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澤東說勒緊腰帶也要搞出什麼？

原標題:1956年毛澤東說勒緊腰帶也要搞出什麼？

核心提示：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來，拍著腰上的口袋說：「錢在這裡，但不是口袋，是褲腰帶！」他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勒緊腰帶過苦日子，省出錢來搞原子彈、導彈。

1954年毛澤東和國防委員會委員合影

爭議：百廢待興，要不要上馬「兩彈」？

1955年1月15日，在毛澤東的住處中南海豐澤園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做出了研製原子彈的重大決策。1956年春，在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討論錢學森遞交的《建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之後，黨中央正式做出了研製導彈的重大決策。在黨中央決策研製原子彈、導彈之後，不同意見主要有兩條：

一是「兩彈」太費錢。1950年代中期，新的國家建設剛起步，千頭萬緒，各條戰線、方方面面都需要錢，而國家剛剛從戰爭的廢墟中緩過勁兒，本來就沒有多少錢，可是搞「兩彈」偏偏需要驚人的持續投入，因而國家拿不出這麼多錢來。

二是技術太複雜。當時的科研力量很薄弱，工業基礎也比較落後，而「兩彈」是現代高科技的綜合集成，也是現代工業製造水平的集中體現。在科研人員缺乏、科研水平落後、工業製造能力也很落後的情況下，如果上馬「兩彈」，最後的結果很有可能是花了大把的錢，最後什麼事都沒有辦成，竹籃打水一場空。

正因為有這種顧慮，加之高層對搞這樣的大科學工程缺乏經驗，所以，一開始的工作主要是務虛，實際工作進展比較緩慢，具體政策、科研生產機構等遲遲沒能建立起來。比如，研製原子彈的決策是1955年1月做出的，但專司原子彈研究和製造的二機部直到1956年才成立，而最重要的核武器研究院直到1957年夏天才成立。

有關上馬原子彈、導彈的一些不同意見，以及研製原子彈準備工作的遲滯，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在毛澤東看來，上馬「兩彈」，是關係到新未來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問題，在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面前，是一定要統一思想的。因此，毛澤東決心力挺「兩彈」。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他說：「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將來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你對原子彈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還是只有幾分想，沒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有了錢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還是按老章程辦事。這是戰略方針的問題，希望在座的元帥將軍們開會研究一下，希望軍委開會討論一下。」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既表明了他力挺「兩彈」的堅定決心，同時也道出了當時對待原子彈、導彈的幾種典型心態。

據記載，毛澤東還在一次會議上說：「有人問我造飛機、造大炮、搞原子彈、搞導彈的錢從哪裡來，我告訴他在這裡……」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來，拍著腰上的口袋說：「錢在這裡，但不是口袋，是褲腰帶！」他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勒緊腰帶過苦日子，省出錢來搞原子彈、導彈。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堅定支持下，原子彈、導彈的研製工作加快了步伐。原子彈方面，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1次會議通過決議，設立第三機械工業部（后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具體組織領導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原子彈研製工作步入正軌。導彈方面，1956年10月8日，也即是錢學森回國一周年的日子，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具體負責導彈的研製工作。經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批准，第五研究院按兵團一級、分院按軍一級行使職權，規格也是相當的高了。

危機：困難時期要雞蛋還是要導彈？

發端於1958年的大躍進和次年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是新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對新的發展有著嚴重的影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不僅國家財政極度緊張，而且各種物資奇缺，整個國家艱難度日。

面對嚴重困難的局面，1960年9月，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在國家財政極度緊張的情況下，有的建設項目要砍掉，有的建設項目要壓縮。在這一背景下，關於「兩彈」下馬的聲音再次出現。國防工業部門認為應該以研製常規武器為主，言外之意，費錢卻不見成效的「兩彈」研製應該放一放；而國防科研部門則認為，「兩彈」研製不能停下來，必須堅持攻關，也就是說，必須咬緊牙關，繼續往「兩彈」投錢，不能半途而廢。

1961年夏，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上，關於「兩彈」的爭論達到高潮。主張「下馬」的理由是：一方面，在中蘇關係破裂的情況下，蘇聯的經濟、技術援助沒有了，而導彈、原子彈技術高度複雜，僅僅依靠尚不發達的工業體系和落後的科技力量，難以造出高精尖的「兩彈」；另一方面，「兩彈」投資就像一個無底洞，花錢太多而且還不知道能不能產生預期的成果。在國家沒錢並進行大調整的情況下，「兩彈」投資太多，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第三，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如果發生戰爭，打仗還得靠常規武器，因此，不如把有限的經費用在常規武器上。「不能為了一頭牛，餓死一群羊」，「飯都吃不飽，還搞什麼兩彈」，「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這年頭還是多生產點雞蛋吧」等都典型地表達了那時一部分人對待「兩彈」研製的態度。

據聶榮臻元帥的秘書范濟生先生回憶：「當時的氣氛搞得很緊張，堅持『兩彈』下馬的人，和堅持繼續攻關的人，互不相讓，各說各的理，有時開著會，就吵起來，桌子拍得叭叭響。」

其實，在那樣困難的時期，主張下馬也不是全無道理。時任總參作戰部參謀、後來的二炮司令員李旭閣是親歷者，他說：「不要認為主張下馬的人沒有道理，那是不對的。當時飯都沒的吃，大躍進等極左思潮影響下，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各種困難和問題堆積如山，在這種情況下，搞經濟的領導人主張等經濟稍微恢復以後再上，不是沒有道理的。」

作為「兩彈」事業的直接領導者和組織者，聶榮臻對「兩彈」研製關懷備至，深知「兩彈」研製的戰略意義，更知道如果此時下馬「兩彈」，將會前功盡棄，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在得知關於「兩彈」的激烈爭論后，主張下馬的聲音高漲的情況下，聶榮臻立即趕到北戴河，力挺「兩彈」繼續上馬研製。

聶榮臻系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兩彈研製已有一定基礎，五院、二機部各擁有大學畢業以上的研究人員數千名和一批先進的研究裝備，鈾礦資源也能滿足需求，『兩彈』研製正在穩步取得進展，特別是有一批非常愛國的科學家，這是個決定性因素，『兩彈』研製還帶動了一系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這個時候絕不能放棄。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儀器儀錶和技術力量分散的情況下，常規武器也上不去。」聶榮臻強調，「常規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要研製，不能退縮下來。一退就會落後。一落後就是幾十年，將來我們的後代會罵我們的。」

不管怎麼爭論，最終拍板的還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兩彈」要想集全國之力，繼續攻關，必須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才能夠統一思想、統一步伐，才能最終取得成功。聶榮臻非常清楚這一點，於是他指示國防科委緊急起草了《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由他簽發，直接上報毛澤東和黨中央。報告寫道：「四年左右，造出初級的原子彈，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造出能裝在導彈上的比較高級的原子彈。」這等於是向中央立下了軍令狀。毛澤東很快圈閱了這個報告，支持「兩彈」繼續上馬。1962年，毛澤東還在二機部的報告上揮毫寫下：「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這是攻克「兩彈」難關的號角，更昭示著「兩彈」的成功。

歷史總是在蹣跚中曲折前進。現在回頭來看那段崢嶸歲月之波瀾，有爭論未必是壞事，它能夠讓不同意見充分表達，能夠讓人更加清晰地看到困難，能夠讓人更加深刻體會這項重大戰略工程的艱巨性和緊迫性，歸根到底，也才能夠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凝聚人心，創造歷史，鑄就輝煌。當前，我們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關鍵時期，為了實現國家目標，實施一批重大專項，通過核心技術突破和資源集成，在一定時限內完成重大戰略產品、關鍵共性技術和重大工程，是科技發展的重中之重。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法寶是歷史的饋贈，也是現實的指引。