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諫官白居易為何不招皇帝待見？

白居易是唐朝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少年時代，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據說讀的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小小年紀就頭髮花白，如此用功，自然也會結出碩果。他的詩歌作品就是很好的證明。

古代文人，學而優則仕，當官為正道。白居易志向高遠，一心想兼濟天下，所以，為官從政乃不二選擇。大概28歲時，白居易中了進士，31歲時，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官階九品，負責校勘整理圖籍，也算是美差一份。不過，這等職位遠不能滿足白居易兼濟天下的重任，誰料命運不濟，就是這樣的小職位，白居易也沒保得住，因為說話太直惹下禍患，被降為縣尉，報到之時，看到府衙內新栽蓮花，作詩《京兆府新栽蓮》，將自己擔任縣尉比喻成青蓮植根污泥之中，可見白居易對縣尉一職簡直厭惡至極。

白居易官場失意，似乎也只能以詩歌言志，所以，他將著作的視角，更多地聚焦在普通百姓勞動艱苦、生活貧困的社會現實上來。《觀刈麥》就是典型的例子。該詩指責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的的繁重租稅，表達自己無功無德既不勞動又能豐衣足食的愧疚之情，表現了白居易身為封建官吏的人道與良心。而《長恨歌》，則以愛情題材揶揄唐玄宗荒淫誤國，不過在形式上，讓人直觀感受到的確是他和楊貴妃纏綿無期的愛情之美。

酒香不怕巷子深。白居易文采四溢，詩歌在民間廣為流傳，以至於搞的皇帝都知道了。皇帝恨不得招納天下文人為我所用，一來好參與朝政，二來好歌功頌德，聽聞白居易如此才能，遂令其回朝任職，授翰林學士，後任命左拾遺。

左拾遺是諫官職務。 《舊唐書·職官志》上說：「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之遺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陳事狀而薦言之。」《唐會要》說：「非諫官，不當先諫官言事。」由此可見，在唐代，諫官左拾遺雖無多大實權，官階僅從八品，但因為可以議論朝政得失，舉薦人才，彰顯忠孝，且又是皇帝的身邊人，為皇帝所依賴，所以，他擔負的責任及影響力就非同一般了。

在白居易看來，自己能被皇帝賞識並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崗位，為皇帝決議建言獻策，那是何等榮光，似乎距離實現兼濟天下的夢想不再遙遠，所以，白居易唯能全心全意盡言官之責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皇帝任命白居易為左拾遺，很合他的性格，這不僅在於白居易能觀察時政，批判社會，更在於他敢於直諫，敢於實話實說。在左拾遺位上，白居易也不負眾望，未負皇恩，他上書言事，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便是唐憲宗，他也敢當面指出錯誤，以至於令皇帝面子上過不去頗有些不快。有一次，唐憲宗向大臣李絳抱怨，白居易憑著皇帝提拔到現在的位子上，誰料他不知輕重，竟然無禮於皇帝，真是令皇帝難以容忍。可見，胸懷天下的大唐皇帝，即便是臣子出於一片忠心言語冒犯，心裡還是挺為不悅。

既然做了官僚，就要與同僚和平相處，搞好團結，不能到處樹敵，給人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另類印象。但白居易不這樣想。他自以為對皇帝赤膽忠心，寫詩作歌直逼社會現實，刺痛了富商巨賈達官顯貴的心，自然也令皇帝不滿。說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說到底還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讓人上書言事，不過是讓別人來證明自己的偉大和正確，哪怕是善意的批評，也得批評的有些技術，要讓皇帝心悅誠服。白居易連皇帝的面子都不給，其他朝廷重臣，那就可想而知了。

以恪盡職守的名義為大唐盡忠，到頭來也不過是皇帝面前的過往雲煙。很快，白居易被疏遠冷落，四年之後，被任命為左贊善大夫。

之後，又發生了一件事，徹底改變了白居易的命運。當朝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震動京城。詭異的是，朝廷里竟然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上書朝廷。白居易看不下去，竟不顧自己已經不再是左拾遺的身份，上書朝廷請求徹查此事，嚴懲兇手。該案該不該查，該怎麼查，沒人接茬兒，更別說褒獎他熱心國事，不過，倒是有人斥責白居易上書言事超越許可權，違反朝規。遂又被貶為江州司馬。

著名的《琵琶行》，就是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時所作。聞聽琵琶聲，則慨嘆與琵琶女同是天涯淪落人，以至於「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可見白居易對官場失意的絕望與現實生活的不滿。自此之後，白居易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儘是非心，曾經的兼濟天下理想，也只剩下獨善其身的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