬於這一類；後者以具體的文本為單位，進行欣賞，從中歸納出若干法則與理論。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詞釋》仍屬於這一類。

可見，龍榆生的兩部詞選是應時代潮流而生。它們因為各自保存著鮮明的特色而得以流傳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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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幾點思考

龍榆生的治詞歷程和詞學成就已如上述，總結其經驗，反思其方法，對今天的詞學研究不無稗益。

▲龍榆生自題42歲（1943年） 南京博物館照片

第一，學養深厚。詞雖是專門之學，但治學卻不能止於詞。我們所研究的詞史上的對象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要深入理解他們，就不能不對他們所賴以成就的資源有所掌握，因而對學術文化中的許多重要方面都要有一定的涉獵或研究。再者，詞之為學，雖可獨立，卻又有賴於多學科的合成。即如探討詞律，涉及音韻，探討聲調，涉及音樂；探討詞事，涉及史學。……這正如大海上的冰山，浮出海面的僅有十分之一。龍榆生在詞學上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和他在傳統國學的許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隨黃季剛治國小——分不開的。治詞如果就詞言詞，難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整體意識。詞學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各個方面既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繫。治詞者或有專攻，但不容偏廢。龍榆生治詞，涉獵很廣。有詞譜、詞律、詞調研究，有詞史研究，有詞學批評研究，有詞學文獻研究，有斷代詞研究，有專家詞研究……他幾乎窮盡了詞學的一切領域，有點有面，點面結合，而又融會貫通，互相補充。這樣，就真正突出了詞的「上不似詩，下不類曲」的特點，並把這一特性貫串於任何一個部類的探討之中。在龍榆生筆下，「深」是在「通」的前提下而存在的。後世有些學者治詞，往往執其一端，急於掘進，未免隔靴搔癢；而僅僅把詞置於文學史的層面，也影響了對其深度和廣度的突破。凡此，均可從龍氏治詞歷程中得到啟發。

第三，知行結合。在古代，無論從事何種文體的批評，知和行幾乎都是密不可分的，理論家斷無不會創作之理。理論之提出，乃是理論家通過對前代遺產的把握以及自己創作的體會，才得出的看法。理論家本身的創作和其所提出的意境不一定完全吻合，如嚴羽即是。但個人的創作經驗足以刺激其理論思考，這是肯定的。從詞學批評來看，陳廷焯撰《白雨齋詞話》，提出「沉鬱說」，以為詞中最高境界。他不僅廣泛探討詞史上的大家、名家之作，以論證自己的觀點，而且經常引述自己的詞作，或述心得，或談不足，以見這一境界的未易遽達。他是在古代詞學批評史上，把知和行、理論和創作結合得非常密切、而且表現得非常明確的學者之一。龍榆生也發揚了這一優良傳統，他早年即嗜詞，一生不廢吟詠，1948年曾刊《忍寒詞》行世，今存詩詞達一千餘首，堪稱一代作手。另外，一度致力於歌詞創作的經歷，也使他對詞的音樂本質體會極深，故能深切了解這一音韻格律之學。這些，都在他治詞的過程中或隱或顯地體現出來了。可是，這一傳統現在卻有中斷的趨勢，搞理論的人不懂或不會創作，已經成為習見的現象。雖有識之士為之呼籲，但改觀不大。反思龍榆生的治詞方法，或許會對這一問題能有所警醒。

>原載《文教資料》1999年第5期，后經作者修改，載於《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這裡略去了部分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